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字經》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傾嚮於“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傢塾”的說法。
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進士出身，是南宋著名的學者、教育傢、政治傢。他祖籍河南開封，後遷居浙江鄞縣，歷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書。王應麟博學多才，對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南宋滅亡以後，他隱居鄉裏，閉門謝客，著書立說。明代著名詩人、王應麟的同鄉黃潤玉在《先賢贊》中稱頌王應麟：“春秋絶筆，瑞應在麟。宋詐訖錄，瑞應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時，呼嗟何及。”
王應麟隱居二十載，所有著作，衹寫甲子不寫年號，以示不嚮元朝稱臣。他一生著作甚豐，有《睏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六百多捲。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這部《三字經》，這可能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王應麟晚年為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編寫了一本融會中國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訣”。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舉重若輕的大傢手筆寫出這部“三字歌訣”，當然是非同凡響。
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本子，是清朝王相（王晉升）的訓詁本。王晉升是清朝康熙年間的學者，他訓詁的是王應麟的原本。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歌訣”原本的歷史部分衹截至到宋朝為止，所以王晉升訓詁本的歷史部分也衹解到宋朝為止。隨着歷史的發展，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最著名的是清朝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的關於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中國的正史是二十四正史，輔以清史稿也不過二十五史，所以《三字經》的歷史部分也就到清朝為止了。
歷史上的啓蒙讀物，能與《三字經》媲美的衹有《千字文》，二者配合起來，可謂珠聯璧合。《千字文》短衹有一千個字，《三字經》長有一千一百四十五個字。《千字文》囿於有限之文字，文思不得舒展。《三字經》就沒有這個局限，所以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全部概括進來。一個人如果能夠在幼年時將《三字經》背誦下來，將受益終生。我們現在要數一數中國歷史上哪朝接哪代，每一朝代有幾個皇帝、多少年的歷史，恐怕一下子說不出來。如果會背《三字經》就能脫口而出。能將中國通史綱要、中國文化史綱要、文化百科知識等全部濃縮在一千多個字以內，這對求學中的孩子們是多麽重要啊！我們現代人，將《三字經》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已經為數不多，更何況能背誦、能夠理解經義呢？
在2004年中國召開的一次關於小學教育研討會上，有專傢指出中國小學國文教育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以識字為例，小學六年畢業的識字標準是2450個漢字。小學六年、托兒所一年、幼稚園一年，八年學2450個漢字，每年365天，八年平均每天學0.84個漢字，還不到一個。我們再看傳統教育，《千字文》是1000個漢字，《三字經》是1145個字，《百傢姓》568字，加起來有2700多個漢字，去掉重複的也絶不會少於2450字。需要多少時間呢？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況且傳統教育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全面發展，不衹是學文。如果我們真的對子孫後代負責，不想再自誤誤人，就應該認真地檢討一下，傳統教育是否就真的一無是處。恐怕是要重新下結論了，更何況章太炎早就在高聲吶喊“今之教科書，固勿如三字經遠甚也”。
《三字經》全文雖然分為六個部分，但全篇內容連貫，自始至終突出了“教之道，貴以專”這一主題，六個部分均是圍繞這一主題的展開，體現了作者完整一貫的教育思想。第一部分談教育的意義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強調教育的內容和順序，第三部分講授基本的文化常識，第四部分介紹代表中國文化的重要經典和讀書的次第。第五部分是中國通史綱要，第六部分談勤奮刻苦是接受教育的基礎，可見《三字經》是一部教育專著。
傳統教育與現代通行的西式教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傳統教育是道德倫理型的教育，西方教育是知識技能型的教育，因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教化的對象不同，所以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也就有所不同。傳統教育有四個組成部分，每個人一生中都要接受，包括傢教（家庭教育）、師教（學校教育）、進修（社會教育）和明理（宗教教育）。人的一生必須四種教育都接受、都身體力行，做人才能夠圓滿。現代的教育制度衹剩下學校教育一種了，頂多再加上一個社會教育，二者還都是側重於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訓練，並不是教育的全部。
傳統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化性、立命、明道、行道，也就是怎樣做人。有成人才有成事，不會做人，就不會做事。韓愈《師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幫助學生化性立命，教授做人之道。見聞覺知的知識傳授是次要的，所謂“有餘力則學文”，沒有餘力寧可不授業，也要先傳道。學生不化性，老師不會放你出山，你硬要走老師就將你除名。這不是老師存心與你過不去，而是真心要對你負責任。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道德為手段提高人的生命質量，現代教育的目標是以競爭為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在傳統教育中，知識的傳授可以暫緩，道德一定要首先確立起來，所以纔強調“首孝悌，次見聞”。我們的現代教育什麽都教，偏偏缺少了道德。有人說現代教育是“缺德”的教育，學歷越高的家庭越不穩定，可見我們的教育很成問題。當然，生活質量不是不重要，它畢竟衹是初步的，而提高生命質量，使每一個受教育者都能夠轉迷為悟、轉識成智，最後達到轉凡成聖，纔是人生的終極目標。要有這樣的認同，首先就要辨別清楚幾個基本概念：
一是謀生與人生要分清。謀生是人生的初級階段，人生纔是人的終極目標。謀生衹是滿足人的動物屬性的生存利益的需求，謀生階段實現以後就要嚮人生階段轉變，開發人的社會屬性。如果對此沒有認同，人的一生都會被局限在物質利益的圈子裏，小房換大房，小車換大車，糟糠之妻換個美女，沒完沒了總是在謀生階段裏打轉，人生的價值就永遠不會實現。
二是事業與職業要分清。職業是你的飯碗，可以喜歡可以不喜歡，它與你的事業並不矛盾。你的興趣所在、你的愛好與追求，你一生奮鬥的目標纔是你的事業。事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賺錢的，古今中外的大傢，無論是大藝術傢還是大哲學家，都是死了以後纔值錢的，活着的時候苦得很。職業與事業能合一最好，如果不能一致就要用職業來養事業。事業之志一旦定下來，就義無返顧地走下去，否則將一事無成。
三是知識與學問要分清。知識是通過“見聞覺知”逐漸積纍起來的常識，學問是將知識具體落實到生活中去，用所學到的“文”去修正自己的心身行為，變化自己的氣質。如此有“文”有“化”方為有“文化”，否則我們充其量衹是個“文人”而非“文化人”。現代人腦袋裏裝的統統是百科知識，垃圾信息太多，真正的學問功底卻一點也沒有，既不會做人也不會做事。幾十年來學的文不少，但是有“文”沒“化”；雖然接受過高等教育，結果還是沒有“文化”。這可怎麽得了呢？
以上問題在家庭教育階段就要解决，古人說“三歲看老”，兒童時代的幻想和理想是一個人一生事業的破題，以後的知識積纍都是圍繞着這個幻想和理想展開的，步入社會就是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奮鬥。人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想象，沒有異想就沒有天開。沒有幻想和理想的人生一定是平庸的，人沒有理想就沒有根，沒有追求就沒有進步，沒有事業就沒有辦法圓滿你的人生。
現在開始一部分一部分地講解經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這幾句話是總綱，是《三字經》立論的基礎，是教育的基礎，同時也是教育的準則。《三字經》的所有經文，都可以說是這幾句話的展開。
人為什麽要接受教育？為什麽要對人進行持之以恆的教育？這是“教之道”在認識論上，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問題。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什麽呢？那就是“性”和“習”的關係 。
談到人性，中國文化裏面有三種學說，基本概括了諸子百傢的各派學術觀點，即“性善論”、“性惡論”、“性不善不惡論”。
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有羞惡之心，有辭讓之心，有是非之心。人為什麽有這四種心呢？因為這是天賦與人的本性，天道本是仁道，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沒有這四種心，就“非人也”，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什麽好說了。
另一位諸子百傢的名人叫荀子，他也是儒傢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觀點是“性惡論”，《荀子》書中有“性惡”篇。他認為人性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小孩子生下來就會吃奶，兩個小拳頭攥的緊緊的，一降生就來撈世界。長大一點和別的孩子一起玩就會搶別人的東西，這些行為都不用教天生就會。善良之性在哪裏呢？不教育絶對出不來善，所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通假，就是教育轉化的意思，善是後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所謂“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謂之偽”。
與孟子同時代的還有一位告子，在《孟子》七篇文章中就有“告子篇”。告子認為，人之本性像一張白紙，無所謂善和惡，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好像生絲一樣，染蒼則蒼染黃則黃，生絲本身是沒有顔色的，人性也是如此，可東可西可善可惡。中國歷史上對人性的認識大概就是這三種結論：性善，性惡，性不善不惡。“性相近，習相遠”是孔子在《論語?陽貨篇》裏講的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是前面幾句話的出處。
人之性到底是善還是惡呢？人性的真實面貌到底是什麽樣子呢？這三種觀點各說了人性的一個方面，象瞎子摸象一樣，如果將三者綜合起來，意思就完整了。人之性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天性，天賦之性，是純善無惡的，這就是孟子說的“性本善”。人本來就有善良的天性，看到別人受苦遭罪，我們心中不忍，這就是仁愛之心的初起。孟子舉了個“孺子墜井”的例子，看到別人的孩子掉到井裏，我們的第一意識是快去救人。你是為了受嘉奬嗎？不是。你與這個孩子有親屬關係嗎？沒有。你為什麽要這樣去做呢？因為這是你仁慈的本能，是你善良的本性，這就是天賦之性。
人還有一種生物屬性，生物屬性是純惡無善的。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其生命體是由遺傳基因控製的。現代遺傳學給基因下的結論衹有兩個字“自私”，是“自私的基因”。其本質是無限製地占有一切資源，無休止地復製自己，無限地擴張，瘋狂地復製，衹有自己不顧他人。這就是基因的本質，也是一切生物的本質。從這一點上來看，旬子的“性惡論”說得一點都不錯。
人既然作為動物的人，其動物性需求就要首先解决。正如孔子在《禮記》中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讓他吃飯，不讓他有兩性的需求，這是不可能起碼是不人道的。天地既生人，人就有生存的權力。最新的行為科學研究發現，不僅僅是生物屬性遺傳，人的行為也是遺傳的。父母有什麽習慣，例如喜歡賭博、打牌等，一點不會浪費，完全以基因的形式遺傳下去。將來子女一但有條件隱性基因爆發，也會吃喝賭嫖，所以行為也是遺傳的。但這種隱形遺傳基因什麽時候發作？能不能不讓它發作？能不能化掉它？這可就是大學問了，這就是“習”的問題，就是孔子講的“習相遠也”。
行為科學研究的結果表明，動物生活的周圍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動物的成長發育影響很大，有些時候幾乎就是决定性的。動物園圈養的老虎，幾代繁殖下來看見活雞都害怕，再也當不了獸中王了。為什麽？後天的生活環境變了，習性改變了。人也是如此，人有盲腸，那是千百年以前茹毛飲血時代消化毛發用的，以後改為熟食盲腸退化，衹剩下一個小尾巴，叫闌尾了。人類生活的環境、接受的教育、受到的感染，都會對人産生影響，形成人的習氣。習氣日久形成一種慣性勢力，深植在大腦之中就是習性。習性一代代積纍並遺傳下去，就形成人類的劣根性，這種劣根習性會使人的動物屬性膨脹，遮蔽人的天性，所以說“苟不教，性乃遷”。
苟本是一種草名，俗稱“狗尾巴草”，其草子有刺，或沾在動物身上，或隨風飄蕩，生命力極強，引伸義是“苟且”，就是湊湊合合、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意思。人生下來如白紙一張，善惡之性都潛伏着，衹看外面的環境也就是佛傢所說的“緣”如何。如果因循苟且得過且過，不抓緊對小孩子進行持之以恆的教育，他的天性就會遷移變化。一旦習氣形成習性，就如同“墨悲絲染”一樣，再也糾正不過來了。因此教育的第一目標即是教人“去習性，化秉性，圓滿天性”，也就是韓愈說的“傳道”。
“去習性”是將後天習染養成的惡習和壞毛病去掉，人的惡習古人總結為“吃喝賭嫖抽”五毒，也叫五鬼。五鬼纏身會使人害病身亡，五鬼鬧宅會讓人傢宅不安，必須戒掉惡習，改掉壞毛病，這是做人的第一步工夫。
“化秉性”是要將父母遺傳下來的人的劣根性，也叫做秉性化除掉。人的秉性古人也總結為“怒恨怨惱煩”五樣，人的私欲一旦不能滿足，秉性就發作，怒恨怨惱煩就來了，俗話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人的稟性之根最深、最難拔除，因為它是人類始祖遺傳而來的，修行沒有別的，說到底就是化秉性，秉性一化就是得道。化不了的一觸即發，像被鬼迷住了一樣，根本管不住自己，所以修行必須在這方面下手，纔不會浪費時間。
“圓滿天性”是前面兩步功夫的果報，是自然而然實現的，不是求出來的。天性是天所賦的天德之性，天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五常之德的根本是仁德，有仁纔有“義禮智信”四德。仁是本體，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慈，慈是無條件的愛，愛是有條件的慈，所以孔子說“仁者愛人”。果真能夠去習性、化秉性，你的天性一定會圓滿，就是成道了。自古成道的大德，無一不是“性本善”的，所以“人之出，性本善”，是《三字經》的立論基礎，也是教育的初級和終極目標，道傢叫做“歸根復命”，儒傢叫做“返本還原”，佛傢叫做“明心見性”。
人都是由於習性作祟，所以纔爭貪不已。爭不來就生氣，貪不着就上火；因爭生氣因貪上火，氣火攻心，整天煩惱。“怒恨怨惱煩”一來，五鬼就現前了。毛病越大的人脾氣秉性越大，怒恨怨惱煩越厲害，就越遮蔽他的天性，仁義禮智信就越難表現出來，也就越沒有辦法做好人。即使他想迷途知返，無奈五鬼當傢，本性做不了主，想當個好人太難了！常常見到這樣的人在痛苦掙紮，想擺脫五鬼的魔掌控製，有些人擺脫不了，幹脆就自殺了，果報異常的慘烈，我們看得淚水直流，很想救這些人。聖人都願意代衆生受苦，佛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基督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還說“我替世人贖罪”。但是自己吃飯自己飽，自己的因果自己了，聖人衹能為我們現身說法，講清事實真相，路要靠我們自己去走。自助而後天助，自立而後人立，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因此教育一定要盡早，越早越好。什麽時候開始叫早呢？胎教就夠早了吧，不！胎教已經晚了。要從還沒有做胎之前就對父母進行教育，這叫改種留良，是播種前的育種與平整土地。優質受精卵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將對胎兒心性的發育起到直接的影響作用。中國人對此已經實踐研究了幾千年，出了多少代的聖賢之人。你如果相信、接受並且照着去做，你就生貴子，一輩子幸福。你如果不信，將來很可能會後悔一輩子。傢裏多個逆子，社會上就添一個敗類，父母造的罪業可就大了。做父母的人要猛醒，要挑起責任的擔子，不能把對孩子的教育都推給社會。父母自己動不動就耍性子、鬧離婚，你的孩子怎麽辦？他的心靈一旦受到創傷，心理就會扭麯、就會畸形，這個孩子就毀了。
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幹的事，不是上幾年學就結束了，就完成了，所以是“活到老，學到老”。荀子也說：“學不可以已”，教育是不能停止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苟不教，性乃遷”，所以一天也鬆懈不得。
根據以上立教的基礎，下面提出教育的第一個原則“教之道，貴以專”。“專”是教育的基本原則，含有多重意思。
第一，教育要持之以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輩子的事，不是高中畢業了，大學畢業了，研究所畢業了就成功了，我們要對孩子負責任，為孩子的一輩子着想。
第二，教育的方法要專一，教學的內容要精專，這是教育能否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則。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現代的教學原則是“教之道，貴以雜”，方法雜、內容雜，無一不雜。周末休息二天，看看傢長給孩子安排的課外學習有多少：學字、學畫、學琴、學電腦、學遊泳、學英語等等，不一而足。內容雜，教課的老師自然也雜，兩個老師說兩種話，三個老師是三叉路口，四個老師是十字街頭，小孩子就失去方向了。有些老師還自贊毀他，教音樂的說音樂好，學畫就那麽幾種顔色，衹有音樂才能充分表現大自然。到了下午學畫，教畫的老師又說畫有多好，色彩豐富絢麗，衹有畫才能充分表現大自然。你說孩子究竟聽誰的好？反正傢長都交了學費，不學交待不了，就苟且着湊合學吧。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麽，根本沒有自己的中心。如果能夠“貴以專”地用兩年、三年的時間，專心學習一門技藝，一通就百通。更何況“琴棋書畫”同屬中國文化“樂”的範疇，為的是調諧身心培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學一門足以。
專的第三層意思是對學生講的，就是要專心專註，一心一意。現在的孩子邊看電視邊寫功課，根本就專不了。還有些機構開設課程，專門訓練小孩子一心多用的，純粹是鬍說八道，誤人子弟！老祖宗總結了幾千年的經驗，要我們身心合一，不能在同一時間幹兩件事情。孔子就說：“食不言，寢不語”，一心不能二用。現代教育專門培養“精神分裂癥”，人的精神一旦分裂了，就什麽事情也做不好。我們的生命之所以能夠常存，就是因為我們的心身是統一的，古人修心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身心合一”，怎麽能夠讓它分離呢？
一個專字，概括了傳統教學的基本原則與方法，我們教育孩子成纔也一定要從專這個字入手。教育要持之以恆，不能放鬆；教學要專一，要精不要雜，廣學多聞是孩子們有了基礎以後自己深造的事情，那是後話。老師、傢長要做的就是專，學習的時候一定要他專心緻志、一心一意。
下面給我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孟母三遷，一個是燕山五桂。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孟子名柯，字子輿，小的時候傢裏面很窮，傢裏衹有幾畝薄田，父親激公宜在孟子三歲時就外出謀生計，以後就音訊皆無了，傢裏全靠母親仉氏紡綫織布生活。孟子傢住今天山東省鄒縣鄉下的一個小村莊，莊外不遠處是一片墳地，總有送葬出殯的人傢在那裏吹吹打打。孟子好學，看了以後回來就學人出殯打幡、哭喪祭拜。孟母非常擔憂，小孩子從小就學這些事，將來怎麽得了呢？於是决定搬傢，給孟子換個環境。
孟傢遷到了廟戶營（今山東鄒縣縣城西北），這裏是個大鎮甸，母親的原意是讓孟子多長一些見識，開闊眼界。但這裏十天趕兩個集場，喧鬧異常。孟子倒是興高采烈，看了回來不是用棍子挑兩塊石頭學賣菜，就是用木頭作刀子比比劃劃地學殺豬。孟母覺得不對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樣下去怎麽能行呢？於是决定再次搬傢。
這一次孟傢搬到了因利渠畔（今鄒縣縣城南關）隔壁是個學堂，周圍都是讀書人。孟子每天都看到上學的人舉止文雅、落落大方，也學着讀書演禮，孟母這纔放下心來，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三遷”是多次遷居，這裏的“三”是形容詞，有多次的意思。類似的例子還有“大禹治水，三過傢門而不入”，是說禹王多次經過傢門口都沒有進去。
孟子十分聰明，上學以後什麽東西都一學就會，慢慢就覺得學堂的課實在沒有意思。有一次，孟子一連三天沒有上學，早上出門說去上學，下午還準時回傢，孟母以為他是放學了。三天不去學堂老師不放心，派人到傢裏探問，看孟子是不是病了，這下子孟母纔知道兒子逃學了。下午孟子又回來了，母親問他到哪去了？孟子回答說上學去了。孟母大怒，拿起剪子就把織布機上的經綫齊着機杼給剪斷了。這一下孟子害怕了，因為他們維持傢計的唯一來源就是母親織的布。孟母讓他將斷了的綫頭全部接上，幾百根經綫全剪斷了，哪裏還接得上。
孟母於是將道理講出來說：讀書與織布一樣不能截斷，截斷了就接續不上了。即使能接續上，但織出的布滿是疙瘩，還有人要買嗎？你貪玩逃學，荒廢時光，怎麽能學到安邦定國的本領呢？千萬不要走你遠祖孟僖子的老路，給祖宗丟臉、抹黑。孟子的遠祖（高祖的父親）孟僖子曾任魯國的司空，有一次陪魯昭公出訪楚國。楚王在郊野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孟僖子因不學無術，不知如何演禮，急得滿頭大汗，自己丟醜不算還給魯國也抹了黑。以後孟子的高祖纔拜孔子為師，成為七十二賢之一。
孟子這纔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痛下决心刻苦學習，終於成為道德高尚、學識淵博的亞聖，這就是“子不學，斷機杼”的故事。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竇燕山，名禹鈞，北京幽州人。古代幽州屬於燕國，燕國有山名燕山，故以地名尊稱他為竇燕山，就像詩聖杜甫住在京兆少陵，被人稱為杜少陵一樣。
竇燕山是五代後晉時的人，年輕的時候不學好，做生意欺行霸市、缺斤少兩、昧心行事，雖然賺了錢，但直到三十歲還沒有子嗣。有一天夜裏，他死去的父親給他托夢，說：“你心術不正、心德不端，惡名張註天曹，不但無子而且無壽。你要趕快改過遷善、大積陰德、廣行方便，還有可能輓回。”
竇禹鈞醒來以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痛下决心改邪歸正。從前之惡不敢再犯並且廣行善事，在傢裏興辦義學、積德行善剋己利人。一天夜裏又夢到他父親對他說：“爾今陰功浩大，善名張註天曹，後有五子齊登科甲，爾壽至八十九歲”。他醒來以後，行善更為積極，後來果然生了五個兒子：儀、儼、侃、爾、僖。
竇傢教子有方，比如他的家庭之禮都按照古禮進行，傢中男不亂入，女不亂出，男耕女織，和睦孝順，所以纔有五子聯科。其中大兒子做到禮部尚書，二兒子做到禮部侍郎，其餘三子也都做了官。侍郎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以上舉的兩個例子說明，做父母的教育子女，第一要善於教育，第二要持之以恆。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這是教育的第二條原則，傢教與師教相結合，現代概念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傢中的長輩對子弟的教育，學校教育是老師對學生的教育，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兩種教育的背景不同，內容也不一樣，有些話老師說不出口，有些話傢長說不出口，所以老師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傢長教孩子要尊師重道，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圓滿。
傢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教育，叫做紮根教育，沒有傢教的小孩子，即使學校教育再優秀，一生都不會有大成，因為他沒根。小孩子在三歲以前，是離不開母親的，母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與記憶，這叫母儀母教。《千字文》裏就有“外受傅訓，入奉母儀”的話。“外受傅訓”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師的教誨，“入奉母儀”就是在傢裏要嚮母親學習，以母親的儀表做為自己的行為規範。父母自己不自尊、不嚴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將嚮你學習什麽呢？
根據古製，母親懷孕作胎以後就要開始對胎兒進行胎教，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要認為，胎兒時期小孩子的感官在發育階段，還沒有感知能力。你怎麽知道胎兒沒有感知能力？你怎麽知道胎兒感知不到外界信號呢？現代科學研究證明，三個月的胎兒就開始有聽覺了，也就是從三個月開始就可以用聲音進行胎教了。聽神經元的發育在零歲到三歲時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歲以內的兒童聽音樂，衹要聽一遍終生都不會忘。父母想培養小孩子為音樂傢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總原則就是一個正字，時時按“正”的原則去做就可以了。無論是行住坐臥、舉止言談都不能離開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將來這個小孩子才能正，這是胎教的關鍵，也是教育的關鍵。
什麽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於一就是正。一切專一、合一纔有正。這是教育的準則，如果衹生養子女而不負責教育，這是父母的過失。人多生幾個孩子容易，但是個個都教育好是非常睏難的。父母要是怕麻煩就考慮好，少生幾個孩子，這樣既對孩子負責也對人類負責。尤其是現代的母親，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沒時間也沒耐心，於是就花錢請傢教。母儀母教必須自己來，外人代替不了。現在辛苦三年，將來你能省心一輩子，算算賬看看哪頭划算？所以在教育問題上母親想大撒把是絶對不行的，女強人可以緩一緩再當，先考慮小孩子的教育，這是他一輩子的大事，將來他還會有後代，這個因果關係可絶不是一兩代人的事。
如果師教有問題、老師教育的方法不對，那是老師的失職，同樣是大問題。傳統教育的師道，老師是絶對的犧牲者，一輩子辦教育默默無聞，視年長的學生為弟、年幼的為子。弟子們的地位再高，回來看老師也一定行大禮，感謝老師的大恩。現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無路、迫不得已，用錢鐘書的話說，“這個人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
傳統教育中的師，分為“經師”與“人師”兩類。傳道、教學生做人的是“人師”，授業解惑的是“經師”，兩類老師的職責不同，傢長一定要區分清楚。
傢教和師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師教什麽？這在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傳統教育的第一步是幫助學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來就擰種一個，脾氣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幫助他化性，今後這個孩子的命就很難立起來。上學以後，老師如果不能幫助學生化性立命，就是誤人子弟。當老師的必須詳細考察學生的天命、宿命與陰命，按學生命的大小來教育他，纔算盡了師道。
人的命如車輪，性如車軸，性子不正，命輪一定會跑偏，所以韓愈纔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幫助學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較起來老師的作用比父母還重要。為師者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很可能誤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毀了。古人嘆曰：“我眼本明，因師故瞎”，不正是對那些濫竽充數的“瞎師”的控訴嗎？
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這幾句話是針對受教育者說的，小孩子不好好學習，是不應該的。小時候不好好接受教育，老了以後怎麽辦呢？淺顯的道理是學習有最佳年齡期，就是十三歲以前。錯過了這個黃金階段，則事倍功半，不是說不能學習，而是你下的功夫大，收穫反而相對的小。至於深層的道理，就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人是不受苦不享福，不遭罪不出貴，受多大的苦享多大的福，遭多大的罪出多大的貴。唱戲的名角都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當年沒有種因，現如今到哪裏去找果呢？
有見識有智慧的父母都肯讓小孩子去吃苦，磨練他的意志，以期長大後挑重擔、成大器。孔子在《論語?憲問篇》也說：“愛之能勿勞乎”？果真愛你的孩子，就要使他勞，使他知道人生的艱難困苦，否則愛就變成了害。我們現在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父母含着怕化了，頂着怕歪了，從小就錦衣玉食。吃苦是積福，享福是消福，孩子這麽小就享福，長大了福就薄了，老了福就沒了，那可就慘了。看看西方國傢，那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為什麽是老年人的墳場？他的福沒有了，年輕的時候享受完了。我們中國人講究年輕的時候積福不享福，趁年紀輕身體好，再苦再纍也受得住。老了以後體力衰了幹不動了，那個時候再享福，自然兒女孝順，子孫滿堂，身心快樂，安度晚年。外國人看了羨慕死了，他們住在養老院裏孤獨寂寞，比不了我們中國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為什麽要這樣持之以恆的對小孩子進行教育呢？因為“玉不琢，不成器”，這是舉一個例子來進行說明。玉石産品的加工需要四步工序，前兩步叫切磋，後兩步叫琢磨。
從昆侖山采來一塊石頭以後，第一道工序就是“切”，從中間剖開，看看石頭裏面有沒有玉，有多少塊玉。有的石頭裏面根本沒有玉，有的衹有星星點點的小玉，衹能做戒指面。有的石頭裏面真有大玉，可以做成價值連城的工藝品。第二道工序是將石頭中的玉磋出來，這種未經雕琢的原料玉石叫做“樸玉”。接下來是按照樸玉的形狀進行雕琢，或雕鑿成玉佩首飾、杯盞盤碟、佛像神像等等，就叫“琢”。最後一道工序是磨光，就是磨。前兩道工序一個人幹不了，所以說是咱們倆切磋切磋；後兩道工序可以自己幹，因此說讓我自己琢磨琢磨。
原料玉石不經過“切磋琢磨”的加工過程，就不可能成為價值連城的工藝品，人不接受教育不認真學習，不知道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不該做，就不會做人。現代科學證明，越是高等動物，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動物學家研究發現，動物生下來就要嚮父母學習生存技能和捕食禦敵的本領。不同種類動物學習時間的長短也不同，動物智慧等級越低，其本能性反映越強，學習的時間就越短，越是高等動物學習時間越長。人類有胎兒期、嬰兒期、幼兒期、少兒期，加起來有十三年，這是基礎教育階段，人必須接受十三年的基礎教育，才能在社會上獨立。
少兒時期的聰明才智（特異功能）是開發不得的，千萬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現代的中學生就寫小說，小神童就破格升大學，輿論界還大肆渲染，不知道這是教育上的大忌。小孩子應該紮紮實實地打好童子功的底子，以便將來能成大器。小時候是“神童”，長大了未必就成纔，古今中外這樣的教訓太多了。所以小孩子在十三歲之前，必須要由傢長老師來引導，選擇最優秀的好東西強加給他。在這個階段，人文學科的東西小孩子是不懂的，也不需要他懂，他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將人類的文化精華盡可能多地吸收進來，先滿腹經論，以後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再慢慢開發也不遲。如果錯過了人生的前十三年，無論你以後多麽努力地彌補，無奈大腦與神經係統的生長周期已到，人定型了再背書記不住了，那時就悔之晚矣了。
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
人要在年少的時候，親近良師益友學習禮儀。中國是禮儀之邦，禮儀的教育是源遠流長的，小孩子從小就要接受禮儀的教育。禮是禮，儀是儀，二者不一樣。
禮是中國文化的代名詞，廣義的禮是中國文化的統稱，包括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等所有的文化概念。狹義的禮指社會秩序，特別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現代的法律、法規、政策等等內容。禮儀是協調人與人關係的儀軌和規範，等於說是後世的規矩與制度。上古時期的周公曾製定禮儀，他把禮分為吉禮、嘉禮、軍禮，喪禮和喜慶之禮，所以有“周禮”傳世。
禮的作用是什麽呢？孔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泰伯篇》中說過：“禮之用和為貴”。禮的作用在於和，有了和才能達到儒傢“仁”的境地。中國文化千經萬論、諸子百傢，歸根到底就是追求這一個字，那就“和”。子思為此著了一部《中庸》，他強調說，“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所以能夠定位長存，是因為達到了中和的狀態；人之所以健康無病，也是因為有中和之氣，所謂心平氣和纔有健康。過去中國人流行拜財神，財神旁邊就有和合二仙，和氣生財、傢和萬事興，沒有“和”什麽也辦不成，什麽也得不到。
為什麽要研究禮？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何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何哉？”孔子說：禮啊禮啊，不是送兩包點心就是禮，禮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學；樂啊樂啊，不是唱歌跳舞就是樂，樂是把我們的精神升華到永遠樂觀的境界。這是真正的文化，來自於人的內心人的思想。《禮記》的第一句話就是“毋不敬，儼若思”。人隨時隨地都要莊重誠敬，內心保持着這種莊重，待人待物不離誠敬，專註於自己內心的修養，這個境界就叫“禮”。
表現於外的形式就是各種禮儀，儀是禮的外在形式，禮又是恭敬的外在表現，所謂內恭外禮。內無恭敬之心，禮儀再多也沒有用，禮越多人越虛偽。現代人的禮更虛假，都是商品交易，一方是“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另一方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與“中和”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老實講，中國的禮樂都是對己不對人的，是用禮來約束自己方便他人，以達到和為貴的目的。禮象籬笆墻一樣，擋君子不擋小人，如果你硬是要翻墻而過，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一個人如果不自覺，禮對他又有什麽用呢？
下面接着再談教育的內容與順序，我們先拋開例子談原則，就是“首孝悌，次見聞”。
首孝悌，次見聞。
這是教育的內容和順序，非常重要，一定要順序進行不能倒置。傳統教育認為，知識的傳授並不重要，因為知識總是隨着時間和空間在不斷地變化着，時間空間變了，知識就老化了。但“孝悌”是萬古不變的大道，衹要人類社會還存在就有孝悌關係存在，這個教育的原則就不能變，教育就必須首先教孝、教悌。那什麽是孝、什麽是悌呢？這就需要認真地討論了。
中國文化實際上是十字架結構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自稱是十字架，其實是丁字架結構，因為十字架沒頭。為什麽這樣說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個孝字，千經萬論都是這個字的發揮，都是對這個字的解釋而已。懂了孝這個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說“百善孝為先”。
孝是個上老下子的會意字，老子合為一體，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什麽意思呢？表示我們的血緣關係從自己這一代算起，嚮上追無窮，嚮下推也無窮，這個直貫古今、無窮無盡的血緣通道就叫孝。這是垂直的血緣關係，然後再將孝道的仁愛之心，嚮外面一層一層地橫嚮展開就是悌，第一層是兄弟之道，第二層夫妻之道，然後是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這是橫嚮的關係。懂了孝道其他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他四道也不可能明白，這就是為什麽古人說“忠臣必出自孝子”的道理。
西方的文化係統，往下有自己的子孫，橫嚮也有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君臣，但往上就禿頭沒有了。普通西方人衹知道兩代，再往上祖父母叫什麽名字，有些人就不知道了。西方文化中老子之間有代溝，在我們中國文化裏面，老子是一體，怎麽會有代溝呢？
忤逆不孝在中國文化裏面是重罪，不孝造成的惡果並不完全報在父母身上，兒女不孝，父母當然很傷心，生活可能會艱苦一點，但最大的惡報在子女自己身上。孝是直上直下的血緣通道，祖先積纍的福德，就是依靠這條“孝”的管道遺傳給子孫後代，不講孝、不盡孝的人就自斷祖先遺德的通道。這個損失不僅僅是你一代人的事情，你的子孫萬代都會因為你的不孝而被斷了這條血脈傳承的根，這個罪責就背得太大了。舉個例子，臺灣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孫，他到美國、歐洲訪問，都享受貴賓等級的待遇。孔德成既不是國傢元首，也不是高官，外國人為什麽這麽尊敬他？那是尊敬他的祖先孔老夫子。如果他不孝、不認祖宗，這個祖先遺德的通道就斷了，祖先的遺德沒有了，你再到美國、歐洲走走看享受什麽待遇。
明白了這個道理，反過來再看中國的傳統教育，我們纔明白“首孝悌”確實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在傢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纔知道尊敬老師、尊敬領導；在傢懂得友愛兄弟，在外面纔知道親近朋友、團结同事。在傢裏把孝道行好了，在社會上纔會做人做事。中國老式住宅大門的門心對子都是這樣兩句話：“忠孝傳傢久，詩書繼世長”，孝子出來做事一定是忠臣，不孝父母的人會懂得愛國傢、愛君主、愛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中國在隋朝以前沒有科舉制度，國傢挑選人才，首先要從各地舉薦的孝子中選拔，叫做“舉孝廉”，歷史上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
有了孝悌的基礎以後，纔是知識的傳授也就是增長見聞覺知，這是第二步次要的事。如果第一步的孝悌沒有打好基礎，後面的知識傳授寧可不進行。我們讀讀《論語?學而篇》中孔子的話就清楚了，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段話發揮出來就是清康熙年間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規》，所謂“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衆，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姊妹，其次要言行謹慎，要講信用，要有博愛之心，要多親近仁德之人。這些非做不可的事做好了之後，還有多餘的時間與精力，再學文再搞知識的傳授和增長見聞覺知。
現代教育是倒果為因，將教育的順序整個弄翻了，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世無賢妻良母，社會上已經出不來孝子賢孫，現在教育上再來個乾坤大顛倒，就更沒有聖賢人了。
下面舉了兩個例子進行說明：一個是孝，一個是悌。
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
黃香是東漢江夏人，即三國時期東吳人。黃香九歲的時候，鼕天睡覺前用自己的身體給父母暖被窩，夏天睡覺前用一把小扇子給父母扇枕頭。他對父母能盡孝道，是為人子者的好榜樣。執是執持、不鬆手的意思，嚴持孝道，永不放棄，叫做“孝於親，所當執”。
元代福建延平府的郭居敬，曾將歷史上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編輯了一本書，就是《二十四孝》，“黃香扇枕”就是其中的一個故事。
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
這是行悌道的例子，孔融讓梨是傢喻戶曉的故事。孔融是孔老夫子第三十二世孫，魯國人，生於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時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寬容好士，經常說：“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焉”。
孔融四歲就知道長幼有序，吃梨的時候，自己年紀小就吃小的。所謂“三歲看老”，四歲的孩子謙遜之禮如此，方知其後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講到“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兄弟之道是五倫中的一倫，為悌道。兄弟之間要相互關心友愛，彼此氣息相通，因為兄弟之間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如同樹木一樣，同根連枝。悌道屬於五常中的“禮”德，其原則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長的要友愛、關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長。兄弟之間如能各盡其道，自然和睦友愛。如果將利益放在第一位親情放在第二位，就大錯特錯了。不但有違兄弟之道，也有違孝道，因為兄弟反目最痛心的是父母。
首孝悌，次見聞。知某數，識某文。
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後再進行知識的傳授，就是這裏的“知某數，識某文”。數代表現在的自然科學，文代表現在的人文學科，知識的傳授古今中外不過就是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兩大類，但二者的傳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把二者混為一談。
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要學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礎上再繼續第二步的傳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級是不行的。人文學科則不然，很多道理要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才能逐漸理解。一部《論語》一輩子也讀不厭，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體驗，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如果用教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教《論語》，小孩子哪裏能夠懂呢？怎麽辦呢？背誦，反復的背誦，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裏面去。這樣，等小孩子走入社會，遇到做人做事的具體問題的時候，孔老夫子的話會突然間蹦出來，那時他就知道應該怎麽去做了。如果沒有背誦的童子功，現上轎現紮耳朵眼，就遠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經》在這裏特別強調了這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對自然科學是“知某數”，知是認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纔是傳授進去了；沒有聽懂不明白，就是沒傳授進去。西方教育偏重走認知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路子，認知哲學指導着自然科學的發展。學科學知識必須按部就班，初級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級科目。初等數學懂了才能教高等數學，所以科學教育就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傳授。但是我們人生中遇到的絶大部分問題都不屬於科學範圍，科學方法能夠解决的問題還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學課程成績不好都不緊張，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教一切學科，就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所以在人文學科方面要註意“識某文”的教學原則。
識是見過面、彼此相識，“識某文”要通過長時間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寫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識得多，以大學者鬍適為例。鬍適四歲就開始讀古詩，六歲上私塾開始背古文；到了九歲的時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說了，兩年之內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說。十一歲的時候，老師正式教他讀古書，第一部就是《資治通鑒》，十三歲上又把《左傳》讀完了。十九歲鬍適考取公費留學生，二十七歲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二十八歲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寫出《中國哲學史》這部不朽之作，三十歲時鬍適已經是譽滿全球了。憑什麽？十三歲之前接受的傳統教育的基本功。他去講演從來不帶書，卻能引經據典而且一字不錯，因為經典都印在他的腦子裏了。鬍適是成名了，他卻提倡白話文，不讓後人再讀古文了。
現代中國再沒有誕生出真正的文學大傢，而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朱自清、錢鐘書、瀋從文、魯迅乃至老捨，沒有一個不是讀古書長大的。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
這裏是“知某數”一句話的展開，討論的是數學。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所謂的“數理化”，數學排第一位是基礎科學的基礎，沒有對數的研究，人類就無法認識宇宙的規律。其實數學是真正的美學，用簡單的幾個公式、公理就能推導出支配整個宇宙的自然定理，真是奇妙無比。數學用最簡單的數字符號係統，概括了宇宙的復雜性，使人類徹底更新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和生存能力。
美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就是運用微分幾何學的方法破解了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證明了名數學家卡拉比提出的關於高維空間麯率的一個猜想，獲得1993年諾貝爾數學奬。連數學家卡拉比本人都未能證明的猜想，包括多維次空間存在的證明，被丘成桐用微分幾何學徹底解决了，而且還一並解决了多變函數與廣義相對論方面的兩個猜想，這就是數學的偉大。
數學研究宇宙的對稱美，訓練我們思維的精密性，中國的《易經》是最早係統研究數理的偉大著作。數字是一種自然符號係統，傳載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中國的傳統科技一直是由道傢擔負的。道傢的學術，從內容到思想無不體現着對數理的認識，例如煉丹術、五行說、天文、堪輿、醫卜星相不一而足。
自然科學偏重研究物質的相，相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的結構和表徵。但是什麽在支持着這個相呢？是什麽讓我們人類有如此的生命活力呢？是數的變化，是數在支配着相。再深入下去，又是誰在製造和控製着數呢？是理，理是某種規律性的東西、是某種無形的力量，它是宇宙本體的表現，也就是道。《易經》裏面建立的方法論模型就是理數相三層模式，用計算機為例證來說明最好理解。
不同的計算機用戶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有的作文字處理、有的看圖像、有的聽音樂，這些不同的功能態都是計算機具體的相用。但是什麽支持着計算機的這些相用呢？是程序語言裏面編排的數字程序，是二進製數字的加加減減。又是什麽在操縱着數字的加減呢？是理，軟件工程師按照計算機的理路設計某種程序，程序員則根據設計將數字固化到軟件中去，變成計算機的操作指令係統，這是一個由理到數再到相的完整過程。
《易經》中提出多種不同的數理邏輯係統，《三字經》這裏提到的十進製衹是其中之一。一是自然數字的開始，由一到十，十十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傳統的十進製就到頭了，這與現代數學中的十進製又不同。
研究宇宙的運動規律要用二進製，就是陰陽之數的數理邏輯係統，《易經》中卦爻卦象的演算主要用的是二進製係統，這是宇宙的奧密。在西方，萊布尼茲是微積分和二進製數學的創始人，也是計算機的先驅。英國人李約瑟博士是研究萊布尼茲的專傢，當他根據大量史料仔細追溯現代一係列最有影響的西方科學家的歐洲思想淵源的時候，都通嚮萊布尼茲。萊布尼茲的思想又是哪裏來的？李約瑟的研究結果表明，萊布尼茲從20歲起直到逝世為止，終身都是中國學術的愛好者，特別是對《易經》圖象數理的研究。
萊布尼茲有一個好朋友鮑威特是歐洲傳教士，曾在中國耶穌會傳教。鮑威特是研究《易經》的專傢，他把中國的《易經》介紹給萊布尼茲。萊布尼茲本就在研究二進製係統，這一下一拍即合。1701年鮑威特將自己珍藏的兩個“易圖”送給萊布尼茲，萊氏從六十四卦圖中驚奇地發現了從63到0的二進製數字。1703年萊氏發表了“談二進製算術”的論文，此文收於英國皇傢科學院論文集中。萊布尼茲正式確認了《易經》卦爻與二進製數字的同一性。
所謂二進製的數理結構，衹有一和零二個數。零是個圓圈沒有數，卻代表了無限的數無量的數。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數呢？衹有一個數就是“一”，永遠都是一，一加一就是二，加零就是十，過了十又是一個一，過了百又是一，沒有窮盡。
道傢學說認為，宇宙的開端就是“道生一”，道是無極，一是太極。宇宙大爆炸一開始，就是太極生兩儀（陰陽），二進製就出現了。二進製的原理就是“相對論”，有天就有地，有陽就有陰，有南就有北，相對一出現，就是老子說的天地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合。我們這個世界是相對的世界，在相對世界裏想找到絶對的東西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超越相對、超越這個對立的物質世間，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易經》是關於科學的哲學，訓練出來的是數學家的頭腦。《易經》教給我們係統論的思想，看問題要敏銳、要細緻，要做個有心人；其次觀察問題要有邏輯性、要全面；分析問題要有條理、有層次、有耐心；處理問題要果决，因為一切都在變，解决問題的條件轉瞬即逝，必須當斷立斷。處理問題的時候要給自己留退路，因為變量太多、環境隨時都在變，有一個環節疏忽了，將來必定因此又起爭端。
《易經》潔淨精微，確實可以訓練我們的思維。至於八卦的推演，無外乎就是解决問題的一係列方程式、一套套假設的解决問題的方案而已，並不神秘。
三纔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纔是天才、地纔、人才，三光是日光、月光、星光。不要小看了這個三，整個物質世界都是由三而來的。三既是物質運動的結構也是物質運動的極限，小到原子結構中的電子多數是分三層軌道圍繞原子核運轉，大至宇宙天體按照“理數相”的法則在運轉。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而再還可以，再而三就不行了，所以老子纔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形而上的本體，它永遠生生不已，這是道的第一層功能；所形成的天地宇宙，是道的第二層功能；地球上出現的人類社會則是道的第三層功能，所以宇宙開始於零、開始於一。
竜師伏羲氏觀竜馬之圖始畫八卦，一橫為陽數之始，為法太極之道立於一；再畫二橫為陰數之始，即《易經》的九六之數，陰陽交變而有萬物。三字的來源可是不簡單，乃是一陽合二陰之象。宇宙形成之前，古人形容為“乾坤未判，天地未開”之初，名為混沌之世，還沒有形成現在的物質宇宙，也沒有日月星辰，此時為無極。無極靜而生動出現太極，事物內部靜而不動是無極，內部一動就是太極。由太極産生了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形而下的物質宇宙。形而下的特點是對立，任何事物都是相對存在的，這就是太極生兩儀（陰陽），由二再生三，就是三纔。
天地宇宙都是相對而生，互存共榮，在天為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為男和女。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神氣精。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親師。
我們這個物質宇宙存在的時間，佛傢稱為一劫；而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這一冰河時期的人類文明）為一元，其數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是宋儒邵康節在《黃極經世》中提出的“元會運世”的概念。現代科學證明，地球誕生於五十億年以前，而人類衹有五百萬年的歷史，五百萬相對於五十億，簡直是電光石火的瞬間。這五百萬年的歷史，也還是經歷了幾個不同的冰河時期，人類文明又不知生滅了多少次。邵雍認為，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由開闢到終結為一元，共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其間又分為十二會，按照十二地支的順序命名，每會一萬八百年。一會有三十運，每運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一年十二個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時辰，這是最基本的時空之數。既然世界的開闢到終結分為十二會，於是“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的觀念又與“三纔”混合起來，成為後世陰陽傢說理的工具。
十二會各運行一萬八百年，這個世界就告一段落，復歸於混沌。但邵康節所說的天地終始之數，衹是此次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生滅的一段過程，大概相當於佛學所說的一個“小劫”，而非地球“成住壞空”的大劫。佛傢衹是說理，邵子卻能夠用數字計算出來而且與輪回的道理完全契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物質世界“本乎數”的道理之所在。事實是否真的如此，誰也不知道。存在决定價值，老祖先既然這樣說，一定有它的道理。我們就姑且聽之，留待未來的科學家去考證。
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綱是綱紀、綱領的意思，三綱是五種倫常關係中最重要的三條，就是“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但是原始儒傢思想中沒有這種提法，不要說孔曾思孟沒有講過，連荀子也沒有講過何者為綱的問題。孔子倒是在《易經?序卦》中說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關係居先，君臣關係居後。而三綱的“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君臣關係在前，夫婦關係在後，與孔子說的剛好相反，顯然是後人為推行忠君思想提出來的。
誰提出來的呢？是西漢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三綱，漢武帝獨尊儒術，再由班固正式記載在經學著作《白虎通義》之中。
我們知道，五倫關係中的每一倫都是互存共榮的共同體，古人稱為陰陽未判的太極。總之就是一體的意思，像手心與手背的關係一樣，你能說誰是誰的綱？如果硬要分出綱常，也衹能說是互為己綱，大傢都是綱不是等於沒說一樣嗎？那麽董仲舒為什麽要提出“三綱”，僅僅因為他端着漢武帝傢的飯碗嗎？這裏面的深層原因我們應該認識清楚。
世間的事情都是物以希為貴，缺什麽纔吆喝什麽，要振興的東西一定離死不遠了。正因為“君臣不義，父子不親，夫婦不順”，董仲舒纔大聲吆喝“三綱”。其實不要說漢朝，臣弒君、子弒父的傳統早在東周就開始了。春秋242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推其原由就是孔子說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至於漢朝時夫婦一道的綱常紊亂，實是肇始於劉邦。劉邦起事之時身無分文，不要說軍費得由老丈人開支，自己藏在邙碭山還得由老婆呂雉天天送飯。這纔種下了漢朝女權篡政，以陰亂陽的因果。現代社會還不是如此，哪一傢不是女權當政？哪一傢是老子說了算？董仲舒正是看到了“細惡不絶之所至也”的倫常關係的紊亂，纔提出其中最嚴重的三條，要漢武帝正此“三綱”。
後世要打倒孔傢店，主要罪名就是衝着這“三綱”來的。他們哪裏知道賣“三綱”的是董傢店，而非孔傢店，而且“三綱”的貨源已經斷檔多少年了。
五倫十義的道理，下面還會講到，這裏就不再多解釋了。
曰春夏，曰秋鼕，此四時，運不窮。
春夏秋鼕為四季，又叫四時，應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勺柄總是圍繞着北極星轉的，所謂“鬥柄指東天下皆春，鬥柄指南天下皆夏，鬥柄指西天下皆秋，鬥柄指北天下皆鼕”。北斗七星不停地轉動，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斷地推移交替，循環運轉，沒有窮盡。
中國文化裏面發達最早、最係統的就是天文學，中國天文學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是我國傳統科技的一部分。為什麽中國天文學發達呢？因為中國是以農業立本、以農為主的國傢，務農的根本是不誤農時。春生夏長，秋收鼕藏，一定要按天時，不能鬍來。所以中國歷代都有司天監，有“天官”，專門觀測天文氣象的變化，以此作為行政施治的根據。
《易經》裏說：“寒來則暑往，暑往則寒來，寒暑想推，而成歲焉”。氣候與物候歷來就是農本國傢的大事，遊牧民族就無所謂了，不太重視。氣候註重的是地球上的溫度、濕度和光照時間，物候則關心生物消長的節律性，偏重在生物與自然的關係。
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是橢圓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陽最近的近日點（1.4億公裏）,距離最遠的遠日點（1.6億公裏），造成四季日照時間的長短不一樣；地球的地軸又是歪的，自轉起來造成各地區日照強度不均衡，這就産生了四時寒暑的變化。
根據我們中國的歷法，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氣為一時，四時為一歲。歲和年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年表示從今年的正月初一到來年正月初一的這一段時間，為一個自然年。歲表示從今年的某一節氣到明年的同一節氣的一段時間，為一個回歸年。一個自然年是365天，一個回歸年（歲）則是365天又5小時48分46秒。
舉春時為例來說，春三月萬物發生，正月為孟春建寅，二月為仲春建卯，三月為季春建辰。孟春的一氣為立春，包括“東風解凍、蜇蟲始振、魚上冰”三候；孟春的一節為雨水，有“獺祭魚、鴻雁來、草木萌動”三候。四時有十二節、十二氣（二十四節氣），共計七十二候。
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
東南西北是人類臆設的方向坐標，其實茫茫太空之中哪裏有方向呢？連地球都是圓的，《莊子》一書中就提到“南方有窮而無窮”的辯題。南方看似有頭，你走走看，保證轉一圈又走回來了，因為地球是圓的。四方是假設的，但中是真實的。何為中？你站立的這一點就是中，有了這個中，東西南北就有了。中國文化講究“面南背北，左東右西”，中心一確定，四方的概念就出來了；中心一移動，方位也就隨着移動了。
如果以地球為中，就要以北極星來定位，但地球在上一個冰河時期曾經受慧星的引力作用翻了個倒毛筋鬥，南變了北，北變了南。地質學家一直就懷疑岩層中的反方向磁力綫痕跡到底是怎麽回事。《易經》的八卦方位圖，與現代的地圖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東方甲乙寅卯木，應正月、二月，居震宮。南方丙丁巳午火，應四月、五月，居離宮。西方庚辛申酉金，應七月、八月，居兌宮。北方壬癸亥子水，應十月、十一月，居坎宮。中央戊己辰戌醜未土，應三、六、九、十二月，居中宮。
實際上，中指的是整體的平衡點，並非是平均的度量衡單位。一根粗細不一的棍子，其平衡點絶對在靠近粗的一頭，這一點就是中。社會學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就不是中，也永遠不可能有中。《尚書》裏面有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講的就是教育的中心、為政的中心、也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允是誠信、公平，把握住這兩點不動搖、不放棄就是持中，就能天下太平。水平則不流，物平則不動，不動就正、就定了。
在世界範圍，中國屬土，居全球之中。歷史證明了這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問題不解决，全世界就不得安寧。中國強大一點四方都害怕，中國的産品一來，誰也招架不住，這就是中位的力量。在中國領土內，嵩山為中嶽是中國之中，嵩山之中在少林，少林之中在大雄寶殿釋迦摩尼佛的蓮花寶座之下，達摩老祖所以要在嵩山面壁九年絶不是偶然的。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在皇帝的蟠竜寶座之下，從這一點放射出去，北京四城呈對稱格局：四正四隅方位有廟堂八座，東西南北有四壇（天地日月）再加上社稷壇，一共是五壇八廟，這是明成祖時代，姚廣孝按《易經》之理設計的北京城。現在太和殿的蟠竜寶座後撤了十幾步，起因於袁世凱復闢帝製，登基大典時害怕。太和殿頂上，蟠竜藻井內竜口裏懸挂一顆亮晶晶的大球，象徵着竜戲珠。袁世凱怕大珠子說不準哪天掉下來，他雖然叫“袁大頭”怕也扛不住，就後撤到現在的位置，這是說到中隨便扯出來的閑話。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
這裏講的是五行和五行的起源，“水火木金土”五行到底是怎麽來的？為什麽五行在中國文化中這麽重要？因為五行生剋製化的原理都是“本乎數”，是天地自然之數理，所以五行之數也是數學的鼻祖。
說到數理就必須再談《易經》。《易經》是研究天道的學問，其中的道理貫穿後世的一切學問，包括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易學運用的說理工具就是數理邏輯體係，換句話說，《易經》依靠的就是數理以及數的變化。先後天之卦象都是從數理變化産生的，由理生出數，再由數生出相。自然界的萬物都是具體的相（物相或事相），但相從何處而來？總不能憑空産生吧，相正是生於數。
前面已經舉了電腦的例證，文字處理、圖像聲音都是具體的電腦的相用，支持電腦産生相用的是數，是一係列由數字編排的控製程序，沒有數也就沒有了相用。但是控製數的是理，是宇宙間某種規律性的東西，正如電腦的操作係統是按照某種既定的程序設計的。另有一種計算機程序語言，它有自己的理，理生數，數生相。天地之道也是如此，天之道就是自然之理，通過天地之數，也就是自己的程序係統，控製着自然界的一切物相。《易經》研究的就是天地之數，要通過天地既定的符號係統，讀出其中表達的程序與信息，這是研究易學的根本目的。
清朝康熙年間，由康熙皇帝禦纂、內閣大學士李光地總裁、四十九名翰林進士等參與的《周易折中》是我們今天研究《易經》的大全。當然這衹是《周易》，周朝用的《易經》，夏用連山易，商用歸藏易，都不同，這在下面講五經的時候再詳談。
《易經》之數來自河圖、洛書，五行既是“本乎數”，自然也就離不開河圖、洛書。河圖、洛書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屬於神秘文化部分，來源不十分清楚。很多學者懷疑是上一個冰河時期的東西，因為現在不用說創造，看也看不懂了。河圖據說是出現於伏羲氏時代，伏羲氏姓風，號太昊，那個時候黃河裏面出了一個長着馬頭、竜身的怪獸。它身上的毛帶捲捲的，有斑點和花紋，伏羲氏見到以後受到了啓發，以結繩記事的長短綫搭配組合，畫出八卦的符號。又根據竜馬身上的花紋發明了漁網，使人類文明進入了漁獵時代。後人就神話為黃河裏出來一匹竜馬，馬背上背了一個圖案，都是些圈圈點點，這個圖案就叫做“河圖”。
大禹治水時期，因為工程量太大，技術手段有限不說，工程設計方案也是個大問題，大禹始終都為找不到解决問題的方案而苦惱。有一天，洛水之中忽然遊出一隻大烏龜，龜背上的花紋圈圈點點，形成自然的圖案，這個圖案就叫“洛書”。大禹看到洛書，茅塞頓開，終於找到了治水的最佳方案，成功地治平了中國的水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河圖洛書的故事。
河圖、洛書有可能是古老的天文圖，用簡單的幾組數來揭示天文之理。至於二者的區別，歷來都認為，河圖說的是先天之數，洛書說的是後天之數。《易經?係傳》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這是河圖之數，其中單數為陽、為天，有五個（13579）合數是25；偶數為陰、為地，也有五個（246810）和數是三十。這就是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組數皆由一陰一陽組成，分列五方，一生一成，奇偶數之差皆為五。此五即河圖的中心五點，中而不偏，動而能和，為天地之中心。五組數就生出五行，每一行又分陰陽。從一至十，是十進製數理的根本，也是天地宇宙生成的本數。具體到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出現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方位上講，是一六在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一為元精屬水，為壬水；三為元性屬木，為甲木；五為元氣屬土，為戊土；七為元神屬火，為丙火；九為元情屬金，為庚金。
以上講的是天數生出的陽五行，地數生出的陰五行與之相對，不過是二四六八十偶數而已，這就與我們命運講座中的陰五行與陽五行聯繫起來了。
河圖既是先天之數，我們後天的一切數理，包括《易經》之數都是來自於河圖，它是數的加減之元。中國古代的算具有九種，都是根據河圖之數理設計而成，我們熟悉的珠算衹是其中之一。算盤上檔一珠代表五，下檔四珠各代表一，加法是滿五加，也就是一下五去四，破五進十就要一去九進一；減法也是如此，破五要減就是一上四去五，退十減要補五，也就是一退一還九。看起來復雜，其實都是由生與成二個數的加減變化而來，簡單之極。
再說說洛書，古人認為，河圖是先天，談的多是天道之理；洛書是後天，說的多是地道之理。河圖以天地化合生成五行分在四方，洛書則以五行的生剋製化而變為九宮，後天的一切變化都是由此而生出來的。九宮就是四方、四個角再加上中央，一共九個方位。具體到數就是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在中央”。
洛書以五居於中，取1234 6789居於四周，其對角、縱橫三數之和均為15，其中：一六生成水居於北和西北，二七生成火居於西和西南，四九生成金居於南和東南，三八生成木，居於東和東北，五居於中土，統乎四方。從對恃而言，一六之水生於四九之金，三八之木生二九之火，表明陽生於北，長於東，盛於南，消於西；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極於東北，虧於西北。以日照強度（陽）來看，一為鼕至，三為春分，九為夏至，七為秋分；以月球引力（陰）來看，二為朔，四為上弦，八為滿月，六為下弦。
在應用方面，古人主要運用河洛之數理於天文、歷法、算術、堪輿（地質）等傳統科技之中，由此形成了道傢的數術之學，從丹道兵法、醫卜星相，直到棋牌娛樂無所不及。黑白子的圍棋就起源於河圖，麻將當然是來自於洛書。圍棋360子代表周天之數，棋盤上橫竪各19條綫，共361格，分“角邊腹”九宮之位。
象棋則運用《易經》之數理，所謂“局取諸乾，坤以為輿”。棋盤是八八六十四格，象徵六十四卦，所以古稱“八八象棋”。每方十六子應二八之數，而將士活動的範圍則剛好是九宮格。中國唐代的“八八象棋”盤，與今日的國際象棋盤幾乎完全一樣，也是黑白相間的六十四格。在甘肅永昌鴛鴦池文化遺址中就出土有這種六十四格圖案，不過時間是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至於撲剋牌更是我們中國唐朝的專利，唐天文學家張遂（一行禪師）發明葉子牌，四門花色代表春夏秋鼕四季，每花13張牌，點數為91（1至13數字相加），正好與一季的天數相符；四季相加是364，再加以陰陽二個變數（大小王各占半點），整副牌的點數是365，為一個自然年的天數。西洋人將葉子牌改為撲剋，但改不了數理。西方人討厭13這個數字，如果能改他們早就給改了。
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天賦與人的天性，也是天德，是不能夠紊亂的。這裏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之中無法抗拒的力量。常是恆常、永遠存在、不能改變的意思。
五常之中以仁德為首，仁統四端，有仁纔有義禮智信四德，所以古人在很多時候衹用一個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論語?裏仁》一篇裏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就是說君子在吃一餐飯這樣短的時間裏，也不能離開五常之德，至於生活動蕩困苦、人生挫折睏頓的時候，更應該是如此。
那麽，什麽叫做仁呢？通俗地說，仁慈、有愛心就是仁。仁是體，慈是相，愛是用，表現出來就是愛心。能夠不講條件的博愛就是慈，慈的本體就是仁，它們是一體三面，同出而異名。
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學說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論語》中有“裏仁”一篇，專門談仁的體和用。仁是抽象的哲學概念，不能離開具體事項空對空地談仁，所以孔子舉了幾個例子加以說明。例如“仁者愛人”，有愛心，能夠愛人、愛物就是仁，這是孔子不得已的說法，因為愛畢竟還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內容。中國有一句話，叫作“博愛謂之仁”，有人說這是孔子說的，其實這是唐朝韓愈說的，不是孔子的話。
普通人的愛是有條件的，是以感情為基礎的，喜歡纔愛不喜歡就不愛，所以愛字裏面有心。簡化漢字的愛，幹脆連心也掏去了，更赤裸裸了。慈則是愛的升華，是沒有條件的愛，母親疼愛兒女是無條件的，這種愛就是慈，所以稱母親為慈母。
在具體事項上如何才能達到仁呢？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提出五條標準，就是恭寬信敏惠。孔子說：“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恭是自重自尊，是嚴格要求自己，這樣就不會有外來的侮辱；恭既是嚴以律己，寬就是寬以待人，包容他人的缺點，寬宏大量的人一定得衆。信是自信信他、信因信果等的合稱，是內心誠敬，不自欺的結果，能如此則天下沒有不可以用的人，也就是老子說的“聖人無棄物”。敏是聰明敏捷、反應快、辦事情不拖泥帶水，容易有事功。惠是恩惠，要有行動表示，不能總是空口說白話，但恩惠必須出自於誠，是真感情而不是假手段，這樣的人君纔可以與其共事。孔子提出的實行仁的標準並非高不可攀，衹要肯接受，人人都可以做到。
五常之中的“仁”懂了，其餘的義禮智信四德自在其中，是“得一萬事畢”的自然結果。例如知道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做，這是智；能做到恰到好處就是義。義是孟子學說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標。信是誠信，禮是守規矩、不放肆，內恭外敬，能如此則說話做事都不會逾矩。要達到隨心所欲又不逾距，孔子說要七十歲才能做到，我們時時看着自己還在不斷地犯規，能隨心所欲又不逾矩實在是太難了。
稻梁菽，麥黍稷，此六𠔌，人所食。
稻子、高梁、豆子、麥、黍（黃米）、稷（小米）稱作“六𠔌”，是我們人類所食用的主食。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氣候、水土、民情不同，出産的𠔌物和食用的主食也各不相同。
“黍稷”是古代中國，特別是黃河流域地區，最主要的兩種糧食作物。黍是比小米稍大、煮熟以後有黏性的一種黃米，因為要在大暑節氣下種，故稱為黍。稷又稱為粟、𠔌子、小米，秋種夏熟，要經歷四時，似四時之祭，故稱為稷。梁是高粱，因其性涼故稱為梁，有青黃白三種，都可以釀酒。菽是豆類的總稱，包括青赤黃白黑各種豆類。麥子有大麥、小麥、燕麥、黑麥等，秋種夏實，農歷四月前後是麥熟季節，五月就到麥收了。
中國人歷來講究五穀豐登，莊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話；但是這裏有提到“此六𠔌，人所食”。五穀與六𠔌的說法有什麽不同之處呢？簡單地說，五穀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時期的中國人集中生活於黃河流域，而長江以北地區是不種稻子的。據文獻記載，稻子是在唐太宗祥符年間從南方占城國引進的品種，為紀念此事，將稻米稱作粘𠔌，粘者占城國之米也。因此，中國北方早期沒有稻子，衹有“黍稷菽麥麻”五穀（《漢書?食貨志》）。
但是，近年來的一係列考古發現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種植水稻的國傢。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雲陽大地澤文化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內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種標本；浙江省余姚縣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稻種標本，距今有七千餘年。最重大的發現，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岩文化遺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種。經同位素炭十四測定，這些金黃色的稻種實物，距今已有一萬四千多年的歷史了。
黃帝距今有五千年的歷史，但種植五穀、從事農業活動並不是從黃帝時代開始的，而是從神農氏時代就開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萬二千年至一萬四千年的歷史，伏羲氏至黃帝時代也有七千餘年，其間尚有神農氏時代，神農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歷史。我們中國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歷史，不要做自貶祖先、自己縮短自己歷史的蠢事。這也同時證明了，中國以農業立國的歷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
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
“馬牛羊，雞犬豕”，這六種動物是人類畜養的，稱為傢畜。我國蓄養傢畜的歷史可謂由來已久，在陝西西安半坡村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以及其他殷墟遺址上就發現有這六畜的遺骨。甲骨文傢字的字型，也顯示無豕不成傢。古人將馬牛羊稱為上珍三品，雞犬豕為下珍三品。舉行祭祀典禮時，普通的用三牲供（羊犬豕），高級的要用五牲供（馬牛羊犬豕）。
六畜之所以與人類關係密切，一是六畜服務於人，如馬可負重至遠，牛能運貨耕田，羊有跪乳之恩，雞有報曉之功，犬有守夜之義，豬有庖廚之用。二是六畜有很多優點是人類應該好好學習的，例如馬的剛健進取、牛的忍辱負重、羊的跪乳報恩、犬的忠勇誠信。馬是不休息的，睡覺都站着；雞是三德兼備：不吃獨食義也，敵前敢鬥勇也，司晨不誤信也。豬更不用說了，現代醫學的器官移植大都是用豬的器官，根據免疫學的研究，人體對豬器官産生的排斥反應最小，看來人變成豬是早晚的事了。
第三，此六畜亦要靠人來幫助它們離苦得樂。馬牛有陰火，羊有陰土，雞有陰金，犬有陰木，豬有陰水。有一陰之性在，就會墮此畜生一道，受此一道之苦。人如果能夠幫它們化掉這一偏之性，它們就能離苦得樂，也不枉了為我們服務一場。
由六畜又引出中國人迷信的十二屬性，十二屬性據說是從印度文化來的。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學傳到中國，同時也帶來了印度文化。印度人用來說理的十二種動物，經中國文化融合以後變為中國的十二種動物。我們確實在漢以前的古書中沒見到有十二屬性的說法，例如《春秋左傳》交待時間都很具體，如“十年春，齊師伐我…”，沒見過有“猴年馬月，…的記述”。
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七情具。
喜悅、憤恨、憂傷、恐懼、愛戀、厭惡、欲望，是人人具備的七種情志，稱為七情。七情是人的心意的變化，其中“喜者心之歡樂，怒者心之煩惱，哀者心之痛切，懼者心之惶恐，愛者心之貪戀，惡者心之憎嫌，欲者心之思慕”，可見其都與“心”有直接的關係。
心是我們東方心理學的基本概念，我們叫做“心性學說”，不稱為心理學，因為心理活動無非就是心念的起滅和轉移，不是心的本源。東方的心性學說，無論佛學還是儒道之學都不搞尋枝摘葉這一套，而是直接探查人心的根源，以期從根本上切斷心念的起滅。
心性之心是宇宙的本體，是形而上的道，就是《楞嚴經》中“七處徵心”所討論的心。心念之心，是形而下人的心理活動，是念頭、是心念的生滅。所以人心險惡說的是人的心念兇險，惡念不斷；人心貪婪是說人的貪欲念頭不絶。佛法說的“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說的統統都是念頭。有念頭就現出這個物質世界，這是有為法；停止了念頭，物質世界就消失了，才能進入無為法。
所以中國文化中所說的心，既不是心髒也不是大腦，而是人的念頭，它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要素。心之所發就是念之所動，就是意念，簡稱為意；心之所往就是念之所聚，念聚就是志。念頭忽生忽滅，如夢幻泡影，根本控製不了，所以人的心意志都很難控製。學打坐的一上來就學空雜念，你就上當了，一輩子也空不了。因為念頭本身就是空的，沒有實體忽生忽滅，不去理睬它反而沒有了，就是如此奇怪。
情也同樣如此，是因心有所感，性有所動，感而後發所表現出來的心理活動。說要不動性、不動情，那是佛的境界，我們凡夫俗子做不到。“愛不重不生娑婆，情不深不為男女”嘛！人心為陰陽界的翻板，陽面叫菩提，陰面叫煩惱，陰陽是一體，沒有辦法分開，所以“菩提即煩惱，煩惱即菩提”，全賴陰陽板哪一面朝上。菩提與煩惱都是在聖不添在凡不減，想去掉煩惱換來菩提，不是多此一舉嗎？心念一轉，馬上就變煩惱為菩提了。為什麽轉不過來呢？性子沒化。性子不化如同手持污染之器，再好的東西倒進去也一定會污染。無情不是真豪傑，菩薩的意思就是“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衆生，同時也要使一切有情衆生覺悟。不愛人就無法度人，不愛物就無法成物，無情就不會生在人間了。
七情在聖賢之人純乎天理，故無七情之蔽；凡夫俗子則為物欲所蔽，放蕩不羈。事如其心就喜，事與願違就怒，動乎悲就哀，畏乎法就懼，見美就愛，見醜就惡，貪想就成欲。聖人看到我們真是可氣、可嘆、又可憐。
其實，聖人與凡夫的根本區別衹在一念之間，全賴於你的發心：出之以正則為聖賢，出之以私則為凡夫，出之以邪則為姦佞，正邪之間，全憑此一念，因此不可不謹慎。
匏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
前面已經談到了禮，這裏再談樂。禮樂是中國文化的總稱，也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我們一定要明了古人為什麽如此重視禮樂。禮代表了我們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學，因此廣義的禮包括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人文文化。樂則代表了我們樂觀的人生態度。禮接近於我們的宇宙觀，樂偏重於我們的人生觀。
廣義的樂是藝術形式的總稱，包括了現代的音樂、舞蹈、美術、影劇等所有藝術形式。狹義的樂指音樂。樂有什麽作用呢？沒有樂行不行呢？
沒有藝術修養，人生會很枯燥乏味。設想一下，連自己哄自己玩的玩意兒都沒有，生活不是會很枯燥嗎？所以要用樂來調心，並不是要你去當什麽藝術傢。
古代的偉人都懂藝術，大政治傢、大軍事傢同時又是大文學家、大書法傢。無論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煩惱有多麽大，通過讀書寫字、吟詩賦棋、吹拉彈唱就化解了，不象我們現代人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非弄出個抑鬱癥、精神分裂癥不算完。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理解傳統教育為什麽如此重視樂，以及為什麽孔子在《孝經》中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既是用來調心，就要輕柔和緩、低吟慢唱，自己唱給自己聽嘛！所以中國的民族樂器差不多都是獨奏的，無論笙管笛簫、琴瑟琵琶，都是如此，不象西洋樂器多是演奏給他人聽的，所以震耳欲聾。
這裏的八音既是八種樂器，也代表八種不同門類的音樂。《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周禮?春官》中則更具體的提出“匏土革，木石金，絲竹”的八音分類方法。
匏是匏瓜，匏瓜破開就是瓢，將匏瓜上面設13根紫竹簧管就是笙；36根簧管的大笙叫竽，不是有成語“濫竽充數”嗎？所以匏就代表簧管類樂器。土是陶土，古代用陶土燒製成一種吹奏樂器叫塤, 又叫“陶塤”，大小如鵝蛋，有六個孔，頂端為吹口。
革指牛皮，可以製成鼓，屬打擊樂。古麯每奏樂一段，要擊鼓三聲。一個人不學無術信口雌黃，就被形容為“吹牛皮”，因為他不知道打擊樂與吹奏樂根本是不同的兩類。木指木製的樂器，例如有拍板、梆子、有敔。奏樂將終時，擊敔使演奏停止。石類樂器有石磬，金屬類樂器有鐘、鑼、鈸、鐃、嗩吶等。絲代表弦類樂器，因為上古時期用蠶絲作弦，故又稱為絲弦，例如有琴、瑟、琵琶、箏之類。竹製樂器是用竹管穿孔而成，有橫吹的笛、竪吹的簫、龠（排簫）等。
八音既表示八種不同的樂器，也代表吹奏樂、打擊樂、彈撥樂、管弦樂等不同的音樂形式。八音之樂據傳是皇帝的大臣容所製，歷史上的五帝三王都各有其樂。如舜帝之樂為韶，韶樂據說非常之美。《倫語?述而篇》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欣賞韶樂進入忘我的境界，連着三個月吃飯都不知道吃的是什麽，還感嘆說：“我沒想到上古時代的音樂有如此高明”！
韶樂我是沒聽過，東方紅倒是聽了幾十年，確是一個月不識肉味。那是因為文革時期，買肉要肉票，聽到東方紅我就想起豬肉票。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
自子孫，至元曾，乃九族，人之倫。
高曾祖父是上四代，即是高祖、曾祖、祖父和父親，自身位於中，子孫曾玄（元）為下四代，就是兒子、孫子、曾孫與玄孫（元孫），一共九代親族，稱為九族，與我們有直係的血緣關係。前面講到，血脈關係的傳承依靠孝道，孝是通天地貫古今、超越時間與空間、無窮無盡的血緣通道，祖先積纍的福德要依靠這條“孝”的管道遺傳給子孫後代。
九族之中自身居中，承上啓下，是血統傳承關鍵中的關鍵。自己不講孝、不盡孝就會自斷祖先遺德的通道，這個惡果不僅僅是你一代人的事，你的後世子孫都會因你的不孝而被斷了這條血脈傳承的根，這個因果就背得太大了。同理，如果你能化性立命，立身成道，就上可以超拔祖先，下可以騭蔽子孫，你的福德就積得太大了。
族者衆也，倫者序也，尊卑長幼，定而不亂，才能天下太平。諸父子侄本於天倫一本之源，本是同根連枝，凡事不忘親情，自然就敦睦敬愛了。
苛法酷刑中有滅九族之說，實在是殘忍之極，毫無人性。秦滅六國以後，人心不服，為鞏固統治地位，秦始皇實行苛法，動輒禍滅三族剪草除根。九族還衹是垂直的父子一脈，三族則要加上母族、妻族二脈，要滅二十七族，上千口人。李斯造孽自己被腰斬不說，還被夷了三族。明朝以後又加上師族，連老師一脈也牽扯進來，這樣的帝王哪能不斷子絶孫呢？不是中國人生育多、生命力強，自己殺自己也早就殺絶了。
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
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人所同。
這裏講的就是儒傢著名的五倫十義。五倫就是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五種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前面三種是家庭關係，後面兩種是社會關係，這是人與人之間不能脫離的最基本的關係。
性之中要常存“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心之中要常懷此五倫之道。五常是天道，五倫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間就表現為這五種倫常關係。例如，父子之間講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間講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間講信，誠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間講義，義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間講禮，禮是社會秩序的總稱，能知道長先幼後，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亂。人的天性對應的是人類社會的倫常秩序，現代人不明五倫之道，顛倒倫常關係，社會怎麽能不亂呢！
五倫之中每一倫都是一體兩面，五對十面就是十義，也就是十條義理的意思。父子一體為一太極，占一個恩字，父要念子之恩，子女是祖先的遺德，是自己的分身，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同樣，子女要報父母之恩，父母有養育之恩，沒有父母就沒有自己的再造。父子雙方都能知恩報恩，果報就是父慈子孝，這是自然的道理。
夫婦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占一個從字，兩人不背逆謂之從，也就是《論語》裏面說的“夫唱婦隨，婦唱夫隨”。夫妻之間如果沒有原則性分歧，丈夫倡導的妻子一定要擁護，妻子倡導的丈夫也同樣要擁護，特別是當着第三者（當着孩子或外人，不是插足的第三者），夫妻一定要一致對外。有分歧有意見回去再討論，但當着外人夫妻之間不能拆臺，這是夫妻和合的基本原則。夫妻本是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着外人貶低自己的配偶，別人一定看不起你。相反如果你能處處維護自己配偶的榮譽，別人一定尊敬你。
兄弟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原則是“兄友弟恭”。做兄長的要友愛、關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長。兄弟之間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如能兄友弟恭，長惠幼序，兄弟之間自然就會和睦友愛，父母看到必然欣慰歡喜。法昭禪師有詩：
“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少，能得幾時為弟兄”？
漢朝田真兄弟三人因分傢生隙，財産遂均分三份，堂前一株紫荊樹也要鋸成三段。當日天晚决定次日動手，哪知當天夜裏紫荊樹就死了。次日三兄弟見之大驚，痛悔人不如物，决定不分傢了，那棵樹又活了。
朋友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原則是“朋義友信”，朋友之道講究信與義二字，彼此推心置腹，誠信有義，纔是真朋友。但是朋友相處切記要知止，要恰到好處，要保持距離。距離才能産生美，所以孔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朋友之間是一體，是指理體而言，不是在事項上兩個人穿一條褲子都嫌肥，物極必反，這就快臭了。現代社會是工商時代，凡事都是利字當頭，無利不早起。這是交易之道，與交友之道有天壤之別。
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提出：“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闢、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你交的朋友講直話、能原諒人、知識淵博，就是益友；反之，你的朋友性格怪異、個性軟弱、專門說你愛聽的話，就是損友。
君臣之間是一體也為一太極，原則是“君敬臣忠”。做領導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屬下的要忠於自己的本位，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敬在內心，忠在行為，二者都不在嘴上，花言巧語沒有用。你假裝為老闆幹活兒，老闆就假裝給你發薪水，反過來也一樣。孟子在《離婁篇》中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天理本就是一報還一報的。
五倫十義，就是做人的十條大道，也是支撐一個人命運的十根柱子。明道才能行道，行道才能立命，命輪竪立起來了才能運轉。不明道、不行道，一輩子演了十個角色全部都演砸了，十根命柱都倒了，你的命運會是什麽結局，就不言而喻了。至於如何行道、如何改造命運，我們講過一個專題，有錄音帶流通，這裏就不再羅嗦了。
以上是《三字經》的前三部分，由“性”與“習”的關係開篇，首先談教育之道的三個原則；第一是貴以專，第二是傢教與師教結合，第三是“首孝悌，次見聞”的順序不能亂。最後講授了初學者必備的中國文化基礎知識，順序是按十進製數字編排的，極有章法。
一就是十進位的幾個數字（一而十，十而百…），二沒列出具體的事項，但包含在每一類概念之中，就是有陰有陽，絶對的東西不存在；三包括三纔、三光、三綱；四包括四時、四方；五包括五行、五常；六包括六𠔌、六畜；七是七情，八是八音，九是九族，十是十義。綫索清楚了，記憶和背誦就容易了。
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進士出身，是南宋著名的學者、教育傢、政治傢。他祖籍河南開封，後遷居浙江鄞縣，歷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書。王應麟博學多才，對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南宋滅亡以後，他隱居鄉裏，閉門謝客，著書立說。明代著名詩人、王應麟的同鄉黃潤玉在《先賢贊》中稱頌王應麟：“春秋絶筆，瑞應在麟。宋詐訖錄，瑞應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時，呼嗟何及。”
王應麟隱居二十載，所有著作，衹寫甲子不寫年號，以示不嚮元朝稱臣。他一生著作甚豐，有《睏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六百多捲。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這部《三字經》，這可能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王應麟晚年為教育本族子弟讀書，編寫了一本融會中國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訣”。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舉重若輕的大傢手筆寫出這部“三字歌訣”，當然是非同凡響。
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本子，是清朝王相（王晉升）的訓詁本。王晉升是清朝康熙年間的學者，他訓詁的是王應麟的原本。王應麟是南宋人，“三字歌訣”原本的歷史部分衹截至到宋朝為止，所以王晉升訓詁本的歷史部分也衹解到宋朝為止。隨着歷史的發展，各朝代都有人對《三字經》不斷地加以補充，最著名的是清朝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的關於元、明、清三代的歷史，共計二十四句話。中國的正史是二十四正史，輔以清史稿也不過二十五史，所以《三字經》的歷史部分也就到清朝為止了。
歷史上的啓蒙讀物，能與《三字經》媲美的衹有《千字文》，二者配合起來，可謂珠聯璧合。《千字文》短衹有一千個字，《三字經》長有一千一百四十五個字。《千字文》囿於有限之文字，文思不得舒展。《三字經》就沒有這個局限，所以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全部概括進來。一個人如果能夠在幼年時將《三字經》背誦下來，將受益終生。我們現在要數一數中國歷史上哪朝接哪代，每一朝代有幾個皇帝、多少年的歷史，恐怕一下子說不出來。如果會背《三字經》就能脫口而出。能將中國通史綱要、中國文化史綱要、文化百科知識等全部濃縮在一千多個字以內，這對求學中的孩子們是多麽重要啊！我們現代人，將《三字經》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已經為數不多，更何況能背誦、能夠理解經義呢？
在2004年中國召開的一次關於小學教育研討會上，有專傢指出中國小學國文教育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以識字為例，小學六年畢業的識字標準是2450個漢字。小學六年、托兒所一年、幼稚園一年，八年學2450個漢字，每年365天，八年平均每天學0.84個漢字，還不到一個。我們再看傳統教育，《千字文》是1000個漢字，《三字經》是1145個字，《百傢姓》568字，加起來有2700多個漢字，去掉重複的也絶不會少於2450字。需要多少時間呢？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況且傳統教育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全面發展，不衹是學文。如果我們真的對子孫後代負責，不想再自誤誤人，就應該認真地檢討一下，傳統教育是否就真的一無是處。恐怕是要重新下結論了，更何況章太炎早就在高聲吶喊“今之教科書，固勿如三字經遠甚也”。
《三字經》全文雖然分為六個部分，但全篇內容連貫，自始至終突出了“教之道，貴以專”這一主題，六個部分均是圍繞這一主題的展開，體現了作者完整一貫的教育思想。第一部分談教育的意義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強調教育的內容和順序，第三部分講授基本的文化常識，第四部分介紹代表中國文化的重要經典和讀書的次第。第五部分是中國通史綱要，第六部分談勤奮刻苦是接受教育的基礎，可見《三字經》是一部教育專著。
傳統教育與現代通行的西式教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傳統教育是道德倫理型的教育，西方教育是知識技能型的教育，因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教化的對象不同，所以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也就有所不同。傳統教育有四個組成部分，每個人一生中都要接受，包括傢教（家庭教育）、師教（學校教育）、進修（社會教育）和明理（宗教教育）。人的一生必須四種教育都接受、都身體力行，做人才能夠圓滿。現代的教育制度衹剩下學校教育一種了，頂多再加上一個社會教育，二者還都是側重於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訓練，並不是教育的全部。
傳統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化性、立命、明道、行道，也就是怎樣做人。有成人才有成事，不會做人，就不會做事。韓愈《師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幫助學生化性立命，教授做人之道。見聞覺知的知識傳授是次要的，所謂“有餘力則學文”，沒有餘力寧可不授業，也要先傳道。學生不化性，老師不會放你出山，你硬要走老師就將你除名。這不是老師存心與你過不去，而是真心要對你負責任。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道德為手段提高人的生命質量，現代教育的目標是以競爭為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在傳統教育中，知識的傳授可以暫緩，道德一定要首先確立起來，所以纔強調“首孝悌，次見聞”。我們的現代教育什麽都教，偏偏缺少了道德。有人說現代教育是“缺德”的教育，學歷越高的家庭越不穩定，可見我們的教育很成問題。當然，生活質量不是不重要，它畢竟衹是初步的，而提高生命質量，使每一個受教育者都能夠轉迷為悟、轉識成智，最後達到轉凡成聖，纔是人生的終極目標。要有這樣的認同，首先就要辨別清楚幾個基本概念：
一是謀生與人生要分清。謀生是人生的初級階段，人生纔是人的終極目標。謀生衹是滿足人的動物屬性的生存利益的需求，謀生階段實現以後就要嚮人生階段轉變，開發人的社會屬性。如果對此沒有認同，人的一生都會被局限在物質利益的圈子裏，小房換大房，小車換大車，糟糠之妻換個美女，沒完沒了總是在謀生階段裏打轉，人生的價值就永遠不會實現。
二是事業與職業要分清。職業是你的飯碗，可以喜歡可以不喜歡，它與你的事業並不矛盾。你的興趣所在、你的愛好與追求，你一生奮鬥的目標纔是你的事業。事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賺錢的，古今中外的大傢，無論是大藝術傢還是大哲學家，都是死了以後纔值錢的，活着的時候苦得很。職業與事業能合一最好，如果不能一致就要用職業來養事業。事業之志一旦定下來，就義無返顧地走下去，否則將一事無成。
三是知識與學問要分清。知識是通過“見聞覺知”逐漸積纍起來的常識，學問是將知識具體落實到生活中去，用所學到的“文”去修正自己的心身行為，變化自己的氣質。如此有“文”有“化”方為有“文化”，否則我們充其量衹是個“文人”而非“文化人”。現代人腦袋裏裝的統統是百科知識，垃圾信息太多，真正的學問功底卻一點也沒有，既不會做人也不會做事。幾十年來學的文不少，但是有“文”沒“化”；雖然接受過高等教育，結果還是沒有“文化”。這可怎麽得了呢？
以上問題在家庭教育階段就要解决，古人說“三歲看老”，兒童時代的幻想和理想是一個人一生事業的破題，以後的知識積纍都是圍繞着這個幻想和理想展開的，步入社會就是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奮鬥。人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想象，沒有異想就沒有天開。沒有幻想和理想的人生一定是平庸的，人沒有理想就沒有根，沒有追求就沒有進步，沒有事業就沒有辦法圓滿你的人生。
現在開始一部分一部分地講解經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這幾句話是總綱，是《三字經》立論的基礎，是教育的基礎，同時也是教育的準則。《三字經》的所有經文，都可以說是這幾句話的展開。
人為什麽要接受教育？為什麽要對人進行持之以恆的教育？這是“教之道”在認識論上，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問題。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什麽呢？那就是“性”和“習”的關係 。
談到人性，中國文化裏面有三種學說，基本概括了諸子百傢的各派學術觀點，即“性善論”、“性惡論”、“性不善不惡論”。
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有羞惡之心，有辭讓之心，有是非之心。人為什麽有這四種心呢？因為這是天賦與人的本性，天道本是仁道，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沒有這四種心，就“非人也”，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什麽好說了。
另一位諸子百傢的名人叫荀子，他也是儒傢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觀點是“性惡論”，《荀子》書中有“性惡”篇。他認為人性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小孩子生下來就會吃奶，兩個小拳頭攥的緊緊的，一降生就來撈世界。長大一點和別的孩子一起玩就會搶別人的東西，這些行為都不用教天生就會。善良之性在哪裏呢？不教育絶對出不來善，所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通假，就是教育轉化的意思，善是後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所謂“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謂之偽”。
與孟子同時代的還有一位告子，在《孟子》七篇文章中就有“告子篇”。告子認為，人之本性像一張白紙，無所謂善和惡，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好像生絲一樣，染蒼則蒼染黃則黃，生絲本身是沒有顔色的，人性也是如此，可東可西可善可惡。中國歷史上對人性的認識大概就是這三種結論：性善，性惡，性不善不惡。“性相近，習相遠”是孔子在《論語?陽貨篇》裏講的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是前面幾句話的出處。
人之性到底是善還是惡呢？人性的真實面貌到底是什麽樣子呢？這三種觀點各說了人性的一個方面，象瞎子摸象一樣，如果將三者綜合起來，意思就完整了。人之性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天性，天賦之性，是純善無惡的，這就是孟子說的“性本善”。人本來就有善良的天性，看到別人受苦遭罪，我們心中不忍，這就是仁愛之心的初起。孟子舉了個“孺子墜井”的例子，看到別人的孩子掉到井裏，我們的第一意識是快去救人。你是為了受嘉奬嗎？不是。你與這個孩子有親屬關係嗎？沒有。你為什麽要這樣去做呢？因為這是你仁慈的本能，是你善良的本性，這就是天賦之性。
人還有一種生物屬性，生物屬性是純惡無善的。人類作為動物的一種，其生命體是由遺傳基因控製的。現代遺傳學給基因下的結論衹有兩個字“自私”，是“自私的基因”。其本質是無限製地占有一切資源，無休止地復製自己，無限地擴張，瘋狂地復製，衹有自己不顧他人。這就是基因的本質，也是一切生物的本質。從這一點上來看，旬子的“性惡論”說得一點都不錯。
人既然作為動物的人，其動物性需求就要首先解决。正如孔子在《禮記》中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讓他吃飯，不讓他有兩性的需求，這是不可能起碼是不人道的。天地既生人，人就有生存的權力。最新的行為科學研究發現，不僅僅是生物屬性遺傳，人的行為也是遺傳的。父母有什麽習慣，例如喜歡賭博、打牌等，一點不會浪費，完全以基因的形式遺傳下去。將來子女一但有條件隱性基因爆發，也會吃喝賭嫖，所以行為也是遺傳的。但這種隱形遺傳基因什麽時候發作？能不能不讓它發作？能不能化掉它？這可就是大學問了，這就是“習”的問題，就是孔子講的“習相遠也”。
行為科學研究的結果表明，動物生活的周圍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動物的成長發育影響很大，有些時候幾乎就是决定性的。動物園圈養的老虎，幾代繁殖下來看見活雞都害怕，再也當不了獸中王了。為什麽？後天的生活環境變了，習性改變了。人也是如此，人有盲腸，那是千百年以前茹毛飲血時代消化毛發用的，以後改為熟食盲腸退化，衹剩下一個小尾巴，叫闌尾了。人類生活的環境、接受的教育、受到的感染，都會對人産生影響，形成人的習氣。習氣日久形成一種慣性勢力，深植在大腦之中就是習性。習性一代代積纍並遺傳下去，就形成人類的劣根性，這種劣根習性會使人的動物屬性膨脹，遮蔽人的天性，所以說“苟不教，性乃遷”。
苟本是一種草名，俗稱“狗尾巴草”，其草子有刺，或沾在動物身上，或隨風飄蕩，生命力極強，引伸義是“苟且”，就是湊湊合合、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意思。人生下來如白紙一張，善惡之性都潛伏着，衹看外面的環境也就是佛傢所說的“緣”如何。如果因循苟且得過且過，不抓緊對小孩子進行持之以恆的教育，他的天性就會遷移變化。一旦習氣形成習性，就如同“墨悲絲染”一樣，再也糾正不過來了。因此教育的第一目標即是教人“去習性，化秉性，圓滿天性”，也就是韓愈說的“傳道”。
“去習性”是將後天習染養成的惡習和壞毛病去掉，人的惡習古人總結為“吃喝賭嫖抽”五毒，也叫五鬼。五鬼纏身會使人害病身亡，五鬼鬧宅會讓人傢宅不安，必須戒掉惡習，改掉壞毛病，這是做人的第一步工夫。
“化秉性”是要將父母遺傳下來的人的劣根性，也叫做秉性化除掉。人的秉性古人也總結為“怒恨怨惱煩”五樣，人的私欲一旦不能滿足，秉性就發作，怒恨怨惱煩就來了，俗話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人的稟性之根最深、最難拔除，因為它是人類始祖遺傳而來的，修行沒有別的，說到底就是化秉性，秉性一化就是得道。化不了的一觸即發，像被鬼迷住了一樣，根本管不住自己，所以修行必須在這方面下手，纔不會浪費時間。
“圓滿天性”是前面兩步功夫的果報，是自然而然實現的，不是求出來的。天性是天所賦的天德之性，天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五常之德的根本是仁德，有仁纔有“義禮智信”四德。仁是本體，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慈，慈是無條件的愛，愛是有條件的慈，所以孔子說“仁者愛人”。果真能夠去習性、化秉性，你的天性一定會圓滿，就是成道了。自古成道的大德，無一不是“性本善”的，所以“人之出，性本善”，是《三字經》的立論基礎，也是教育的初級和終極目標，道傢叫做“歸根復命”，儒傢叫做“返本還原”，佛傢叫做“明心見性”。
人都是由於習性作祟，所以纔爭貪不已。爭不來就生氣，貪不着就上火；因爭生氣因貪上火，氣火攻心，整天煩惱。“怒恨怨惱煩”一來，五鬼就現前了。毛病越大的人脾氣秉性越大，怒恨怨惱煩越厲害，就越遮蔽他的天性，仁義禮智信就越難表現出來，也就越沒有辦法做好人。即使他想迷途知返，無奈五鬼當傢，本性做不了主，想當個好人太難了！常常見到這樣的人在痛苦掙紮，想擺脫五鬼的魔掌控製，有些人擺脫不了，幹脆就自殺了，果報異常的慘烈，我們看得淚水直流，很想救這些人。聖人都願意代衆生受苦，佛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基督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還說“我替世人贖罪”。但是自己吃飯自己飽，自己的因果自己了，聖人衹能為我們現身說法，講清事實真相，路要靠我們自己去走。自助而後天助，自立而後人立，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因此教育一定要盡早，越早越好。什麽時候開始叫早呢？胎教就夠早了吧，不！胎教已經晚了。要從還沒有做胎之前就對父母進行教育，這叫改種留良，是播種前的育種與平整土地。優質受精卵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將對胎兒心性的發育起到直接的影響作用。中國人對此已經實踐研究了幾千年，出了多少代的聖賢之人。你如果相信、接受並且照着去做，你就生貴子，一輩子幸福。你如果不信，將來很可能會後悔一輩子。傢裏多個逆子，社會上就添一個敗類，父母造的罪業可就大了。做父母的人要猛醒，要挑起責任的擔子，不能把對孩子的教育都推給社會。父母自己動不動就耍性子、鬧離婚，你的孩子怎麽辦？他的心靈一旦受到創傷，心理就會扭麯、就會畸形，這個孩子就毀了。
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幹的事，不是上幾年學就結束了，就完成了，所以是“活到老，學到老”。荀子也說：“學不可以已”，教育是不能停止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苟不教，性乃遷”，所以一天也鬆懈不得。
根據以上立教的基礎，下面提出教育的第一個原則“教之道，貴以專”。“專”是教育的基本原則，含有多重意思。
第一，教育要持之以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輩子的事，不是高中畢業了，大學畢業了，研究所畢業了就成功了，我們要對孩子負責任，為孩子的一輩子着想。
第二，教育的方法要專一，教學的內容要精專，這是教育能否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則。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現代的教學原則是“教之道，貴以雜”，方法雜、內容雜，無一不雜。周末休息二天，看看傢長給孩子安排的課外學習有多少：學字、學畫、學琴、學電腦、學遊泳、學英語等等，不一而足。內容雜，教課的老師自然也雜，兩個老師說兩種話，三個老師是三叉路口，四個老師是十字街頭，小孩子就失去方向了。有些老師還自贊毀他，教音樂的說音樂好，學畫就那麽幾種顔色，衹有音樂才能充分表現大自然。到了下午學畫，教畫的老師又說畫有多好，色彩豐富絢麗，衹有畫才能充分表現大自然。你說孩子究竟聽誰的好？反正傢長都交了學費，不學交待不了，就苟且着湊合學吧。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麽，根本沒有自己的中心。如果能夠“貴以專”地用兩年、三年的時間，專心學習一門技藝，一通就百通。更何況“琴棋書畫”同屬中國文化“樂”的範疇，為的是調諧身心培養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學一門足以。
專的第三層意思是對學生講的，就是要專心專註，一心一意。現在的孩子邊看電視邊寫功課，根本就專不了。還有些機構開設課程，專門訓練小孩子一心多用的，純粹是鬍說八道，誤人子弟！老祖宗總結了幾千年的經驗，要我們身心合一，不能在同一時間幹兩件事情。孔子就說：“食不言，寢不語”，一心不能二用。現代教育專門培養“精神分裂癥”，人的精神一旦分裂了，就什麽事情也做不好。我們的生命之所以能夠常存，就是因為我們的心身是統一的，古人修心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身心合一”，怎麽能夠讓它分離呢？
一個專字，概括了傳統教學的基本原則與方法，我們教育孩子成纔也一定要從專這個字入手。教育要持之以恆，不能放鬆；教學要專一，要精不要雜，廣學多聞是孩子們有了基礎以後自己深造的事情，那是後話。老師、傢長要做的就是專，學習的時候一定要他專心緻志、一心一意。
下面給我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孟母三遷，一個是燕山五桂。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孟子名柯，字子輿，小的時候傢裏面很窮，傢裏衹有幾畝薄田，父親激公宜在孟子三歲時就外出謀生計，以後就音訊皆無了，傢裏全靠母親仉氏紡綫織布生活。孟子傢住今天山東省鄒縣鄉下的一個小村莊，莊外不遠處是一片墳地，總有送葬出殯的人傢在那裏吹吹打打。孟子好學，看了以後回來就學人出殯打幡、哭喪祭拜。孟母非常擔憂，小孩子從小就學這些事，將來怎麽得了呢？於是决定搬傢，給孟子換個環境。
孟傢遷到了廟戶營（今山東鄒縣縣城西北），這裏是個大鎮甸，母親的原意是讓孟子多長一些見識，開闊眼界。但這裏十天趕兩個集場，喧鬧異常。孟子倒是興高采烈，看了回來不是用棍子挑兩塊石頭學賣菜，就是用木頭作刀子比比劃劃地學殺豬。孟母覺得不對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樣下去怎麽能行呢？於是决定再次搬傢。
這一次孟傢搬到了因利渠畔（今鄒縣縣城南關）隔壁是個學堂，周圍都是讀書人。孟子每天都看到上學的人舉止文雅、落落大方，也學着讀書演禮，孟母這纔放下心來，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三遷”是多次遷居，這裏的“三”是形容詞，有多次的意思。類似的例子還有“大禹治水，三過傢門而不入”，是說禹王多次經過傢門口都沒有進去。
孟子十分聰明，上學以後什麽東西都一學就會，慢慢就覺得學堂的課實在沒有意思。有一次，孟子一連三天沒有上學，早上出門說去上學，下午還準時回傢，孟母以為他是放學了。三天不去學堂老師不放心，派人到傢裏探問，看孟子是不是病了，這下子孟母纔知道兒子逃學了。下午孟子又回來了，母親問他到哪去了？孟子回答說上學去了。孟母大怒，拿起剪子就把織布機上的經綫齊着機杼給剪斷了。這一下孟子害怕了，因為他們維持傢計的唯一來源就是母親織的布。孟母讓他將斷了的綫頭全部接上，幾百根經綫全剪斷了，哪裏還接得上。
孟母於是將道理講出來說：讀書與織布一樣不能截斷，截斷了就接續不上了。即使能接續上，但織出的布滿是疙瘩，還有人要買嗎？你貪玩逃學，荒廢時光，怎麽能學到安邦定國的本領呢？千萬不要走你遠祖孟僖子的老路，給祖宗丟臉、抹黑。孟子的遠祖（高祖的父親）孟僖子曾任魯國的司空，有一次陪魯昭公出訪楚國。楚王在郊野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孟僖子因不學無術，不知如何演禮，急得滿頭大汗，自己丟醜不算還給魯國也抹了黑。以後孟子的高祖纔拜孔子為師，成為七十二賢之一。
孟子這纔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痛下决心刻苦學習，終於成為道德高尚、學識淵博的亞聖，這就是“子不學，斷機杼”的故事。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竇燕山，名禹鈞，北京幽州人。古代幽州屬於燕國，燕國有山名燕山，故以地名尊稱他為竇燕山，就像詩聖杜甫住在京兆少陵，被人稱為杜少陵一樣。
竇燕山是五代後晉時的人，年輕的時候不學好，做生意欺行霸市、缺斤少兩、昧心行事，雖然賺了錢，但直到三十歲還沒有子嗣。有一天夜裏，他死去的父親給他托夢，說：“你心術不正、心德不端，惡名張註天曹，不但無子而且無壽。你要趕快改過遷善、大積陰德、廣行方便，還有可能輓回。”
竇禹鈞醒來以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痛下决心改邪歸正。從前之惡不敢再犯並且廣行善事，在傢裏興辦義學、積德行善剋己利人。一天夜裏又夢到他父親對他說：“爾今陰功浩大，善名張註天曹，後有五子齊登科甲，爾壽至八十九歲”。他醒來以後，行善更為積極，後來果然生了五個兒子：儀、儼、侃、爾、僖。
竇傢教子有方，比如他的家庭之禮都按照古禮進行，傢中男不亂入，女不亂出，男耕女織，和睦孝順，所以纔有五子聯科。其中大兒子做到禮部尚書，二兒子做到禮部侍郎，其餘三子也都做了官。侍郎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以上舉的兩個例子說明，做父母的教育子女，第一要善於教育，第二要持之以恆。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這是教育的第二條原則，傢教與師教相結合，現代概念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傢中的長輩對子弟的教育，學校教育是老師對學生的教育，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兩種教育的背景不同，內容也不一樣，有些話老師說不出口，有些話傢長說不出口，所以老師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傢長教孩子要尊師重道，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圓滿。
傢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教育，叫做紮根教育，沒有傢教的小孩子，即使學校教育再優秀，一生都不會有大成，因為他沒根。小孩子在三歲以前，是離不開母親的，母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與記憶，這叫母儀母教。《千字文》裏就有“外受傅訓，入奉母儀”的話。“外受傅訓”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師的教誨，“入奉母儀”就是在傢裏要嚮母親學習，以母親的儀表做為自己的行為規範。父母自己不自尊、不嚴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將嚮你學習什麽呢？
根據古製，母親懷孕作胎以後就要開始對胎兒進行胎教，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要認為，胎兒時期小孩子的感官在發育階段，還沒有感知能力。你怎麽知道胎兒沒有感知能力？你怎麽知道胎兒感知不到外界信號呢？現代科學研究證明，三個月的胎兒就開始有聽覺了，也就是從三個月開始就可以用聲音進行胎教了。聽神經元的發育在零歲到三歲時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歲以內的兒童聽音樂，衹要聽一遍終生都不會忘。父母想培養小孩子為音樂傢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總原則就是一個正字，時時按“正”的原則去做就可以了。無論是行住坐臥、舉止言談都不能離開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將來這個小孩子才能正，這是胎教的關鍵，也是教育的關鍵。
什麽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於一就是正。一切專一、合一纔有正。這是教育的準則，如果衹生養子女而不負責教育，這是父母的過失。人多生幾個孩子容易，但是個個都教育好是非常睏難的。父母要是怕麻煩就考慮好，少生幾個孩子，這樣既對孩子負責也對人類負責。尤其是現代的母親，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沒時間也沒耐心，於是就花錢請傢教。母儀母教必須自己來，外人代替不了。現在辛苦三年，將來你能省心一輩子，算算賬看看哪頭划算？所以在教育問題上母親想大撒把是絶對不行的，女強人可以緩一緩再當，先考慮小孩子的教育，這是他一輩子的大事，將來他還會有後代，這個因果關係可絶不是一兩代人的事。
如果師教有問題、老師教育的方法不對，那是老師的失職，同樣是大問題。傳統教育的師道，老師是絶對的犧牲者，一輩子辦教育默默無聞，視年長的學生為弟、年幼的為子。弟子們的地位再高，回來看老師也一定行大禮，感謝老師的大恩。現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無路、迫不得已，用錢鐘書的話說，“這個人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
傳統教育中的師，分為“經師”與“人師”兩類。傳道、教學生做人的是“人師”，授業解惑的是“經師”，兩類老師的職責不同，傢長一定要區分清楚。
傢教和師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師教什麽？這在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傳統教育的第一步是幫助學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來就擰種一個，脾氣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幫助他化性，今後這個孩子的命就很難立起來。上學以後，老師如果不能幫助學生化性立命，就是誤人子弟。當老師的必須詳細考察學生的天命、宿命與陰命，按學生命的大小來教育他，纔算盡了師道。
人的命如車輪，性如車軸，性子不正，命輪一定會跑偏，所以韓愈纔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就是幫助學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較起來老師的作用比父母還重要。為師者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很可能誤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毀了。古人嘆曰：“我眼本明，因師故瞎”，不正是對那些濫竽充數的“瞎師”的控訴嗎？
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這幾句話是針對受教育者說的，小孩子不好好學習，是不應該的。小時候不好好接受教育，老了以後怎麽辦呢？淺顯的道理是學習有最佳年齡期，就是十三歲以前。錯過了這個黃金階段，則事倍功半，不是說不能學習，而是你下的功夫大，收穫反而相對的小。至於深層的道理，就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人是不受苦不享福，不遭罪不出貴，受多大的苦享多大的福，遭多大的罪出多大的貴。唱戲的名角都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當年沒有種因，現如今到哪裏去找果呢？
有見識有智慧的父母都肯讓小孩子去吃苦，磨練他的意志，以期長大後挑重擔、成大器。孔子在《論語?憲問篇》也說：“愛之能勿勞乎”？果真愛你的孩子，就要使他勞，使他知道人生的艱難困苦，否則愛就變成了害。我們現在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父母含着怕化了，頂着怕歪了，從小就錦衣玉食。吃苦是積福，享福是消福，孩子這麽小就享福，長大了福就薄了，老了福就沒了，那可就慘了。看看西方國傢，那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為什麽是老年人的墳場？他的福沒有了，年輕的時候享受完了。我們中國人講究年輕的時候積福不享福，趁年紀輕身體好，再苦再纍也受得住。老了以後體力衰了幹不動了，那個時候再享福，自然兒女孝順，子孫滿堂，身心快樂，安度晚年。外國人看了羨慕死了，他們住在養老院裏孤獨寂寞，比不了我們中國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為什麽要這樣持之以恆的對小孩子進行教育呢？因為“玉不琢，不成器”，這是舉一個例子來進行說明。玉石産品的加工需要四步工序，前兩步叫切磋，後兩步叫琢磨。
從昆侖山采來一塊石頭以後，第一道工序就是“切”，從中間剖開，看看石頭裏面有沒有玉，有多少塊玉。有的石頭裏面根本沒有玉，有的衹有星星點點的小玉，衹能做戒指面。有的石頭裏面真有大玉，可以做成價值連城的工藝品。第二道工序是將石頭中的玉磋出來，這種未經雕琢的原料玉石叫做“樸玉”。接下來是按照樸玉的形狀進行雕琢，或雕鑿成玉佩首飾、杯盞盤碟、佛像神像等等，就叫“琢”。最後一道工序是磨光，就是磨。前兩道工序一個人幹不了，所以說是咱們倆切磋切磋；後兩道工序可以自己幹，因此說讓我自己琢磨琢磨。
原料玉石不經過“切磋琢磨”的加工過程，就不可能成為價值連城的工藝品，人不接受教育不認真學習，不知道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不該做，就不會做人。現代科學證明，越是高等動物，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動物學家研究發現，動物生下來就要嚮父母學習生存技能和捕食禦敵的本領。不同種類動物學習時間的長短也不同，動物智慧等級越低，其本能性反映越強，學習的時間就越短，越是高等動物學習時間越長。人類有胎兒期、嬰兒期、幼兒期、少兒期，加起來有十三年，這是基礎教育階段，人必須接受十三年的基礎教育，才能在社會上獨立。
少兒時期的聰明才智（特異功能）是開發不得的，千萬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現代的中學生就寫小說，小神童就破格升大學，輿論界還大肆渲染，不知道這是教育上的大忌。小孩子應該紮紮實實地打好童子功的底子，以便將來能成大器。小時候是“神童”，長大了未必就成纔，古今中外這樣的教訓太多了。所以小孩子在十三歲之前，必須要由傢長老師來引導，選擇最優秀的好東西強加給他。在這個階段，人文學科的東西小孩子是不懂的，也不需要他懂，他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將人類的文化精華盡可能多地吸收進來，先滿腹經論，以後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再慢慢開發也不遲。如果錯過了人生的前十三年，無論你以後多麽努力地彌補，無奈大腦與神經係統的生長周期已到，人定型了再背書記不住了，那時就悔之晚矣了。
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
人要在年少的時候，親近良師益友學習禮儀。中國是禮儀之邦，禮儀的教育是源遠流長的，小孩子從小就要接受禮儀的教育。禮是禮，儀是儀，二者不一樣。
禮是中國文化的代名詞，廣義的禮是中國文化的統稱，包括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等所有的文化概念。狹義的禮指社會秩序，特別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現代的法律、法規、政策等等內容。禮儀是協調人與人關係的儀軌和規範，等於說是後世的規矩與制度。上古時期的周公曾製定禮儀，他把禮分為吉禮、嘉禮、軍禮，喪禮和喜慶之禮，所以有“周禮”傳世。
禮的作用是什麽呢？孔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泰伯篇》中說過：“禮之用和為貴”。禮的作用在於和，有了和才能達到儒傢“仁”的境地。中國文化千經萬論、諸子百傢，歸根到底就是追求這一個字，那就“和”。子思為此著了一部《中庸》，他強調說，“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所以能夠定位長存，是因為達到了中和的狀態；人之所以健康無病，也是因為有中和之氣，所謂心平氣和纔有健康。過去中國人流行拜財神，財神旁邊就有和合二仙，和氣生財、傢和萬事興，沒有“和”什麽也辦不成，什麽也得不到。
為什麽要研究禮？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何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何哉？”孔子說：禮啊禮啊，不是送兩包點心就是禮，禮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學；樂啊樂啊，不是唱歌跳舞就是樂，樂是把我們的精神升華到永遠樂觀的境界。這是真正的文化，來自於人的內心人的思想。《禮記》的第一句話就是“毋不敬，儼若思”。人隨時隨地都要莊重誠敬，內心保持着這種莊重，待人待物不離誠敬，專註於自己內心的修養，這個境界就叫“禮”。
表現於外的形式就是各種禮儀，儀是禮的外在形式，禮又是恭敬的外在表現，所謂內恭外禮。內無恭敬之心，禮儀再多也沒有用，禮越多人越虛偽。現代人的禮更虛假，都是商品交易，一方是“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另一方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與“中和”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老實講，中國的禮樂都是對己不對人的，是用禮來約束自己方便他人，以達到和為貴的目的。禮象籬笆墻一樣，擋君子不擋小人，如果你硬是要翻墻而過，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一個人如果不自覺，禮對他又有什麽用呢？
下面接着再談教育的內容與順序，我們先拋開例子談原則，就是“首孝悌，次見聞”。
首孝悌，次見聞。
這是教育的內容和順序，非常重要，一定要順序進行不能倒置。傳統教育認為，知識的傳授並不重要，因為知識總是隨着時間和空間在不斷地變化着，時間空間變了，知識就老化了。但“孝悌”是萬古不變的大道，衹要人類社會還存在就有孝悌關係存在，這個教育的原則就不能變，教育就必須首先教孝、教悌。那什麽是孝、什麽是悌呢？這就需要認真地討論了。
中國文化實際上是十字架結構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自稱是十字架，其實是丁字架結構，因為十字架沒頭。為什麽這樣說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個孝字，千經萬論都是這個字的發揮，都是對這個字的解釋而已。懂了孝這個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說“百善孝為先”。
孝是個上老下子的會意字，老子合為一體，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什麽意思呢？表示我們的血緣關係從自己這一代算起，嚮上追無窮，嚮下推也無窮，這個直貫古今、無窮無盡的血緣通道就叫孝。這是垂直的血緣關係，然後再將孝道的仁愛之心，嚮外面一層一層地橫嚮展開就是悌，第一層是兄弟之道，第二層夫妻之道，然後是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這是橫嚮的關係。懂了孝道其他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他四道也不可能明白，這就是為什麽古人說“忠臣必出自孝子”的道理。
西方的文化係統，往下有自己的子孫，橫嚮也有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君臣，但往上就禿頭沒有了。普通西方人衹知道兩代，再往上祖父母叫什麽名字，有些人就不知道了。西方文化中老子之間有代溝，在我們中國文化裏面，老子是一體，怎麽會有代溝呢？
忤逆不孝在中國文化裏面是重罪，不孝造成的惡果並不完全報在父母身上，兒女不孝，父母當然很傷心，生活可能會艱苦一點，但最大的惡報在子女自己身上。孝是直上直下的血緣通道，祖先積纍的福德，就是依靠這條“孝”的管道遺傳給子孫後代，不講孝、不盡孝的人就自斷祖先遺德的通道。這個損失不僅僅是你一代人的事情，你的子孫萬代都會因為你的不孝而被斷了這條血脈傳承的根，這個罪責就背得太大了。舉個例子，臺灣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孫，他到美國、歐洲訪問，都享受貴賓等級的待遇。孔德成既不是國傢元首，也不是高官，外國人為什麽這麽尊敬他？那是尊敬他的祖先孔老夫子。如果他不孝、不認祖宗，這個祖先遺德的通道就斷了，祖先的遺德沒有了，你再到美國、歐洲走走看享受什麽待遇。
明白了這個道理，反過來再看中國的傳統教育，我們纔明白“首孝悌”確實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在傢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纔知道尊敬老師、尊敬領導；在傢懂得友愛兄弟，在外面纔知道親近朋友、團结同事。在傢裏把孝道行好了，在社會上纔會做人做事。中國老式住宅大門的門心對子都是這樣兩句話：“忠孝傳傢久，詩書繼世長”，孝子出來做事一定是忠臣，不孝父母的人會懂得愛國傢、愛君主、愛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中國在隋朝以前沒有科舉制度，國傢挑選人才，首先要從各地舉薦的孝子中選拔，叫做“舉孝廉”，歷史上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
有了孝悌的基礎以後，纔是知識的傳授也就是增長見聞覺知，這是第二步次要的事。如果第一步的孝悌沒有打好基礎，後面的知識傳授寧可不進行。我們讀讀《論語?學而篇》中孔子的話就清楚了，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段話發揮出來就是清康熙年間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規》，所謂“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衆，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姊妹，其次要言行謹慎，要講信用，要有博愛之心，要多親近仁德之人。這些非做不可的事做好了之後，還有多餘的時間與精力，再學文再搞知識的傳授和增長見聞覺知。
現代教育是倒果為因，將教育的順序整個弄翻了，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世無賢妻良母，社會上已經出不來孝子賢孫，現在教育上再來個乾坤大顛倒，就更沒有聖賢人了。
下面舉了兩個例子進行說明：一個是孝，一個是悌。
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
黃香是東漢江夏人，即三國時期東吳人。黃香九歲的時候，鼕天睡覺前用自己的身體給父母暖被窩，夏天睡覺前用一把小扇子給父母扇枕頭。他對父母能盡孝道，是為人子者的好榜樣。執是執持、不鬆手的意思，嚴持孝道，永不放棄，叫做“孝於親，所當執”。
元代福建延平府的郭居敬，曾將歷史上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編輯了一本書，就是《二十四孝》，“黃香扇枕”就是其中的一個故事。
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
這是行悌道的例子，孔融讓梨是傢喻戶曉的故事。孔融是孔老夫子第三十二世孫，魯國人，生於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時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寬容好士，經常說：“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焉”。
孔融四歲就知道長幼有序，吃梨的時候，自己年紀小就吃小的。所謂“三歲看老”，四歲的孩子謙遜之禮如此，方知其後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講到“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兄弟之道是五倫中的一倫，為悌道。兄弟之間要相互關心友愛，彼此氣息相通，因為兄弟之間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如同樹木一樣，同根連枝。悌道屬於五常中的“禮”德，其原則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長的要友愛、關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長。兄弟之間如能各盡其道，自然和睦友愛。如果將利益放在第一位親情放在第二位，就大錯特錯了。不但有違兄弟之道，也有違孝道，因為兄弟反目最痛心的是父母。
首孝悌，次見聞。知某數，識某文。
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後再進行知識的傳授，就是這裏的“知某數，識某文”。數代表現在的自然科學，文代表現在的人文學科，知識的傳授古今中外不過就是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兩大類，但二者的傳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把二者混為一談。
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與學習，要學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礎上再繼續第二步的傳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級是不行的。人文學科則不然，很多道理要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才能逐漸理解。一部《論語》一輩子也讀不厭，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體驗，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如果用教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教《論語》，小孩子哪裏能夠懂呢？怎麽辦呢？背誦，反復的背誦，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裏面去。這樣，等小孩子走入社會，遇到做人做事的具體問題的時候，孔老夫子的話會突然間蹦出來，那時他就知道應該怎麽去做了。如果沒有背誦的童子功，現上轎現紮耳朵眼，就遠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經》在這裏特別強調了這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對自然科學是“知某數”，知是認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纔是傳授進去了；沒有聽懂不明白，就是沒傳授進去。西方教育偏重走認知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路子，認知哲學指導着自然科學的發展。學科學知識必須按部就班，初級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級科目。初等數學懂了才能教高等數學，所以科學教育就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傳授。但是我們人生中遇到的絶大部分問題都不屬於科學範圍，科學方法能夠解决的問題還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學課程成績不好都不緊張，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教一切學科，就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所以在人文學科方面要註意“識某文”的教學原則。
識是見過面、彼此相識，“識某文”要通過長時間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寫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識得多，以大學者鬍適為例。鬍適四歲就開始讀古詩，六歲上私塾開始背古文；到了九歲的時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說了，兩年之內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說。十一歲的時候，老師正式教他讀古書，第一部就是《資治通鑒》，十三歲上又把《左傳》讀完了。十九歲鬍適考取公費留學生，二十七歲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二十八歲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寫出《中國哲學史》這部不朽之作，三十歲時鬍適已經是譽滿全球了。憑什麽？十三歲之前接受的傳統教育的基本功。他去講演從來不帶書，卻能引經據典而且一字不錯，因為經典都印在他的腦子裏了。鬍適是成名了，他卻提倡白話文，不讓後人再讀古文了。
現代中國再沒有誕生出真正的文學大傢，而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朱自清、錢鐘書、瀋從文、魯迅乃至老捨，沒有一個不是讀古書長大的。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
這裏是“知某數”一句話的展開，討論的是數學。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所謂的“數理化”，數學排第一位是基礎科學的基礎，沒有對數的研究，人類就無法認識宇宙的規律。其實數學是真正的美學，用簡單的幾個公式、公理就能推導出支配整個宇宙的自然定理，真是奇妙無比。數學用最簡單的數字符號係統，概括了宇宙的復雜性，使人類徹底更新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和生存能力。
美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就是運用微分幾何學的方法破解了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證明了名數學家卡拉比提出的關於高維空間麯率的一個猜想，獲得1993年諾貝爾數學奬。連數學家卡拉比本人都未能證明的猜想，包括多維次空間存在的證明，被丘成桐用微分幾何學徹底解决了，而且還一並解决了多變函數與廣義相對論方面的兩個猜想，這就是數學的偉大。
數學研究宇宙的對稱美，訓練我們思維的精密性，中國的《易經》是最早係統研究數理的偉大著作。數字是一種自然符號係統，傳載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中國的傳統科技一直是由道傢擔負的。道傢的學術，從內容到思想無不體現着對數理的認識，例如煉丹術、五行說、天文、堪輿、醫卜星相不一而足。
自然科學偏重研究物質的相，相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的結構和表徵。但是什麽在支持着這個相呢？是什麽讓我們人類有如此的生命活力呢？是數的變化，是數在支配着相。再深入下去，又是誰在製造和控製着數呢？是理，理是某種規律性的東西、是某種無形的力量，它是宇宙本體的表現，也就是道。《易經》裏面建立的方法論模型就是理數相三層模式，用計算機為例證來說明最好理解。
不同的計算機用戶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有的作文字處理、有的看圖像、有的聽音樂，這些不同的功能態都是計算機具體的相用。但是什麽支持着計算機的這些相用呢？是程序語言裏面編排的數字程序，是二進製數字的加加減減。又是什麽在操縱着數字的加減呢？是理，軟件工程師按照計算機的理路設計某種程序，程序員則根據設計將數字固化到軟件中去，變成計算機的操作指令係統，這是一個由理到數再到相的完整過程。
《易經》中提出多種不同的數理邏輯係統，《三字經》這裏提到的十進製衹是其中之一。一是自然數字的開始，由一到十，十十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傳統的十進製就到頭了，這與現代數學中的十進製又不同。
研究宇宙的運動規律要用二進製，就是陰陽之數的數理邏輯係統，《易經》中卦爻卦象的演算主要用的是二進製係統，這是宇宙的奧密。在西方，萊布尼茲是微積分和二進製數學的創始人，也是計算機的先驅。英國人李約瑟博士是研究萊布尼茲的專傢，當他根據大量史料仔細追溯現代一係列最有影響的西方科學家的歐洲思想淵源的時候，都通嚮萊布尼茲。萊布尼茲的思想又是哪裏來的？李約瑟的研究結果表明，萊布尼茲從20歲起直到逝世為止，終身都是中國學術的愛好者，特別是對《易經》圖象數理的研究。
萊布尼茲有一個好朋友鮑威特是歐洲傳教士，曾在中國耶穌會傳教。鮑威特是研究《易經》的專傢，他把中國的《易經》介紹給萊布尼茲。萊布尼茲本就在研究二進製係統，這一下一拍即合。1701年鮑威特將自己珍藏的兩個“易圖”送給萊布尼茲，萊氏從六十四卦圖中驚奇地發現了從63到0的二進製數字。1703年萊氏發表了“談二進製算術”的論文，此文收於英國皇傢科學院論文集中。萊布尼茲正式確認了《易經》卦爻與二進製數字的同一性。
所謂二進製的數理結構，衹有一和零二個數。零是個圓圈沒有數，卻代表了無限的數無量的數。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數呢？衹有一個數就是“一”，永遠都是一，一加一就是二，加零就是十，過了十又是一個一，過了百又是一，沒有窮盡。
道傢學說認為，宇宙的開端就是“道生一”，道是無極，一是太極。宇宙大爆炸一開始，就是太極生兩儀（陰陽），二進製就出現了。二進製的原理就是“相對論”，有天就有地，有陽就有陰，有南就有北，相對一出現，就是老子說的天地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合。我們這個世界是相對的世界，在相對世界裏想找到絶對的東西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超越相對、超越這個對立的物質世間，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易經》是關於科學的哲學，訓練出來的是數學家的頭腦。《易經》教給我們係統論的思想，看問題要敏銳、要細緻，要做個有心人；其次觀察問題要有邏輯性、要全面；分析問題要有條理、有層次、有耐心；處理問題要果决，因為一切都在變，解决問題的條件轉瞬即逝，必須當斷立斷。處理問題的時候要給自己留退路，因為變量太多、環境隨時都在變，有一個環節疏忽了，將來必定因此又起爭端。
《易經》潔淨精微，確實可以訓練我們的思維。至於八卦的推演，無外乎就是解决問題的一係列方程式、一套套假設的解决問題的方案而已，並不神秘。
三纔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纔是天才、地纔、人才，三光是日光、月光、星光。不要小看了這個三，整個物質世界都是由三而來的。三既是物質運動的結構也是物質運動的極限，小到原子結構中的電子多數是分三層軌道圍繞原子核運轉，大至宇宙天體按照“理數相”的法則在運轉。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而再還可以，再而三就不行了，所以老子纔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形而上的本體，它永遠生生不已，這是道的第一層功能；所形成的天地宇宙，是道的第二層功能；地球上出現的人類社會則是道的第三層功能，所以宇宙開始於零、開始於一。
竜師伏羲氏觀竜馬之圖始畫八卦，一橫為陽數之始，為法太極之道立於一；再畫二橫為陰數之始，即《易經》的九六之數，陰陽交變而有萬物。三字的來源可是不簡單，乃是一陽合二陰之象。宇宙形成之前，古人形容為“乾坤未判，天地未開”之初，名為混沌之世，還沒有形成現在的物質宇宙，也沒有日月星辰，此時為無極。無極靜而生動出現太極，事物內部靜而不動是無極，內部一動就是太極。由太極産生了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形而下的物質宇宙。形而下的特點是對立，任何事物都是相對存在的，這就是太極生兩儀（陰陽），由二再生三，就是三纔。
天地宇宙都是相對而生，互存共榮，在天為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為男和女。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神氣精。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親師。
我們這個物質宇宙存在的時間，佛傢稱為一劫；而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這一冰河時期的人類文明）為一元，其數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是宋儒邵康節在《黃極經世》中提出的“元會運世”的概念。現代科學證明，地球誕生於五十億年以前，而人類衹有五百萬年的歷史，五百萬相對於五十億，簡直是電光石火的瞬間。這五百萬年的歷史，也還是經歷了幾個不同的冰河時期，人類文明又不知生滅了多少次。邵雍認為，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由開闢到終結為一元，共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其間又分為十二會，按照十二地支的順序命名，每會一萬八百年。一會有三十運，每運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一年十二個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時辰，這是最基本的時空之數。既然世界的開闢到終結分為十二會，於是“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的觀念又與“三纔”混合起來，成為後世陰陽傢說理的工具。
十二會各運行一萬八百年，這個世界就告一段落，復歸於混沌。但邵康節所說的天地終始之數，衹是此次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生滅的一段過程，大概相當於佛學所說的一個“小劫”，而非地球“成住壞空”的大劫。佛傢衹是說理，邵子卻能夠用數字計算出來而且與輪回的道理完全契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個物質世界“本乎數”的道理之所在。事實是否真的如此，誰也不知道。存在决定價值，老祖先既然這樣說，一定有它的道理。我們就姑且聽之，留待未來的科學家去考證。
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
綱是綱紀、綱領的意思，三綱是五種倫常關係中最重要的三條，就是“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但是原始儒傢思想中沒有這種提法，不要說孔曾思孟沒有講過，連荀子也沒有講過何者為綱的問題。孔子倒是在《易經?序卦》中說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關係居先，君臣關係居後。而三綱的“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君臣關係在前，夫婦關係在後，與孔子說的剛好相反，顯然是後人為推行忠君思想提出來的。
誰提出來的呢？是西漢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三綱，漢武帝獨尊儒術，再由班固正式記載在經學著作《白虎通義》之中。
我們知道，五倫關係中的每一倫都是互存共榮的共同體，古人稱為陰陽未判的太極。總之就是一體的意思，像手心與手背的關係一樣，你能說誰是誰的綱？如果硬要分出綱常，也衹能說是互為己綱，大傢都是綱不是等於沒說一樣嗎？那麽董仲舒為什麽要提出“三綱”，僅僅因為他端着漢武帝傢的飯碗嗎？這裏面的深層原因我們應該認識清楚。
世間的事情都是物以希為貴，缺什麽纔吆喝什麽，要振興的東西一定離死不遠了。正因為“君臣不義，父子不親，夫婦不順”，董仲舒纔大聲吆喝“三綱”。其實不要說漢朝，臣弒君、子弒父的傳統早在東周就開始了。春秋242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推其原由就是孔子說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至於漢朝時夫婦一道的綱常紊亂，實是肇始於劉邦。劉邦起事之時身無分文，不要說軍費得由老丈人開支，自己藏在邙碭山還得由老婆呂雉天天送飯。這纔種下了漢朝女權篡政，以陰亂陽的因果。現代社會還不是如此，哪一傢不是女權當政？哪一傢是老子說了算？董仲舒正是看到了“細惡不絶之所至也”的倫常關係的紊亂，纔提出其中最嚴重的三條，要漢武帝正此“三綱”。
後世要打倒孔傢店，主要罪名就是衝着這“三綱”來的。他們哪裏知道賣“三綱”的是董傢店，而非孔傢店，而且“三綱”的貨源已經斷檔多少年了。
五倫十義的道理，下面還會講到，這裏就不再多解釋了。
曰春夏，曰秋鼕，此四時，運不窮。
春夏秋鼕為四季，又叫四時，應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勺柄總是圍繞着北極星轉的，所謂“鬥柄指東天下皆春，鬥柄指南天下皆夏，鬥柄指西天下皆秋，鬥柄指北天下皆鼕”。北斗七星不停地轉動，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斷地推移交替，循環運轉，沒有窮盡。
中國文化裏面發達最早、最係統的就是天文學，中國天文學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是我國傳統科技的一部分。為什麽中國天文學發達呢？因為中國是以農業立本、以農為主的國傢，務農的根本是不誤農時。春生夏長，秋收鼕藏，一定要按天時，不能鬍來。所以中國歷代都有司天監，有“天官”，專門觀測天文氣象的變化，以此作為行政施治的根據。
《易經》裏說：“寒來則暑往，暑往則寒來，寒暑想推，而成歲焉”。氣候與物候歷來就是農本國傢的大事，遊牧民族就無所謂了，不太重視。氣候註重的是地球上的溫度、濕度和光照時間，物候則關心生物消長的節律性，偏重在生物與自然的關係。
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是橢圓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陽最近的近日點（1.4億公裏）,距離最遠的遠日點（1.6億公裏），造成四季日照時間的長短不一樣；地球的地軸又是歪的，自轉起來造成各地區日照強度不均衡，這就産生了四時寒暑的變化。
根據我們中國的歷法，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氣為一時，四時為一歲。歲和年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年表示從今年的正月初一到來年正月初一的這一段時間，為一個自然年。歲表示從今年的某一節氣到明年的同一節氣的一段時間，為一個回歸年。一個自然年是365天，一個回歸年（歲）則是365天又5小時48分46秒。
舉春時為例來說，春三月萬物發生，正月為孟春建寅，二月為仲春建卯，三月為季春建辰。孟春的一氣為立春，包括“東風解凍、蜇蟲始振、魚上冰”三候；孟春的一節為雨水，有“獺祭魚、鴻雁來、草木萌動”三候。四時有十二節、十二氣（二十四節氣），共計七十二候。
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
東南西北是人類臆設的方向坐標，其實茫茫太空之中哪裏有方向呢？連地球都是圓的，《莊子》一書中就提到“南方有窮而無窮”的辯題。南方看似有頭，你走走看，保證轉一圈又走回來了，因為地球是圓的。四方是假設的，但中是真實的。何為中？你站立的這一點就是中，有了這個中，東西南北就有了。中國文化講究“面南背北，左東右西”，中心一確定，四方的概念就出來了；中心一移動，方位也就隨着移動了。
如果以地球為中，就要以北極星來定位，但地球在上一個冰河時期曾經受慧星的引力作用翻了個倒毛筋鬥，南變了北，北變了南。地質學家一直就懷疑岩層中的反方向磁力綫痕跡到底是怎麽回事。《易經》的八卦方位圖，與現代的地圖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東方甲乙寅卯木，應正月、二月，居震宮。南方丙丁巳午火，應四月、五月，居離宮。西方庚辛申酉金，應七月、八月，居兌宮。北方壬癸亥子水，應十月、十一月，居坎宮。中央戊己辰戌醜未土，應三、六、九、十二月，居中宮。
實際上，中指的是整體的平衡點，並非是平均的度量衡單位。一根粗細不一的棍子，其平衡點絶對在靠近粗的一頭，這一點就是中。社會學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就不是中，也永遠不可能有中。《尚書》裏面有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講的就是教育的中心、為政的中心、也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允是誠信、公平，把握住這兩點不動搖、不放棄就是持中，就能天下太平。水平則不流，物平則不動，不動就正、就定了。
在世界範圍，中國屬土，居全球之中。歷史證明了這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問題不解决，全世界就不得安寧。中國強大一點四方都害怕，中國的産品一來，誰也招架不住，這就是中位的力量。在中國領土內，嵩山為中嶽是中國之中，嵩山之中在少林，少林之中在大雄寶殿釋迦摩尼佛的蓮花寶座之下，達摩老祖所以要在嵩山面壁九年絶不是偶然的。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在皇帝的蟠竜寶座之下，從這一點放射出去，北京四城呈對稱格局：四正四隅方位有廟堂八座，東西南北有四壇（天地日月）再加上社稷壇，一共是五壇八廟，這是明成祖時代，姚廣孝按《易經》之理設計的北京城。現在太和殿的蟠竜寶座後撤了十幾步，起因於袁世凱復闢帝製，登基大典時害怕。太和殿頂上，蟠竜藻井內竜口裏懸挂一顆亮晶晶的大球，象徵着竜戲珠。袁世凱怕大珠子說不準哪天掉下來，他雖然叫“袁大頭”怕也扛不住，就後撤到現在的位置，這是說到中隨便扯出來的閑話。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數。
這裏講的是五行和五行的起源，“水火木金土”五行到底是怎麽來的？為什麽五行在中國文化中這麽重要？因為五行生剋製化的原理都是“本乎數”，是天地自然之數理，所以五行之數也是數學的鼻祖。
說到數理就必須再談《易經》。《易經》是研究天道的學問，其中的道理貫穿後世的一切學問，包括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易學運用的說理工具就是數理邏輯體係，換句話說，《易經》依靠的就是數理以及數的變化。先後天之卦象都是從數理變化産生的，由理生出數，再由數生出相。自然界的萬物都是具體的相（物相或事相），但相從何處而來？總不能憑空産生吧，相正是生於數。
前面已經舉了電腦的例證，文字處理、圖像聲音都是具體的電腦的相用，支持電腦産生相用的是數，是一係列由數字編排的控製程序，沒有數也就沒有了相用。但是控製數的是理，是宇宙間某種規律性的東西，正如電腦的操作係統是按照某種既定的程序設計的。另有一種計算機程序語言，它有自己的理，理生數，數生相。天地之道也是如此，天之道就是自然之理，通過天地之數，也就是自己的程序係統，控製着自然界的一切物相。《易經》研究的就是天地之數，要通過天地既定的符號係統，讀出其中表達的程序與信息，這是研究易學的根本目的。
清朝康熙年間，由康熙皇帝禦纂、內閣大學士李光地總裁、四十九名翰林進士等參與的《周易折中》是我們今天研究《易經》的大全。當然這衹是《周易》，周朝用的《易經》，夏用連山易，商用歸藏易，都不同，這在下面講五經的時候再詳談。
《易經》之數來自河圖、洛書，五行既是“本乎數”，自然也就離不開河圖、洛書。河圖、洛書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屬於神秘文化部分，來源不十分清楚。很多學者懷疑是上一個冰河時期的東西，因為現在不用說創造，看也看不懂了。河圖據說是出現於伏羲氏時代，伏羲氏姓風，號太昊，那個時候黃河裏面出了一個長着馬頭、竜身的怪獸。它身上的毛帶捲捲的，有斑點和花紋，伏羲氏見到以後受到了啓發，以結繩記事的長短綫搭配組合，畫出八卦的符號。又根據竜馬身上的花紋發明了漁網，使人類文明進入了漁獵時代。後人就神話為黃河裏出來一匹竜馬，馬背上背了一個圖案，都是些圈圈點點，這個圖案就叫做“河圖”。
大禹治水時期，因為工程量太大，技術手段有限不說，工程設計方案也是個大問題，大禹始終都為找不到解决問題的方案而苦惱。有一天，洛水之中忽然遊出一隻大烏龜，龜背上的花紋圈圈點點，形成自然的圖案，這個圖案就叫“洛書”。大禹看到洛書，茅塞頓開，終於找到了治水的最佳方案，成功地治平了中國的水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河圖洛書的故事。
河圖、洛書有可能是古老的天文圖，用簡單的幾組數來揭示天文之理。至於二者的區別，歷來都認為，河圖說的是先天之數，洛書說的是後天之數。《易經?係傳》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這是河圖之數，其中單數為陽、為天，有五個（13579）合數是25；偶數為陰、為地，也有五個（246810）和數是三十。這就是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組數皆由一陰一陽組成，分列五方，一生一成，奇偶數之差皆為五。此五即河圖的中心五點，中而不偏，動而能和，為天地之中心。五組數就生出五行，每一行又分陰陽。從一至十，是十進製數理的根本，也是天地宇宙生成的本數。具體到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出現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方位上講，是一六在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一為元精屬水，為壬水；三為元性屬木，為甲木；五為元氣屬土，為戊土；七為元神屬火，為丙火；九為元情屬金，為庚金。
以上講的是天數生出的陽五行，地數生出的陰五行與之相對，不過是二四六八十偶數而已，這就與我們命運講座中的陰五行與陽五行聯繫起來了。
河圖既是先天之數，我們後天的一切數理，包括《易經》之數都是來自於河圖，它是數的加減之元。中國古代的算具有九種，都是根據河圖之數理設計而成，我們熟悉的珠算衹是其中之一。算盤上檔一珠代表五，下檔四珠各代表一，加法是滿五加，也就是一下五去四，破五進十就要一去九進一；減法也是如此，破五要減就是一上四去五，退十減要補五，也就是一退一還九。看起來復雜，其實都是由生與成二個數的加減變化而來，簡單之極。
再說說洛書，古人認為，河圖是先天，談的多是天道之理；洛書是後天，說的多是地道之理。河圖以天地化合生成五行分在四方，洛書則以五行的生剋製化而變為九宮，後天的一切變化都是由此而生出來的。九宮就是四方、四個角再加上中央，一共九個方位。具體到數就是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在中央”。
洛書以五居於中，取1234 6789居於四周，其對角、縱橫三數之和均為15，其中：一六生成水居於北和西北，二七生成火居於西和西南，四九生成金居於南和東南，三八生成木，居於東和東北，五居於中土，統乎四方。從對恃而言，一六之水生於四九之金，三八之木生二九之火，表明陽生於北，長於東，盛於南，消於西；陰生於西南，長於東南，極於東北，虧於西北。以日照強度（陽）來看，一為鼕至，三為春分，九為夏至，七為秋分；以月球引力（陰）來看，二為朔，四為上弦，八為滿月，六為下弦。
在應用方面，古人主要運用河洛之數理於天文、歷法、算術、堪輿（地質）等傳統科技之中，由此形成了道傢的數術之學，從丹道兵法、醫卜星相，直到棋牌娛樂無所不及。黑白子的圍棋就起源於河圖，麻將當然是來自於洛書。圍棋360子代表周天之數，棋盤上橫竪各19條綫，共361格，分“角邊腹”九宮之位。
象棋則運用《易經》之數理，所謂“局取諸乾，坤以為輿”。棋盤是八八六十四格，象徵六十四卦，所以古稱“八八象棋”。每方十六子應二八之數，而將士活動的範圍則剛好是九宮格。中國唐代的“八八象棋”盤，與今日的國際象棋盤幾乎完全一樣，也是黑白相間的六十四格。在甘肅永昌鴛鴦池文化遺址中就出土有這種六十四格圖案，不過時間是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至於撲剋牌更是我們中國唐朝的專利，唐天文學家張遂（一行禪師）發明葉子牌，四門花色代表春夏秋鼕四季，每花13張牌，點數為91（1至13數字相加），正好與一季的天數相符；四季相加是364，再加以陰陽二個變數（大小王各占半點），整副牌的點數是365，為一個自然年的天數。西洋人將葉子牌改為撲剋，但改不了數理。西方人討厭13這個數字，如果能改他們早就給改了。
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天賦與人的天性，也是天德，是不能夠紊亂的。這裏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之中無法抗拒的力量。常是恆常、永遠存在、不能改變的意思。
五常之中以仁德為首，仁統四端，有仁纔有義禮智信四德，所以古人在很多時候衹用一個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論語?裏仁》一篇裏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就是說君子在吃一餐飯這樣短的時間裏，也不能離開五常之德，至於生活動蕩困苦、人生挫折睏頓的時候，更應該是如此。
那麽，什麽叫做仁呢？通俗地說，仁慈、有愛心就是仁。仁是體，慈是相，愛是用，表現出來就是愛心。能夠不講條件的博愛就是慈，慈的本體就是仁，它們是一體三面，同出而異名。
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學說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論語》中有“裏仁”一篇，專門談仁的體和用。仁是抽象的哲學概念，不能離開具體事項空對空地談仁，所以孔子舉了幾個例子加以說明。例如“仁者愛人”，有愛心，能夠愛人、愛物就是仁，這是孔子不得已的說法，因為愛畢竟還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內容。中國有一句話，叫作“博愛謂之仁”，有人說這是孔子說的，其實這是唐朝韓愈說的，不是孔子的話。
普通人的愛是有條件的，是以感情為基礎的，喜歡纔愛不喜歡就不愛，所以愛字裏面有心。簡化漢字的愛，幹脆連心也掏去了，更赤裸裸了。慈則是愛的升華，是沒有條件的愛，母親疼愛兒女是無條件的，這種愛就是慈，所以稱母親為慈母。
在具體事項上如何才能達到仁呢？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提出五條標準，就是恭寬信敏惠。孔子說：“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恭是自重自尊，是嚴格要求自己，這樣就不會有外來的侮辱；恭既是嚴以律己，寬就是寬以待人，包容他人的缺點，寬宏大量的人一定得衆。信是自信信他、信因信果等的合稱，是內心誠敬，不自欺的結果，能如此則天下沒有不可以用的人，也就是老子說的“聖人無棄物”。敏是聰明敏捷、反應快、辦事情不拖泥帶水，容易有事功。惠是恩惠，要有行動表示，不能總是空口說白話，但恩惠必須出自於誠，是真感情而不是假手段，這樣的人君纔可以與其共事。孔子提出的實行仁的標準並非高不可攀，衹要肯接受，人人都可以做到。
五常之中的“仁”懂了，其餘的義禮智信四德自在其中，是“得一萬事畢”的自然結果。例如知道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做，這是智；能做到恰到好處就是義。義是孟子學說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標。信是誠信，禮是守規矩、不放肆，內恭外敬，能如此則說話做事都不會逾矩。要達到隨心所欲又不逾距，孔子說要七十歲才能做到，我們時時看着自己還在不斷地犯規，能隨心所欲又不逾矩實在是太難了。
稻梁菽，麥黍稷，此六𠔌，人所食。
稻子、高梁、豆子、麥、黍（黃米）、稷（小米）稱作“六𠔌”，是我們人類所食用的主食。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氣候、水土、民情不同，出産的𠔌物和食用的主食也各不相同。
“黍稷”是古代中國，特別是黃河流域地區，最主要的兩種糧食作物。黍是比小米稍大、煮熟以後有黏性的一種黃米，因為要在大暑節氣下種，故稱為黍。稷又稱為粟、𠔌子、小米，秋種夏熟，要經歷四時，似四時之祭，故稱為稷。梁是高粱，因其性涼故稱為梁，有青黃白三種，都可以釀酒。菽是豆類的總稱，包括青赤黃白黑各種豆類。麥子有大麥、小麥、燕麥、黑麥等，秋種夏實，農歷四月前後是麥熟季節，五月就到麥收了。
中國人歷來講究五穀豐登，莊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話；但是這裏有提到“此六𠔌，人所食”。五穀與六𠔌的說法有什麽不同之處呢？簡單地說，五穀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時期的中國人集中生活於黃河流域，而長江以北地區是不種稻子的。據文獻記載，稻子是在唐太宗祥符年間從南方占城國引進的品種，為紀念此事，將稻米稱作粘𠔌，粘者占城國之米也。因此，中國北方早期沒有稻子，衹有“黍稷菽麥麻”五穀（《漢書?食貨志》）。
但是，近年來的一係列考古發現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種植水稻的國傢。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雲陽大地澤文化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內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種標本；浙江省余姚縣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稻種標本，距今有七千餘年。最重大的發現，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岩文化遺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種。經同位素炭十四測定，這些金黃色的稻種實物，距今已有一萬四千多年的歷史了。
黃帝距今有五千年的歷史，但種植五穀、從事農業活動並不是從黃帝時代開始的，而是從神農氏時代就開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萬二千年至一萬四千年的歷史，伏羲氏至黃帝時代也有七千餘年，其間尚有神農氏時代，神農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歷史。我們中國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歷史，不要做自貶祖先、自己縮短自己歷史的蠢事。這也同時證明了，中國以農業立國的歷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
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
“馬牛羊，雞犬豕”，這六種動物是人類畜養的，稱為傢畜。我國蓄養傢畜的歷史可謂由來已久，在陝西西安半坡村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以及其他殷墟遺址上就發現有這六畜的遺骨。甲骨文傢字的字型，也顯示無豕不成傢。古人將馬牛羊稱為上珍三品，雞犬豕為下珍三品。舉行祭祀典禮時，普通的用三牲供（羊犬豕），高級的要用五牲供（馬牛羊犬豕）。
六畜之所以與人類關係密切，一是六畜服務於人，如馬可負重至遠，牛能運貨耕田，羊有跪乳之恩，雞有報曉之功，犬有守夜之義，豬有庖廚之用。二是六畜有很多優點是人類應該好好學習的，例如馬的剛健進取、牛的忍辱負重、羊的跪乳報恩、犬的忠勇誠信。馬是不休息的，睡覺都站着；雞是三德兼備：不吃獨食義也，敵前敢鬥勇也，司晨不誤信也。豬更不用說了，現代醫學的器官移植大都是用豬的器官，根據免疫學的研究，人體對豬器官産生的排斥反應最小，看來人變成豬是早晚的事了。
第三，此六畜亦要靠人來幫助它們離苦得樂。馬牛有陰火，羊有陰土，雞有陰金，犬有陰木，豬有陰水。有一陰之性在，就會墮此畜生一道，受此一道之苦。人如果能夠幫它們化掉這一偏之性，它們就能離苦得樂，也不枉了為我們服務一場。
由六畜又引出中國人迷信的十二屬性，十二屬性據說是從印度文化來的。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學傳到中國，同時也帶來了印度文化。印度人用來說理的十二種動物，經中國文化融合以後變為中國的十二種動物。我們確實在漢以前的古書中沒見到有十二屬性的說法，例如《春秋左傳》交待時間都很具體，如“十年春，齊師伐我…”，沒見過有“猴年馬月，…的記述”。
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七情具。
喜悅、憤恨、憂傷、恐懼、愛戀、厭惡、欲望，是人人具備的七種情志，稱為七情。七情是人的心意的變化，其中“喜者心之歡樂，怒者心之煩惱，哀者心之痛切，懼者心之惶恐，愛者心之貪戀，惡者心之憎嫌，欲者心之思慕”，可見其都與“心”有直接的關係。
心是我們東方心理學的基本概念，我們叫做“心性學說”，不稱為心理學，因為心理活動無非就是心念的起滅和轉移，不是心的本源。東方的心性學說，無論佛學還是儒道之學都不搞尋枝摘葉這一套，而是直接探查人心的根源，以期從根本上切斷心念的起滅。
心性之心是宇宙的本體，是形而上的道，就是《楞嚴經》中“七處徵心”所討論的心。心念之心，是形而下人的心理活動，是念頭、是心念的生滅。所以人心險惡說的是人的心念兇險，惡念不斷；人心貪婪是說人的貪欲念頭不絶。佛法說的“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說的統統都是念頭。有念頭就現出這個物質世界，這是有為法；停止了念頭，物質世界就消失了，才能進入無為法。
所以中國文化中所說的心，既不是心髒也不是大腦，而是人的念頭，它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要素。心之所發就是念之所動，就是意念，簡稱為意；心之所往就是念之所聚，念聚就是志。念頭忽生忽滅，如夢幻泡影，根本控製不了，所以人的心意志都很難控製。學打坐的一上來就學空雜念，你就上當了，一輩子也空不了。因為念頭本身就是空的，沒有實體忽生忽滅，不去理睬它反而沒有了，就是如此奇怪。
情也同樣如此，是因心有所感，性有所動，感而後發所表現出來的心理活動。說要不動性、不動情，那是佛的境界，我們凡夫俗子做不到。“愛不重不生娑婆，情不深不為男女”嘛！人心為陰陽界的翻板，陽面叫菩提，陰面叫煩惱，陰陽是一體，沒有辦法分開，所以“菩提即煩惱，煩惱即菩提”，全賴陰陽板哪一面朝上。菩提與煩惱都是在聖不添在凡不減，想去掉煩惱換來菩提，不是多此一舉嗎？心念一轉，馬上就變煩惱為菩提了。為什麽轉不過來呢？性子沒化。性子不化如同手持污染之器，再好的東西倒進去也一定會污染。無情不是真豪傑，菩薩的意思就是“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衆生，同時也要使一切有情衆生覺悟。不愛人就無法度人，不愛物就無法成物，無情就不會生在人間了。
七情在聖賢之人純乎天理，故無七情之蔽；凡夫俗子則為物欲所蔽，放蕩不羈。事如其心就喜，事與願違就怒，動乎悲就哀，畏乎法就懼，見美就愛，見醜就惡，貪想就成欲。聖人看到我們真是可氣、可嘆、又可憐。
其實，聖人與凡夫的根本區別衹在一念之間，全賴於你的發心：出之以正則為聖賢，出之以私則為凡夫，出之以邪則為姦佞，正邪之間，全憑此一念，因此不可不謹慎。
匏土革，木石金，絲與竹，乃八音。
前面已經談到了禮，這裏再談樂。禮樂是中國文化的總稱，也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我們一定要明了古人為什麽如此重視禮樂。禮代表了我們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學，因此廣義的禮包括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人文文化。樂則代表了我們樂觀的人生態度。禮接近於我們的宇宙觀，樂偏重於我們的人生觀。
廣義的樂是藝術形式的總稱，包括了現代的音樂、舞蹈、美術、影劇等所有藝術形式。狹義的樂指音樂。樂有什麽作用呢？沒有樂行不行呢？
沒有藝術修養，人生會很枯燥乏味。設想一下，連自己哄自己玩的玩意兒都沒有，生活不是會很枯燥嗎？所以要用樂來調心，並不是要你去當什麽藝術傢。
古代的偉人都懂藝術，大政治傢、大軍事傢同時又是大文學家、大書法傢。無論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煩惱有多麽大，通過讀書寫字、吟詩賦棋、吹拉彈唱就化解了，不象我們現代人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非弄出個抑鬱癥、精神分裂癥不算完。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理解傳統教育為什麽如此重視樂，以及為什麽孔子在《孝經》中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既是用來調心，就要輕柔和緩、低吟慢唱，自己唱給自己聽嘛！所以中國的民族樂器差不多都是獨奏的，無論笙管笛簫、琴瑟琵琶，都是如此，不象西洋樂器多是演奏給他人聽的，所以震耳欲聾。
這裏的八音既是八種樂器，也代表八種不同門類的音樂。《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周禮?春官》中則更具體的提出“匏土革，木石金，絲竹”的八音分類方法。
匏是匏瓜，匏瓜破開就是瓢，將匏瓜上面設13根紫竹簧管就是笙；36根簧管的大笙叫竽，不是有成語“濫竽充數”嗎？所以匏就代表簧管類樂器。土是陶土，古代用陶土燒製成一種吹奏樂器叫塤, 又叫“陶塤”，大小如鵝蛋，有六個孔，頂端為吹口。
革指牛皮，可以製成鼓，屬打擊樂。古麯每奏樂一段，要擊鼓三聲。一個人不學無術信口雌黃，就被形容為“吹牛皮”，因為他不知道打擊樂與吹奏樂根本是不同的兩類。木指木製的樂器，例如有拍板、梆子、有敔。奏樂將終時，擊敔使演奏停止。石類樂器有石磬，金屬類樂器有鐘、鑼、鈸、鐃、嗩吶等。絲代表弦類樂器，因為上古時期用蠶絲作弦，故又稱為絲弦，例如有琴、瑟、琵琶、箏之類。竹製樂器是用竹管穿孔而成，有橫吹的笛、竪吹的簫、龠（排簫）等。
八音既表示八種不同的樂器，也代表吹奏樂、打擊樂、彈撥樂、管弦樂等不同的音樂形式。八音之樂據傳是皇帝的大臣容所製，歷史上的五帝三王都各有其樂。如舜帝之樂為韶，韶樂據說非常之美。《倫語?述而篇》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欣賞韶樂進入忘我的境界，連着三個月吃飯都不知道吃的是什麽，還感嘆說：“我沒想到上古時代的音樂有如此高明”！
韶樂我是沒聽過，東方紅倒是聽了幾十年，確是一個月不識肉味。那是因為文革時期，買肉要肉票，聽到東方紅我就想起豬肉票。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
自子孫，至元曾，乃九族，人之倫。
高曾祖父是上四代，即是高祖、曾祖、祖父和父親，自身位於中，子孫曾玄（元）為下四代，就是兒子、孫子、曾孫與玄孫（元孫），一共九代親族，稱為九族，與我們有直係的血緣關係。前面講到，血脈關係的傳承依靠孝道，孝是通天地貫古今、超越時間與空間、無窮無盡的血緣通道，祖先積纍的福德要依靠這條“孝”的管道遺傳給子孫後代。
九族之中自身居中，承上啓下，是血統傳承關鍵中的關鍵。自己不講孝、不盡孝就會自斷祖先遺德的通道，這個惡果不僅僅是你一代人的事，你的後世子孫都會因你的不孝而被斷了這條血脈傳承的根，這個因果就背得太大了。同理，如果你能化性立命，立身成道，就上可以超拔祖先，下可以騭蔽子孫，你的福德就積得太大了。
族者衆也，倫者序也，尊卑長幼，定而不亂，才能天下太平。諸父子侄本於天倫一本之源，本是同根連枝，凡事不忘親情，自然就敦睦敬愛了。
苛法酷刑中有滅九族之說，實在是殘忍之極，毫無人性。秦滅六國以後，人心不服，為鞏固統治地位，秦始皇實行苛法，動輒禍滅三族剪草除根。九族還衹是垂直的父子一脈，三族則要加上母族、妻族二脈，要滅二十七族，上千口人。李斯造孽自己被腰斬不說，還被夷了三族。明朝以後又加上師族，連老師一脈也牽扯進來，這樣的帝王哪能不斷子絶孫呢？不是中國人生育多、生命力強，自己殺自己也早就殺絶了。
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
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人所同。
這裏講的就是儒傢著名的五倫十義。五倫就是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五種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前面三種是家庭關係，後面兩種是社會關係，這是人與人之間不能脫離的最基本的關係。
性之中要常存“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心之中要常懷此五倫之道。五常是天道，五倫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間就表現為這五種倫常關係。例如，父子之間講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間講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間講信，誠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間講義，義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間講禮，禮是社會秩序的總稱，能知道長先幼後，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亂。人的天性對應的是人類社會的倫常秩序，現代人不明五倫之道，顛倒倫常關係，社會怎麽能不亂呢！
五倫之中每一倫都是一體兩面，五對十面就是十義，也就是十條義理的意思。父子一體為一太極，占一個恩字，父要念子之恩，子女是祖先的遺德，是自己的分身，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同樣，子女要報父母之恩，父母有養育之恩，沒有父母就沒有自己的再造。父子雙方都能知恩報恩，果報就是父慈子孝，這是自然的道理。
夫婦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占一個從字，兩人不背逆謂之從，也就是《論語》裏面說的“夫唱婦隨，婦唱夫隨”。夫妻之間如果沒有原則性分歧，丈夫倡導的妻子一定要擁護，妻子倡導的丈夫也同樣要擁護，特別是當着第三者（當着孩子或外人，不是插足的第三者），夫妻一定要一致對外。有分歧有意見回去再討論，但當着外人夫妻之間不能拆臺，這是夫妻和合的基本原則。夫妻本是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着外人貶低自己的配偶，別人一定看不起你。相反如果你能處處維護自己配偶的榮譽，別人一定尊敬你。
兄弟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原則是“兄友弟恭”。做兄長的要友愛、關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長。兄弟之間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如能兄友弟恭，長惠幼序，兄弟之間自然就會和睦友愛，父母看到必然欣慰歡喜。法昭禪師有詩：
“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少，能得幾時為弟兄”？
漢朝田真兄弟三人因分傢生隙，財産遂均分三份，堂前一株紫荊樹也要鋸成三段。當日天晚决定次日動手，哪知當天夜裏紫荊樹就死了。次日三兄弟見之大驚，痛悔人不如物，决定不分傢了，那棵樹又活了。
朋友之間是一體為一太極，原則是“朋義友信”，朋友之道講究信與義二字，彼此推心置腹，誠信有義，纔是真朋友。但是朋友相處切記要知止，要恰到好處，要保持距離。距離才能産生美，所以孔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朋友之間是一體，是指理體而言，不是在事項上兩個人穿一條褲子都嫌肥，物極必反，這就快臭了。現代社會是工商時代，凡事都是利字當頭，無利不早起。這是交易之道，與交友之道有天壤之別。
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提出：“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闢、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你交的朋友講直話、能原諒人、知識淵博，就是益友；反之，你的朋友性格怪異、個性軟弱、專門說你愛聽的話，就是損友。
君臣之間是一體也為一太極，原則是“君敬臣忠”。做領導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屬下的要忠於自己的本位，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敬在內心，忠在行為，二者都不在嘴上，花言巧語沒有用。你假裝為老闆幹活兒，老闆就假裝給你發薪水，反過來也一樣。孟子在《離婁篇》中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天理本就是一報還一報的。
五倫十義，就是做人的十條大道，也是支撐一個人命運的十根柱子。明道才能行道，行道才能立命，命輪竪立起來了才能運轉。不明道、不行道，一輩子演了十個角色全部都演砸了，十根命柱都倒了，你的命運會是什麽結局，就不言而喻了。至於如何行道、如何改造命運，我們講過一個專題，有錄音帶流通，這裏就不再羅嗦了。
以上是《三字經》的前三部分，由“性”與“習”的關係開篇，首先談教育之道的三個原則；第一是貴以專，第二是傢教與師教結合，第三是“首孝悌，次見聞”的順序不能亂。最後講授了初學者必備的中國文化基礎知識，順序是按十進製數字編排的，極有章法。
一就是十進位的幾個數字（一而十，十而百…），二沒列出具體的事項，但包含在每一類概念之中，就是有陰有陽，絶對的東西不存在；三包括三纔、三光、三綱；四包括四時、四方；五包括五行、五常；六包括六𠔌、六畜；七是七情，八是八音，九是九族，十是十義。綫索清楚了，記憶和背誦就容易了。
這一講主要討論《三字經》的第四部分，介紹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傢，以及讀書求學應該遵守的次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內容，與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國通史綱要一起構成《三字經》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麽？初學者應該選擇哪些典籍作為必讀的東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僅以乾隆時代紀曉嵐領銜編纂的《四庫全書》，就匯集了從上古到清代前期幾乎所有的重要典籍，歷時二十年，共收書 3461種，79000多捲，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總字數約有七億漢字。人一生什麽事不做也讀不完。面對如此浩瀚的知識海洋，難怪莊子慨嘆：“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衹有短短的幾十年，而知識的追求是無窮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少走彎路，一下就摸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經》早就為我們鋪平了道路，這就是我在這裏要與大傢一起討論的內容。
下面看原文：
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
訓蒙是對小孩子的開蒙教育，必須要講究、一定要重視，應該用最優秀的師資力量來給小孩子開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紮實，今後的造詣就會受限製。但是怎樣講究？講究什麽？這就需要為師者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課程進度等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間沒有同樣的兩個人，這就是俗話說的“竜生九子，九子不一”。每個孩子都有個人的特點，從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註意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的區別和講究。
現代教育走上了教育産業化的道路，搞工業化生産綫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産品”就一目瞭然了，小學生從服裝、課本、作業到考試，一切都是統一的，將來小孩子畢業了，就是“罐頭産品”、就是“可口可樂”，從包裝到內容全都一樣，一點特點也沒有。所以用工業化方式進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細斟酌，否則生産出來的學生連“標簽”都一樣，都是教育産業的成品。有特點的獨立性的人沒有了，創造性的人才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傳統教育中，老師要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采取各異的教學方式，私塾學堂裏面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滿足學生的需求。孔子講授“仁”，一個學生一種方法，內容都不一樣，所以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66次之多。一個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義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學方法，是針對每個學生天性、秉賦的特點幫助他理解“仁”字的含義，否則他聽不懂。對孝字的解釋也是如此，《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問孝，孔子的回答每個人都不同，例如子夏問孝，孔子回答說：“色難”。給父母臉色看，是子女經常幹的事，如果能夠做到不給父母吊臉色，就是孝。 “色難”有兩重意思，一是臉色難看，二是不使臉色很難。這是針對子夏說的，可能子夏經常犯“色難”的毛病。其他學生，不“色難”，孔子就要換個說法了。因此，人文學科的許多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佛傢常說“法無定法”，要因人設教，這是在教學方式上的講究。
在教學內容上的講究，就是“詳訓詁，明句讀”。訓詁與句讀是讀古書的基本功，訓者解也，詁者古也，所謂訓詁就是用通行的白話解釋古文的詞義和字義，後世發展成一門專科學問，叫訓詁學。中國的文化典籍經過“焚書”的浩劫和秦末的戰亂，至兩漢時已經是殘破不全了，特別是“五經”，後人已經很難讀懂了。於是漢儒們纔出來訓詁，對五經進行註釋和考據，通經的人稱為 “五經博士”，所以訓詁學起源於漢朝，被稱為漢學。現代西方國傢將中國文化統稱為“漢學”是不確切的。
清代是訓詁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分出訓詁學、章句學、考據學、註釋學等專門學科，後世統歸為語言學。今天高等學府裏面開設的文獻管理、檔案管理、圖書館學等專業都開設此類課程。但是研究歸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實用際價值則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為一個字、一句話考據一輩子，可以寫上百萬字的文章，甚至拿個博士學位。
句讀相當於現代的標點符號,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標點符號，註意不是沒有，而是不用，沒有和不用是兩回事。為什麽不用？因為文章一經圈點，文氣就斷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氣本是暢通的，如被截斷氣機就滯塞不通一樣。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氣，文氣一斷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論語》一輩子都讀不厭，每年讀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讀有每次的體會，句讀一變，整個文意就大變，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斷死。宋儒將《論語》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斷死，變成現在的253條僵化的語錄，除了斷章取義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嚴重扭麯。因此對古文訓詁可以，不能翻成白話文；明句讀可以，不能做句讀。
但是對初學者，一定要將文義、字義講明白，將文章的初始句斷講解清楚，以便幫助初學者理解。句讀的基本原則，就是“語絶為句，語頓為讀”。語氣結束的地方為“句”，用圈（句號）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做“讀”,用點(逗號)來標記。古人常有“可圈可點”一詞，贊頌某位歷史人物的功業。
句讀點錯了，常常會鬧笑話、出歧義。例如當年批孔運動中，常用《論語》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話來說事，說孔子為專製帝王幫忙，推行愚民政策。還將老子拉過來陪綁，因為《老子》中有“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的話。老子與孔子說的是不是同一個話題暫且不論，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話也沒有任何“愚民”的跡象。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傢，是他把教育從貴族的殿堂推嚮民間，纔有後世的社會教育，這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孔子是有教無類，要將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導誰去呢？這從道理上就講不通。
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誤解呢？斷句斷錯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隨他們去，為政者不要沒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們，這是為政者的責任。同理，孩子聽話，父母就不要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的挑剔；孩子不聽話，父母就要好好地對他進行教育。斷句斷錯了，就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說錯了嗎？不是！是你自己斷錯句了。
至於老子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動，減少意念活動，你的丹田之氣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減損你的欲望，你的身體就能強壯起來。老子說的是養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風馬牛不相及。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
讀書求學，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才能奠定紮實的基礎。按中國的古禮，也就是周公之禮，小孩子六歲就讀小學，先從生活規範開始學起。八歲開始學字，也就是學六書；十八歲束發，行冠禮以後入大學。因此《大戴禮記?保傅篇》中說：“古者八歲出就外捨，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小藝；“詩書易，禮春秋”六經，是大藝。傳統教育中的小學階段，是先學習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後再傳授知識，學習六藝；最後纔是六經的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教育走的路綫。
生活規範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子遊在《論語?子張篇》中說的“灑掃、應對、進退”，不要小看這六個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國文化教育一貫的傳統。我們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與職業、賺錢相結合的技能培訓，與傳統的生活教育是兩回事。小孩子嬌生慣養的多，特別是富傢子弟，傢裏都有傭人，他們自己哪裏會灑掃庭除。現代人不會掃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掃把亂揮搞得塵土飛揚，一塊髒布越擦越髒。連最基本的灑掃庭除都不會，今後他們如何面對生活呢？
應對之事就更成問題了。常有這樣的孩子，你問他：貴姓？他就回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裏？他會說：我府上某地。應對的禮儀根本不懂。至於進退就更難了，一件東西該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這些都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見到長輩如何問候、到親友傢拜訪，該站還是該坐，站在哪裏、坐在哪裏等都要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小孩子見到長輩一聲不吭，到客人傢裏拉抽屜、開櫃子，沒有一點規矩，可見我們的小學教育大有問題。
傳統的小學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訓詁、句讀以外，還要學習漢字的結構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藉”，六書之學。在形聲義三方面，給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礎。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漢用《倉頡篇》，以後出來《急就章》，六朝以後用周興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學階段還要接受“禮樂射，御書數”的小六藝教育，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禮是生活規範，樂是藝術，射是射箭，相當於今天的健身，禦是駕車，相當於今天的軍訓；書是文字和書法，數是數學，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可見，傳統小學教育的內容絶對不比今天少，可能還更全面。可惜，古六藝的傳統教育今天已經沒有了，在日本還有點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將其轉變為“八道”，即茶道、藝道、花道、書道、劍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為八個文化傳統保留下來了。
小學期間，行有餘力的可以讀“四書”，但是老師一般不開講。什麽時候開講呢？要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學階段，老師纔詳細講解四書中的道理。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傢經典著作，本來《大學》與《中庸》衹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將之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經朱熹註解的四書，代替了五經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是士子學人的必讀之書，對中國近古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字元晦，號紫陽，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歲中進士，曾做過五任地方官，但時間都很短。他主要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建立武夷精捨、滄州精捨等，廣收弟子門徒，傳播理學。朱熹一生著述甚豐，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註》、《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詩集傳》、《楚辭集註》等。
概括地說，四書中的《中庸》談理，相當於認識論；《大學》談法，相當於方法論；《論語》《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兩位名角，一個演仁，一個演義，生動地表演給我們看。但是在儒傢思想的傳承上，是孔子傳曾子，曾子著《大學》；曾子傳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學的三代人。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實不對。《大學》與《中庸》是曾子與子思的學術論文，他們繼承了孔子的學術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與《大學》的學術觀點又有不同，這是要註意的。
至於孟子晚了孔子165年，衹是子思的門人，因為孟子的年齡小於子思近100年。
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中國人思想的根基。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就必須首先瞭解儒傢思想，而要瞭解儒傢思想，就不能不瞭解孔子的思想，瞭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徑就是閱讀《論語》。《論語》是孔老夫子教學傳道的記錄，一共有二十篇，內容是孔子的學生記載聖人的言行，談論為人、處世與為政行仁的言論，其中既有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也有學生之間的相互問答，十分難能可貴。
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國流傳的《魯論》二十篇、齊國流傳的《齊論》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間，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墻壁，得到的《古文論語》。但《古論》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散失，現在傳誦的《論語》衹有《魯論》二十篇了。
《論語》的編纂者，歷代學者均認為是孔子的弟子和門人，例如，班固認為，“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鄭玄則認為是“仲弓、子遊、子夏等撰定”。當代學者則認為《論語》非成於一人一時，而是孔子的弟子、門人們根據自己所記，不斷補充、輯錄，經歷了很長的時間纔纂集成書的。最後的定稿者應是曾參的學生，時間大約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戰國初期。
中國的傳統文化，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動亂之後，變得支離破碎，亟須重新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註重考據、訓詁、疏釋等工作，這種漢儒學者特有的風格就是著名的漢學。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儒學的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宋代以後，有理學家的五大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衹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明亡以後，儒傢學者如顧亭林等，對於“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理學，深惡痛絶，認為這是坐緻亡國的原因，於是提倡回過頭來做學問，恢復老路綫。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註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這就是清儒的樸學。
由此可知儒傢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幾個時代的變動，雖治學方法和所走的路綫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則是共同的。這樣就把和藹可親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個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善言，變成一本刻板教條的語錄。這是在幫孔子的忙還是拆孔子的臺，實在難說得很。
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弟子們各據一方，弘揚儒傢的學術思想。漢代以後，儒學大體上分成四類：一是政治的儒學，統治者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變成“大成至聖文宣王”了。二是學術的儒學，專門搞儒學的學術研究，如漢學、樸學一類的學院派。三是民間的儒學，走私淑儒傢思想的路綫，從協調倫理關係入手，來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後是宗教的儒學，把孔子的話當成聖經，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廟裏吃冷豬頭。
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
《孟子》這部書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萬章、公孫醜等人整理記錄孟子言行的書，內容都是講道德，說仁義，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闡明性善、闢斥邪說等。四書的文字分量，共五萬六千多字，《論語》衹占29%，《孟子》則占了63%，因篇幅較長，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為上下兩編。古人不參加科考的可以不讀《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須熟讀此書。《孟子》的文章寫得實在好，文意貫通、文采飛揚、說理透徹，有條不紊，後世的所謂“唐宋八大傢”無不因襲孟子的文風。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國人，生卒年月不詳。一般認為是生於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於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中衹用了137個字，從正面記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馬遷說：“孟柯，鄒人也，授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是戰國中期的大學者，曾周遊齊、宋、滕、魏等國，試圖說服諸國君王接受道德仁義的政治主張，均因其學說“遠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納。故此晚年去齊回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學生。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他始終為人倫正義、為道德政治，奔走呼號，而絶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後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識時務，以孟子的聰明才智和雄辯之力，如果改變一下思路，搏個富貴功業還不是易如反掌。
講陰陽五行的騶衍來到魏國，梁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執賓主之禮。孟子來見惠王，梁惠王開口卻說：“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氣。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嚮時代風氣妥協，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明知道輓救不了這個時代，還是盡自己的力量，多救一個是一個，這就是聖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為之”嗎？周遊列國到處受癟，還被睏在陳蔡餓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吆喝了一輩子也沒把自己推銷出去。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纔興起來，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贊揚孔子，纔大大地擡頭。偉大的人物活着的時候都是倒黴，死了以後纔吃香。所以說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傢思想的重要開闢者。
但孟子畢竟去孔子165年，所處的時間、空間背景都不同。孔子溫良恭儉讓、孟子間有俠義之氣，二人的性格、脾氣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聖人在為人處事、勸政說理的風格上也迥然有異。孟子有雄辯之材，例如他說服齊宣王行仁政，說得宣王無言以對，衹好敷衍地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沒辦法施行仁政。孟子說：好色有什麽關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誰不愛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將此心推廣開來，使國中內無怨女，外無曠男，好色又怎麽會影響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我還有個毛病，我好財。孟子又說：好財貨有什麽不好？誰不喜歡財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劉也是喜歡財貨，他與百姓一起富國強兵，大王您如能與百姓同之，愛財與施行仁政有矛盾嗎？宣王又說：“寡人直好世俗之樂”，我還愛聽流行歌麯。孟子說：聽何種歌麯並不重要，關鍵是看大王要獨樂樂還是與人樂樂。是少樂樂，還是衆樂樂。如能與民同樂，聽歌又有什麽不好呢？齊宣王被堵得走投無路，孟子正是在引導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為“亞聖”，其書被列入儒門《十三經》，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升格過程。在漢代，《孟子》與《論語》雖然同為子書，但實際地位卻大相徑庭。《論語》是儒傢六藝的基礎課，地位在經子之間，而《孟子》則屬於普通的子書。在《漢書?藝文志》的目錄中，《論語》在六藝略，《孟子》在諸子略。漢文帝時《孟子》雖然一度被設置為博士，但那是傳記博士，漢武帝時即罷了。
唐文宗太和年間，國學石刻《十二經》，還是沒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經書上，《孟子》纔第一次被列入九經。
明洪武帝朱元璋認為孟子不應與孔子同享文廟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讀到《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段文章時，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將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廟。孟老夫子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實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寫了篇論文《大學》；曾子傳道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又寫了篇論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鯉的兒子，孔子的孫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規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醫不自醫一樣，所以孔伋的老師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傑出的賢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顔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學》，他是孔子思想的嫡傳者。可以說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脈相承的前後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裏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繼承了堯、舜、禹這個一以貫之的傳統思想，繼承了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的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在內的憲章精神，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揚的儒傢思想。
儒傢思想的傳承體係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書》裏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孟子以後傳承就斷了。雖然孟子身後的荀子，也是儒傢的代表人物，但到底還是走了樣，已經不是純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傢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傢的學術觀點，發展了儒傢的“禮學”，頗有嚮法傢轉變的趨勢，所以他的弟子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的法傢人物。
後世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統治階級幫腔的，這種說法既不正確，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處處推崇堯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覺，都能夠約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復我們傳統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會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後世批判的“剋己復禮”。歷代統治者無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傢的羊頭賣自己的狗肉，這又與孔子有什麽相關呢！
中庸思想，也是來自於孔子。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太難了，普通人很少能夠做到。中庸到底是什麽呢？孔子講的中庸與仁一樣，有體有用。中庸的體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處講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麽是中呢？一個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間有一竪直貫下來，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無論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歷史，叫《春秋》，為什麽叫春秋呢？取中之意。鼕天冷、夏天熱，溫度不適中；鼕日長、夏日短，日照不適中，都不合乎標準。衹有春秋不冷不熱，白天與黑夜一樣長，有中纔可以作為標準。孔子的五德是“溫良恭儉讓”，溫是第一的，太熱太冷都是偏，衹有溫纔是中。
高明的政治傢對兩方面的不同意見，如果能夠各保留其對的一面，捨棄其不對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這就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時感嘆說：“民鮮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夠運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什麽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們說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長久，普通纔是偉大，這是宇宙間的基本法則。我們現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講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處沒有道衹有險，高處不勝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準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訴我們“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這兩句話是宋儒程顥、程頤說的，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長久。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裏纔說：“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中才能達到和，和是宇宙萬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貴子，傢和才能萬事興，和氣才能生財。總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沒有生氣。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時時保和就能達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復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嗎？
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平治。
《大學》這部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闡述了一個人從格物緻知開始，直至治國平天下，超凡入聖的八步功夫，是儒門修心修身的方法論。特別是曾子在開篇講的第一段話，是《大學》全書的精華之所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實現大學之道的三個綱領。明德指我們的性德，它是天賦的、善良的、本來就光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沒有，那是生滅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們的明德被後天的秉性和習性遮蔽了，象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樣不明了，該怎麽辦呢？把鏡子上面的灰塵擦掉，讓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傢稱之為“明心見性”。明明德是徹底搞明白了，僅僅明白道理沒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實在實際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後緊接着就要親民。親民就是愛你的同類、愛衆生、愛環境、愛這個世界，也就是孔子說的“大孝孝於天下”。第三步則是“止於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極、是不講任何條件的博愛，這是親民的圓滿果報，是實行出來的，不是坐在傢裏求出來的。
曾子講的三綱領，其實與佛傢講的三覺悟是一件事，衹是說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覺”，“親民”就是“覺他”，“止於至善”就是“覺行圓滿”。三個綱領都實現了，你就成佛了。能夠自覺的是羅漢，能夠覺他的是菩薩，覺行都圓滿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環扣一環，互為因果，但有輕重本末之分，學者一定要辨別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親民是關鍵，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沒有用。衹是說食數寶，看菜譜不點菜，終歸填不飽肚子，所以纔要親民。其後纔有“止於至善”的果報。正因為如此，曾子纔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實“親民”呢？孟子接下去詳細論說，要分三圈來實現。第一圈叫“親親”，親是指有血緣關係的傢人，先親近你的傢裏人。做善事一定要先從自己傢裏做起，先幫助你的兄弟姐妹，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愛你的同類、幫助你的同胞。人要先從幫助傢裏人開始做起，然後將愛心一步步地擴散開去，再幫助你的同類。第三圈是“愛物”，是愛衆生、愛萬物、愛生態環境、愛這個地球宇宙。愛心是一圈一圈擴大出去的，“親親”還沒有做到就跑去愛物，是本末顛倒不知先後，就無從近道了。別人看到你這個樣子做善事也會誤解你，認為你不是腦筋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因為正常人辦事一定是按照程序來的。
如何檢驗你的修行到達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檢驗效果的五項標準，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幾句話把得道的整個過程都說盡了。首先必須要知止，知進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層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馬，必須讓它停下來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則你騎在狂奔的野馬上，走馬觀花，什麽也看不清楚，這是知止的第二層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紮下根，就風平浪靜了，所以說“定而後能靜”。心平氣靜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頭腦就靈光，智慧開發出來了，就是“安而後能慮”；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慮而後能得”。
“定靜安慮得”，是修行上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靜就是果；靜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慮就是果；慮是因，最後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陽木，真陽木有定力、能受氣、越遇逆境越樂，能不動性就是佛。能靜是真陽火，真陽火明理達時、不爭不貪。不爭不貪，福祿無邊，有無窮的快樂，就是極樂世界現前。靜而後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認命，真認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陽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纔有定靜安的果報。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這裏的慮。慮而後就自然能得，得什麽？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學》始終扣住的主題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親民是愛人立人，止於至善是起心動念，利益一切衆生。儒傢與佛傢沒有兩樣，所以宋儒張載說：“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體到方法上就是八個條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前面五個是修正自己，後面三個是服務社會。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麽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誠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靜下來。怎樣才能誠意呢？要緻知，有一個正確的知見，知見不正確，行為是不可能正確的。怎樣才能使知見正確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盡物之性。格物、至知、誠意、正心，能達到此四步功夫叫“內聖”，自己內心的修行已經圓滿了，就是聖人。內心圓滿了，然後將你所學所得嚮外擴展，所以後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樹立一個好樣板，其次是齊傢，把傢族治理好；然後是治國，國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最後纔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達到內聖的標準，然後再修身、齊傢。如果有機會來治理國傢，為大衆服務，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就教化衆生，著書立說，做千古的聖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樣，明知道所處的時代是衰世、亂世，知道統治者不歡迎道德仁義的理念，還是死馬當作活馬治，知不可而為之，這與宗教傢悲天閔人的博愛胸懷沒有兩樣。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讀書首先要讀《孝經》，這是按照“首孝悌，次見聞”的教學順序下來的。《孝經》是儒門十三部經典裏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學，一定是先讀《孝經》，後讀四書。《孝經》是曾子問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與弟子們研究討論，再由弟子們整理而成的。《漢書?藝文志》上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孝經》十八章，衹講了一個問題，什麽叫做孝。全書將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從國傢元首到平民百姓分為五大類，就各類人的本位，提出實施孝親的方法和原則，所以是自古以來學者要讀的第一書。
行孝要根據每個人所處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實行何種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們關於孝道的問題，一個學生一種答案，都不一樣。難道孝道沒有統一標準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具體情況具體答復。子夏問孝，孔子說“色難”，臉色不好看。雖然對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個臉子，父母看了會傷心難過，這就沒有做到孝。
曾子問孝，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初也”。我們這個肉身是嚮天地父母藉來用的，藉了這個肉身的假，來修自己的真。壽命終了的時候要歸還父母的，藉別人的東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則就不好還了。
孝不是一成不變的愚孝、傻孝，糊塗父母要子女也幹糊塗事，能聽從嗎？絶對不行。那如何處理這種尷尬的處境呢？這就要好好讀孔子講的《孝經》。十八章書衹講了一個孝字，可謂是深入淺出，條縷詳明。讀書一定要活讀，不能死讀，讀死了，孔子的話就變成僵化的教條了。
如何纔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讀《孝經》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纔不至學呆。如《孟子》一書裏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為人父者，偷了鄰居傢的羊，攘不是主動去偷，而是將跑到自己傢裏的別人傢的羊扣下，其子就告發此事。兒子做的對不對呢？單從法製角度看，應該說沒錯。但是此舉合法不合理，父親偷羊，兒子事先有否勸諫？既偷之後，有否勸父親把羊還回去？有否勸父親主動去自首？如果這些都沒有做，就告發父親，此舉就不合情理，根本沒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經》的道理融會貫通了，再讀四書，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這是做學問的基礎。四書的內容能熟練掌握了，然後才能研究六經這些深奧的典籍。
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周禮》、《春秋》合稱為六經，凡是有志於讀書的人，都應當仔細研習，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經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六個第一：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書經》也叫《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
《易經》是中國第一部經典，後世的諸子百傢、一切學問都根源於此；
《周禮》是中國第一部組織管理與典章制度專著；
《禮記》是中國第一部文化資料匯編；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
後世將《周禮》除去，稱“五經”。五經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是上古時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論語》中將其定義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純正、言辭高雅。五經各有其名：《詩經》叫葩經、《書經》叫壁經、《易經》叫羲經、《禮記》叫戴經、《春秋》叫麟經。《禮記》中有一篇《經解》，對五經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經解》篇中說：“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教不是讓人去當詩人，十個詩人九個半有神經病。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內心升華。
“疏通知遠，書教也。”《書經》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資料，讀史的目的是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過去而知道未來。人讀了歷史，要能夠通達透徹地瞭解世故人情，要能夠疏通知遠。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是藝術門類的總稱，包括了音樂、美術、文藝、運動等等。“易良”是由壞變好，變得平易而善良。
“潔靜精微，易教也。”潔靜是哲學的、宗教的聖潔，精微是科學的、邏輯的嚴密。《易經》的思想既是科學的哲學，也是哲學的科學，融合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精神。
“恭儉莊敬，禮教也。”禮是文化思想的總稱，禮教是對人格的修養，人品的薫陶。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是研究歷史資料，“比事”是類比今人今事。歷史可提供我們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經驗。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對於為人處世，處處都有藉鑒的經驗。
把五經讀死了的書呆子，就會適得其反，五經就變成毒藥了。
“《詩》之失，愚”。總是無病呻吟，咬文嚼字，“關門閉戶掩柴扉”，此類文人就愚蠢之極，笨蛋一個。
“《書》之失，誣”。讀歷史要註意，前朝的歷史都是後朝人編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編的，清廷出資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嗎？除了歷史上的人名、地名、時間是真的，其它內容恐怕靠不住。中國的現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學的歷史課本就年年改，連日本人也學了這一手也修改教科書。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所以說“書之失，誣”，你上當了。
“《樂》之失，奢”。藝術文化太發達，社會風氣就會變得太奢靡，歷史上的文明古國都是在文化藝術鼎盛時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後，八旗兵因安樂太過，軍事能力頽廢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時，視察浙江清兵大營，杭州緑營兵吹奏簫管細樂迎駕。乾隆大怒，說“你們是軍人，整天地吹簫弄樂，還能騎馬打仗嗎？”於是下令，軍中衹準用徵鼓號角，其餘笙管細樂一律禁止。
“《易》之失，賊”。一個人學了《易經》，動不動就掐指一算，會變得賊頭鬼腦的。況且“察見淵魚者不祥”，歷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
“《禮》之失，煩”。禮固然重要，但過分講禮數，搞得繁文冗節就煩死人。前清的旗人見面問安，能從老太爺、大少奶奶，一直問到你們傢裏那衹黃雀，煩透了。
“《春秋》之失，亂”。懂了歷史的春秋大義當然好，但有時候讀歷史會出問題。古代帝王讀歷史，學陰謀詭計的占多數，真正以史為鑒，檢查自己的少之又少。這些人不讀歷史還壞的有限，史書讀多了，反而禍國殃民。
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
中國的《易經》本有三種，《連山易》《歸藏易》和《周易》稱為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一層意思。《連山易》和《歸藏易》早已經失傳了，如今流傳下來的衹有《周易》一種，是經周文王姬昌整理過的，故此稱為《周易》。
相傳伏羲氏畫八卦，始有卦象。其時還是結繩記事，沒有文字，衹有圖形。直至近代，雲南的少數民族還是結繩記事，傢裏門後面挂幾條繩子，有幾件要辦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繩子上打幾個結。到神農氏時代發展出《連山易》，黃帝時代出現了《歸藏易》。三王時代的夏朝用《連山易》、商朝用《歸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辭，周公旦著爻辭，又經過孔子整理後，係易辭，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經》的十篇論文。一部《周易》濃縮了四代聖人的智慧，故此《易經》名列為五經之首。
這三種易經有什麽不同呢？八卦中乾為天、坤為地，離為火、坎為水，艮為山、兌為澤，巽為風、震為雷。《連山易》以艮卦起首，《歸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畫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變，六十四卦的卦體跟着變異，內部的384爻也隨之而變。
我們今天見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裏做牢七年，研究易經的心得體會。《連山易》和《歸藏易》雖然失傳了，但是據南懷老研究，還是可以從象數裏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傢的術數之學，如丹道、醫藥、堪輿等學問，都有《連山》與《歸藏》兩種易學的東西，此外在《易緯》和《關朗易傳》中也還有一點依稀的影子。
那什麽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個日，下面是個月，太陽和月亮之間的關係就是易。《易經》是中國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學著作，其中提出了三個原則，就是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二層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簡易，簡單得象太陽和月亮一樣，天天能看見、擡頭就看見。其實宇宙的法則根本就是至簡、至易的，真理總是最簡單、最平淡的，復雜是後天人為的。最簡單、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偉大的；簡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簡易的飲食是最健康的飲食，復雜的結果衹能是勞民傷財。
第二易，是變易，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永遠在運動、永遠在變異，所以學易先要明變。上智之人不但知變，且能適應變；中智之人跟着變、隨着變走；下智之人變過去了還不知道，還在那裏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萬事萬物雖然隨時隨處都在變，但有一個不變的理體，理是永恆的、體是不變的。例如，太陽和月亮永遠在運動，但永遠不會撞到一起，因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陽係的法則存在。哲學家把這個不變的理叫做本體，宗教傢叫上帝、佛、主宰…，總之說的都是一回事。在內是不變的理，中間是簡易的數，外面就是千變萬化的象，這就是易的全體。
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
書經又稱《尚書》，尚有上的意思，書是文獻匯編，《尚書》也就是上古時代的文獻匯編，是我國第一部記言體歷史文獻匯編，其文辭古奧，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
相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對六經文化進行過係統地整理。孔子將書經中殘缺不全、無文獻可考的東西刪掉。有些屬於私人譜牒性質的誥命，選取重要的留下來，合為百篇，其內容上自堯舜，下至春秋時代的秦穆公為止，分成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
為什麽孔子敘述歷史要從堯開始呢？因為堯以前的文獻資料不充分，不敢輕易下結論，這是孔子做學問的態度。對堯以前的遠古史，我們衹能從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發掘了。
六種文體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書，凡可以做為常法永存的聖君明王錄也稱為“典”。歷史上有“三墳五典”，今天僅存“堯典”與“舜典”兩篇了。“謨者謀也”，是臣子獻上的計策，如“大禹謨”。訓是臣屬對君主的諫言，如“伊訓”；誥是曉諭帝王的言辭，如“湯誥”；誓指君主出徵前的討敵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發佈的命令。
《書經》裏面收錄了六大類、五十八篇文章，類似現代的官方文體文件，學生要熟悉這六種文體，以備將來出仕時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刪定的百篇《尚書》被秦火焚毀。漢文帝登基後，昭告天下徵集《尚書》書稿，有一九十歲的伏生，口授《尚書》一部。至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擴建宮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墻的時候，發現了夾層裏藏的竹簡，內有《尚書》五十八篇，史稱《古文尚書》。孔子十一代孫，經學家孔安國奉漢武帝昭，將古文改寫為隸書並為之作傳，史稱《今文尚書》五十八篇，較今天的《尚書》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禮，著六官，存治體。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親弟弟。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後病逝，十三歲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麽治理國傢呢？衹好由叔叔周公協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國，還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國體，開創了周朝八百載天下的基業。
《周禮》一書分為“天地春夏秋鼕”六章，敘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傳周公作《周禮》設計了六部官製的政府機構，每一官製下面再設不同的官職，每一官職都規定了具體的職務條例。這樣就奠定了中國的政治體製和行政體係，而六部製的行政體係一直沿用至今。所以這裏纔贊揚周公，說他“著六官，存治體”。
“六官”就是天官塚宰，明清叫吏部，相當於今天的組織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稱戶部，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和公安部戶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為禮部，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馬，為兵部，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秋官司寇，為刑部，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東官司空，為工部，相當於今天的建設部、農業部、貿易部等的綜合。
六官又稱六卿，是政府的職能部門，直到今天我們的政府序列、組織管理體製的架構也還是如此，沒有大的變動，“著六官，存治體”所言不虛。
五經之中不含《周禮》又是什麽原因呢？孟子解釋說“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戰國時期的諸侯，誰也不敢照《周禮》這面鏡子，害怕見到自己的醜惡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禮》。而其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又被後世別有用心的人，糟改為“刑法不涉及貴族階級，禮法不用於庶人平民”。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是，“禮儀不排斥庶人，刑法不優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針對貴族的製裁，禮儀中也有不少是對庶民的規範。“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見真經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註禮記，述聖言，禮樂備。
儒傢關於禮學的典籍有“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讀書，對後世影響深遠，王莽改製、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理論依據。《儀禮》據傳是孔子根據周代殘留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全書共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後世歷代帝王製定禮法的依據。
《禮記》是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紀錄了秦漢以前的儒傢思想和言論，特別是孔子關於禮製方面的言論。其書內容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面。要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
《禮記》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我們的大同思想，就來自其中的“禮運篇”。四書中的《中庸》與《大學》就是《禮記》裏面的兩篇文章。因為是孔子的七十個學生和一些漢代學者為禮而記，故稱為《禮記》。
整理《禮記》的是西漢學者戴德（大戴）和戴聖（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刪定《禮記》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禮記四十六篇，講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論。後人又加入《樂記》一篇，如此就禮樂具備了。
歷史上講授《禮記》最著名的是西漢學者後蒼，後蒼在麯臺殿定《禮記》184篇，後傳授給戴氏叔侄，大戴刪定為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禮》僅存三十九篇，已經不通行了。《小戴禮》四十六篇俱在，後人又加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就是我們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禮》，《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學》是第四十二篇。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經孔子整理後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311首詩歌。《詩經》按作品的體例和形態不同，分為“風雅頌”三詩和“賦比興”三體。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諸侯國的民歌，所以稱為“國風”，如有衛風、鄭風、齊風等。雅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頌是宗廟祭祀的用的樂章，如有周頌、魯頌和商頌。國風、大雅、小雅和頌，稱為四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國風”。
周時中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周天子要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吏治情況，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從各地的民歌、民謠中瞭解。時至今日，我們欲知臺上人物的政績，聽聽老百姓為他編的順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採風制度，各國諸侯都要派專人採集本國民歌、民謠，定期上報周天子。
在“賦比興”三體之中，賦是直接敘述；比是比喻，由此聯想到彼，如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興是即興有感，抒發心中的感慨、鬱悶和悲哀，如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註重詩的教育，因為詩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沒有思想，不能沒有追求，有思想就會有問題，如果不教育，思想就會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第一篇“關鳩”，還不是引導人們理解什麽是正當的男女之愛嗎？其次人生在世就會有痛苦和煩惱，西方人用宗教來派遣，我們中國人用“詩”、“樂”來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認為，學識修養的基本功是要先讀詩。讀詩並不是要人成為詩人，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情感升華。中國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百科知識大全。孔子培養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學識淵博的通纔，不是衹會一樣的專纔。
《論語》中記載，孔子有一天問兒子孔鯉，有沒有研究“詩”的學問？孔鯉回答說：還沒有。孔子就告誡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知識不淵博，就無法作出好的文章。後世據此，纔有“學了詩經會說話，學了易經會算卦”一語。
孔子刪詩，上取商下至魯，共311篇，秦始皇焚書以後，有六篇再也找不回來了。今天見到的衹有305篇。《詩經》的傳承順序，據說是：孔子傳子夏，子夏一路傳下來到荀子，荀子再傳毛亨就到漢朝了。毛亨再傳毛萇，故有《毛詩》傳世。
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
西周傳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無道，暴虐殘忍，寵信褒姒，演了一出“風火戲諸侯”的活報劇。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殺進朝中，幽王再點烽火，誰也不來了。周幽王倉皇失措，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為周平王，遷都洛陽，史稱東周。
東周時代君弱臣強，五霸七雄各據一方，周王室名存實亡。雖有周天子，但政教不興、號令不行，等於沒有一樣。其時各國不再採風而風亡，諸侯不覲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諸侯而小雅亡，宗廟祭祀不繼而頌亡。詩的精神喪失了，詩也就亡了。詩既亡，而“王者之跡息矣”。
孔子看到這種混亂的情形，非常痛心。他傷王政之不行，痛諸侯之專肆，晚年時回到魯國，根據魯國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歷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纔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間，共計十二公、242年的歷史大事記。同時也記載了其他國傢的歷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書用字很少，衹有一萬多字，為後世開創了一種文體，叫做“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就是用高簡的手筆、平淡的語言，用寥寥幾個字把歷史的結論表達出來。所以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一個字的評語，就把亂臣賊子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軾”一字是對犯上作亂者的評語，而有道伐無道叫討，偃旗息鼓地偷襲叫做侵。當時的國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榮甚過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貶者，其辱過於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貶，別善惡”之意。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時年六十九歲，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獵在西門外捕獲了一隻怪獸，因不識是何物，送來給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淚嘆氣說：“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這個亂世來幹什麽呢”！孔子再也寫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擱筆。二年後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後人稱為《麟經》。
《春秋》文字太簡潔，整部書記述了242年的歷史，纔用了一萬八千字，標題式的大事記下面沒有具體內容，根本讀不懂。後人於是就來做傳，解釋《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傳，就是公羊高、左丘明、𠔌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𠔌梁。
三傳是為《春秋》作註解的三部傳書，是齊國人公羊高的《公羊傳》、魯國人𠔌梁赤的《𠔌梁傳》，還有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左傳》，是三個人對孔子《春秋》做的演繹。左丘明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是半師半友的關係。孔子沒有來得及為《春秋》作註釋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聰明才智亦不能為之續，於是左丘明就主動來為《春秋》做傳。左氏本來就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又有師生關係，註解《春秋》當然是最合適不過了。左丘明其時已雙目失明，《左傳》是由他口述，經弟子們記錄成書的。
《左傳》以敘事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經”，後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傳”。全書側重於以史實配合經文，文筆簡明生動，具有極強的表達力，對後世影響最大。《左傳》雖是史學著作，卻有極高的文學成就。敘事寫人夾敘夾議，精彩之處隨筆可見。描寫戰爭尤其出色，特別是描寫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鄴之戰、搴之戰、鄢陵之戰)的章節，均為千古名篇。《左傳》刻畫的許多人物，都具有鮮明而復雜的性格特徵，如晉文公、楚靈王等，對後世小說的人物描寫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
《左傳》之後百餘年，纔出現𠔌梁、公羊二傳，所以又稱《左傳》為古文經，《公羊傳》、《𠔌梁傳》為今文經。三傳各成一傢，對《春秋》的解釋方法完全不一樣。近代的中國革命思想多受《公羊傳》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亂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說法。
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前面說到，讀書的次序是先讀《孝經》再讀《四書》，《四書》通達了再讀六經。儒傢的經典全部通曉以後，才能涉獵諸子百傢的作品。諸子是先秦時期的各種學術流派，他們各抒己見，各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一個人如果沒有《四書》《五經》奠定的基礎、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來就讀諸子百傢一定會糊塗迷路，不知該聽誰的好。百傢言論有好有壞，有適合的有不適合的，學者一定要有辨別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書》《五經》的底子，再讀諸子百傢的言論。
從春秋中期開始，學在官府的貴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間，聚衆講學、著書立說的風氣開始形成。孔子在魯國講習六藝，宣傳儒傢思想；鄧析在鄭國講授法律，傳播早期的法傢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傳播“道德”學說，據傳孔子還嚮他請教過有關禮的問題。墨子更是在聚徒講學的基礎上，組建起一個龐大的墨傢集團，有嚴格的紀律和領袖鉅子。由於有係統而嚴密的組織，墨傢學說得以廣泛傳播，墨子也成了後世江湖上幫派組織的祖師爺。
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的劇烈動蕩和變革，各學派的代表人物開始著書立說、闡述觀點、議論政治，百傢爭鳴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謂的“諸子百傢”就是先秦至漢初，各學術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總稱。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其歸納為“凡諸子百八十九傢，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為“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及小說傢”十大傢。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大傢。
諸子百傢的學術觀點太過龐雜，所以要“撮其要，記其事”。撮是概括、歸納的意思，把主要學術流派的主要觀點總結歸納起來，記住要點就可以了，千萬不要違背“教之道，貴以專”的總原則。
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對初學者瞭解百傢學術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楊，文中子，及老莊。
這裏介紹的五子有荀子、揚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莊子。諸子百傢既然是指先秦時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學術觀點，楊雄是西漢人還算沾點邊，王通是隋唐時期的，怎麽也放進來了呢？因為歷史上一嚮認為，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承大體上走兩條路綫，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繼承派和發展派。
第一條路綫，是以繼承整理傳統文化為主，也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係。“述”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保留傳統文化的種子，使其能夠以本來面目流傳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創作、不對傳統文化加註自己的觀點，以保持其純潔性。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都是對傳統文化的整理，自己並沒有創作。《論語》是在孔子身後，弟子們討論老師的言行，集結而成的，並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經》也是因為出不了函𠔌關，生生被守關的尹喜子逼着說出來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摑自己的臉嗎？釋迦摩尼佛做的最徹底，他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一路說一路擦，說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剛經》中，佛告訴弟子們：我一個字也沒說。誰認為我留下了什麽法，那就是誹謗我。三藏十二部經典是釋迦摩尼圓寂後弟子們集結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為什麽儒釋道三教的聖人要“述而不作”呢？他們自己不能著書立說嗎？非不能也，實不敢也。他們怕傳統被弄走了樣，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後人“拿着雞毛當令箭”，歪麯、利用自己的思想來害人。一言以蔽之，聖人要對後代子孫負責任。我們今天剛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講繼承、不要傳統。作不出來，就東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條路綫，是以發展創新為主。這裏說的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在傳統學術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絶不是東抄西抄的大雜燴。其中有在全面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如孟子，他將孔子“仁”的學術思想，具體落實為“仁政”建設，不但繼承而且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傳統文化的某一點進行創新，發展出另外一種全新的學術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禮”的部分進行創新，融合自己“性惡論”的觀點，發展出後世的法傢學派。
諸子雖有189傢之多，實際上都是走這兩大路綫。所以宋代學者孫明復在《孫氏小集?信道堂記》中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前者是繼承派，後者是發展創新派。我們學習諸子的學術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麽，是傳統的東西還是後人創新的觀點，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場的是荀子。荀子是繼孟子之後，戰國末期儒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雖然還是以儒傢思想為主，但是他綜合了儒、墨、道三傢的思想，屬於創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體係。
荀子自稱繼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傢傳統，不同意子張、子夏、子遊、子思、孟子等人的學術觀點。荀子提出“性惡論”，認為人的善良是後天教育出來的，不用禮法去約束，人的行為永遠不會變善。他將孔子“禮”的思想，嚮自己“法”的觀點轉變，所以荀子的學生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代表法傢思想的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裏，用兩段話介紹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說：“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竜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傢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荀子名況，尊號為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臨猗縣)人。五十歲的時候纔到齊國來遊說講學。齊國有遐邇聞名的“稷下學宮”，相當於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為祭酒，最為老師”，三次被推為年高望重者、最高職務做到學宮校長，培養了一大批學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齊文化裏道傢和法傢的思想，使儒學達到王道、霸道並重的高度。
司馬遷認為，戰國時期雖然有許多大思想傢，但鄒衍的學說麯折誇大，論辯空洞；鄒奭的文章完備周密，但卻難以實行；淳於髡，非與他相處日久，才能學到一些精闢的言論。田駢等名人都已在齊襄王時代就死了。此時的荀卿最年長、資歷最深，故被視為宗師。後來，齊國有人毀謗他，荀子就到了楚國，春申君讓他擔任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卿被罷了官，便定居在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不幾年就去世了，死後就葬在蘭陵。
荀子憎惡亂世的黑暗政治，鄙視亡國昏亂的君主，認為他們不走常理正道卻被裝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這一套迷信的把戲。於是綜合儒傢、墨傢、道傢的思想精華，編著了幾萬字的文章。漢代流傳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經過劉嚮的刪訂定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荀子》一書。著名的“勸學篇”，就是其中之一。
楊雄
第二位出場的是楊雄。楊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漢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漢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被升為大夫。
楊雄以文章詞賦聞名於世，早年所作的《長楊賦》、《甘泉賦》，在形式上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等賦，故與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並稱“漢賦四大傢”。
揚雄博學多才，年長以後覺悟到“詞賦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不再搞這些“雕蟲篆刻”的辭賦，轉而研究哲學。他仿《論語》的體裁作《法言》，仿《易經》體裁作《太玄》。老子之學已經是“玄之又玄”，楊雄自稱“太玄”，比老子還玄。
楊雄還著有《方言》一書，記述了西漢時期中國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重要資料。現存的楊雄文學作品有《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何東賦》；專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楊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見不到了。明人輯有《楊子云集》，清代人嚴可均曾有重編，是目前瞭解楊雄學術思想最為詳備的資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竜門人，是隋唐時期著名的教育傢、學問傢，也是歷史上著名的隱士，著有《元經》、《衆說》等著作。
王通年輕時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幹一番大事業，曾至京城嚮朝廷獻經邦治國的《太平策》。但由於當時朝政已經相當腐敗，亂象四起，王通在見過隋煬帝楊廣以後非常失望，即使自己從政出任也不能解决當時的政治問題，可以說隋朝沒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亂，他覺得自己再出頭已經沒有必要了。於是，返回家乡在黃河汾水之間講學傳道，創立了以重建儒傢“王道政治”為理想的“河汾之學”。
文中子通過講學傳道、著書立說，培養了大批年輕人，這些人輔佐唐太宗打天下，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如李靖、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幾乎都是他的學生，史稱“迭為將相”。如果說到開創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應居首位，是最有功勞的人。
唐《語林校證?捲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學生們將老師的理想，具體落實到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上，在唐朝的立國思想上，堅决主張以儒傢文化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以儒傢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對長孫無忌等人提出的“亂世須用重典，嚴刑以治國傢”，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
歷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傑，簡直可與孔子相媲美。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他確實比孔子還要幸運。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大都是在孔子死後成名的，而王通親眼看着自己培養的一代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初唐四傑之一，作《騰王閣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孫。今天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經濟”，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禮樂篇》中就有“經濟之道”的用語。
可是唐史裏面沒有文中子王通的傳記，經後人考證，是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親戚，因二人的學術觀點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時候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進去。連文中子這個縊號，還是在他死後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私下贈與他的。我們今天重新評價文中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王通先生應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後兩位是道傢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秦漢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傢為主。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傳入中國，唐宋以後的文化思想變成儒、釋、道三傢，影響着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一直到中華民國建立。
三傢文化思想中，佛傢偏重於出世。雖然大乘菩薩道是入世普度衆生，但一般學佛的人，特別是出傢的僧人，還是偏重於出世。儒傢的學問，則是偏重於入世，教人從倫理入手，然後進入形而上的道。當然，《大學》《中庸》中都談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還是偏重入世。道傢的學問，老莊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隨心所欲。像一個人站着，一隻腳在門裏一隻腳在門外，所以道傢的學問，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個人的養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懷老認為，研究中國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就是每個朝代的統治者都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到宋元明清為止，都是如此。內在真正的指導思想，是黃（黃帝）、老（老子）之學，即中國文化中的道傢思想；而在外面標榜的（宣傳教育上），則是孔孟的儒傢思想，從來都是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麯仁裏人。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圖書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經》是我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哲學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傢學說，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子生活於春秋末期，與孔子同時代，確切的生卒年月已無可考，大約比孔子年長三十歲。據說他的母親感應到有一顆大流星入腹，懷孕十一個月纔生下老子，母親卻因難産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樹下“從母左腋出”，出生時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鬍子，兩衹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為李耳。
老子博學多聞，是一個頗有聲望的學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負責管理周王室的藏書典籍和檔案資料。這個機會使老子接觸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絶密的檔案和史料，這是其他學者望塵莫及的。老子的聲名越來越大，許多學者都前來討教，孔子也專程前往洛邑，嚮老子請教有關禮的問題。
司馬遷的《史記?老子列傳》記述，廟堂階前有一尊“三緘其口”的金人，孔子問其背後的銘文“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慮”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齋已”。
孔子離開後對弟子們說: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至。於竜，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竜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內亂，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變，攜帶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國。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負責管理圖書典籍，為此受到了牽連。老子衹好辭職，離開周都，準備從此隱居。行至函𠔌關時，關吏尹喜請求:“先生要隱居了，請為我們後人留下點東西吧。”於是老子口授了一部書，就是《道德經》。
《神仙傳》講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𠔌關的關長尹喜子在關樓上望氣。看到紫氣東來，斷定必有聖人過關，决定嚮他求道。果然，須發皆白的老子倒騎着一條青牛，踱到函𠔌關前要出關西行。關員要他出示通關文碟（今日的護照、簽證），老子拿不出來，這可給了尹喜子機會。他正言正色地對老子說：沒有關碟是不能過關的，你一定要過關就得留下點“好處”。老子窮得都沒錢買馬，哪裏交得出“好處費”？被尹喜子逼得無奈，纔傳了這部《道德經》，然後出關西去不知所終。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傳授，果然也成道了。於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終。依道教的說法，老子之道的傳承順序是：老子傳尹喜子，接下去是壺子、列子、莊子，一路傳下去。到了唐朝，道傢學說搖身一變而成為國教，老子變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稱《道德經》；莊子變成“南華真人”，《莊子》改稱《南華經》；列子變成“衝虛真人”，《列子》改稱《衝虛經》。
後世對道傢思想與《老子》的研究趨嚮和應用領域，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大類：
第一類是學術的老子，純粹走哲學思想的研究路綫，此類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後世“謀謀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為數不少。
第二類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純粹地用於個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從唐朝的呂洞賓，一直到清朝的黃元吉，幾千年來自成一個體係。
第三類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歸到謀略學中去，而且錯誤地認為《老子》講的是謀略之術。於是說到老莊，就聯想到謀略；說到謀略，就聯想到老子學說是很陰險的學問，是搞陰謀的，這就大錯特錯。老子是主張用陰、用柔。但陰與陽一體兩面，衹是在用上有正面與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個，即達到陰陽間的平衡。
所謂用陰柔，是因勢利導，不搞對抗、不勉強而為。是用順道不用逆道。後世人誤以為老莊的陰柔之學是陰謀之學，學老莊的人、用老莊之學的人自然都是陰謀傢。歷史上的陳平，曾幫助劉邦奠定漢朝四百年的基業，劉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陳平的計謀而成功的。但是陳平自己卻說：“我多陰謀，道傢之所禁，其無後乎”！道傢最忌諱陰謀，所以陳平斷定自己沒有後代，至少後代的福澤不會長久，後來果真如此。
至於老子其人，由於缺乏可以考證的資料，歷史上一直就是個謎。司馬遷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記?老子列傳》中談了李耳、老萊子和太史儋三個老子。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與太史儋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見老子、老子西出函𠔌關，歷史上都確有其事。老子西出函𠔌關，發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時他至少也有200歲了。200歲的老人還移民，這件事連司馬遷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於沒有證據，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個謎。
1993年，中國湖北荊門郭店發掘的楚墓，出土了戰國中期的竹簡804枚，絶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傢著作，但內中有《老子》，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傢的。此次出土的竹簡《老子》為戰國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屬“士”級，從出土的耳杯上鎸刻的“東宮之杯”四個字看，墓主很可能是東宮太子之師。
子思少於孔子65歲，少於老子95歲，子思時代的竹簡《老子》不是李耳親筆，也是他的弟子所書，幾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簡《老子》纔二千言，而非後世的五千言。比較發現，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話被改動，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顯然，我們今天見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漢時期的修訂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懸案，今天可以下結論了：第一個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個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𠔌關，到秦國去見秦獻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訂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礎上擴充、改造，重新組合篇章，使《老子》一書從內容到深度，都更加高遠深邃。
莊子
老子《道德經》最能代表道傢思想，而闡揚、詮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確，發揚道傢思想最透徹、最徹底的，則是莊子。
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戰國時期宋國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後為楚所滅，故又稱莊子為楚國人。早年曾為漆園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為相，莊子拒而不仕，隱居抱犢山中，據傳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時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宋徽宗時封為“微妙元通真君”。
莊子著書五十二篇，現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構思奇特、機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論辯的道理，無論在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對個人修道、養氣，以及立身、處世、建功立業等諸多方面，也有大用處，對後世的影響深遠而巨大。
《莊子》一書號稱“難讀”。一難是言簡，莊子是語言巨匠，從不用贅詞；二難是莊子慣用寓言，常常是“假語存”而“真事隱”；三難是莊子性情飄逸灑脫，語言幽默詼諧，愛論辯、愛說反話，思維跳躍，很難把握得住。四難是《莊子》一書，包括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計三十三篇文章。學者們一嚮認為《莊子》內篇是莊子的親筆，外篇、雜篇則是莊子的門人後學所為，因為前後思想不連貫，有抵牾之處。因此如果對先秦道傢思想沒有研究，對文化背景不瞭解，就很難透徹理解莊子的思想。
幾千年來，歷代人物偷偷運用莊子的學術，都取《外篇》和《雜篇》中的精華。因此，真正把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發揮得光輝燦爛的，就是道傢的老莊之學，尤其是《莊子》的《外篇》與《雜篇》部分貢獻最大。
前面說到，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傢，佛傢偏重於出世思想，儒傢偏重於入世思想，道傢則偏重於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間世”思想。“間世”一詞，就語出《莊子?內篇》的“人間世”。實際上《莊子》內七篇是一個圓滿的整體，講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開來。第一篇“逍遙遊”，言明做人首先必須逍遙，不能為名利等世間的枷鎖束縛羈絆。能逍遙才能齊物，才能天人合一，與天地萬物一體等齊，所以第二篇是“齊物論”。能齊物方知養生，纔有第三篇的“養生主”。知道養生就不去找死，懂得養生之理，才能間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間世”。前四步功夫為修因，後面三步功夫是果報，就是“德充符”，此為第五篇。德充滿了就是“大宗師”，應用於世間法就是“應帝王”，此為第六、第七篇。
莊子說：“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一個得道的聖賢之人，對於帝王之術、謀略之學，不過是閑暇餘事而已。如果衹是求為帝王師，志在謀略學，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莊子?內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與曾子在《大學》中提出的，“內聖外王”的八步功夫，沒有區別。莊子七步功夫的關鍵在“人間世”，“間”字是動詞居中央，前可間人，後可間世。莊子告誡我們，處人處事都要“間”，就是要獨立、不走偏鋒，這就又合於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間人間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給你講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無厚入有間”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間遊刃有餘了。
與厭世、棄世、憤世嫉俗的“出世主義”相反，莊子主張“間世主義”，他視天地萬物之有若無、視功名如糞土、視帝王如蔽履。他熱愛自然、珍視生命、不走極端、不感情用事，這種間世思想是充滿智慧的人生哲學，是道傢思想的最高結晶。後世將莊子的“間世”麯解為“玩世”，一字之差，結果則完全不同。
至於養生之道，最好先讀讀《莊子》的“天下篇”和“讓王篇”。“讓王篇”中說：“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纍形”。這是老莊之道的人生原則。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貴雖然是舒服的事，但太過了就會縮短壽命，所以處富貴中時要不以養而傷害自己。相反地，在貧賤之間不應以利纍形。人在貧賤中就要為生活而奔波，但過分的貪求、過分的勞累，同樣地會損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經》的第四部分，介紹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傢的思想，以及讀書求學必須遵守的次第。
這一部分內容，以四書、五經為先導，引領我們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使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整體內容，得以窺斑見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與下面的中國通史綱要一起構成《三字經》全篇的主體。
古人總結求學的最佳途境，就是“聽話”二字。“聽話”就是遵從古訓，就是聽老師的話，按部就班的求學，不搞躐等，不好高騖遠，踏踏實實地做學問。這種傳統的治學方法，正是我們現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療浮躁病的良方。
治學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搞想當然。所以先讀《孝經》、次讀《四書》、再讀《六經》，不能逆道而行。四書五經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獵諸子百傢，一上來就學百傢之言會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教育要教些什麽？初學者應該選擇哪些典籍作為必讀的東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僅以乾隆時代紀曉嵐領銜編纂的《四庫全書》，就匯集了從上古到清代前期幾乎所有的重要典籍，歷時二十年，共收書 3461種，79000多捲，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總字數約有七億漢字。人一生什麽事不做也讀不完。面對如此浩瀚的知識海洋，難怪莊子慨嘆：“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衹有短短的幾十年，而知識的追求是無窮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少走彎路，一下就摸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經》早就為我們鋪平了道路，這就是我在這裏要與大傢一起討論的內容。
下面看原文：
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
訓蒙是對小孩子的開蒙教育，必須要講究、一定要重視，應該用最優秀的師資力量來給小孩子開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紮實，今後的造詣就會受限製。但是怎樣講究？講究什麽？這就需要為師者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課程進度等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間沒有同樣的兩個人，這就是俗話說的“竜生九子，九子不一”。每個孩子都有個人的特點，從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註意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的區別和講究。
現代教育走上了教育産業化的道路，搞工業化生産綫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産品”就一目瞭然了，小學生從服裝、課本、作業到考試，一切都是統一的，將來小孩子畢業了，就是“罐頭産品”、就是“可口可樂”，從包裝到內容全都一樣，一點特點也沒有。所以用工業化方式進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細斟酌，否則生産出來的學生連“標簽”都一樣，都是教育産業的成品。有特點的獨立性的人沒有了，創造性的人才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傳統教育中，老師要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采取各異的教學方式，私塾學堂裏面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滿足學生的需求。孔子講授“仁”，一個學生一種方法，內容都不一樣，所以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66次之多。一個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義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學方法，是針對每個學生天性、秉賦的特點幫助他理解“仁”字的含義，否則他聽不懂。對孝字的解釋也是如此，《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問孝，孔子的回答每個人都不同，例如子夏問孝，孔子回答說：“色難”。給父母臉色看，是子女經常幹的事，如果能夠做到不給父母吊臉色，就是孝。 “色難”有兩重意思，一是臉色難看，二是不使臉色很難。這是針對子夏說的，可能子夏經常犯“色難”的毛病。其他學生，不“色難”，孔子就要換個說法了。因此，人文學科的許多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佛傢常說“法無定法”，要因人設教，這是在教學方式上的講究。
在教學內容上的講究，就是“詳訓詁，明句讀”。訓詁與句讀是讀古書的基本功，訓者解也，詁者古也，所謂訓詁就是用通行的白話解釋古文的詞義和字義，後世發展成一門專科學問，叫訓詁學。中國的文化典籍經過“焚書”的浩劫和秦末的戰亂，至兩漢時已經是殘破不全了，特別是“五經”，後人已經很難讀懂了。於是漢儒們纔出來訓詁，對五經進行註釋和考據，通經的人稱為 “五經博士”，所以訓詁學起源於漢朝，被稱為漢學。現代西方國傢將中國文化統稱為“漢學”是不確切的。
清代是訓詁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分出訓詁學、章句學、考據學、註釋學等專門學科，後世統歸為語言學。今天高等學府裏面開設的文獻管理、檔案管理、圖書館學等專業都開設此類課程。但是研究歸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實用際價值則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為一個字、一句話考據一輩子，可以寫上百萬字的文章，甚至拿個博士學位。
句讀相當於現代的標點符號,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標點符號，註意不是沒有，而是不用，沒有和不用是兩回事。為什麽不用？因為文章一經圈點，文氣就斷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氣本是暢通的，如被截斷氣機就滯塞不通一樣。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氣，文氣一斷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論語》一輩子都讀不厭，每年讀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讀有每次的體會，句讀一變，整個文意就大變，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斷死。宋儒將《論語》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斷死，變成現在的253條僵化的語錄，除了斷章取義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嚴重扭麯。因此對古文訓詁可以，不能翻成白話文；明句讀可以，不能做句讀。
但是對初學者，一定要將文義、字義講明白，將文章的初始句斷講解清楚，以便幫助初學者理解。句讀的基本原則，就是“語絶為句，語頓為讀”。語氣結束的地方為“句”，用圈（句號）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做“讀”,用點(逗號)來標記。古人常有“可圈可點”一詞，贊頌某位歷史人物的功業。
句讀點錯了，常常會鬧笑話、出歧義。例如當年批孔運動中，常用《論語》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話來說事，說孔子為專製帝王幫忙，推行愚民政策。還將老子拉過來陪綁，因為《老子》中有“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的話。老子與孔子說的是不是同一個話題暫且不論，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話也沒有任何“愚民”的跡象。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傢，是他把教育從貴族的殿堂推嚮民間，纔有後世的社會教育，這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孔子是有教無類，要將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導誰去呢？這從道理上就講不通。
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誤解呢？斷句斷錯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隨他們去，為政者不要沒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們，這是為政者的責任。同理，孩子聽話，父母就不要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的挑剔；孩子不聽話，父母就要好好地對他進行教育。斷句斷錯了，就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說錯了嗎？不是！是你自己斷錯句了。
至於老子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動，減少意念活動，你的丹田之氣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減損你的欲望，你的身體就能強壯起來。老子說的是養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風馬牛不相及。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
讀書求學，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才能奠定紮實的基礎。按中國的古禮，也就是周公之禮，小孩子六歲就讀小學，先從生活規範開始學起。八歲開始學字，也就是學六書；十八歲束發，行冠禮以後入大學。因此《大戴禮記?保傅篇》中說：“古者八歲出就外捨，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小藝；“詩書易，禮春秋”六經，是大藝。傳統教育中的小學階段，是先學習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後再傳授知識，學習六藝；最後纔是六經的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教育走的路綫。
生活規範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子遊在《論語?子張篇》中說的“灑掃、應對、進退”，不要小看這六個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國文化教育一貫的傳統。我們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與職業、賺錢相結合的技能培訓，與傳統的生活教育是兩回事。小孩子嬌生慣養的多，特別是富傢子弟，傢裏都有傭人，他們自己哪裏會灑掃庭除。現代人不會掃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掃把亂揮搞得塵土飛揚，一塊髒布越擦越髒。連最基本的灑掃庭除都不會，今後他們如何面對生活呢？
應對之事就更成問題了。常有這樣的孩子，你問他：貴姓？他就回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裏？他會說：我府上某地。應對的禮儀根本不懂。至於進退就更難了，一件東西該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這些都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見到長輩如何問候、到親友傢拜訪，該站還是該坐，站在哪裏、坐在哪裏等都要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小孩子見到長輩一聲不吭，到客人傢裏拉抽屜、開櫃子，沒有一點規矩，可見我們的小學教育大有問題。
傳統的小學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訓詁、句讀以外，還要學習漢字的結構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藉”，六書之學。在形聲義三方面，給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礎。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漢用《倉頡篇》，以後出來《急就章》，六朝以後用周興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學階段還要接受“禮樂射，御書數”的小六藝教育，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禮是生活規範，樂是藝術，射是射箭，相當於今天的健身，禦是駕車，相當於今天的軍訓；書是文字和書法，數是數學，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可見，傳統小學教育的內容絶對不比今天少，可能還更全面。可惜，古六藝的傳統教育今天已經沒有了，在日本還有點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將其轉變為“八道”，即茶道、藝道、花道、書道、劍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為八個文化傳統保留下來了。
小學期間，行有餘力的可以讀“四書”，但是老師一般不開講。什麽時候開講呢？要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學階段，老師纔詳細講解四書中的道理。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傢經典著作，本來《大學》與《中庸》衹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將之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經朱熹註解的四書，代替了五經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是士子學人的必讀之書，對中國近古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字元晦，號紫陽，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歲中進士，曾做過五任地方官，但時間都很短。他主要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建立武夷精捨、滄州精捨等，廣收弟子門徒，傳播理學。朱熹一生著述甚豐，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註》、《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詩集傳》、《楚辭集註》等。
概括地說，四書中的《中庸》談理，相當於認識論；《大學》談法，相當於方法論；《論語》《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兩位名角，一個演仁，一個演義，生動地表演給我們看。但是在儒傢思想的傳承上，是孔子傳曾子，曾子著《大學》；曾子傳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學的三代人。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實不對。《大學》與《中庸》是曾子與子思的學術論文，他們繼承了孔子的學術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與《大學》的學術觀點又有不同，這是要註意的。
至於孟子晚了孔子165年，衹是子思的門人，因為孟子的年齡小於子思近100年。
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中國人思想的根基。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就必須首先瞭解儒傢思想，而要瞭解儒傢思想，就不能不瞭解孔子的思想，瞭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徑就是閱讀《論語》。《論語》是孔老夫子教學傳道的記錄，一共有二十篇，內容是孔子的學生記載聖人的言行，談論為人、處世與為政行仁的言論，其中既有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也有學生之間的相互問答，十分難能可貴。
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國流傳的《魯論》二十篇、齊國流傳的《齊論》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間，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墻壁，得到的《古文論語》。但《古論》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散失，現在傳誦的《論語》衹有《魯論》二十篇了。
《論語》的編纂者，歷代學者均認為是孔子的弟子和門人，例如，班固認為，“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鄭玄則認為是“仲弓、子遊、子夏等撰定”。當代學者則認為《論語》非成於一人一時，而是孔子的弟子、門人們根據自己所記，不斷補充、輯錄，經歷了很長的時間纔纂集成書的。最後的定稿者應是曾參的學生，時間大約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戰國初期。
中國的傳統文化，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動亂之後，變得支離破碎，亟須重新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註重考據、訓詁、疏釋等工作，這種漢儒學者特有的風格就是著名的漢學。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儒學的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宋代以後，有理學家的五大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衹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明亡以後，儒傢學者如顧亭林等，對於“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理學，深惡痛絶，認為這是坐緻亡國的原因，於是提倡回過頭來做學問，恢復老路綫。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註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這就是清儒的樸學。
由此可知儒傢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幾個時代的變動，雖治學方法和所走的路綫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則是共同的。這樣就把和藹可親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個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善言，變成一本刻板教條的語錄。這是在幫孔子的忙還是拆孔子的臺，實在難說得很。
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弟子們各據一方，弘揚儒傢的學術思想。漢代以後，儒學大體上分成四類：一是政治的儒學，統治者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變成“大成至聖文宣王”了。二是學術的儒學，專門搞儒學的學術研究，如漢學、樸學一類的學院派。三是民間的儒學，走私淑儒傢思想的路綫，從協調倫理關係入手，來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後是宗教的儒學，把孔子的話當成聖經，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廟裏吃冷豬頭。
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
《孟子》這部書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萬章、公孫醜等人整理記錄孟子言行的書，內容都是講道德，說仁義，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闡明性善、闢斥邪說等。四書的文字分量，共五萬六千多字，《論語》衹占29%，《孟子》則占了63%，因篇幅較長，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為上下兩編。古人不參加科考的可以不讀《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須熟讀此書。《孟子》的文章寫得實在好，文意貫通、文采飛揚、說理透徹，有條不紊，後世的所謂“唐宋八大傢”無不因襲孟子的文風。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國人，生卒年月不詳。一般認為是生於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於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中衹用了137個字，從正面記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馬遷說：“孟柯，鄒人也，授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是戰國中期的大學者，曾周遊齊、宋、滕、魏等國，試圖說服諸國君王接受道德仁義的政治主張，均因其學說“遠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納。故此晚年去齊回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學生。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他始終為人倫正義、為道德政治，奔走呼號，而絶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後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識時務，以孟子的聰明才智和雄辯之力，如果改變一下思路，搏個富貴功業還不是易如反掌。
講陰陽五行的騶衍來到魏國，梁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執賓主之禮。孟子來見惠王，梁惠王開口卻說：“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氣。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嚮時代風氣妥協，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明知道輓救不了這個時代，還是盡自己的力量，多救一個是一個，這就是聖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為之”嗎？周遊列國到處受癟，還被睏在陳蔡餓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吆喝了一輩子也沒把自己推銷出去。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纔興起來，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贊揚孔子，纔大大地擡頭。偉大的人物活着的時候都是倒黴，死了以後纔吃香。所以說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傢思想的重要開闢者。
但孟子畢竟去孔子165年，所處的時間、空間背景都不同。孔子溫良恭儉讓、孟子間有俠義之氣，二人的性格、脾氣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聖人在為人處事、勸政說理的風格上也迥然有異。孟子有雄辯之材，例如他說服齊宣王行仁政，說得宣王無言以對，衹好敷衍地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沒辦法施行仁政。孟子說：好色有什麽關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誰不愛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將此心推廣開來，使國中內無怨女，外無曠男，好色又怎麽會影響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我還有個毛病，我好財。孟子又說：好財貨有什麽不好？誰不喜歡財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劉也是喜歡財貨，他與百姓一起富國強兵，大王您如能與百姓同之，愛財與施行仁政有矛盾嗎？宣王又說：“寡人直好世俗之樂”，我還愛聽流行歌麯。孟子說：聽何種歌麯並不重要，關鍵是看大王要獨樂樂還是與人樂樂。是少樂樂，還是衆樂樂。如能與民同樂，聽歌又有什麽不好呢？齊宣王被堵得走投無路，孟子正是在引導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為“亞聖”，其書被列入儒門《十三經》，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升格過程。在漢代，《孟子》與《論語》雖然同為子書，但實際地位卻大相徑庭。《論語》是儒傢六藝的基礎課，地位在經子之間，而《孟子》則屬於普通的子書。在《漢書?藝文志》的目錄中，《論語》在六藝略，《孟子》在諸子略。漢文帝時《孟子》雖然一度被設置為博士，但那是傳記博士，漢武帝時即罷了。
唐文宗太和年間，國學石刻《十二經》，還是沒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經書上，《孟子》纔第一次被列入九經。
明洪武帝朱元璋認為孟子不應與孔子同享文廟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讀到《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段文章時，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將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廟。孟老夫子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實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寫了篇論文《大學》；曾子傳道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又寫了篇論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鯉的兒子，孔子的孫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規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醫不自醫一樣，所以孔伋的老師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傑出的賢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顔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學》，他是孔子思想的嫡傳者。可以說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脈相承的前後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裏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繼承了堯、舜、禹這個一以貫之的傳統思想，繼承了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的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在內的憲章精神，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揚的儒傢思想。
儒傢思想的傳承體係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書》裏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孟子以後傳承就斷了。雖然孟子身後的荀子，也是儒傢的代表人物，但到底還是走了樣，已經不是純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傢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傢的學術觀點，發展了儒傢的“禮學”，頗有嚮法傢轉變的趨勢，所以他的弟子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的法傢人物。
後世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統治階級幫腔的，這種說法既不正確，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處處推崇堯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覺，都能夠約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復我們傳統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會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後世批判的“剋己復禮”。歷代統治者無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傢的羊頭賣自己的狗肉，這又與孔子有什麽相關呢！
中庸思想，也是來自於孔子。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太難了，普通人很少能夠做到。中庸到底是什麽呢？孔子講的中庸與仁一樣，有體有用。中庸的體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處講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麽是中呢？一個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間有一竪直貫下來，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無論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歷史，叫《春秋》，為什麽叫春秋呢？取中之意。鼕天冷、夏天熱，溫度不適中；鼕日長、夏日短，日照不適中，都不合乎標準。衹有春秋不冷不熱，白天與黑夜一樣長，有中纔可以作為標準。孔子的五德是“溫良恭儉讓”，溫是第一的，太熱太冷都是偏，衹有溫纔是中。
高明的政治傢對兩方面的不同意見，如果能夠各保留其對的一面，捨棄其不對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這就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時感嘆說：“民鮮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夠運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什麽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們說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長久，普通纔是偉大，這是宇宙間的基本法則。我們現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講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處沒有道衹有險，高處不勝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準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訴我們“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這兩句話是宋儒程顥、程頤說的，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長久。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裏纔說：“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中才能達到和，和是宇宙萬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貴子，傢和才能萬事興，和氣才能生財。總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沒有生氣。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時時保和就能達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復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嗎？
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平治。
《大學》這部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闡述了一個人從格物緻知開始，直至治國平天下，超凡入聖的八步功夫，是儒門修心修身的方法論。特別是曾子在開篇講的第一段話，是《大學》全書的精華之所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實現大學之道的三個綱領。明德指我們的性德，它是天賦的、善良的、本來就光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沒有，那是生滅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們的明德被後天的秉性和習性遮蔽了，象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樣不明了，該怎麽辦呢？把鏡子上面的灰塵擦掉，讓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傢稱之為“明心見性”。明明德是徹底搞明白了，僅僅明白道理沒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實在實際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後緊接着就要親民。親民就是愛你的同類、愛衆生、愛環境、愛這個世界，也就是孔子說的“大孝孝於天下”。第三步則是“止於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極、是不講任何條件的博愛，這是親民的圓滿果報，是實行出來的，不是坐在傢裏求出來的。
曾子講的三綱領，其實與佛傢講的三覺悟是一件事，衹是說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覺”，“親民”就是“覺他”，“止於至善”就是“覺行圓滿”。三個綱領都實現了，你就成佛了。能夠自覺的是羅漢，能夠覺他的是菩薩，覺行都圓滿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環扣一環，互為因果，但有輕重本末之分，學者一定要辨別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親民是關鍵，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沒有用。衹是說食數寶，看菜譜不點菜，終歸填不飽肚子，所以纔要親民。其後纔有“止於至善”的果報。正因為如此，曾子纔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實“親民”呢？孟子接下去詳細論說，要分三圈來實現。第一圈叫“親親”，親是指有血緣關係的傢人，先親近你的傢裏人。做善事一定要先從自己傢裏做起，先幫助你的兄弟姐妹，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愛你的同類、幫助你的同胞。人要先從幫助傢裏人開始做起，然後將愛心一步步地擴散開去，再幫助你的同類。第三圈是“愛物”，是愛衆生、愛萬物、愛生態環境、愛這個地球宇宙。愛心是一圈一圈擴大出去的，“親親”還沒有做到就跑去愛物，是本末顛倒不知先後，就無從近道了。別人看到你這個樣子做善事也會誤解你，認為你不是腦筋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因為正常人辦事一定是按照程序來的。
如何檢驗你的修行到達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檢驗效果的五項標準，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幾句話把得道的整個過程都說盡了。首先必須要知止，知進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層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馬，必須讓它停下來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則你騎在狂奔的野馬上，走馬觀花，什麽也看不清楚，這是知止的第二層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紮下根，就風平浪靜了，所以說“定而後能靜”。心平氣靜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頭腦就靈光，智慧開發出來了，就是“安而後能慮”；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慮而後能得”。
“定靜安慮得”，是修行上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靜就是果；靜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慮就是果；慮是因，最後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陽木，真陽木有定力、能受氣、越遇逆境越樂，能不動性就是佛。能靜是真陽火，真陽火明理達時、不爭不貪。不爭不貪，福祿無邊，有無窮的快樂，就是極樂世界現前。靜而後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認命，真認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陽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纔有定靜安的果報。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這裏的慮。慮而後就自然能得，得什麽？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學》始終扣住的主題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親民是愛人立人，止於至善是起心動念，利益一切衆生。儒傢與佛傢沒有兩樣，所以宋儒張載說：“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體到方法上就是八個條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前面五個是修正自己，後面三個是服務社會。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麽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誠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靜下來。怎樣才能誠意呢？要緻知，有一個正確的知見，知見不正確，行為是不可能正確的。怎樣才能使知見正確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盡物之性。格物、至知、誠意、正心，能達到此四步功夫叫“內聖”，自己內心的修行已經圓滿了，就是聖人。內心圓滿了，然後將你所學所得嚮外擴展，所以後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樹立一個好樣板，其次是齊傢，把傢族治理好；然後是治國，國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最後纔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達到內聖的標準，然後再修身、齊傢。如果有機會來治理國傢，為大衆服務，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就教化衆生，著書立說，做千古的聖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樣，明知道所處的時代是衰世、亂世，知道統治者不歡迎道德仁義的理念，還是死馬當作活馬治，知不可而為之，這與宗教傢悲天閔人的博愛胸懷沒有兩樣。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讀書首先要讀《孝經》，這是按照“首孝悌，次見聞”的教學順序下來的。《孝經》是儒門十三部經典裏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學，一定是先讀《孝經》，後讀四書。《孝經》是曾子問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與弟子們研究討論，再由弟子們整理而成的。《漢書?藝文志》上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孝經》十八章，衹講了一個問題，什麽叫做孝。全書將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從國傢元首到平民百姓分為五大類，就各類人的本位，提出實施孝親的方法和原則，所以是自古以來學者要讀的第一書。
行孝要根據每個人所處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實行何種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們關於孝道的問題，一個學生一種答案，都不一樣。難道孝道沒有統一標準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具體情況具體答復。子夏問孝，孔子說“色難”，臉色不好看。雖然對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個臉子，父母看了會傷心難過，這就沒有做到孝。
曾子問孝，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初也”。我們這個肉身是嚮天地父母藉來用的，藉了這個肉身的假，來修自己的真。壽命終了的時候要歸還父母的，藉別人的東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則就不好還了。
孝不是一成不變的愚孝、傻孝，糊塗父母要子女也幹糊塗事，能聽從嗎？絶對不行。那如何處理這種尷尬的處境呢？這就要好好讀孔子講的《孝經》。十八章書衹講了一個孝字，可謂是深入淺出，條縷詳明。讀書一定要活讀，不能死讀，讀死了，孔子的話就變成僵化的教條了。
如何纔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讀《孝經》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纔不至學呆。如《孟子》一書裏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為人父者，偷了鄰居傢的羊，攘不是主動去偷，而是將跑到自己傢裏的別人傢的羊扣下，其子就告發此事。兒子做的對不對呢？單從法製角度看，應該說沒錯。但是此舉合法不合理，父親偷羊，兒子事先有否勸諫？既偷之後，有否勸父親把羊還回去？有否勸父親主動去自首？如果這些都沒有做，就告發父親，此舉就不合情理，根本沒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經》的道理融會貫通了，再讀四書，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這是做學問的基礎。四書的內容能熟練掌握了，然後才能研究六經這些深奧的典籍。
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周禮》、《春秋》合稱為六經，凡是有志於讀書的人，都應當仔細研習，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經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六個第一：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書經》也叫《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
《易經》是中國第一部經典，後世的諸子百傢、一切學問都根源於此；
《周禮》是中國第一部組織管理與典章制度專著；
《禮記》是中國第一部文化資料匯編；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
後世將《周禮》除去，稱“五經”。五經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是上古時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論語》中將其定義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純正、言辭高雅。五經各有其名：《詩經》叫葩經、《書經》叫壁經、《易經》叫羲經、《禮記》叫戴經、《春秋》叫麟經。《禮記》中有一篇《經解》，對五經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經解》篇中說：“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教不是讓人去當詩人，十個詩人九個半有神經病。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內心升華。
“疏通知遠，書教也。”《書經》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資料，讀史的目的是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過去而知道未來。人讀了歷史，要能夠通達透徹地瞭解世故人情，要能夠疏通知遠。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是藝術門類的總稱，包括了音樂、美術、文藝、運動等等。“易良”是由壞變好，變得平易而善良。
“潔靜精微，易教也。”潔靜是哲學的、宗教的聖潔，精微是科學的、邏輯的嚴密。《易經》的思想既是科學的哲學，也是哲學的科學，融合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精神。
“恭儉莊敬，禮教也。”禮是文化思想的總稱，禮教是對人格的修養，人品的薫陶。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是研究歷史資料，“比事”是類比今人今事。歷史可提供我們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經驗。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對於為人處世，處處都有藉鑒的經驗。
把五經讀死了的書呆子，就會適得其反，五經就變成毒藥了。
“《詩》之失，愚”。總是無病呻吟，咬文嚼字，“關門閉戶掩柴扉”，此類文人就愚蠢之極，笨蛋一個。
“《書》之失，誣”。讀歷史要註意，前朝的歷史都是後朝人編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編的，清廷出資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嗎？除了歷史上的人名、地名、時間是真的，其它內容恐怕靠不住。中國的現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學的歷史課本就年年改，連日本人也學了這一手也修改教科書。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所以說“書之失，誣”，你上當了。
“《樂》之失，奢”。藝術文化太發達，社會風氣就會變得太奢靡，歷史上的文明古國都是在文化藝術鼎盛時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後，八旗兵因安樂太過，軍事能力頽廢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時，視察浙江清兵大營，杭州緑營兵吹奏簫管細樂迎駕。乾隆大怒，說“你們是軍人，整天地吹簫弄樂，還能騎馬打仗嗎？”於是下令，軍中衹準用徵鼓號角，其餘笙管細樂一律禁止。
“《易》之失，賊”。一個人學了《易經》，動不動就掐指一算，會變得賊頭鬼腦的。況且“察見淵魚者不祥”，歷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
“《禮》之失，煩”。禮固然重要，但過分講禮數，搞得繁文冗節就煩死人。前清的旗人見面問安，能從老太爺、大少奶奶，一直問到你們傢裏那衹黃雀，煩透了。
“《春秋》之失，亂”。懂了歷史的春秋大義當然好，但有時候讀歷史會出問題。古代帝王讀歷史，學陰謀詭計的占多數，真正以史為鑒，檢查自己的少之又少。這些人不讀歷史還壞的有限，史書讀多了，反而禍國殃民。
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
中國的《易經》本有三種，《連山易》《歸藏易》和《周易》稱為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一層意思。《連山易》和《歸藏易》早已經失傳了，如今流傳下來的衹有《周易》一種，是經周文王姬昌整理過的，故此稱為《周易》。
相傳伏羲氏畫八卦，始有卦象。其時還是結繩記事，沒有文字，衹有圖形。直至近代，雲南的少數民族還是結繩記事，傢裏門後面挂幾條繩子，有幾件要辦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繩子上打幾個結。到神農氏時代發展出《連山易》，黃帝時代出現了《歸藏易》。三王時代的夏朝用《連山易》、商朝用《歸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辭，周公旦著爻辭，又經過孔子整理後，係易辭，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經》的十篇論文。一部《周易》濃縮了四代聖人的智慧，故此《易經》名列為五經之首。
這三種易經有什麽不同呢？八卦中乾為天、坤為地，離為火、坎為水，艮為山、兌為澤，巽為風、震為雷。《連山易》以艮卦起首，《歸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畫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變，六十四卦的卦體跟着變異，內部的384爻也隨之而變。
我們今天見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裏做牢七年，研究易經的心得體會。《連山易》和《歸藏易》雖然失傳了，但是據南懷老研究，還是可以從象數裏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傢的術數之學，如丹道、醫藥、堪輿等學問，都有《連山》與《歸藏》兩種易學的東西，此外在《易緯》和《關朗易傳》中也還有一點依稀的影子。
那什麽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個日，下面是個月，太陽和月亮之間的關係就是易。《易經》是中國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學著作，其中提出了三個原則，就是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二層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簡易，簡單得象太陽和月亮一樣，天天能看見、擡頭就看見。其實宇宙的法則根本就是至簡、至易的，真理總是最簡單、最平淡的，復雜是後天人為的。最簡單、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偉大的；簡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簡易的飲食是最健康的飲食，復雜的結果衹能是勞民傷財。
第二易，是變易，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永遠在運動、永遠在變異，所以學易先要明變。上智之人不但知變，且能適應變；中智之人跟着變、隨着變走；下智之人變過去了還不知道，還在那裏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萬事萬物雖然隨時隨處都在變，但有一個不變的理體，理是永恆的、體是不變的。例如，太陽和月亮永遠在運動，但永遠不會撞到一起，因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陽係的法則存在。哲學家把這個不變的理叫做本體，宗教傢叫上帝、佛、主宰…，總之說的都是一回事。在內是不變的理，中間是簡易的數，外面就是千變萬化的象，這就是易的全體。
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
書經又稱《尚書》，尚有上的意思，書是文獻匯編，《尚書》也就是上古時代的文獻匯編，是我國第一部記言體歷史文獻匯編，其文辭古奧，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
相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對六經文化進行過係統地整理。孔子將書經中殘缺不全、無文獻可考的東西刪掉。有些屬於私人譜牒性質的誥命，選取重要的留下來，合為百篇，其內容上自堯舜，下至春秋時代的秦穆公為止，分成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
為什麽孔子敘述歷史要從堯開始呢？因為堯以前的文獻資料不充分，不敢輕易下結論，這是孔子做學問的態度。對堯以前的遠古史，我們衹能從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發掘了。
六種文體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書，凡可以做為常法永存的聖君明王錄也稱為“典”。歷史上有“三墳五典”，今天僅存“堯典”與“舜典”兩篇了。“謨者謀也”，是臣子獻上的計策，如“大禹謨”。訓是臣屬對君主的諫言，如“伊訓”；誥是曉諭帝王的言辭，如“湯誥”；誓指君主出徵前的討敵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發佈的命令。
《書經》裏面收錄了六大類、五十八篇文章，類似現代的官方文體文件，學生要熟悉這六種文體，以備將來出仕時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刪定的百篇《尚書》被秦火焚毀。漢文帝登基後，昭告天下徵集《尚書》書稿，有一九十歲的伏生，口授《尚書》一部。至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擴建宮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墻的時候，發現了夾層裏藏的竹簡，內有《尚書》五十八篇，史稱《古文尚書》。孔子十一代孫，經學家孔安國奉漢武帝昭，將古文改寫為隸書並為之作傳，史稱《今文尚書》五十八篇，較今天的《尚書》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禮，著六官，存治體。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親弟弟。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後病逝，十三歲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麽治理國傢呢？衹好由叔叔周公協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國，還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國體，開創了周朝八百載天下的基業。
《周禮》一書分為“天地春夏秋鼕”六章，敘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傳周公作《周禮》設計了六部官製的政府機構，每一官製下面再設不同的官職，每一官職都規定了具體的職務條例。這樣就奠定了中國的政治體製和行政體係，而六部製的行政體係一直沿用至今。所以這裏纔贊揚周公，說他“著六官，存治體”。
“六官”就是天官塚宰，明清叫吏部，相當於今天的組織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稱戶部，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和公安部戶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為禮部，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馬，為兵部，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秋官司寇，為刑部，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東官司空，為工部，相當於今天的建設部、農業部、貿易部等的綜合。
六官又稱六卿，是政府的職能部門，直到今天我們的政府序列、組織管理體製的架構也還是如此，沒有大的變動，“著六官，存治體”所言不虛。
五經之中不含《周禮》又是什麽原因呢？孟子解釋說“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戰國時期的諸侯，誰也不敢照《周禮》這面鏡子，害怕見到自己的醜惡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禮》。而其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又被後世別有用心的人，糟改為“刑法不涉及貴族階級，禮法不用於庶人平民”。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是，“禮儀不排斥庶人，刑法不優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針對貴族的製裁，禮儀中也有不少是對庶民的規範。“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見真經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註禮記，述聖言，禮樂備。
儒傢關於禮學的典籍有“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讀書，對後世影響深遠，王莽改製、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理論依據。《儀禮》據傳是孔子根據周代殘留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全書共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後世歷代帝王製定禮法的依據。
《禮記》是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紀錄了秦漢以前的儒傢思想和言論，特別是孔子關於禮製方面的言論。其書內容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面。要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
《禮記》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我們的大同思想，就來自其中的“禮運篇”。四書中的《中庸》與《大學》就是《禮記》裏面的兩篇文章。因為是孔子的七十個學生和一些漢代學者為禮而記，故稱為《禮記》。
整理《禮記》的是西漢學者戴德（大戴）和戴聖（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刪定《禮記》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禮記四十六篇，講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論。後人又加入《樂記》一篇，如此就禮樂具備了。
歷史上講授《禮記》最著名的是西漢學者後蒼，後蒼在麯臺殿定《禮記》184篇，後傳授給戴氏叔侄，大戴刪定為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禮》僅存三十九篇，已經不通行了。《小戴禮》四十六篇俱在，後人又加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就是我們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禮》，《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學》是第四十二篇。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經孔子整理後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311首詩歌。《詩經》按作品的體例和形態不同，分為“風雅頌”三詩和“賦比興”三體。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諸侯國的民歌，所以稱為“國風”，如有衛風、鄭風、齊風等。雅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頌是宗廟祭祀的用的樂章，如有周頌、魯頌和商頌。國風、大雅、小雅和頌，稱為四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國風”。
周時中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周天子要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吏治情況，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從各地的民歌、民謠中瞭解。時至今日，我們欲知臺上人物的政績，聽聽老百姓為他編的順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採風制度，各國諸侯都要派專人採集本國民歌、民謠，定期上報周天子。
在“賦比興”三體之中，賦是直接敘述；比是比喻，由此聯想到彼，如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興是即興有感，抒發心中的感慨、鬱悶和悲哀，如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註重詩的教育，因為詩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沒有思想，不能沒有追求，有思想就會有問題，如果不教育，思想就會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第一篇“關鳩”，還不是引導人們理解什麽是正當的男女之愛嗎？其次人生在世就會有痛苦和煩惱，西方人用宗教來派遣，我們中國人用“詩”、“樂”來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認為，學識修養的基本功是要先讀詩。讀詩並不是要人成為詩人，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情感升華。中國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百科知識大全。孔子培養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學識淵博的通纔，不是衹會一樣的專纔。
《論語》中記載，孔子有一天問兒子孔鯉，有沒有研究“詩”的學問？孔鯉回答說：還沒有。孔子就告誡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知識不淵博，就無法作出好的文章。後世據此，纔有“學了詩經會說話，學了易經會算卦”一語。
孔子刪詩，上取商下至魯，共311篇，秦始皇焚書以後，有六篇再也找不回來了。今天見到的衹有305篇。《詩經》的傳承順序，據說是：孔子傳子夏，子夏一路傳下來到荀子，荀子再傳毛亨就到漢朝了。毛亨再傳毛萇，故有《毛詩》傳世。
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
西周傳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無道，暴虐殘忍，寵信褒姒，演了一出“風火戲諸侯”的活報劇。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殺進朝中，幽王再點烽火，誰也不來了。周幽王倉皇失措，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為周平王，遷都洛陽，史稱東周。
東周時代君弱臣強，五霸七雄各據一方，周王室名存實亡。雖有周天子，但政教不興、號令不行，等於沒有一樣。其時各國不再採風而風亡，諸侯不覲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諸侯而小雅亡，宗廟祭祀不繼而頌亡。詩的精神喪失了，詩也就亡了。詩既亡，而“王者之跡息矣”。
孔子看到這種混亂的情形，非常痛心。他傷王政之不行，痛諸侯之專肆，晚年時回到魯國，根據魯國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歷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纔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間，共計十二公、242年的歷史大事記。同時也記載了其他國傢的歷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書用字很少，衹有一萬多字，為後世開創了一種文體，叫做“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就是用高簡的手筆、平淡的語言，用寥寥幾個字把歷史的結論表達出來。所以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一個字的評語，就把亂臣賊子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軾”一字是對犯上作亂者的評語，而有道伐無道叫討，偃旗息鼓地偷襲叫做侵。當時的國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榮甚過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貶者，其辱過於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貶，別善惡”之意。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時年六十九歲，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獵在西門外捕獲了一隻怪獸，因不識是何物，送來給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淚嘆氣說：“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這個亂世來幹什麽呢”！孔子再也寫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擱筆。二年後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後人稱為《麟經》。
《春秋》文字太簡潔，整部書記述了242年的歷史，纔用了一萬八千字，標題式的大事記下面沒有具體內容，根本讀不懂。後人於是就來做傳，解釋《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傳，就是公羊高、左丘明、𠔌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𠔌梁。
三傳是為《春秋》作註解的三部傳書，是齊國人公羊高的《公羊傳》、魯國人𠔌梁赤的《𠔌梁傳》，還有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左傳》，是三個人對孔子《春秋》做的演繹。左丘明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是半師半友的關係。孔子沒有來得及為《春秋》作註釋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聰明才智亦不能為之續，於是左丘明就主動來為《春秋》做傳。左氏本來就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又有師生關係，註解《春秋》當然是最合適不過了。左丘明其時已雙目失明，《左傳》是由他口述，經弟子們記錄成書的。
《左傳》以敘事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經”，後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傳”。全書側重於以史實配合經文，文筆簡明生動，具有極強的表達力，對後世影響最大。《左傳》雖是史學著作，卻有極高的文學成就。敘事寫人夾敘夾議，精彩之處隨筆可見。描寫戰爭尤其出色，特別是描寫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鄴之戰、搴之戰、鄢陵之戰)的章節，均為千古名篇。《左傳》刻畫的許多人物，都具有鮮明而復雜的性格特徵，如晉文公、楚靈王等，對後世小說的人物描寫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
《左傳》之後百餘年，纔出現𠔌梁、公羊二傳，所以又稱《左傳》為古文經，《公羊傳》、《𠔌梁傳》為今文經。三傳各成一傢，對《春秋》的解釋方法完全不一樣。近代的中國革命思想多受《公羊傳》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亂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說法。
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前面說到，讀書的次序是先讀《孝經》再讀《四書》，《四書》通達了再讀六經。儒傢的經典全部通曉以後，才能涉獵諸子百傢的作品。諸子是先秦時期的各種學術流派，他們各抒己見，各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一個人如果沒有《四書》《五經》奠定的基礎、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來就讀諸子百傢一定會糊塗迷路，不知該聽誰的好。百傢言論有好有壞，有適合的有不適合的，學者一定要有辨別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書》《五經》的底子，再讀諸子百傢的言論。
從春秋中期開始，學在官府的貴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間，聚衆講學、著書立說的風氣開始形成。孔子在魯國講習六藝，宣傳儒傢思想；鄧析在鄭國講授法律，傳播早期的法傢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傳播“道德”學說，據傳孔子還嚮他請教過有關禮的問題。墨子更是在聚徒講學的基礎上，組建起一個龐大的墨傢集團，有嚴格的紀律和領袖鉅子。由於有係統而嚴密的組織，墨傢學說得以廣泛傳播，墨子也成了後世江湖上幫派組織的祖師爺。
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的劇烈動蕩和變革，各學派的代表人物開始著書立說、闡述觀點、議論政治，百傢爭鳴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謂的“諸子百傢”就是先秦至漢初，各學術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總稱。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其歸納為“凡諸子百八十九傢，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為“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及小說傢”十大傢。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大傢。
諸子百傢的學術觀點太過龐雜，所以要“撮其要，記其事”。撮是概括、歸納的意思，把主要學術流派的主要觀點總結歸納起來，記住要點就可以了，千萬不要違背“教之道，貴以專”的總原則。
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對初學者瞭解百傢學術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楊，文中子，及老莊。
這裏介紹的五子有荀子、揚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莊子。諸子百傢既然是指先秦時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學術觀點，楊雄是西漢人還算沾點邊，王通是隋唐時期的，怎麽也放進來了呢？因為歷史上一嚮認為，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承大體上走兩條路綫，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繼承派和發展派。
第一條路綫，是以繼承整理傳統文化為主，也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係。“述”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保留傳統文化的種子，使其能夠以本來面目流傳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創作、不對傳統文化加註自己的觀點，以保持其純潔性。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都是對傳統文化的整理，自己並沒有創作。《論語》是在孔子身後，弟子們討論老師的言行，集結而成的，並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經》也是因為出不了函𠔌關，生生被守關的尹喜子逼着說出來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摑自己的臉嗎？釋迦摩尼佛做的最徹底，他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一路說一路擦，說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剛經》中，佛告訴弟子們：我一個字也沒說。誰認為我留下了什麽法，那就是誹謗我。三藏十二部經典是釋迦摩尼圓寂後弟子們集結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為什麽儒釋道三教的聖人要“述而不作”呢？他們自己不能著書立說嗎？非不能也，實不敢也。他們怕傳統被弄走了樣，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後人“拿着雞毛當令箭”，歪麯、利用自己的思想來害人。一言以蔽之，聖人要對後代子孫負責任。我們今天剛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講繼承、不要傳統。作不出來，就東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條路綫，是以發展創新為主。這裏說的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在傳統學術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絶不是東抄西抄的大雜燴。其中有在全面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如孟子，他將孔子“仁”的學術思想，具體落實為“仁政”建設，不但繼承而且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傳統文化的某一點進行創新，發展出另外一種全新的學術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禮”的部分進行創新，融合自己“性惡論”的觀點，發展出後世的法傢學派。
諸子雖有189傢之多，實際上都是走這兩大路綫。所以宋代學者孫明復在《孫氏小集?信道堂記》中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前者是繼承派，後者是發展創新派。我們學習諸子的學術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麽，是傳統的東西還是後人創新的觀點，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場的是荀子。荀子是繼孟子之後，戰國末期儒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雖然還是以儒傢思想為主，但是他綜合了儒、墨、道三傢的思想，屬於創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體係。
荀子自稱繼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傢傳統，不同意子張、子夏、子遊、子思、孟子等人的學術觀點。荀子提出“性惡論”，認為人的善良是後天教育出來的，不用禮法去約束，人的行為永遠不會變善。他將孔子“禮”的思想，嚮自己“法”的觀點轉變，所以荀子的學生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代表法傢思想的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裏，用兩段話介紹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說：“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竜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傢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荀子名況，尊號為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臨猗縣)人。五十歲的時候纔到齊國來遊說講學。齊國有遐邇聞名的“稷下學宮”，相當於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為祭酒，最為老師”，三次被推為年高望重者、最高職務做到學宮校長，培養了一大批學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齊文化裏道傢和法傢的思想，使儒學達到王道、霸道並重的高度。
司馬遷認為，戰國時期雖然有許多大思想傢，但鄒衍的學說麯折誇大，論辯空洞；鄒奭的文章完備周密，但卻難以實行；淳於髡，非與他相處日久，才能學到一些精闢的言論。田駢等名人都已在齊襄王時代就死了。此時的荀卿最年長、資歷最深，故被視為宗師。後來，齊國有人毀謗他，荀子就到了楚國，春申君讓他擔任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卿被罷了官，便定居在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不幾年就去世了，死後就葬在蘭陵。
荀子憎惡亂世的黑暗政治，鄙視亡國昏亂的君主，認為他們不走常理正道卻被裝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這一套迷信的把戲。於是綜合儒傢、墨傢、道傢的思想精華，編著了幾萬字的文章。漢代流傳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經過劉嚮的刪訂定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荀子》一書。著名的“勸學篇”，就是其中之一。
楊雄
第二位出場的是楊雄。楊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漢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漢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被升為大夫。
楊雄以文章詞賦聞名於世，早年所作的《長楊賦》、《甘泉賦》，在形式上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等賦，故與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並稱“漢賦四大傢”。
揚雄博學多才，年長以後覺悟到“詞賦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不再搞這些“雕蟲篆刻”的辭賦，轉而研究哲學。他仿《論語》的體裁作《法言》，仿《易經》體裁作《太玄》。老子之學已經是“玄之又玄”，楊雄自稱“太玄”，比老子還玄。
楊雄還著有《方言》一書，記述了西漢時期中國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重要資料。現存的楊雄文學作品有《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何東賦》；專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楊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見不到了。明人輯有《楊子云集》，清代人嚴可均曾有重編，是目前瞭解楊雄學術思想最為詳備的資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竜門人，是隋唐時期著名的教育傢、學問傢，也是歷史上著名的隱士，著有《元經》、《衆說》等著作。
王通年輕時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幹一番大事業，曾至京城嚮朝廷獻經邦治國的《太平策》。但由於當時朝政已經相當腐敗，亂象四起，王通在見過隋煬帝楊廣以後非常失望，即使自己從政出任也不能解决當時的政治問題，可以說隋朝沒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亂，他覺得自己再出頭已經沒有必要了。於是，返回家乡在黃河汾水之間講學傳道，創立了以重建儒傢“王道政治”為理想的“河汾之學”。
文中子通過講學傳道、著書立說，培養了大批年輕人，這些人輔佐唐太宗打天下，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如李靖、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幾乎都是他的學生，史稱“迭為將相”。如果說到開創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應居首位，是最有功勞的人。
唐《語林校證?捲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學生們將老師的理想，具體落實到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上，在唐朝的立國思想上，堅决主張以儒傢文化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以儒傢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對長孫無忌等人提出的“亂世須用重典，嚴刑以治國傢”，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
歷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傑，簡直可與孔子相媲美。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他確實比孔子還要幸運。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大都是在孔子死後成名的，而王通親眼看着自己培養的一代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初唐四傑之一，作《騰王閣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孫。今天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經濟”，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禮樂篇》中就有“經濟之道”的用語。
可是唐史裏面沒有文中子王通的傳記，經後人考證，是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親戚，因二人的學術觀點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時候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進去。連文中子這個縊號，還是在他死後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私下贈與他的。我們今天重新評價文中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王通先生應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後兩位是道傢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秦漢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傢為主。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傳入中國，唐宋以後的文化思想變成儒、釋、道三傢，影響着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一直到中華民國建立。
三傢文化思想中，佛傢偏重於出世。雖然大乘菩薩道是入世普度衆生，但一般學佛的人，特別是出傢的僧人，還是偏重於出世。儒傢的學問，則是偏重於入世，教人從倫理入手，然後進入形而上的道。當然，《大學》《中庸》中都談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還是偏重入世。道傢的學問，老莊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隨心所欲。像一個人站着，一隻腳在門裏一隻腳在門外，所以道傢的學問，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個人的養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懷老認為，研究中國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就是每個朝代的統治者都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到宋元明清為止，都是如此。內在真正的指導思想，是黃（黃帝）、老（老子）之學，即中國文化中的道傢思想；而在外面標榜的（宣傳教育上），則是孔孟的儒傢思想，從來都是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麯仁裏人。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圖書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經》是我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哲學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傢學說，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子生活於春秋末期，與孔子同時代，確切的生卒年月已無可考，大約比孔子年長三十歲。據說他的母親感應到有一顆大流星入腹，懷孕十一個月纔生下老子，母親卻因難産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樹下“從母左腋出”，出生時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鬍子，兩衹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為李耳。
老子博學多聞，是一個頗有聲望的學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負責管理周王室的藏書典籍和檔案資料。這個機會使老子接觸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絶密的檔案和史料，這是其他學者望塵莫及的。老子的聲名越來越大，許多學者都前來討教，孔子也專程前往洛邑，嚮老子請教有關禮的問題。
司馬遷的《史記?老子列傳》記述，廟堂階前有一尊“三緘其口”的金人，孔子問其背後的銘文“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慮”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齋已”。
孔子離開後對弟子們說: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至。於竜，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竜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內亂，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變，攜帶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國。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負責管理圖書典籍，為此受到了牽連。老子衹好辭職，離開周都，準備從此隱居。行至函𠔌關時，關吏尹喜請求:“先生要隱居了，請為我們後人留下點東西吧。”於是老子口授了一部書，就是《道德經》。
《神仙傳》講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𠔌關的關長尹喜子在關樓上望氣。看到紫氣東來，斷定必有聖人過關，决定嚮他求道。果然，須發皆白的老子倒騎着一條青牛，踱到函𠔌關前要出關西行。關員要他出示通關文碟（今日的護照、簽證），老子拿不出來，這可給了尹喜子機會。他正言正色地對老子說：沒有關碟是不能過關的，你一定要過關就得留下點“好處”。老子窮得都沒錢買馬，哪裏交得出“好處費”？被尹喜子逼得無奈，纔傳了這部《道德經》，然後出關西去不知所終。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傳授，果然也成道了。於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終。依道教的說法，老子之道的傳承順序是：老子傳尹喜子，接下去是壺子、列子、莊子，一路傳下去。到了唐朝，道傢學說搖身一變而成為國教，老子變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稱《道德經》；莊子變成“南華真人”，《莊子》改稱《南華經》；列子變成“衝虛真人”，《列子》改稱《衝虛經》。
後世對道傢思想與《老子》的研究趨嚮和應用領域，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大類：
第一類是學術的老子，純粹走哲學思想的研究路綫，此類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後世“謀謀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為數不少。
第二類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純粹地用於個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從唐朝的呂洞賓，一直到清朝的黃元吉，幾千年來自成一個體係。
第三類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歸到謀略學中去，而且錯誤地認為《老子》講的是謀略之術。於是說到老莊，就聯想到謀略；說到謀略，就聯想到老子學說是很陰險的學問，是搞陰謀的，這就大錯特錯。老子是主張用陰、用柔。但陰與陽一體兩面，衹是在用上有正面與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個，即達到陰陽間的平衡。
所謂用陰柔，是因勢利導，不搞對抗、不勉強而為。是用順道不用逆道。後世人誤以為老莊的陰柔之學是陰謀之學，學老莊的人、用老莊之學的人自然都是陰謀傢。歷史上的陳平，曾幫助劉邦奠定漢朝四百年的基業，劉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陳平的計謀而成功的。但是陳平自己卻說：“我多陰謀，道傢之所禁，其無後乎”！道傢最忌諱陰謀，所以陳平斷定自己沒有後代，至少後代的福澤不會長久，後來果真如此。
至於老子其人，由於缺乏可以考證的資料，歷史上一直就是個謎。司馬遷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記?老子列傳》中談了李耳、老萊子和太史儋三個老子。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與太史儋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見老子、老子西出函𠔌關，歷史上都確有其事。老子西出函𠔌關，發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時他至少也有200歲了。200歲的老人還移民，這件事連司馬遷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於沒有證據，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個謎。
1993年，中國湖北荊門郭店發掘的楚墓，出土了戰國中期的竹簡804枚，絶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傢著作，但內中有《老子》，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傢的。此次出土的竹簡《老子》為戰國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屬“士”級，從出土的耳杯上鎸刻的“東宮之杯”四個字看，墓主很可能是東宮太子之師。
子思少於孔子65歲，少於老子95歲，子思時代的竹簡《老子》不是李耳親筆，也是他的弟子所書，幾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簡《老子》纔二千言，而非後世的五千言。比較發現，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話被改動，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顯然，我們今天見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漢時期的修訂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懸案，今天可以下結論了：第一個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個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𠔌關，到秦國去見秦獻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訂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礎上擴充、改造，重新組合篇章，使《老子》一書從內容到深度，都更加高遠深邃。
莊子
老子《道德經》最能代表道傢思想，而闡揚、詮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確，發揚道傢思想最透徹、最徹底的，則是莊子。
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戰國時期宋國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後為楚所滅，故又稱莊子為楚國人。早年曾為漆園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為相，莊子拒而不仕，隱居抱犢山中，據傳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時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宋徽宗時封為“微妙元通真君”。
莊子著書五十二篇，現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構思奇特、機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論辯的道理，無論在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對個人修道、養氣，以及立身、處世、建功立業等諸多方面，也有大用處，對後世的影響深遠而巨大。
《莊子》一書號稱“難讀”。一難是言簡，莊子是語言巨匠，從不用贅詞；二難是莊子慣用寓言，常常是“假語存”而“真事隱”；三難是莊子性情飄逸灑脫，語言幽默詼諧，愛論辯、愛說反話，思維跳躍，很難把握得住。四難是《莊子》一書，包括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計三十三篇文章。學者們一嚮認為《莊子》內篇是莊子的親筆，外篇、雜篇則是莊子的門人後學所為，因為前後思想不連貫，有抵牾之處。因此如果對先秦道傢思想沒有研究，對文化背景不瞭解，就很難透徹理解莊子的思想。
幾千年來，歷代人物偷偷運用莊子的學術，都取《外篇》和《雜篇》中的精華。因此，真正把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發揮得光輝燦爛的，就是道傢的老莊之學，尤其是《莊子》的《外篇》與《雜篇》部分貢獻最大。
前面說到，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傢，佛傢偏重於出世思想，儒傢偏重於入世思想，道傢則偏重於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間世”思想。“間世”一詞，就語出《莊子?內篇》的“人間世”。實際上《莊子》內七篇是一個圓滿的整體，講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開來。第一篇“逍遙遊”，言明做人首先必須逍遙，不能為名利等世間的枷鎖束縛羈絆。能逍遙才能齊物，才能天人合一，與天地萬物一體等齊，所以第二篇是“齊物論”。能齊物方知養生，纔有第三篇的“養生主”。知道養生就不去找死，懂得養生之理，才能間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間世”。前四步功夫為修因，後面三步功夫是果報，就是“德充符”，此為第五篇。德充滿了就是“大宗師”，應用於世間法就是“應帝王”，此為第六、第七篇。
莊子說：“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一個得道的聖賢之人，對於帝王之術、謀略之學，不過是閑暇餘事而已。如果衹是求為帝王師，志在謀略學，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莊子?內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與曾子在《大學》中提出的，“內聖外王”的八步功夫，沒有區別。莊子七步功夫的關鍵在“人間世”，“間”字是動詞居中央，前可間人，後可間世。莊子告誡我們，處人處事都要“間”，就是要獨立、不走偏鋒，這就又合於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間人間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給你講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無厚入有間”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間遊刃有餘了。
與厭世、棄世、憤世嫉俗的“出世主義”相反，莊子主張“間世主義”，他視天地萬物之有若無、視功名如糞土、視帝王如蔽履。他熱愛自然、珍視生命、不走極端、不感情用事，這種間世思想是充滿智慧的人生哲學，是道傢思想的最高結晶。後世將莊子的“間世”麯解為“玩世”，一字之差，結果則完全不同。
至於養生之道，最好先讀讀《莊子》的“天下篇”和“讓王篇”。“讓王篇”中說：“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纍形”。這是老莊之道的人生原則。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貴雖然是舒服的事，但太過了就會縮短壽命，所以處富貴中時要不以養而傷害自己。相反地，在貧賤之間不應以利纍形。人在貧賤中就要為生活而奔波，但過分的貪求、過分的勞累，同樣地會損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經》的第四部分，介紹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傢的思想，以及讀書求學必須遵守的次第。
這一部分內容，以四書、五經為先導，引領我們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使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整體內容，得以窺斑見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與下面的中國通史綱要一起構成《三字經》全篇的主體。
古人總結求學的最佳途境，就是“聽話”二字。“聽話”就是遵從古訓，就是聽老師的話，按部就班的求學，不搞躐等，不好高騖遠，踏踏實實地做學問。這種傳統的治學方法，正是我們現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療浮躁病的良方。
治學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搞想當然。所以先讀《孝經》、次讀《四書》、再讀《六經》，不能逆道而行。四書五經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獵諸子百傢，一上來就學百傢之言會迷失方向，失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