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傢楨
三聯書店的編輯要我為一九八三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奬獲得者麥剋林托剋的傳記《情有獨鐘》寫序，嚮讀者介紹這位獻身於（或者按本書的書名讀為“鐘情”於）科學的女生物學家，這使我想起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八三年上半年的時候，我的一位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觀點鮮明地提出麥剋林托剋應得諾貝爾奬的預測。當時麥剋林托剋在中國還鮮為人知。我將文章推薦給了《自然雜志》。後來文章發表了。過不多久就傳來了麥剋林托剋得奬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這位遺傳學偉大先驅者終於得到了科學上的最高榮譽——瑞典皇傢科學院頒發的諾貝爾奬，從而確立了她在遺傳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我以為，科學的發展猶如一條滾滾的長河，無數的科學發現和發明推動着它，使它奔騰嚮前。不少傑出的科學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長河潮流的前頭，指導着科學的發展。由於他們的發現和發明，很快為科學本身所證實，他們就成了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這些都是“幸運兒”。象摩爾根的“基因”學說，華生和剋裏剋的DNA雙蠃旋模型的假說，都馬上得到了科學界的承認，為它們的作者贏得了諾貝爾奬。人們表彰他們，給他們以巨大的榮譽，這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在科學的發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們。他們的思想往往遠遠超出了他們所在的時代，而與當時“正統”的科學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馳。他們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風險，以其獨特的方式探索，並堅持真理。這些具有非凡勇氣的人們，同樣推動着科學長河的發展進程。但人們在認識這點時，則往往要在很久以後，因此許多科學家無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認。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書主人公麥剋林托剋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於一九0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得植物學博士學位後，一直從事玉米細胞遺傳學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她終身從事的事業。她的工作得到了摩爾根和埃默森等科學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其成就可以與當時正飛速發展的果蠅遺傳學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當選為美國遺傳學會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為美國全國科學院院士。翌年，擔任了美國遺傳學會主席。到此時為止，她始終是遺傳學主流中的中堅人物。在當時風盛輕視婦女的美國科學界，她被公認為是僅有的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周圍是一片贊揚聲。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之際，麥剋林托剋開始了後來證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轉座的研究，並在六年後發表了論文。但是，這一實驗是遠遠超越時空的，在當時，即在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沒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從光輝的頂點跌落下來了。她遊離於科學的主流之外，被遺傳學界摒棄了。
幸虧麥剋林托剋長壽，使她親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統理論為她重新贏得了聲望和榮譽——諾貝爾科學奬。這雖是一種為時過遲的承認，但對她本人而言，畢竟是值得慶幸的（諾貝爾奬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學家）。
我認為，作為科學家最高榮譽的諾貝爾奬，不僅應該授予那些處於科學長河主流的科學家們，而且也應該表彰象麥剋林托剋那樣離開主流，默默地進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氣的科學家們，特別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應如此。這就是我為何嚮《自然雜志》推薦我那位學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與本書的書名有關。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兩次訪美時，都在冷泉港麥剋林托剋的實驗室裏見到了這位科學巨匠，當時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約一九三五年），我曾在這個實驗室裏度過了一個暑期，同她經常在一起打網球、討論問題。她對我的瓢蟲色斑鑲嵌顯性現象的發現，極感興趣。根據她當時在玉米中轉座現象的發現，嚮我提出一個可供進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說方案。可惜那時我回國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無法繼續這方面的工作。而她卻五十年如一日，現雖年逾八旬，仍在繼續從事玉米細胞遺傳學的研究，且很關心中國遺傳學的研究動態。
在和麥剋林托剋告別之際，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過兩個光輝的頂點，她現在繼續在實驗室裏進行的研究，也許再也達不到可與她四十年代未相比的成就，也許不會再次贏得象現在這樣高的榮譽，但她仍留在賣驗室裏，執着地進行她的探索和追求。這又是為何呢？
麥剋林托剋終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實驗室裏度過的。也許，她未曾有過象愛情一類的兒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確實麥剋林托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書的書名所告訴我們的那樣，是“鐘”於遺傳學，“鐘”於科學事業。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榮譽，都獻給了她所“鐘情”的自然科學了。讀完這本傳記，就可以知道麥剋林托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問題，大概也能找到圓滿的答案了。
最後，我要嚮讀者進一步指出，本書雖是一本人物傳記，然而，對生物學工作者，以及對生物學有興趣的讀者來說，此書還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值得一讀。書的作者E.F.凱勒是美國東北大學的生物數學教授，曾從事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她對麥剋林托剋所研究的領域有深刻的瞭解，在為麥剋林托剋作傳的同時，化了大量的筆墨介紹了分子生物學這門新興學科。因此，此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門學科的科學記載。譯者趙臺安和趙振堯多年來一直分別從事生物學研究及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書能正確地表達了原著的思想和風格。我的學生王身立和洪賢慷又為全書作了校訂。這些無疑使本書的質量特別是專業知識方面的得到了較好的保證。除此之外，美籍學人張鴻翼先生嚮三聯書店推薦本書，業親自熱忱撰寫介紹此書的文字，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雜志發表，使中國讀書界得以瞭解此書的內容，這也是值得我們提及和感謝的。
我謹嚮“鐘情”於科學的讀者推薦這一本書。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序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三聯書店的編輯要我為一九八三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奬獲得者麥剋林托剋的傳記《情有獨鐘》寫序，嚮讀者介紹這位獻身於（或者按本書的書名讀為“鐘情”於）科學的女生物學家，這使我想起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八三年上半年的時候，我的一位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觀點鮮明地提出麥剋林托剋應得諾貝爾奬的預測。當時麥剋林托剋在中國還鮮為人知。我將文章推薦給了《自然雜志》。後來文章發表了。過不多久就傳來了麥剋林托剋得奬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這位遺傳學偉大先驅者終於得到了科學上的最高榮譽——瑞典皇傢科學院頒發的諾貝爾奬，從而確立了她在遺傳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我以為，科學的發展猶如一條滾滾的長河，無數的科學發現和發明推動着它，使它奔騰嚮前。不少傑出的科學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長河潮流的前頭，指導着科學的發展。由於他們的發現和發明，很快為科學本身所證實，他們就成了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這些都是“幸運兒”。象摩爾根的“基因”學說，華生和剋裏剋的DNA雙蠃旋模型的假說，都馬上得到了科學界的承認，為它們的作者贏得了諾貝爾奬。人們表彰他們，給他們以巨大的榮譽，這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在科學的發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們。他們的思想往往遠遠超出了他們所在的時代，而與當時“正統”的科學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馳。他們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風險，以其獨特的方式探索，並堅持真理。這些具有非凡勇氣的人們，同樣推動着科學長河的發展進程。但人們在認識這點時，則往往要在很久以後，因此許多科學家無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認。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書主人公麥剋林托剋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於一九0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得植物學博士學位後，一直從事玉米細胞遺傳學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她終身從事的事業。她的工作得到了摩爾根和埃默森等科學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其成就可以與當時正飛速發展的果蠅遺傳學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當選為美國遺傳學會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為美國全國科學院院士。翌年，擔任了美國遺傳學會主席。到此時為止，她始終是遺傳學主流中的中堅人物。在當時風盛輕視婦女的美國科學界，她被公認為是僅有的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周圍是一片贊揚聲。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之際，麥剋林托剋開始了後來證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轉座的研究，並在六年後發表了論文。但是，這一實驗是遠遠超越時空的，在當時，即在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沒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從光輝的頂點跌落下來了。她遊離於科學的主流之外，被遺傳學界摒棄了。
幸虧麥剋林托剋長壽，使她親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統理論為她重新贏得了聲望和榮譽——諾貝爾科學奬。這雖是一種為時過遲的承認，但對她本人而言，畢竟是值得慶幸的（諾貝爾奬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學家）。
我認為，作為科學家最高榮譽的諾貝爾奬，不僅應該授予那些處於科學長河主流的科學家們，而且也應該表彰象麥剋林托剋那樣離開主流，默默地進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氣的科學家們，特別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應如此。這就是我為何嚮《自然雜志》推薦我那位學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與本書的書名有關。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兩次訪美時，都在冷泉港麥剋林托剋的實驗室裏見到了這位科學巨匠，當時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約一九三五年），我曾在這個實驗室裏度過了一個暑期，同她經常在一起打網球、討論問題。她對我的瓢蟲色斑鑲嵌顯性現象的發現，極感興趣。根據她當時在玉米中轉座現象的發現，嚮我提出一個可供進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說方案。可惜那時我回國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無法繼續這方面的工作。而她卻五十年如一日，現雖年逾八旬，仍在繼續從事玉米細胞遺傳學的研究，且很關心中國遺傳學的研究動態。
在和麥剋林托剋告別之際，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過兩個光輝的頂點，她現在繼續在實驗室裏進行的研究，也許再也達不到可與她四十年代未相比的成就，也許不會再次贏得象現在這樣高的榮譽，但她仍留在賣驗室裏，執着地進行她的探索和追求。這又是為何呢？
麥剋林托剋終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實驗室裏度過的。也許，她未曾有過象愛情一類的兒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確實麥剋林托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書的書名所告訴我們的那樣，是“鐘”於遺傳學，“鐘”於科學事業。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榮譽，都獻給了她所“鐘情”的自然科學了。讀完這本傳記，就可以知道麥剋林托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問題，大概也能找到圓滿的答案了。
最後，我要嚮讀者進一步指出，本書雖是一本人物傳記，然而，對生物學工作者，以及對生物學有興趣的讀者來說，此書還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值得一讀。書的作者E.F.凱勒是美國東北大學的生物數學教授，曾從事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她對麥剋林托剋所研究的領域有深刻的瞭解，在為麥剋林托剋作傳的同時，化了大量的筆墨介紹了分子生物學這門新興學科。因此，此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門學科的科學記載。譯者趙臺安和趙振堯多年來一直分別從事生物學研究及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書能正確地表達了原著的思想和風格。我的學生王身立和洪賢慷又為全書作了校訂。這些無疑使本書的質量特別是專業知識方面的得到了較好的保證。除此之外，美籍學人張鴻翼先生嚮三聯書店推薦本書，業親自熱忱撰寫介紹此書的文字，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雜志發表，使中國讀書界得以瞭解此書的內容，這也是值得我們提及和感謝的。
我謹嚮“鐘情”於科學的讀者推薦這一本書。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序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這本書是一部傳記，其中部分地描述了一個人，但主要描述的是這個人與其所致力的學科的關係。這就是關於巴巴拉.麥剋林托剋——一位科學家，一位被她的同事認為是自行其是和眈於幻想的人，同一門學科——遺傳學——這兩者怎樣相互影響的故事。遺傳學在最近數十年裏，由於其令人驚奇的發展和戲劇性的變化而嶄露頭角。書中寫到的人及其研究的領域都是當時當代的，都誕生於本世紀初年，並在協調一致和共同繁榮中進入了成年。在麥剋林托剋還是一個青年科學家的時候，就已達到了公認的水平，這在當時是沒有婦女能夠想象的。但後來的歲月卻把她和她的研究領域帶到了獨特而歧異的道路上去。麥剋林托剋於是悄然隱退了。今天，在她和遺傳學分路三十年之後，又會合到了一起，而麥剋林托剋的名字又回到了現代生物學的中心。
巴巴拉·麥剋林托剋開始研究，並且在實際上幫助創立遺傳學（還有細胞學）這門在那時還很年輕的學科是相當早的。當她被國傢科學研究院授予金伯奬時，她的同事馬庫斯·羅茲概括了她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取得的成就。他寫道：
在巴巴拉·麥剋林托剋驚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
註意的就是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勞動。她在沒有任何技術
方面的幫助的情況下，依靠她自己無限的活力、對科學的徹底獻
身精神、她的創造力和獨創性，以及她的敏捷與絶頂聰明，獲得
了一係列在細胞遺傳學的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重大的發現。
之後，在她四十五、六歲的時候，由於她對玉米細胞遺傳學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樣新穎的和激進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們連“聽”都難聽得懂，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進行學術交流的睏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學的革命進入了舞臺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來好象沒有什麽基本的問題有待解答了。這出戲劇的主角之一雅剋·莫諾德就能這樣說：“生命的秘密嗎？在原則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細節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來這種說法並沒有為麥剋林托剋的細胞遺傳學的復雜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於生物學驚人的新發展，人們對麥剋林托剋的工作的註意在不斷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繪過的許多發現，如今在生物學中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很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麥剋林托剋發現的遺傳因子的“轉座”，現在已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現象了。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簡單的單位，以一條固定的直綫順序排列，從而控製着生物的發展。如果有人設想遺傳因子能夠自動地從一個位點移到另一個位點，甚至從一條染色體移到另一條染色體，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麥剋林托剋曾斷言：重新排列在遺傳機製和控製方面，有可能起關鍵性的作用，則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麥剋林托剋就已經證明：在叢一個染色體位點嚮另一個位點的移動中，遺傳因子給細胞帶來了新的指令，而且，它們的這一移動是自行“安排”的。
轉座的新證據（現已在分子水平上）開始在六十年代後期出現。在過去的十年裏，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有關遺傳因子流動，亦即轉座的實例，這表明染色體補體（染色體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這一情況至少是和過去二十五年裏在生物學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結構相抵觸的。隨着遺傳流動性的發現，我們對遺傳程序的概念也改變了。現在可以想一想，與其把順序看作靜態的、直綫的、刻在DNA順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動態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基因的移動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們要問：指令從何而來？麥剋林托剋的回答是：它們來自全體細胞，來自生物體，或者來自環境——這一思想嚴重地打亂了正統的遺傳學。近年來，生物學家曾確信適應進化的幽靈已被埋葬了。但麥剋枚托剋的工作卻使環境影響遺傳學的意見重新擡頭。
在最新的發展中，對於那些看到了生物學新革命內在因素的人們來說，麥剋林托剋的名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種口令。哈佛大學的馬修·梅塞爾森相信，“她將作為非常微妙而復雜的遺傳學新理論的創始人載入史册。而這一理論現在還衹是朦朧地被瞭解。”
在冷泉港以麥剋林托剋為名的實驗室的走廊盡頭，她依然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轉座和她的同事們所理解的轉座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轉座的被重新發現，並不是根據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麥剋林托剋一直置身事外。她註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們也幾乎並沒有真正理解她所說的。儘管她同他們有着和睦的關係，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麥剋林托剋在關鍵時刻依然是個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視以後，勇氣和真理終於打垮了偏見和冷漠，獻身精神得到了報償。這段歷史如果作為傳說來讀，是能使人發生興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則是既復雜而又富有啓發性的。這是一個關於科學知識性質的故事，是個人和團體的動力纏繞成一張網，而這張網卻限製了科學的發展的故事。
一種新的思想，一個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婦女的幻想深處誕生了。但是要使這種概念成為科學理論的主體的一部分，還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纔行。因為個人衹是社會的一員。反過來，集體的努力也為新思想提供了生長的場地。科學知識作為一個整體，是在個人創造力和公衆承認的相互作用中産生出來的。這種相互作用有時很復雜，但始終十分微妙。有時候，這種相互作用失敗了，個人和社會之間就産生了隔閡。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常常會喪失信譽。但願不發生這樣的事纔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寧願先發生這樣的事，然後再翻轉過來，這樣，我們就有特別的機會去瞭解不同意見在科學上的意義。
已巴拉·麥剋林托剋的故事使我們能夠探索在科學上不同意見出現的條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許多價值和目標。它使我們去問：興趣、個人和集體在科學知識的發展中都各起了什麽作用？所有的科學家都在尋找同樣的解釋嗎？他們所提的問題都一樣嗎？不同的分支學科之間，在分類法上存在着差別，它們能否殊途同歸呢？當科學家們在提出問題、尋求解釋、運用分類法當中出現重大分歧時，這些分歧是怎樣影響他們之間進行交流的？總之，為什麽麥剋林托剋發現的轉座未能被她同時代的人所接受呢？我們可以說，她對生物學機製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們所尋求的那種解釋相距太遠了。而我們有必要去瞭解那距離是什麽組成的，那分歧是怎樣發展的。
托馬斯.庫恩曾經提醒我們，在科學上發生改變意見（或不改變意見）的情況時，“不應輕視這種現象：科學家是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人。”他選擇把註意力集中在社會以及社會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動力上，對比之下，我們則將把註意力集中在個人，集中在“自傳和人物的特性上”。這種特性，使科學家個人傾嚮於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學，在某個領域裏去抗拒或接受那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會的基本情況背道而馳的。因此，這本書就需要雙管齊下，既作為傳記，又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它的出發點就是：承認科學是個人和社會高度努力的産物。
這本書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學家的個人“風格”，這種風格部分是學習所得，而部分是自發産生的。在當代生物研究的世界裏，麥剋林托剋的風格就是標新立異。她對個人、對差別有着強烈的愛好。“重要的是培養一種能力去發現一個異乎尋常的籽粒並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說過，“如果（有什麽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個原因，你就得查明這是怎麽回事。”麥剋林托剋認為，過分把註意力集中在類別和數字上，會鼓勵研究人員忽略差別，“把它們稱為一個例外、一種畸變、一種污染”。她認為那代價是太昂貴了。她說：他們看不到“周圍在發生什麽事。”
在一個世紀之前，麥剋林托剋有可能被歸到博物學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種人截然不同。博物學家研究的重點是觀察，而本世紀的科學則註重實驗，根據麥剋林托剋自己和周圍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種程度上已成功地將這二者極好地綜合在一起。想象力在她的實驗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關鍵。那些對其他人來說衹是解釋或者推測的問題，對她卻是訓練有素的直覺。麥剋林托剋將她特殊的觀察和認識技巧綜合起來並推嚮前進，她的這種能力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無法確切他說她怎樣“知道”她知道了些什麽，她講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語言來正確表達的；她強調指出自己“對生物的鐘情”的價值，她的措詞聽上去好象是神秘主義。但正如所有優秀的神秘主義者一樣，她堅持極度嚴格的風格；而且正如所有優秀的科學家一樣，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專心乃至鑽進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麥剋林托剋自己的歸類，她是一個遁世的隱士。她不希望自己成為人們註目的中心，她寧願隱居獨處和自由自在。當我第一次嚮她提出我的寫作計劃時，她說，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會引起別人的興趣。但是我爭辯說，正因為這個原故，那纔有啓發性。而在訪問的過程中，在她強調自己是怎樣從例外的、“異常的”事例中獲得了某些結果這一點上，我的直覺得到了肯定。
我終於漸漸地理解她的故事的價值主要在於她的獨立性。因為她所尋求的、對她來說是“一目瞭然”的簡單事物，卻幾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樣學術造詣的同事所理解。我於是考慮要着重講述清楚她這個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關係——即她的研究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展的，由於她經常與她所工作的社會處在幾乎要破裂的狀態，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觀點，自然不可能符合那個強有力的變換着的潮流，而引起同行們的興趣。
在與麥剋林托剋交談了幾次之後，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談了話。他們的評論幫助麥剋林托剋正確地回憶了自己的過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把她看作經典遺傳學家；有些人則對她敬而遠之；其他的人還衹是到最近纔認識到她的意見是十分正確的。我很快發現，為了要理解我所聽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個分子生物學的學生一樣學習一門我從來不需要學的學科。在已出版的這本書裏，我盡可能為讀者回顧一下我自己的學習過程。
在第一章裏，我把巴巴拉·麥剋林托剋生來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歷史源流作一簡略的速寫，第二章是麥剋林托剋自己回憶形成她性格的童年歲月。貫穿其餘各章的是她的事業直到今日的發展，我們可以陸續聽到巴巴拉·麥剋林托剋所講述的，並逐漸與她的同事們的語言文字交織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繪的肖像對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對那些不是生物學者的讀者，這本書將嚮他們介紹一個不熟悉的世界；對那些讀過經典遺傳學的人，這本書則將介紹在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玉米遺傳學的主要里程碑之後所出現的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當代研究工作中處在前列的職業生物學家們，可以把這本書作為一本有關的“術語”書來讀——大量的論著勾畫出了一門與其它領域不同的、獨特的研究領域的發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獨鐘》這本書是敘述一位婦女的科學見解的故事，這種見解逐步地——雖然並非不可改變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論著隔斷了。我在寫這個故事時，一直試圖瞭解創造力與其得到確認之間、個人和團體之間、這個團體的和另一個團體的科學見解之間的關係，這不僅構成了麥剋林托剋的故事，而且一般來說，也構成了科學研究戲劇的基礎。
伊夫林·福剋斯·凱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於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巴巴拉·麥剋林托剋開始研究，並且在實際上幫助創立遺傳學（還有細胞學）這門在那時還很年輕的學科是相當早的。當她被國傢科學研究院授予金伯奬時，她的同事馬庫斯·羅茲概括了她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取得的成就。他寫道：
在巴巴拉·麥剋林托剋驚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
註意的就是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勞動。她在沒有任何技術
方面的幫助的情況下，依靠她自己無限的活力、對科學的徹底獻
身精神、她的創造力和獨創性，以及她的敏捷與絶頂聰明，獲得
了一係列在細胞遺傳學的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重大的發現。
之後，在她四十五、六歲的時候，由於她對玉米細胞遺傳學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樣新穎的和激進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們連“聽”都難聽得懂，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進行學術交流的睏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學的革命進入了舞臺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來好象沒有什麽基本的問題有待解答了。這出戲劇的主角之一雅剋·莫諾德就能這樣說：“生命的秘密嗎？在原則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細節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來這種說法並沒有為麥剋林托剋的細胞遺傳學的復雜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於生物學驚人的新發展，人們對麥剋林托剋的工作的註意在不斷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繪過的許多發現，如今在生物學中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很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麥剋林托剋發現的遺傳因子的“轉座”，現在已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現象了。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簡單的單位，以一條固定的直綫順序排列，從而控製着生物的發展。如果有人設想遺傳因子能夠自動地從一個位點移到另一個位點，甚至從一條染色體移到另一條染色體，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麥剋林托剋曾斷言：重新排列在遺傳機製和控製方面，有可能起關鍵性的作用，則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麥剋林托剋就已經證明：在叢一個染色體位點嚮另一個位點的移動中，遺傳因子給細胞帶來了新的指令，而且，它們的這一移動是自行“安排”的。
轉座的新證據（現已在分子水平上）開始在六十年代後期出現。在過去的十年裏，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有關遺傳因子流動，亦即轉座的實例，這表明染色體補體（染色體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這一情況至少是和過去二十五年裏在生物學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結構相抵觸的。隨着遺傳流動性的發現，我們對遺傳程序的概念也改變了。現在可以想一想，與其把順序看作靜態的、直綫的、刻在DNA順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動態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基因的移動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們要問：指令從何而來？麥剋林托剋的回答是：它們來自全體細胞，來自生物體，或者來自環境——這一思想嚴重地打亂了正統的遺傳學。近年來，生物學家曾確信適應進化的幽靈已被埋葬了。但麥剋枚托剋的工作卻使環境影響遺傳學的意見重新擡頭。
在最新的發展中，對於那些看到了生物學新革命內在因素的人們來說，麥剋林托剋的名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種口令。哈佛大學的馬修·梅塞爾森相信，“她將作為非常微妙而復雜的遺傳學新理論的創始人載入史册。而這一理論現在還衹是朦朧地被瞭解。”
在冷泉港以麥剋林托剋為名的實驗室的走廊盡頭，她依然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轉座和她的同事們所理解的轉座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轉座的被重新發現，並不是根據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麥剋林托剋一直置身事外。她註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們也幾乎並沒有真正理解她所說的。儘管她同他們有着和睦的關係，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麥剋林托剋在關鍵時刻依然是個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視以後，勇氣和真理終於打垮了偏見和冷漠，獻身精神得到了報償。這段歷史如果作為傳說來讀，是能使人發生興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則是既復雜而又富有啓發性的。這是一個關於科學知識性質的故事，是個人和團體的動力纏繞成一張網，而這張網卻限製了科學的發展的故事。
一種新的思想，一個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婦女的幻想深處誕生了。但是要使這種概念成為科學理論的主體的一部分，還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纔行。因為個人衹是社會的一員。反過來，集體的努力也為新思想提供了生長的場地。科學知識作為一個整體，是在個人創造力和公衆承認的相互作用中産生出來的。這種相互作用有時很復雜，但始終十分微妙。有時候，這種相互作用失敗了，個人和社會之間就産生了隔閡。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常常會喪失信譽。但願不發生這樣的事纔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寧願先發生這樣的事，然後再翻轉過來，這樣，我們就有特別的機會去瞭解不同意見在科學上的意義。
已巴拉·麥剋林托剋的故事使我們能夠探索在科學上不同意見出現的條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許多價值和目標。它使我們去問：興趣、個人和集體在科學知識的發展中都各起了什麽作用？所有的科學家都在尋找同樣的解釋嗎？他們所提的問題都一樣嗎？不同的分支學科之間，在分類法上存在着差別，它們能否殊途同歸呢？當科學家們在提出問題、尋求解釋、運用分類法當中出現重大分歧時，這些分歧是怎樣影響他們之間進行交流的？總之，為什麽麥剋林托剋發現的轉座未能被她同時代的人所接受呢？我們可以說，她對生物學機製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們所尋求的那種解釋相距太遠了。而我們有必要去瞭解那距離是什麽組成的，那分歧是怎樣發展的。
托馬斯.庫恩曾經提醒我們，在科學上發生改變意見（或不改變意見）的情況時，“不應輕視這種現象：科學家是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人。”他選擇把註意力集中在社會以及社會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動力上，對比之下，我們則將把註意力集中在個人，集中在“自傳和人物的特性上”。這種特性，使科學家個人傾嚮於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學，在某個領域裏去抗拒或接受那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會的基本情況背道而馳的。因此，這本書就需要雙管齊下，既作為傳記，又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它的出發點就是：承認科學是個人和社會高度努力的産物。
這本書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學家的個人“風格”，這種風格部分是學習所得，而部分是自發産生的。在當代生物研究的世界裏，麥剋林托剋的風格就是標新立異。她對個人、對差別有着強烈的愛好。“重要的是培養一種能力去發現一個異乎尋常的籽粒並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說過，“如果（有什麽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個原因，你就得查明這是怎麽回事。”麥剋林托剋認為，過分把註意力集中在類別和數字上，會鼓勵研究人員忽略差別，“把它們稱為一個例外、一種畸變、一種污染”。她認為那代價是太昂貴了。她說：他們看不到“周圍在發生什麽事。”
在一個世紀之前，麥剋林托剋有可能被歸到博物學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種人截然不同。博物學家研究的重點是觀察，而本世紀的科學則註重實驗，根據麥剋林托剋自己和周圍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種程度上已成功地將這二者極好地綜合在一起。想象力在她的實驗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關鍵。那些對其他人來說衹是解釋或者推測的問題，對她卻是訓練有素的直覺。麥剋林托剋將她特殊的觀察和認識技巧綜合起來並推嚮前進，她的這種能力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無法確切他說她怎樣“知道”她知道了些什麽，她講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語言來正確表達的；她強調指出自己“對生物的鐘情”的價值，她的措詞聽上去好象是神秘主義。但正如所有優秀的神秘主義者一樣，她堅持極度嚴格的風格；而且正如所有優秀的科學家一樣，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專心乃至鑽進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麥剋林托剋自己的歸類，她是一個遁世的隱士。她不希望自己成為人們註目的中心，她寧願隱居獨處和自由自在。當我第一次嚮她提出我的寫作計劃時，她說，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會引起別人的興趣。但是我爭辯說，正因為這個原故，那纔有啓發性。而在訪問的過程中，在她強調自己是怎樣從例外的、“異常的”事例中獲得了某些結果這一點上，我的直覺得到了肯定。
我終於漸漸地理解她的故事的價值主要在於她的獨立性。因為她所尋求的、對她來說是“一目瞭然”的簡單事物，卻幾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樣學術造詣的同事所理解。我於是考慮要着重講述清楚她這個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關係——即她的研究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展的，由於她經常與她所工作的社會處在幾乎要破裂的狀態，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觀點，自然不可能符合那個強有力的變換着的潮流，而引起同行們的興趣。
在與麥剋林托剋交談了幾次之後，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談了話。他們的評論幫助麥剋林托剋正確地回憶了自己的過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把她看作經典遺傳學家；有些人則對她敬而遠之；其他的人還衹是到最近纔認識到她的意見是十分正確的。我很快發現，為了要理解我所聽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個分子生物學的學生一樣學習一門我從來不需要學的學科。在已出版的這本書裏，我盡可能為讀者回顧一下我自己的學習過程。
在第一章裏，我把巴巴拉·麥剋林托剋生來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歷史源流作一簡略的速寫，第二章是麥剋林托剋自己回憶形成她性格的童年歲月。貫穿其餘各章的是她的事業直到今日的發展，我們可以陸續聽到巴巴拉·麥剋林托剋所講述的，並逐漸與她的同事們的語言文字交織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繪的肖像對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對那些不是生物學者的讀者，這本書將嚮他們介紹一個不熟悉的世界；對那些讀過經典遺傳學的人，這本書則將介紹在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玉米遺傳學的主要里程碑之後所出現的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當代研究工作中處在前列的職業生物學家們，可以把這本書作為一本有關的“術語”書來讀——大量的論著勾畫出了一門與其它領域不同的、獨特的研究領域的發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獨鐘》這本書是敘述一位婦女的科學見解的故事，這種見解逐步地——雖然並非不可改變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論著隔斷了。我在寫這個故事時，一直試圖瞭解創造力與其得到確認之間、個人和團體之間、這個團體的和另一個團體的科學見解之間的關係，這不僅構成了麥剋林托剋的故事，而且一般來說，也構成了科學研究戲劇的基礎。
伊夫林·福剋斯·凱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於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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