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1〕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2〕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3〕,小品文半月刊《太白》〔4〕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5〕,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6〕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8〕,官家的书报检查处〔9〕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11〕。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12〕。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1〕《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5页注〔1〕。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2〕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3〕《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4〕《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5〕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6〕“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7〕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8〕《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9〕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10〕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11〕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12〕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1〕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2〕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3〕,小品文半月刊《太白》〔4〕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5〕,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6〕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8〕,官家的书报检查处〔9〕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11〕。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12〕。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1〕《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5页注〔1〕。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2〕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3〕《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4〕《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5〕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6〕“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7〕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8〕《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9〕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10〕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11〕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12〕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公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七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