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鋃鐺入獄他都不相信眼前經歷的一切是真正的現實。逮捕他的時候，公安人員還面帶笑容，好像來逮捕這樣一個全市有名的大企業傢、著名的發明人、數項專利的擁有者，是一種很好玩的遊戲，臨上警車，警察拉開車門，還輕輕地扶了他胳膊一把，禮貌得像香港大酒店門口的“紅頭阿三”，所以他也嚮警察笑了笑，“還是同樣一個夢。”他想，每次做這樣的夢，做他又被逮捕又被勞改的夢，他都既害怕又惋惜。惋惜的是這樣的夢總沒有結果，做不到他“平反”就半途驚醒。一截一截拖着的夢，每段的尾巴都是懸念，使他輾轉反側再也不能入睡，“這次看來像真的似的，一定要把它做完。”於是他便順從着，絲毫不辯白不抗拒，跟着警察走，甚至走得比警察還快，仿佛他自己知道要到什麽地方去，而他也的確輕車熟路，果然一下子就走進了監獄。
監獄和十幾年前大不一樣了。久違了，監獄！高大挺拔的水泥墻朝氣蓬勃，電網如同五綫譜藴藏着一首首樂麯。一切都給人井井有條的感覺。穿着囚犯服裝的犯人在四處遊逛，一個個瞪眼看他，倒像是公園的遊客。很精緻的帶花邊的美術字，一行行描繪在四周的墻壁上，再不像過去那樣，隨便用白灰塗抹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改惡從善前途光明”幾句套話就算完事。而現在的口號卻如詩一般的句子：
你是誰？
這是什麽地方？
你到這裏幹什麽？
認真反省 踏實改造
你的親人正等待着你
花邊柔和，色彩豔麗，詞句感人，因而令他備感親切，和他剛從國外回到家乡的心情一樣。
是呀！“你是誰？”“你到這裏幹什麽？”
逮捕他的警察，接收他的管教人員無不面帶笑容，一個個將他小心翼翼地傳交下去，好像在傳交一件易碎的貴重物品。凡是他見到的面孔都對着他笑。把他領到牢房的“班長”（現在還應該這樣稱呼吧）客氣得也像大酒店的服務生，打開房門，先請他進去，不同的是卻把他反鎖在裏面。
這次做的夢的確像真的！當他手握着鐵柵欄嚮外張望時，鐵柵欄以它金屬固有的冰涼震撼了他。這股特殊的涼氣像蛇一般地從他的手掌直躥到心髒，在他心上咬了一口。
時間卻過得像夢中那樣快。夢裏的時間是濃縮了的，或說是夢裏根本沒有時間（他暗地裏慶幸剩下的八年也許還是很容易過去的）。轉瞬之間便叫他出來提審，而審他的卻是昨天剛和他在鴻喜樓飯莊同桌吃飯的公安局長（應該由法院審判員來審的吧，但他的熟人裏面沒有一個是審判員，於是衹好讓公安局長來擔當這個角色了）。
提審的地方還是十幾年前那間破房子，局長座位後面的那堵墻已經裂開大縫，白雲在藍色的縫隙中掠過，其快無比。一絲絲風從外面悄俏吹來，可以聞到一股厠所的氣味。地面凹凸不平，濕漉漉的，似乎還飄浮着霧氣。十幾年來他沒有踩過這樣的爛泥地了，十分可惜從新加坡買的這雙意大利皮鞋（它一嚮以為衹有在國外才能買到真正的名牌）。而公安局長卻很規矩地係着黑領帶，穿着整齊的製服，和銅佛一樣閃閃發光，毫不在意他自己和這環境的不搭配。
“老趙呀老趙，這是咋搞的？”公安局長帶着笑意問他。
哪有這樣審問的！他想他對審訊程序大概比公安局長還熟悉。這裏面有很多不對頭的地方，程序、人物、環境、背景等等，都亂七八糟，要不要將夢重新來做？審訊應該先從姓名年齡籍貫問起……
但夢並不由他支配，它從容不迫地按照夢所會有的情節發展下去。
公安局長面前是一張和小學生課桌一樣的舊辦公桌，書記員摟着一捲紙蹺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這情景和二十幾年前非常相似，那時隨便在什麽地方、隨便拉一副桌椅板凳來便能組成公堂審訊判刑；群衆革命專政的特色就在於它的非正規性和反常狀態，衹有在這種狀態中群衆才能體會到對別人專政的快感。公安局長伸手嚮書記員要他的材料。書記員把懷裏的那捲紙打開，原來看起來很厚的一捲紙卻衹有一張。書記員隔着桌子將紙扔給局長，那張紙便像蝴蝶飛過花叢似地扇着翅膀飄到局長面前。
局長嘴裏嘖嘖作響地上下瀏覽他的材料，即那張紙。那張紙是透明的，他從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寫的些什麽：姓名：趙鷲；曾用名：無；性別：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漢；籍貫：河北省國安縣；家庭成分：城市貧民 舊職員 小業主 上中農 地主 反動官僚；個人出身：學生；文化程度：大學……家庭成分這一欄填得如此復雜是政策和形勢不斷變化的結果。最早開始填表時他還在中學，自己填的是城市貧民，後來領導上認為他的家庭應該算舊職員，因為他父親曾在舊社會的縣政府當過管伙食的職務。到1956年全國實行工商業改造，社會從對每個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經濟狀況，又覺得他在這一欄裏填“小業主”更為合適。經查，他父親作為留用人員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後退出，去開過一傢賣針頭綫腦油????醬醋的雜貨店。但與此同時，農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來了，因他父親繼承過他祖父在鄉下的幾畝田地而自己不親自耕種，雖然土改時土地已經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綫還應劃為上中農。這樣，“小業主”和“上中農”就並列在一項欄目裏。所幸的是，在城市和農村，“上中農”和“小業主”二者的階級地位相等，沒有矛盾，並列的狀態一直維持到政治運動的深化，當群衆運動和社會認為他的家庭成分又應該升級時，領導就指點他必須這樣填：在農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動官僚”，他當然別無選擇地在領導給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個早已死去的父親的鬼魂，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會兒是市民，一會兒是農民，一會兒是老實巴交的小職員，一會兒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動官僚。並且，他雖然沒有得到兩份遺産，卻好像承擔和代表着兩個家庭，具有雙重身份。這樣兼容並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這一欄為止。表格上這一欄的方框融化了，他纔從裏面浮遊出來，遊到社會上和大傢混在一起。
“你是誰？”這個問題其實一開始就存在。而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他看到貼相片的位置上是個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沒有他的相片。這樣更搞不清楚“你是誰”了。但繼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嘗不是為了貼上他任何一個時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說，不論什麽時候，從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衹要貼上當時所需的相片，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長皺起眉頭，揚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臉上尋找答案。因為局長從這張紙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將他抓進監獄。
“老趙，你說實話，你得罪誰了？要不，啊，在那經濟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長往前湊了湊，曖昧地笑道，“跟我，說啥都沒有關係。咱倆，誰跟誰呀！到我這兒的話，你就放心吧！”
局長真是個好心人。這一點也不像審訊，更像在飯桌上聊天。他記起來了，局長不止一次地跟他喝過酒。局長除了愛喝兩盅外再沒有其它毛病。作為一個辦企業的，一個公司董事長兼經理兼廠長，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這位局長僅到喝酒為止，局長也從來沒有嚮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現在局長能夠如此真心地關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長，我跟你說實話，我沒有一點點任何問題，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誰，何況現在誰也沒有這麽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監獄裏來。”他覺得應該義不容辭地結局長指點迷津，“你再仔細看看，抓我的理由實實在在還是我欠了原來的八年。”
局長再次瞪大眼睛在紙上尋找，把那張紙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那張紙實際上是張白紙，鋪在舊的桌子上潔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長還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趙鷲、曾用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這裏！”局長邊用手指一行行地劃，邊翕動着厚嘴唇念念有詞，最後在紙上一拍：
“當初的罪名是‘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污衊無産階級司令部’，1968年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復查的結論是：‘該趙鷲雖然思想反動，對無産階級專政和偉大領袖毛主席心懷不滿，在群衆中散布過錯誤言論，但並沒有實際行動，沒有對社會造成危害，沒有構成犯罪事實，且認罪態度較好，坦白交代深刻，應予宣佈釋放，恢復工作’。”
局長念到這裏，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開大嘴笑道：“我看，問題就出在這裏了：‘應予宣佈釋放’，為什麽不是‘無罪釋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沒有構成犯罪事實’，啊，還是三個‘沒有’，下面就應該明確寫上無罪纔對。‘釋放’，假釋也是釋放！真是亂彈琴！而且，‘心懷不滿’是什麽意思？！他們怎麽知道你‘心懷’的東西？再說，‘恢復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該寫的不寫，不該寫的他倒寫的個明白！”
局長雖然言詞激烈，慷慨激昂，但絲毫不表示他憤怒，衹覺得好笑，就像在飯桌上聽了一個笑話一樣。而趙鷲，也就是他本人，這時反倒有點高興起來。他終於碰到一個懂點法律知識的人！可是他又沒有辦法對局長說得很清楚，讓局長和他一樣清楚。局長今年纔三十多歲，屬於“跨世紀幹部”之列，人精明能幹，有大專學歷，有實際工作經驗，原先當派出所所長時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們一聽他的名字就聞風喪膽，很快便一級級提升到正局級。然而1968年時局長正拖着鼻涕到處抓麻雀（也許就是在抓麻雀時練出了抓小偷的本領吧），1978年時局長還是部隊的一個小列兵，他怎能讓局長更進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國大舉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市復查小組一天要復查上百件案子，五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須五個人取得一致意見才能上報市委批復。鐵打銅鑄的人也會被磨得形銷骨立。有道是“蘿蔔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難免的。一篇結論上多幾個字少幾個字有什麽關係？把人釋放出來就是最好的結論，就是無罪的最有力的證明。被釋放的犯人哪個還有心思和復查小組去爭論結論的某處某處寫得不對？飛出籠的鳥兒沒有一隻會回過頭來再嚮人索取通行證的。飛得越快越好，飛得越遠越好……所以當時還産生出一個流行的詞兒，叫“一風吹”，意思是你過去的一切歷史問題統統都被風吹掉了，都沒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當時的小列兵還不知道有“一風吹”這麽個詞，也不知道十幾年前曾有個復查案件的五人小組負責平反“冤假錯案”，更不理解在當時得到這樣的結論已經算萬幸，而“心懷”的東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結論擬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應，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懷不滿”，反過來說，就是因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滿”都交代了出來，纔獲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評……一切好像都是語言學上的問題。語言學能使人勞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似乎是人類自發明了語言後就代代相傳的。當今的局長難道就沒有運用語言學把人關進什麽地方去過？但他用的雖然是同一種語言卻是不同的係統。就好像兩部同樣牌號的電梯卻各自有各自的操縱部件一樣，你按這部電梯的七樓鍵决不會讓那部電梯也升到七樓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長，他乘的這部電梯的樓層鍵看不到另一部電梯也隨着動彈，卻埋怨另一部電梯出了毛病。
他無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陣懶得和局長解釋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勞了，人們都勸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關部主任已經和一處消夏勝地聯繫妥了，那裏既可以療養又可以休閑，打打高爾夫球，遊遊泳……可是他沒去，卻進了監獄。他開始出冷汗，感到一陣虛弱的暈眩。而這時他突然想起來，在高科技時代已經完全有辦法不用說話就和別人溝通，於是他張開嘴，手伸進喉嚨裏，從喉部深處掏出一張ANSI×3B8標準的電腦軟盤，隨手遞給局長。軟盤衹有3.5英寸，局長用兩個手指頭拈着，張開大口如吃蘇打餅幹一般一下子放進嘴裏。
“嗯，原來是這麽回事！”局長把軟盤嚼得咯巴咯巴作響，又用唾液將它溶化，總算品出了味道，說道，“好了，老趙，你別着急，這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這好解决，我馬上就嚮市領導反映。”接着又笑嘻嘻地說，“你就當在這兒休息兩天吧！別忘x86xAA，你出去的時候要請我喝酒啊……”
他意識到第一次提審到此結束。他和局長同時站起來。局長轉過身去嚮後一揮手，身後那堵裂開縫的破墻當即像帷幕般地拉開。局長說：“我已經告訴了監獄長，對你特別優待，給你住個單間，需要什麽東西你儘管跟管教幹部說，你把他們當成服務員就行了。”
他心裏明白監獄不由公安局管而由勞改局管，但他不認識勞改局長，他記起來一次和很多市上的領導同桌吃飯的場合，大傢都喝得醺醺然的時候，他曾跟這個公安局長開過一句玩笑，說如果將來他又被抓進監獄，請局長多多關照，想不到那個玩笑今天弄假成真，於是他的事註定要由這個局長一管到底了。
隨着局長的手指，他自覺地鑽進帷幕。而帷幕外藍色的天空立即暗淡下來，廣阔的空間很快便縮成了一間狹小的陰沉沉的牢房。
監獄和十幾年前大不一樣了。久違了，監獄！高大挺拔的水泥墻朝氣蓬勃，電網如同五綫譜藴藏着一首首樂麯。一切都給人井井有條的感覺。穿着囚犯服裝的犯人在四處遊逛，一個個瞪眼看他，倒像是公園的遊客。很精緻的帶花邊的美術字，一行行描繪在四周的墻壁上，再不像過去那樣，隨便用白灰塗抹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改惡從善前途光明”幾句套話就算完事。而現在的口號卻如詩一般的句子：
你是誰？
這是什麽地方？
你到這裏幹什麽？
認真反省 踏實改造
你的親人正等待着你
花邊柔和，色彩豔麗，詞句感人，因而令他備感親切，和他剛從國外回到家乡的心情一樣。
是呀！“你是誰？”“你到這裏幹什麽？”
逮捕他的警察，接收他的管教人員無不面帶笑容，一個個將他小心翼翼地傳交下去，好像在傳交一件易碎的貴重物品。凡是他見到的面孔都對着他笑。把他領到牢房的“班長”（現在還應該這樣稱呼吧）客氣得也像大酒店的服務生，打開房門，先請他進去，不同的是卻把他反鎖在裏面。
這次做的夢的確像真的！當他手握着鐵柵欄嚮外張望時，鐵柵欄以它金屬固有的冰涼震撼了他。這股特殊的涼氣像蛇一般地從他的手掌直躥到心髒，在他心上咬了一口。
時間卻過得像夢中那樣快。夢裏的時間是濃縮了的，或說是夢裏根本沒有時間（他暗地裏慶幸剩下的八年也許還是很容易過去的）。轉瞬之間便叫他出來提審，而審他的卻是昨天剛和他在鴻喜樓飯莊同桌吃飯的公安局長（應該由法院審判員來審的吧，但他的熟人裏面沒有一個是審判員，於是衹好讓公安局長來擔當這個角色了）。
提審的地方還是十幾年前那間破房子，局長座位後面的那堵墻已經裂開大縫，白雲在藍色的縫隙中掠過，其快無比。一絲絲風從外面悄俏吹來，可以聞到一股厠所的氣味。地面凹凸不平，濕漉漉的，似乎還飄浮着霧氣。十幾年來他沒有踩過這樣的爛泥地了，十分可惜從新加坡買的這雙意大利皮鞋（它一嚮以為衹有在國外才能買到真正的名牌）。而公安局長卻很規矩地係着黑領帶，穿着整齊的製服，和銅佛一樣閃閃發光，毫不在意他自己和這環境的不搭配。
“老趙呀老趙，這是咋搞的？”公安局長帶着笑意問他。
哪有這樣審問的！他想他對審訊程序大概比公安局長還熟悉。這裏面有很多不對頭的地方，程序、人物、環境、背景等等，都亂七八糟，要不要將夢重新來做？審訊應該先從姓名年齡籍貫問起……
但夢並不由他支配，它從容不迫地按照夢所會有的情節發展下去。
公安局長面前是一張和小學生課桌一樣的舊辦公桌，書記員摟着一捲紙蹺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這情景和二十幾年前非常相似，那時隨便在什麽地方、隨便拉一副桌椅板凳來便能組成公堂審訊判刑；群衆革命專政的特色就在於它的非正規性和反常狀態，衹有在這種狀態中群衆才能體會到對別人專政的快感。公安局長伸手嚮書記員要他的材料。書記員把懷裏的那捲紙打開，原來看起來很厚的一捲紙卻衹有一張。書記員隔着桌子將紙扔給局長，那張紙便像蝴蝶飛過花叢似地扇着翅膀飄到局長面前。
局長嘴裏嘖嘖作響地上下瀏覽他的材料，即那張紙。那張紙是透明的，他從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寫的些什麽：姓名：趙鷲；曾用名：無；性別：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漢；籍貫：河北省國安縣；家庭成分：城市貧民 舊職員 小業主 上中農 地主 反動官僚；個人出身：學生；文化程度：大學……家庭成分這一欄填得如此復雜是政策和形勢不斷變化的結果。最早開始填表時他還在中學，自己填的是城市貧民，後來領導上認為他的家庭應該算舊職員，因為他父親曾在舊社會的縣政府當過管伙食的職務。到1956年全國實行工商業改造，社會從對每個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經濟狀況，又覺得他在這一欄裏填“小業主”更為合適。經查，他父親作為留用人員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後退出，去開過一傢賣針頭綫腦油????醬醋的雜貨店。但與此同時，農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來了，因他父親繼承過他祖父在鄉下的幾畝田地而自己不親自耕種，雖然土改時土地已經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綫還應劃為上中農。這樣，“小業主”和“上中農”就並列在一項欄目裏。所幸的是，在城市和農村，“上中農”和“小業主”二者的階級地位相等，沒有矛盾，並列的狀態一直維持到政治運動的深化，當群衆運動和社會認為他的家庭成分又應該升級時，領導就指點他必須這樣填：在農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動官僚”，他當然別無選擇地在領導給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個早已死去的父親的鬼魂，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會兒是市民，一會兒是農民，一會兒是老實巴交的小職員，一會兒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動官僚。並且，他雖然沒有得到兩份遺産，卻好像承擔和代表着兩個家庭，具有雙重身份。這樣兼容並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這一欄為止。表格上這一欄的方框融化了，他纔從裏面浮遊出來，遊到社會上和大傢混在一起。
“你是誰？”這個問題其實一開始就存在。而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他看到貼相片的位置上是個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沒有他的相片。這樣更搞不清楚“你是誰”了。但繼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嘗不是為了貼上他任何一個時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說，不論什麽時候，從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衹要貼上當時所需的相片，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長皺起眉頭，揚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臉上尋找答案。因為局長從這張紙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將他抓進監獄。
“老趙，你說實話，你得罪誰了？要不，啊，在那經濟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長往前湊了湊，曖昧地笑道，“跟我，說啥都沒有關係。咱倆，誰跟誰呀！到我這兒的話，你就放心吧！”
局長真是個好心人。這一點也不像審訊，更像在飯桌上聊天。他記起來了，局長不止一次地跟他喝過酒。局長除了愛喝兩盅外再沒有其它毛病。作為一個辦企業的，一個公司董事長兼經理兼廠長，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這位局長僅到喝酒為止，局長也從來沒有嚮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現在局長能夠如此真心地關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長，我跟你說實話，我沒有一點點任何問題，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誰，何況現在誰也沒有這麽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監獄裏來。”他覺得應該義不容辭地結局長指點迷津，“你再仔細看看，抓我的理由實實在在還是我欠了原來的八年。”
局長再次瞪大眼睛在紙上尋找，把那張紙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那張紙實際上是張白紙，鋪在舊的桌子上潔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長還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趙鷲、曾用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這裏！”局長邊用手指一行行地劃，邊翕動着厚嘴唇念念有詞，最後在紙上一拍：
“當初的罪名是‘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污衊無産階級司令部’，1968年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復查的結論是：‘該趙鷲雖然思想反動，對無産階級專政和偉大領袖毛主席心懷不滿，在群衆中散布過錯誤言論，但並沒有實際行動，沒有對社會造成危害，沒有構成犯罪事實，且認罪態度較好，坦白交代深刻，應予宣佈釋放，恢復工作’。”
局長念到這裏，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開大嘴笑道：“我看，問題就出在這裏了：‘應予宣佈釋放’，為什麽不是‘無罪釋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沒有構成犯罪事實’，啊，還是三個‘沒有’，下面就應該明確寫上無罪纔對。‘釋放’，假釋也是釋放！真是亂彈琴！而且，‘心懷不滿’是什麽意思？！他們怎麽知道你‘心懷’的東西？再說，‘恢復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該寫的不寫，不該寫的他倒寫的個明白！”
局長雖然言詞激烈，慷慨激昂，但絲毫不表示他憤怒，衹覺得好笑，就像在飯桌上聽了一個笑話一樣。而趙鷲，也就是他本人，這時反倒有點高興起來。他終於碰到一個懂點法律知識的人！可是他又沒有辦法對局長說得很清楚，讓局長和他一樣清楚。局長今年纔三十多歲，屬於“跨世紀幹部”之列，人精明能幹，有大專學歷，有實際工作經驗，原先當派出所所長時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們一聽他的名字就聞風喪膽，很快便一級級提升到正局級。然而1968年時局長正拖着鼻涕到處抓麻雀（也許就是在抓麻雀時練出了抓小偷的本領吧），1978年時局長還是部隊的一個小列兵，他怎能讓局長更進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國大舉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市復查小組一天要復查上百件案子，五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須五個人取得一致意見才能上報市委批復。鐵打銅鑄的人也會被磨得形銷骨立。有道是“蘿蔔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難免的。一篇結論上多幾個字少幾個字有什麽關係？把人釋放出來就是最好的結論，就是無罪的最有力的證明。被釋放的犯人哪個還有心思和復查小組去爭論結論的某處某處寫得不對？飛出籠的鳥兒沒有一隻會回過頭來再嚮人索取通行證的。飛得越快越好，飛得越遠越好……所以當時還産生出一個流行的詞兒，叫“一風吹”，意思是你過去的一切歷史問題統統都被風吹掉了，都沒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當時的小列兵還不知道有“一風吹”這麽個詞，也不知道十幾年前曾有個復查案件的五人小組負責平反“冤假錯案”，更不理解在當時得到這樣的結論已經算萬幸，而“心懷”的東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結論擬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應，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懷不滿”，反過來說，就是因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滿”都交代了出來，纔獲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評……一切好像都是語言學上的問題。語言學能使人勞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似乎是人類自發明了語言後就代代相傳的。當今的局長難道就沒有運用語言學把人關進什麽地方去過？但他用的雖然是同一種語言卻是不同的係統。就好像兩部同樣牌號的電梯卻各自有各自的操縱部件一樣，你按這部電梯的七樓鍵决不會讓那部電梯也升到七樓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長，他乘的這部電梯的樓層鍵看不到另一部電梯也隨着動彈，卻埋怨另一部電梯出了毛病。
他無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陣懶得和局長解釋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勞了，人們都勸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關部主任已經和一處消夏勝地聯繫妥了，那裏既可以療養又可以休閑，打打高爾夫球，遊遊泳……可是他沒去，卻進了監獄。他開始出冷汗，感到一陣虛弱的暈眩。而這時他突然想起來，在高科技時代已經完全有辦法不用說話就和別人溝通，於是他張開嘴，手伸進喉嚨裏，從喉部深處掏出一張ANSI×3B8標準的電腦軟盤，隨手遞給局長。軟盤衹有3.5英寸，局長用兩個手指頭拈着，張開大口如吃蘇打餅幹一般一下子放進嘴裏。
“嗯，原來是這麽回事！”局長把軟盤嚼得咯巴咯巴作響，又用唾液將它溶化，總算品出了味道，說道，“好了，老趙，你別着急，這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這好解决，我馬上就嚮市領導反映。”接着又笑嘻嘻地說，“你就當在這兒休息兩天吧！別忘x86xAA，你出去的時候要請我喝酒啊……”
他意識到第一次提審到此結束。他和局長同時站起來。局長轉過身去嚮後一揮手，身後那堵裂開縫的破墻當即像帷幕般地拉開。局長說：“我已經告訴了監獄長，對你特別優待，給你住個單間，需要什麽東西你儘管跟管教幹部說，你把他們當成服務員就行了。”
他心裏明白監獄不由公安局管而由勞改局管，但他不認識勞改局長，他記起來一次和很多市上的領導同桌吃飯的場合，大傢都喝得醺醺然的時候，他曾跟這個公安局長開過一句玩笑，說如果將來他又被抓進監獄，請局長多多關照，想不到那個玩笑今天弄假成真，於是他的事註定要由這個局長一管到底了。
隨着局長的手指，他自覺地鑽進帷幕。而帷幕外藍色的天空立即暗淡下來，廣阔的空間很快便縮成了一間狹小的陰沉沉的牢房。
這並不是一間單人牢房，黑黝黝的墻根下早蜷縮着三個犯人，每人胸前用白布縫的編號如同現在出席會議的塑料胸牌，於是看起來他們好像在沉默地討論着一個難以决定的問題，他暗自抱怨局長說話不算數，更發愁晚上怎麽睡覺。這麽多年來，他習慣了一個人睡一間房，即使出差開會他也要賓館給他一個人開個單間，別說跟這麽多陌生人，再有一個人在他旁邊稍有響動他也不能入睡。牢房不足六平方米，沒有床，衹有一副缺少繩索的絞刑架孤零零地立在中間，原來那上面的橫梁就是床鋪，要在絞刑架的橫梁上睡覺是需一點功夫的。可是現在已經身不由己了，既來之則安之吧，他衹好找一個空地方一屁股坐下，同時聽見屁股下面索索作響。他馬上意識到坐在了一堆稻草上，並且聞到一股清香的幹草味。這股熟悉的幹草氣味給他帶來一點陽光，他看到牢房裏明亮起來，而且很快感到了當年仰面朝天地躺在田野上的那種舒暢。他順勢躺下時，空間也隨着他的身軀展開，在這麽一個狹小的牢房裏居然沒有壓着什麽東西。他就像躺在白雲上一般飄飄然了。
可是那三個犯人的面孔卻像烏雲般地嚮他眼前湊了過來。他的眼簾上映出當年和他一同勞改的難友。啊，牢房裏這幾個犯人都不陌生，大傢都是熟人，奇怪的是，已經過去了這麽多年，他出了獄，都搞了幾項發明，取得了很高的社會地位，從身無分文的窮光蛋變成了大企業傢，這幾位難友怎麽還被關在監獄裏？
三張呆板的面孔一言不發，六顆死魚般的眼珠不眨眼地盯着他。盯得他很不自在，好像他一個人出了監獄是背叛了他們，陡然，他想起來這三個人早已死了，在他出獄之前，他們還沒有等到平反“冤假錯案”就已經死在監獄裏了。然而他一點也不覺得可怕，反而鬆了口氣，不僅消除了負疚感，還有一種老友重逢的欣慰，仿佛跟他們在一起心裏纔感到踏實，他原本就應該屬於監獄，監獄就是他的傢。
死者不用語言發問，每張陰沉的臉都像團團青煙似地飄浮裊繞，最後漸漸凝成一個個問號。他知道他們想問的事情太多，一大堆問題是不能用語言一一表達的，衹好用一個簡潔的符號來概括了。那麽最好的回答就是讓他們身臨其境，耳聞目睹一番，於是這次他用了更形象直觀的現代科技手段，他將眼鏡摘下來交給他們。眼鏡的鏡片剎那間就變成了兩張鐳射影碟。這副眼鏡他已經戴了十幾年，所以鐳射影碟上面就記錄了十幾年來他的所見所聞。
死鬼將眼鏡架在鼻梁上，擡起頭就着光綫看了一遍，他們不是看鏡片外的風景而是看鏡片本身，看過鏡片的鬼臉都一個個慢慢地拉長，並流出了黑色的眼淚蜿蜒到下頦上。這樣，一個個問號又都變成了驚嘆號。
其中一個犯人甚至哭出聲來，並擡起一雙白胖的肥手掩着烏雲般的面孔（那雙手他好似在什麽博物館見過，是泡在一個福爾馬林瓶子裏的）。這個犯人嗚咽地哭道：
“這一切讓我太失望了！真糟蹋了我革命的理想！”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為“叛徒”的犯人原本是一個局級幹部，1937年的老黨員（他耳邊同時響起這位局級老幹部在勞改時給他的忠告：“監獄是發揚革命傳統最好的地方。”），他曾提醒這位難友：“現在你呆的不是國民黨的監獄而是共産黨的監獄，這怎麽說？”“叛徒”昂然回答：“哪個監獄都一樣考驗人！我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日本鬼子的監獄，今天坐自己的監獄就等於自己把自己關起來，這則是更大的考驗。”勞改時“叛徒”不停地寫交代寫檢查，把很多戰友都說成是“叛徒”，同時不斷虔誠地悔悟，將牢房當成修行的禪房。他也是在1978年平反的，人雖然死在監獄裏，但最終還是恢復了名譽。這時，“叛徒”的面孔烏雲翻滾，表現了極大的憤慨。
“不錯，現在你們的世界物質財富的確很多，可是哪裏還有一點點平等？哪裏還有社會主義？！你們不知道，在一個沒有富人的社會裏就不會有窮人。現在你們製造了這麽多富人出來，所以就會有這麽多窮人！消滅貧睏最簡單最徹底最革命的辦法，就是消滅富裕！這是我勞改的十年中得出的最大心得，我真心實意地做了自我檢討，最終纔認識到偉大領袖方針路綫政策的光榮正確偉大，纔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革命就是消滅富裕，把舊世界掃得精光！消滅了富裕就消滅了貧窮，這就是革命的辯證法。新世界就是一個沒有貧富差別的世界，大傢都一樣窮就等於大傢都一樣富！軍事共産主義社會纔是最容易管理最穩定的社會；沒有富裕也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江山才能萬萬年，現在你們搞了這麽多污七八糟的物質建設，你們讓人們富起來，還喊什麽‘共同富裕’的口號，狗屁！‘共同富裕’實際上就是共同貧窮！而讓人窮容易讓人富卻難。你們不知道人一有了錢就會有資産階級思想，就拼命想更富更富，從此天下就多事了，而資産階級思想其實就是思想空虛，就是沒有思想！人沒有思想就和野獸沒有區別。我在你的眼鏡裏沒有看到別的什麽，衹看見一群野獸！你等着吧，玩火者必自焚！你們將自食其果的！……”
他汗毛凜凜地靜聽“叛徒”的指責，全身發冷。“叛徒”大義儼然，怎麽會是“叛徒”？所以他完全應該平反。但“叛徒”卻反對建設一個將他平反的社會，情願在把他當成敵人的社會裏坐牢。
另一個老難友是大學的哲學講師，仔細地看了鐳射影碟後，臉上泛起一層沼澤地上常見的那種白色霧氣，於是他的黑臉也就更像一團沼澤地裏的爛泥了。哲學講師嘲駡他道：
“怪不得你會發財！原來你把你的那點小發明算作是你自己的，還有什麽知識産權！你忘了你的知識是哪裏來的，還不是人民給的！是人民供你上大學的，沒有人民你個人便一事無成！即使有什麽知識産權也應該是人民所有的産權，國傢所有的産權！你發明的那什麽‘清潔保護劑’難道不是勞動人民千百年來智慧的結晶？你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過河拆橋，你忘恩負義，盜竊勞動人民的榮譽和財産！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你纔是最沒有知識的人，還配擁有什麽知識産權！像我，過去在大學裏編了多少本哲學講義，都沒敢署自己的名字，一律用的是教研室集體署名。因為我認識到編一本講義不但有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知識，還有教研室同志們集體的勞動，還有打字員，還有印刷工人同志的勞動，甚至還有造紙工人同志的勞動，照你這樣成天伸手嚮社會要知識産權，馬剋思的知識産權呢？恩格斯的知識産權呢？列寧斯大林的知識産權呢？他們哪一個不是無私地將自己的哲學思想無償地貢獻給了無産階級！你真恬不知恥！社會主義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創造都應屬於社會，個人永遠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像你一樣也有知識産權，我現在也成了萬元戶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為國傢寫了二十多本書，因為都算作是大學的教材，我自己一個錢都沒拿。嗚嗚……”
哲學講師曾經在大學裏被大字報批判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因而對大字報語言摧枯拉朽的強勁和蠻橫有切身體會，從此他就學會了使用大字報語言來對付別人。如今講師隨口宣讀了自己的一張大字報，連批帶駡地數說了他一通後，也嗚嗚地哭出聲來。
我們的主人公趙鷲想提醒他，他正是因為說了“中國根本就沒有哲學”以及其它什麽話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來勞改的，那麽他寫了那麽多書能算是研究成果嗎？哲學講師進了監獄裏還說“在中國學哲學教哲學最容易，能背辭典就可以。現代中國哲學就是把過去哲學家的話來加減乘除一番，現在中國搞哲學的人其實都是語言的數學家。”因而他馬上理解了哲學講師的悲哀是哀痛他沒有能活到現在。要是他活到現在，鑽在圖書館裏搞哲學上的加減乘除也能擁有知識産權有多好哇！死人沒有享受到的東西便不許後人享受，這就是死人永遠要束縛活人的原因！
“別聽他們的！別聽他們的！我最喜歡的就是資産階級的香風臭氣！”最後一個死鬼仍抱着鐳射影碟看得津津有味。這在牢房裏是最年輕的一個犯人，初中剛畢業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加入了紅衛兵，在城市造了一陣反。上山下鄉，從此偷雞摸狗，到處亂竄，變成無業遊民，1970年以“盲流”罪判了個很輕的徒刑進了監獄。來監獄裏常自稱是“最接近無産階級”的人，洋洋得意地說：“我就是毛主席說的‘流氓無産階級’！流氓無産階級比資産階級好。毛主席不是說嗎，如果引導得法，我是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的。現在我就等着管教幹部‘得法’地來引導我了。”“流氓無産階級”在監獄死於食物中毒。大概正是死後那種慘狀纔令他終生難忘。
“喂，你這是什麽地方？‘的士高’，還有卡拉OK，這最對我的胃口！”“流氓無産階級”一邊說還一邊扭動着身軀，如風吹拂青煙。“好些漂亮的小妞兒坐在玻璃窗裏，啊，這是哪裏？是啥人？原來是在外國！原來是些妓女！我看見你又想進來又不敢進。真是一個傻瓜！有狗心沒狗膽。人生難得幾回醉，你不知道‘人生難得幾回搏’其實就是人生難得幾回醉；‘搏’就是‘醉’，‘醉’就是‘搏’！你完了你完了，有這樣的機會玩兒都不敢玩，死了都後悔！啊！原來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死了！我死得真冤啦，我死得真冤啦！……”
說着說着，年輕的“流氓無産階級”往後一倒，青煙簌地消散。隨着，那兩股青煙也颼颼地像風一般溜走，同時牢房立即暗淡下來，黑暗裏還響起“吱吱”的鬼的嘲笑聲。後兩個鬼當然也獲得平反。復查小組翻破了講師的檔案，除了“中國根本沒有哲學”這一句話，再也找不到講師個人的思想，他衹不過是引用偉大領袖的語錄引用錯了而被他的對立面抓着小辮子，扣了一頂“惡攻”的帽子；至於“盲流”，也不能成為罪名，頂多遣送回原籍了事，如果把“流氓無産階級”遣送回原籍，還正好讓他返回城市。
在七十年代未，都“一風吹”了！
三個鬼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蔑視我們的主人公趙鷲，使他不禁黯然神傷。他想不到落到鬼都不願和他為伍的地步。可是這時他又覺得他心裏也有一個鬼，他自己的鬼，這個鬼不像煙，行動起來沒有風，無聲無息，從胸膛裏快速嚮他喉嚨上蠕動。
“所有這些都是你自己的潛意識！”屬於他個人的鬼悄悄地告訴他，“那就藏在你意識深處，那就藏在你意識深處！……”
眼鏡還架在他的鼻梁上，鬼在他的心裏打架。
他覺得身上大汗淋漓，想翻個身卻翻不過來。他張開嘴大喊一聲，卻沒有聽見自己的喊聲。這時他極力想清醒起來卻無法蘇醒。
幸好公安局長嚮市領導匯報以後，市委書記兼市長很快便親自處理他的案件。一瞬間他就到了這個城市最好的一傢四星級賓館。
眼前燈火輝煌。四周的空氣發出黃金般的顔色，沒有一樣東西不閃閃發光，而且像玻璃一般透明，穿過桌面可以看見桌下華貴的純毛地毯。不知從哪裏傳來鋼琴彈奏的輕音樂。所有的窗簾遮掩着，於是琴聲衹得若有若無地在室內回蕩。
全部市領導都來了，圍坐在會議桌旁。他發覺自己是關在一個鳥籠裏被人提了來的。鳥籠玲瓏精巧，不知是什麽材料做的圍欄，摸上去很光滑，而且像橡皮筋似的具有伸縮性，絲毫不妨礙他舉手擡足。再一看，全部市領導，包括和他很熟悉的市長，儘管西服革履，儀表堂堂，也都和他一樣各自坐在各自的鳥籠裏。每人都在一個一模一樣的鳥籠中待着，鳥籠隨身行動。市長前面放着一厚疊文件，但他知道那不是關於他的材料。市長要處理的事情非常多，全市一百多萬人口，僅人們平常的衣食住行就夠一個市長忙的，今天市長還專門為他一個人開會，研究他的問題，他心裏真是非常慚愧。
市長見人都來齊了，便清了清喉嚨，宣佈會議開始，接着把臉轉嚮他，對他竪起一根手指頭，嚴肅地說：
“你有權保持沉默。你今天在這裏說的一切以後都要作為呈堂證據。你可以請律師，也可以讓我們代為聘請律師。”
他蹲在籠子裏一愣，心想，好像衹有在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傢纔嚮嫌疑犯宣讀他們的權利，電影電視劇裏見的很多，想不到市長也學會了。（市長的確私下裏跟他說過很想在本市建立這種法律制度，可是在這種制度還在市長腦海裏的今天，也許是市長暗示他不要說話吧。）既然他有權保持沉默，看來還是不說話為妙，於是他就决定好好地提前享受這種待遇，保持沉默了。這正合他心灰意冷的心情。
公安局長吞食了有關他案件的電腦軟盤，對他的事已了如指掌，於是代替他嚮到會的領導匯報：當初五人小組是怎樣議的、內查外調了多少人次、怎樣擬的復查結論、結論中的疏漏、為什麽會有疏漏等等，講得有條不紊，好幾個市級領導都暗自奇怪公安局長怎麽對趙鷲多年前的事瞭解得如此之全。“為十幾年前的事又把人抓進監獄，哪有這個道理？！肯定是局長狗日的搗的鬼！”同情趙鷲的領導都這樣想。我們的主人公趙鷲從他們臉上就看出他們的心思。從大學裏留職停薪出來辦企業以後，他就深知市政府有這樣的風氣：對公事毫不關心糊裏糊塗是正常的，相反，倘若對某件公事一清二楚一抓到底，別人倒會懷疑你跟這事有什麽個人利害關係。
但市長兼市委書記畢竟是市長兼市委書記，聽了後並不像一般領導那樣胡亂猜疑，衹是長久沉吟不語。“透過現象看本質”，“每一個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和其它事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兩句名言一直是他工作的座右銘。現在他還一時搞不清趙鷲再次被捕的本質在哪裏，和社會上其它事情有什麽聯繫。與會者見市裏的最高領導不表態，也不好發言，紛紛交頭接耳，心裏納悶。
我們的主人公趙鷲知道全市幹部沒有一個不想早點把他弄出監獄的，市長的心情尤其急迫。前年市長曾率領了一個龐大的招商引資代表團到東南亞四個國傢轉了一趟，衹有趙鷲的“清潔保持劑”一個項目取得成功。在愛好清潔的城市國傢新加坡，商界巨子陳先生的亞華財團當場就簽訂了投資五千萬美元，在本市建廠生産這種清潔劑的合同。市上以土地廠房建築為一份股權，趙鷲以他的發明占一份股權，全部外資也不過衹是一份，三方合作組建成中外合作股份公司。因為中方占了三分之二股，在外商的要求下，市上不另派幹部，就由發明人趙鷲當法人代表、董事長兼總經理。五千萬美元的外資對一個內地城市來說是個很大的數目。趙鷲的發明、本市招商引資的成果、建廠的速度，都在報紙電臺電視臺連續報道過，趙鷲本人還被列為“東方之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目前外資絶大部分到位，占地一百多畝的宏偉高大的廠房已經落成，機器設備也基本安裝完畢，就等試車生産了。而這時董事長兼總經理卻不明不白地進了監獄，這不僅會耽誤生産，更不好嚮外商交代。外商陳先生祖上是華人，拿到這項發明時簡直熱淚盈眶，到處宣傳說這種清潔劑是繼古老的中華民族四大發明後的第五大發明。用大價錢專門去請法國著名設計師設計的商標――簡潔有力的筆鋒勾勒出一隻生氣勃勃的鷲頭，即老鷹腦袋。産品還沒有出來，廣告費就花了六百萬美元。廣告詞由美國眼下最走紅的搖滾樂作麯傢譜麯，如今，連北極圈內的愛斯基摩人也會哼這首歌：
xFAx90！xFAx90！
永遠潔淨清新；
永遠潔淨清新。
我們好高興，世界有救星。
可是那三個犯人的面孔卻像烏雲般地嚮他眼前湊了過來。他的眼簾上映出當年和他一同勞改的難友。啊，牢房裏這幾個犯人都不陌生，大傢都是熟人，奇怪的是，已經過去了這麽多年，他出了獄，都搞了幾項發明，取得了很高的社會地位，從身無分文的窮光蛋變成了大企業傢，這幾位難友怎麽還被關在監獄裏？
三張呆板的面孔一言不發，六顆死魚般的眼珠不眨眼地盯着他。盯得他很不自在，好像他一個人出了監獄是背叛了他們，陡然，他想起來這三個人早已死了，在他出獄之前，他們還沒有等到平反“冤假錯案”就已經死在監獄裏了。然而他一點也不覺得可怕，反而鬆了口氣，不僅消除了負疚感，還有一種老友重逢的欣慰，仿佛跟他們在一起心裏纔感到踏實，他原本就應該屬於監獄，監獄就是他的傢。
死者不用語言發問，每張陰沉的臉都像團團青煙似地飄浮裊繞，最後漸漸凝成一個個問號。他知道他們想問的事情太多，一大堆問題是不能用語言一一表達的，衹好用一個簡潔的符號來概括了。那麽最好的回答就是讓他們身臨其境，耳聞目睹一番，於是這次他用了更形象直觀的現代科技手段，他將眼鏡摘下來交給他們。眼鏡的鏡片剎那間就變成了兩張鐳射影碟。這副眼鏡他已經戴了十幾年，所以鐳射影碟上面就記錄了十幾年來他的所見所聞。
死鬼將眼鏡架在鼻梁上，擡起頭就着光綫看了一遍，他們不是看鏡片外的風景而是看鏡片本身，看過鏡片的鬼臉都一個個慢慢地拉長，並流出了黑色的眼淚蜿蜒到下頦上。這樣，一個個問號又都變成了驚嘆號。
其中一個犯人甚至哭出聲來，並擡起一雙白胖的肥手掩着烏雲般的面孔（那雙手他好似在什麽博物館見過，是泡在一個福爾馬林瓶子裏的）。這個犯人嗚咽地哭道：
“這一切讓我太失望了！真糟蹋了我革命的理想！”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為“叛徒”的犯人原本是一個局級幹部，1937年的老黨員（他耳邊同時響起這位局級老幹部在勞改時給他的忠告：“監獄是發揚革命傳統最好的地方。”），他曾提醒這位難友：“現在你呆的不是國民黨的監獄而是共産黨的監獄，這怎麽說？”“叛徒”昂然回答：“哪個監獄都一樣考驗人！我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日本鬼子的監獄，今天坐自己的監獄就等於自己把自己關起來，這則是更大的考驗。”勞改時“叛徒”不停地寫交代寫檢查，把很多戰友都說成是“叛徒”，同時不斷虔誠地悔悟，將牢房當成修行的禪房。他也是在1978年平反的，人雖然死在監獄裏，但最終還是恢復了名譽。這時，“叛徒”的面孔烏雲翻滾，表現了極大的憤慨。
“不錯，現在你們的世界物質財富的確很多，可是哪裏還有一點點平等？哪裏還有社會主義？！你們不知道，在一個沒有富人的社會裏就不會有窮人。現在你們製造了這麽多富人出來，所以就會有這麽多窮人！消滅貧睏最簡單最徹底最革命的辦法，就是消滅富裕！這是我勞改的十年中得出的最大心得，我真心實意地做了自我檢討，最終纔認識到偉大領袖方針路綫政策的光榮正確偉大，纔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革命就是消滅富裕，把舊世界掃得精光！消滅了富裕就消滅了貧窮，這就是革命的辯證法。新世界就是一個沒有貧富差別的世界，大傢都一樣窮就等於大傢都一樣富！軍事共産主義社會纔是最容易管理最穩定的社會；沒有富裕也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江山才能萬萬年，現在你們搞了這麽多污七八糟的物質建設，你們讓人們富起來，還喊什麽‘共同富裕’的口號，狗屁！‘共同富裕’實際上就是共同貧窮！而讓人窮容易讓人富卻難。你們不知道人一有了錢就會有資産階級思想，就拼命想更富更富，從此天下就多事了，而資産階級思想其實就是思想空虛，就是沒有思想！人沒有思想就和野獸沒有區別。我在你的眼鏡裏沒有看到別的什麽，衹看見一群野獸！你等着吧，玩火者必自焚！你們將自食其果的！……”
他汗毛凜凜地靜聽“叛徒”的指責，全身發冷。“叛徒”大義儼然，怎麽會是“叛徒”？所以他完全應該平反。但“叛徒”卻反對建設一個將他平反的社會，情願在把他當成敵人的社會裏坐牢。
另一個老難友是大學的哲學講師，仔細地看了鐳射影碟後，臉上泛起一層沼澤地上常見的那種白色霧氣，於是他的黑臉也就更像一團沼澤地裏的爛泥了。哲學講師嘲駡他道：
“怪不得你會發財！原來你把你的那點小發明算作是你自己的，還有什麽知識産權！你忘了你的知識是哪裏來的，還不是人民給的！是人民供你上大學的，沒有人民你個人便一事無成！即使有什麽知識産權也應該是人民所有的産權，國傢所有的産權！你發明的那什麽‘清潔保護劑’難道不是勞動人民千百年來智慧的結晶？你貪天之功據為己有，過河拆橋，你忘恩負義，盜竊勞動人民的榮譽和財産！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你纔是最沒有知識的人，還配擁有什麽知識産權！像我，過去在大學裏編了多少本哲學講義，都沒敢署自己的名字，一律用的是教研室集體署名。因為我認識到編一本講義不但有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知識，還有教研室同志們集體的勞動，還有打字員，還有印刷工人同志的勞動，甚至還有造紙工人同志的勞動，照你這樣成天伸手嚮社會要知識産權，馬剋思的知識産權呢？恩格斯的知識産權呢？列寧斯大林的知識産權呢？他們哪一個不是無私地將自己的哲學思想無償地貢獻給了無産階級！你真恬不知恥！社會主義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創造都應屬於社會，個人永遠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像你一樣也有知識産權，我現在也成了萬元戶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為國傢寫了二十多本書，因為都算作是大學的教材，我自己一個錢都沒拿。嗚嗚……”
哲學講師曾經在大學裏被大字報批判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因而對大字報語言摧枯拉朽的強勁和蠻橫有切身體會，從此他就學會了使用大字報語言來對付別人。如今講師隨口宣讀了自己的一張大字報，連批帶駡地數說了他一通後，也嗚嗚地哭出聲來。
我們的主人公趙鷲想提醒他，他正是因為說了“中國根本就沒有哲學”以及其它什麽話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來勞改的，那麽他寫了那麽多書能算是研究成果嗎？哲學講師進了監獄裏還說“在中國學哲學教哲學最容易，能背辭典就可以。現代中國哲學就是把過去哲學家的話來加減乘除一番，現在中國搞哲學的人其實都是語言的數學家。”因而他馬上理解了哲學講師的悲哀是哀痛他沒有能活到現在。要是他活到現在，鑽在圖書館裏搞哲學上的加減乘除也能擁有知識産權有多好哇！死人沒有享受到的東西便不許後人享受，這就是死人永遠要束縛活人的原因！
“別聽他們的！別聽他們的！我最喜歡的就是資産階級的香風臭氣！”最後一個死鬼仍抱着鐳射影碟看得津津有味。這在牢房裏是最年輕的一個犯人，初中剛畢業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加入了紅衛兵，在城市造了一陣反。上山下鄉，從此偷雞摸狗，到處亂竄，變成無業遊民，1970年以“盲流”罪判了個很輕的徒刑進了監獄。來監獄裏常自稱是“最接近無産階級”的人，洋洋得意地說：“我就是毛主席說的‘流氓無産階級’！流氓無産階級比資産階級好。毛主席不是說嗎，如果引導得法，我是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的。現在我就等着管教幹部‘得法’地來引導我了。”“流氓無産階級”在監獄死於食物中毒。大概正是死後那種慘狀纔令他終生難忘。
“喂，你這是什麽地方？‘的士高’，還有卡拉OK，這最對我的胃口！”“流氓無産階級”一邊說還一邊扭動着身軀，如風吹拂青煙。“好些漂亮的小妞兒坐在玻璃窗裏，啊，這是哪裏？是啥人？原來是在外國！原來是些妓女！我看見你又想進來又不敢進。真是一個傻瓜！有狗心沒狗膽。人生難得幾回醉，你不知道‘人生難得幾回搏’其實就是人生難得幾回醉；‘搏’就是‘醉’，‘醉’就是‘搏’！你完了你完了，有這樣的機會玩兒都不敢玩，死了都後悔！啊！原來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死了！我死得真冤啦，我死得真冤啦！……”
說着說着，年輕的“流氓無産階級”往後一倒，青煙簌地消散。隨着，那兩股青煙也颼颼地像風一般溜走，同時牢房立即暗淡下來，黑暗裏還響起“吱吱”的鬼的嘲笑聲。後兩個鬼當然也獲得平反。復查小組翻破了講師的檔案，除了“中國根本沒有哲學”這一句話，再也找不到講師個人的思想，他衹不過是引用偉大領袖的語錄引用錯了而被他的對立面抓着小辮子，扣了一頂“惡攻”的帽子；至於“盲流”，也不能成為罪名，頂多遣送回原籍了事，如果把“流氓無産階級”遣送回原籍，還正好讓他返回城市。
在七十年代未，都“一風吹”了！
三個鬼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蔑視我們的主人公趙鷲，使他不禁黯然神傷。他想不到落到鬼都不願和他為伍的地步。可是這時他又覺得他心裏也有一個鬼，他自己的鬼，這個鬼不像煙，行動起來沒有風，無聲無息，從胸膛裏快速嚮他喉嚨上蠕動。
“所有這些都是你自己的潛意識！”屬於他個人的鬼悄悄地告訴他，“那就藏在你意識深處，那就藏在你意識深處！……”
眼鏡還架在他的鼻梁上，鬼在他的心裏打架。
他覺得身上大汗淋漓，想翻個身卻翻不過來。他張開嘴大喊一聲，卻沒有聽見自己的喊聲。這時他極力想清醒起來卻無法蘇醒。
幸好公安局長嚮市領導匯報以後，市委書記兼市長很快便親自處理他的案件。一瞬間他就到了這個城市最好的一傢四星級賓館。
眼前燈火輝煌。四周的空氣發出黃金般的顔色，沒有一樣東西不閃閃發光，而且像玻璃一般透明，穿過桌面可以看見桌下華貴的純毛地毯。不知從哪裏傳來鋼琴彈奏的輕音樂。所有的窗簾遮掩着，於是琴聲衹得若有若無地在室內回蕩。
全部市領導都來了，圍坐在會議桌旁。他發覺自己是關在一個鳥籠裏被人提了來的。鳥籠玲瓏精巧，不知是什麽材料做的圍欄，摸上去很光滑，而且像橡皮筋似的具有伸縮性，絲毫不妨礙他舉手擡足。再一看，全部市領導，包括和他很熟悉的市長，儘管西服革履，儀表堂堂，也都和他一樣各自坐在各自的鳥籠裏。每人都在一個一模一樣的鳥籠中待着，鳥籠隨身行動。市長前面放着一厚疊文件，但他知道那不是關於他的材料。市長要處理的事情非常多，全市一百多萬人口，僅人們平常的衣食住行就夠一個市長忙的，今天市長還專門為他一個人開會，研究他的問題，他心裏真是非常慚愧。
市長見人都來齊了，便清了清喉嚨，宣佈會議開始，接着把臉轉嚮他，對他竪起一根手指頭，嚴肅地說：
“你有權保持沉默。你今天在這裏說的一切以後都要作為呈堂證據。你可以請律師，也可以讓我們代為聘請律師。”
他蹲在籠子裏一愣，心想，好像衹有在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傢纔嚮嫌疑犯宣讀他們的權利，電影電視劇裏見的很多，想不到市長也學會了。（市長的確私下裏跟他說過很想在本市建立這種法律制度，可是在這種制度還在市長腦海裏的今天，也許是市長暗示他不要說話吧。）既然他有權保持沉默，看來還是不說話為妙，於是他就决定好好地提前享受這種待遇，保持沉默了。這正合他心灰意冷的心情。
公安局長吞食了有關他案件的電腦軟盤，對他的事已了如指掌，於是代替他嚮到會的領導匯報：當初五人小組是怎樣議的、內查外調了多少人次、怎樣擬的復查結論、結論中的疏漏、為什麽會有疏漏等等，講得有條不紊，好幾個市級領導都暗自奇怪公安局長怎麽對趙鷲多年前的事瞭解得如此之全。“為十幾年前的事又把人抓進監獄，哪有這個道理？！肯定是局長狗日的搗的鬼！”同情趙鷲的領導都這樣想。我們的主人公趙鷲從他們臉上就看出他們的心思。從大學裏留職停薪出來辦企業以後，他就深知市政府有這樣的風氣：對公事毫不關心糊裏糊塗是正常的，相反，倘若對某件公事一清二楚一抓到底，別人倒會懷疑你跟這事有什麽個人利害關係。
但市長兼市委書記畢竟是市長兼市委書記，聽了後並不像一般領導那樣胡亂猜疑，衹是長久沉吟不語。“透過現象看本質”，“每一個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和其它事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兩句名言一直是他工作的座右銘。現在他還一時搞不清趙鷲再次被捕的本質在哪裏，和社會上其它事情有什麽聯繫。與會者見市裏的最高領導不表態，也不好發言，紛紛交頭接耳，心裏納悶。
我們的主人公趙鷲知道全市幹部沒有一個不想早點把他弄出監獄的，市長的心情尤其急迫。前年市長曾率領了一個龐大的招商引資代表團到東南亞四個國傢轉了一趟，衹有趙鷲的“清潔保持劑”一個項目取得成功。在愛好清潔的城市國傢新加坡，商界巨子陳先生的亞華財團當場就簽訂了投資五千萬美元，在本市建廠生産這種清潔劑的合同。市上以土地廠房建築為一份股權，趙鷲以他的發明占一份股權，全部外資也不過衹是一份，三方合作組建成中外合作股份公司。因為中方占了三分之二股，在外商的要求下，市上不另派幹部，就由發明人趙鷲當法人代表、董事長兼總經理。五千萬美元的外資對一個內地城市來說是個很大的數目。趙鷲的發明、本市招商引資的成果、建廠的速度，都在報紙電臺電視臺連續報道過，趙鷲本人還被列為“東方之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目前外資絶大部分到位，占地一百多畝的宏偉高大的廠房已經落成，機器設備也基本安裝完畢，就等試車生産了。而這時董事長兼總經理卻不明不白地進了監獄，這不僅會耽誤生産，更不好嚮外商交代。外商陳先生祖上是華人，拿到這項發明時簡直熱淚盈眶，到處宣傳說這種清潔劑是繼古老的中華民族四大發明後的第五大發明。用大價錢專門去請法國著名設計師設計的商標――簡潔有力的筆鋒勾勒出一隻生氣勃勃的鷲頭，即老鷹腦袋。産品還沒有出來，廣告費就花了六百萬美元。廣告詞由美國眼下最走紅的搖滾樂作麯傢譜麯，如今，連北極圈內的愛斯基摩人也會哼這首歌：
xFAx90！xFAx90！
永遠潔淨清新；
永遠潔淨清新。
我們好高興，世界有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