且介亭雜文末編
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攝（１９３６）
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內景Ⅵ魯迅全集·第六捲
且介亭雜文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雜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産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種人”〔２〕施蟄存〔３〕和杜衡即蘇汶〔４〕，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５〕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衹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嚮。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面卻包藏着“死之說教者”〔６〕，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７〕，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衹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８〕。CC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他和章剋標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該刊第一捲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的“編者註”中攻擊魯迅的雜文“強辭奪理”，“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參看《準風月談·後記》。
〔２〕“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月刊第一捲第三期發表《關於〈文新〉與鬍秋原的文藝論辯》，文中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之外的“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文藝運動。魯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緻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這些所謂“第三種人”“自稱超黨派，其實是右派。”〔３〕施蟄存江蘇鬆江（今屬上海市）人，作傢。曾主編《現代》月刊、《文飯小品》等。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服爾泰》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蘇汶，原名戴剋崇，浙江杭縣（今余杭）人，“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曾編輯《現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捲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文壇的駡風》中說，“雜文的流行”，是文壇上“一團糟的混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短論也，雜文也，差不多成為駡人文章的‘雅稱’，於是，駡風四起，以至弄到今日這不可收拾的局勢。”〔５〕林希雋廣東潮安人，當時上海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在《現代》第五捲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雜文和雜文傢》中，說雜文的興盛，是因為“作傢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
〔６〕“死之說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捲第九篇的篇名，這裏藉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詩史意思是可以作為歷史看的詩，語見《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後也泛指能反映一個時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個地區是“越界築路”（帝國主義者越出租界範圍修築馬路）區域，即所謂“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攝（１９３６）
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內景Ⅵ魯迅全集·第六捲
且介亭雜文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雜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産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種人”〔２〕施蟄存〔３〕和杜衡即蘇汶〔４〕，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５〕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衹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嚮。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面卻包藏着“死之說教者”〔６〕，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７〕，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衹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８〕。CC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他和章剋標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該刊第一捲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的“編者註”中攻擊魯迅的雜文“強辭奪理”，“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參看《準風月談·後記》。
〔２〕“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月刊第一捲第三期發表《關於〈文新〉與鬍秋原的文藝論辯》，文中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之外的“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文藝運動。魯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緻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這些所謂“第三種人”“自稱超黨派，其實是右派。”〔３〕施蟄存江蘇鬆江（今屬上海市）人，作傢。曾主編《現代》月刊、《文飯小品》等。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服爾泰》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蘇汶，原名戴剋崇，浙江杭縣（今余杭）人，“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曾編輯《現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捲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文壇的駡風》中說，“雜文的流行”，是文壇上“一團糟的混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短論也，雜文也，差不多成為駡人文章的‘雅稱’，於是，駡風四起，以至弄到今日這不可收拾的局勢。”〔５〕林希雋廣東潮安人，當時上海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在《現代》第五捲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雜文和雜文傢》中，說雜文的興盛，是因為“作傢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
〔６〕“死之說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捲第九篇的篇名，這裏藉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詩史意思是可以作為歷史看的詩，語見《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後也泛指能反映一個時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個地區是“越界築路”（帝國主義者越出租界範圍修築馬路）區域，即所謂“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於‘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重讀了莎士比亞的《凱撒傳》〔２〕。這一讀是頗有關係的，結果使我們能夠拜讀他從讀舊書而來的新文章：《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衆》（見《文藝風景》〔３〕創刊號）。
這個劇本，杜衡先生是“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翻譯出來過”的，就可見讀得非常子細。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劇裏，莎氏描寫了兩個英雄——凱撒，和……勃魯都斯。……還進一步創造了兩位政治傢（煽動傢）——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但最後的勝利卻屬於安東尼，而“很明顯地，安東尼底勝利是憑藉了群衆底力量”，於是更明顯地，即使“甚至說，群衆是這個劇底無形的主腦，也不嫌太過”了。
然而這“無形的主腦”是怎樣的東西呢？杜衡先生在敘事和引文之後，加以結束——决不是結論，這是作者所不願意說的——道——
“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群衆表現為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衹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傢所控製着，所操縱着。……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群衆底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衆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麽錯誤吧。這看法，我知道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至於我，說實話，我以為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是至今還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詞。……”
杜衡先生是文學家，所以這文章做得極好，很謙虛。假如說，“媽的群衆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據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現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現在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莎士比亞老前輩“把群衆這樣看法的”，您以為怎麽樣呢？“巽語之言，能無說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氣氣的搔一搔頭皮，如果你沒有翻譯或細讀過莎劇《凱撒傳》的話——衹得說，這判斷，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於是我們都不負責任，單是講莎劇。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紹介的幾點來看，它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群衆是一個力量，但“這力量衹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據莎氏的表現，至少，他們就將“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況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判斷了。一本《凱撒傳》，就是作政論看，也是極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卻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自然，在杜衡先生，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應該愛惜這一位以《凱撒傳》給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斷了那一種“朋友們”，卻未免太不顧事實了。現在不但施蟄存先生已經看見了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見《現代》九月號）〔５〕，便是《資本論》裏，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嘗說他有罪麽？將來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來證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一樣，會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見識的。
況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心情和他兩樣的人們來讀的，因為會看見《文藝風景》這一本新書的，當然决不是懷着“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書，可也就不至於衹看一本《文藝風景》了，講莎劇的書又很多，涉獵一點，心情就不會這麽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傢”（煽動傢）所煽動。那些“朋友們”除註意作者的時代和環境而外，還會知道《凱撒傳》的材料是從布魯特奇的《英雄傳》〔８〕裏取來的，而且是莎士比亞從作喜劇轉入悲劇的第一部；作者這時是失意了。為什麽事呢，還不大明白。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簡單。
單是對於“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衆”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兩樣的就有的是。現在衹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國的顯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見解，而且是結論在這裏罷——
“在《攸裏烏斯·凱撒》中活動的人，以上之外，還有一個。那是復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說‘群衆’。
莎士比亞之被稱為寫實傢，並不是無意義的。無論在那一點，他决不阿諛群衆，做出凡俗的性格來。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１０〕的戰車之後，明天喊着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纔所惑，其次又贊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着剛纔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人往往憤慨着群衆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裏嗎？劈開底來看，群衆原是輕衊着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１１〕之輩的，他們那一面，也輕衊着群衆。今天凱撒握着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面罷。衹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他們的功績之類，是用不着想到的。他們那一面也很明白，施與些像個王者的寬容，藉此給自己收得報答。在擁擠着這些滿是虛榮心的人們的連串裏，間或夾雜着勃魯都斯那樣的廉直之士，是事實。然而誰有從山積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來的閑工夫呢？群衆，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群衆看來，不過是餘興。在其間，正義就占了勝利，而幕也垂下來了。”（《莎士比亞〔劇〕中的倫理的問題》）
這當然也未必是正確的見解，顯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不過便是這一點點，就很可以看見雖然同是從《凱撒傳》來看它所表現的群衆，結果卻已經和杜衡先生有這麽的差別。而且也很可以推見，正不會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亞發愁。彼此其實都很明白：“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就是在那時候的群衆，也“不過是餘興”而已。
九月三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學》月刊第三捲第五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魯迅日記》：“夜作《解杞憂》一篇”，即此文。
“以眼還眼”，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２〕莎士比亞（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戲劇傢、詩人。《凱撒傳》，即《攸裏烏斯·凱撒》。是一部以凱撒為主角的歷史劇。凱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羅馬將領、政治傢。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為終身獨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領袖勃魯都斯（約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魯都斯刺殺凱撒後，逃到羅馬的東方領土，召集軍隊，準備保衛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凱撒部將安東尼（約前８３—前３０）擊敗，自殺身死。卡西烏斯（？—前４２），羅馬地方長官，刺殺凱撒的同謀者，亦為安東尼所敗，自殺。
〔３〕《文藝風景》月刊，施蟄存編輯，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僅出二期。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４〕“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孔丘的話。語見《論語·子罕》。“巽語”原作“巽與”，據朱熹《集註》：“巽言者，婉而導之也。”“說”同“悅”。
〔５〕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施蟄存在《現代》第五捲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我與文言文》中說：“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劇中幾次出現被毒死的丹麥國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舊時學塾初級讀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誅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禮·夏官·大司馬》：“救無辜，伐有罪。”
〔８〕布魯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約４６—約１２０）通譯普魯塔剋，古希臘作傢。《英雄傳》，即《希臘羅馬名人傳》，是歐洲最早的傳記文學作品後來不少詩人和歷史劇作傢都從中選取題材。〔９〕顯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國文藝批評傢。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亞及其批評者勃蘭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羅馬將軍，公元前七○年任執政；後與凱撒爭權，公元前四十八年為凱撒所敗，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殺。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羅馬地方長官。凱撒被刺時，他同情並公開贊美刺殺者。
這個劇本，杜衡先生是“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翻譯出來過”的，就可見讀得非常子細。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劇裏，莎氏描寫了兩個英雄——凱撒，和……勃魯都斯。……還進一步創造了兩位政治傢（煽動傢）——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但最後的勝利卻屬於安東尼，而“很明顯地，安東尼底勝利是憑藉了群衆底力量”，於是更明顯地，即使“甚至說，群衆是這個劇底無形的主腦，也不嫌太過”了。
然而這“無形的主腦”是怎樣的東西呢？杜衡先生在敘事和引文之後，加以結束——决不是結論，這是作者所不願意說的——道——
“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群衆表現為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衹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傢所控製着，所操縱着。……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群衆底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衆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麽錯誤吧。這看法，我知道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至於我，說實話，我以為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是至今還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詞。……”
杜衡先生是文學家，所以這文章做得極好，很謙虛。假如說，“媽的群衆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據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現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現在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莎士比亞老前輩“把群衆這樣看法的”，您以為怎麽樣呢？“巽語之言，能無說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氣氣的搔一搔頭皮，如果你沒有翻譯或細讀過莎劇《凱撒傳》的話——衹得說，這判斷，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於是我們都不負責任，單是講莎劇。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紹介的幾點來看，它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群衆是一個力量，但“這力量衹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據莎氏的表現，至少，他們就將“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況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判斷了。一本《凱撒傳》，就是作政論看，也是極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卻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自然，在杜衡先生，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應該愛惜這一位以《凱撒傳》給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斷了那一種“朋友們”，卻未免太不顧事實了。現在不但施蟄存先生已經看見了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見《現代》九月號）〔５〕，便是《資本論》裏，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嘗說他有罪麽？將來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來證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一樣，會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見識的。
況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心情和他兩樣的人們來讀的，因為會看見《文藝風景》這一本新書的，當然决不是懷着“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書，可也就不至於衹看一本《文藝風景》了，講莎劇的書又很多，涉獵一點，心情就不會這麽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傢”（煽動傢）所煽動。那些“朋友們”除註意作者的時代和環境而外，還會知道《凱撒傳》的材料是從布魯特奇的《英雄傳》〔８〕裏取來的，而且是莎士比亞從作喜劇轉入悲劇的第一部；作者這時是失意了。為什麽事呢，還不大明白。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簡單。
單是對於“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衆”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兩樣的就有的是。現在衹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國的顯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見解，而且是結論在這裏罷——
“在《攸裏烏斯·凱撒》中活動的人，以上之外，還有一個。那是復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說‘群衆’。
莎士比亞之被稱為寫實傢，並不是無意義的。無論在那一點，他决不阿諛群衆，做出凡俗的性格來。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１０〕的戰車之後，明天喊着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纔所惑，其次又贊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着剛纔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人往往憤慨着群衆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裏嗎？劈開底來看，群衆原是輕衊着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１１〕之輩的，他們那一面，也輕衊着群衆。今天凱撒握着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面罷。衹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他們的功績之類，是用不着想到的。他們那一面也很明白，施與些像個王者的寬容，藉此給自己收得報答。在擁擠着這些滿是虛榮心的人們的連串裏，間或夾雜着勃魯都斯那樣的廉直之士，是事實。然而誰有從山積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來的閑工夫呢？群衆，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群衆看來，不過是餘興。在其間，正義就占了勝利，而幕也垂下來了。”（《莎士比亞〔劇〕中的倫理的問題》）
這當然也未必是正確的見解，顯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不過便是這一點點，就很可以看見雖然同是從《凱撒傳》來看它所表現的群衆，結果卻已經和杜衡先生有這麽的差別。而且也很可以推見，正不會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亞發愁。彼此其實都很明白：“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面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就是在那時候的群衆，也“不過是餘興”而已。
九月三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學》月刊第三捲第五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魯迅日記》：“夜作《解杞憂》一篇”，即此文。
“以眼還眼”，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２〕莎士比亞（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戲劇傢、詩人。《凱撒傳》，即《攸裏烏斯·凱撒》。是一部以凱撒為主角的歷史劇。凱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羅馬將領、政治傢。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為終身獨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領袖勃魯都斯（約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魯都斯刺殺凱撒後，逃到羅馬的東方領土，召集軍隊，準備保衛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凱撒部將安東尼（約前８３—前３０）擊敗，自殺身死。卡西烏斯（？—前４２），羅馬地方長官，刺殺凱撒的同謀者，亦為安東尼所敗，自殺。
〔３〕《文藝風景》月刊，施蟄存編輯，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僅出二期。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４〕“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孔丘的話。語見《論語·子罕》。“巽語”原作“巽與”，據朱熹《集註》：“巽言者，婉而導之也。”“說”同“悅”。
〔５〕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施蟄存在《現代》第五捲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我與文言文》中說：“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劇中幾次出現被毒死的丹麥國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舊時學塾初級讀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誅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禮·夏官·大司馬》：“救無辜，伐有罪。”
〔８〕布魯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約４６—約１２０）通譯普魯塔剋，古希臘作傢。《英雄傳》，即《希臘羅馬名人傳》，是歐洲最早的傳記文學作品後來不少詩人和歷史劇作傢都從中選取題材。〔９〕顯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國文藝批評傢。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亞及其批評者勃蘭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羅馬將軍，公元前七○年任執政；後與凱撒爭權，公元前四十八年為凱撒所敗，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殺。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羅馬地方長官。凱撒被刺時，他同情並公開贊美刺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