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
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将要发生哪些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一个人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看到过去的时代中也许要几代人才能看到的变化。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些变化。这一点从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许多十几年以前的大公司如今或已消失，或已奄奄一息，而一些十几年以前还不存在（甚至是几年以前还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成了今天信息产业的帝王，如微软、英特尔、网景等都是这样。这些公司之所以顺应了发展趋势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别人更聪明，因而看清了今天的局势，而是因为运气好，碰对了路子。在美国的硅谷，公司的建立就象鱼甩子一样，成千上万的甩出来，成活的却极少。因而，成功与否并不是靠基于理性分析之上的预测，而是靠碰运气。
要真正能够看清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也许要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时再来看我们今天的预测，有许多肯定是十分可笑的。尘埃落定之后，你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百分之五十是错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对的。即使如此，我们今天的探索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力图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仍是人类即时生存之必须，其间或能瞥见一丝真理的毫光，则可传之后人。
我对于信息时代的把握，当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仅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觉，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们用思考联结起来，绘成一张大致成形的图，呈献给世人。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
我的这本书力图把有关信息时代的一些大感觉（这些感觉就其原始材料而言，并不是我个人的，托信息技术的福，我才能够在极大的空间范围内，将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串联起来，勾画出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未来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一些轮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勾画这些轮廓时，我并没有严格属守“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等“信息”这个名词的限定范围。如果在勾画这些轮廓时，其它的东西也很重要，为什么不能加进去呢？再者，“信息”的范围本身就是划不清的，谁能严格地说清楚我们周围的事物哪些是“信息”的，哪些是“非信息”的呢？比如说，我在书中用了“比特”与“原子”的两分法，借以比喻“信息”的和“非信息”的事物，但这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比喻，不能深究。譬如，我在书中把人的生物学特征说成是“原子”的，而把人的文化特征说成是“比特”的；然而，人的生物学特征是由其细胞核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块头大小，原子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比特”的。但另一方面，你却不能说，使用这样的比喻，作这样的两分法没有意义：至少，一个人的文化特征是在童年时期很容易用其周围的文化环境加以塑造——这正是信息技术的长处，而一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却迄今不容易被改变——改变它的手段我们一般也不叫信息技术，而叫生物学技术，尽管生物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操纵信息的技术。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把书看完之后再去细究。总之，我是把我认为该加进去的东西都加进去，而不考虑这些东西是否是严格“信息”的。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经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没个日程，也没个主席，但他却一直感觉正常。当然，他觉得还是有个主席好，还是排队挨个来好。我在本书里也时常出现这种“委员会现象”。你只要把问题往宽里想，往深里想，“委员会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当然，最好还是有个主席。另一方面，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有些地方，我的观点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
打个比方说，有A、B、C、D四种观点，也许大多数人都认为，持有A观点的人必持有B观点，而持有C观点的人才会持有D观点，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但为什么持有A观点的人才能持有B观点呢？这理由也许仅仅是因为许多书上都这么说，但实际上，却是持有C观点的人同时持有B观点才更符合罗辑。在我们现有的人文、学术，乃至传媒背景下，往往是错误的搭配占据了主流地位，以至于人们根本想不到还可能有另外的搭配方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书并不能构成一个体系－－我认为，一个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自成体系的想法已经不符合这个网络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应做的是编织自己的那一块小网，拼凑到大网上去，而这张大网博大无边，变幻无穷，无法由我们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感到非常有意思。另外，对于书中涉及的许多技术领域，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并非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对于技术专家们的不同观点，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加以判断，但把普通人对于这些专门技术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联系起来，并且进行智力上并非不严肃、不认真的处理，写成一本书，肯定还是会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我还感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软”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这样似乎应该是一丝不苟、直言不讳的“硬”领域，总是有一些十分重要，而大家却避而不谈的问题。比如说，有关“智商”的许多问题就是据科学家们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事实，但谁也不去谈……”的问题。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事事直言不讳，但尽可能触碰所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乃是它的一个原则。
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将要发生哪些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大家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一个人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就看到过去的时代中也许要几代人才能看到的变化。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些变化。这一点从信息产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许多十几年以前的大公司如今或已消失，或已奄奄一息，而一些十几年以前还不存在（甚至是几年以前还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成了今天信息产业的帝王，如微软、英特尔、网景等都是这样。这些公司之所以顺应了发展趋势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别人更聪明，因而看清了今天的局势，而是因为运气好，碰对了路子。在美国的硅谷，公司的建立就象鱼甩子一样，成千上万的甩出来，成活的却极少。因而，成功与否并不是靠基于理性分析之上的预测，而是靠碰运气。
要真正能够看清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也许要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时再来看我们今天的预测，有许多肯定是十分可笑的。尘埃落定之后，你也许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百分之五十是错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对的。即使如此，我们今天的探索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力图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仍是人类即时生存之必须，其间或能瞥见一丝真理的毫光，则可传之后人。
我对于信息时代的把握，当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仅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觉，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们用思考联结起来，绘成一张大致成形的图，呈献给世人。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为自己导航。
我的这本书力图把有关信息时代的一些大感觉（这些感觉就其原始材料而言，并不是我个人的，托信息技术的福，我才能够在极大的空间范围内，将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串联起来，勾画出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未来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的一些轮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勾画这些轮廓时，我并没有严格属守“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等“信息”这个名词的限定范围。如果在勾画这些轮廓时，其它的东西也很重要，为什么不能加进去呢？再者，“信息”的范围本身就是划不清的，谁能严格地说清楚我们周围的事物哪些是“信息”的，哪些是“非信息”的呢？比如说，我在书中用了“比特”与“原子”的两分法，借以比喻“信息”的和“非信息”的事物，但这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比喻，不能深究。譬如，我在书中把人的生物学特征说成是“原子”的，而把人的文化特征说成是“比特”的；然而，人的生物学特征是由其细胞核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块头大小，原子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比特”的。但另一方面，你却不能说，使用这样的比喻，作这样的两分法没有意义：至少，一个人的文化特征是在童年时期很容易用其周围的文化环境加以塑造——这正是信息技术的长处，而一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却迄今不容易被改变——改变它的手段我们一般也不叫信息技术，而叫生物学技术，尽管生物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操纵信息的技术。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把书看完之后再去细究。总之，我是把我认为该加进去的东西都加进去，而不考虑这些东西是否是严格“信息”的。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经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没个日程，也没个主席，但他却一直感觉正常。当然，他觉得还是有个主席好，还是排队挨个来好。我在本书里也时常出现这种“委员会现象”。你只要把问题往宽里想，往深里想，“委员会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当然，最好还是有个主席。另一方面，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有些地方，我的观点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
打个比方说，有A、B、C、D四种观点，也许大多数人都认为，持有A观点的人必持有B观点，而持有C观点的人才会持有D观点，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但为什么持有A观点的人才能持有B观点呢？这理由也许仅仅是因为许多书上都这么说，但实际上，却是持有C观点的人同时持有B观点才更符合罗辑。在我们现有的人文、学术，乃至传媒背景下，往往是错误的搭配占据了主流地位，以至于人们根本想不到还可能有另外的搭配方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书并不能构成一个体系－－我认为，一个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自成体系的想法已经不符合这个网络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应做的是编织自己的那一块小网，拼凑到大网上去，而这张大网博大无边，变幻无穷，无法由我们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感到非常有意思。另外，对于书中涉及的许多技术领域，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并非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对于技术专家们的不同观点，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加以判断，但把普通人对于这些专门技术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联系起来，并且进行智力上并非不严肃、不认真的处理，写成一本书，肯定还是会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我还感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软”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这样似乎应该是一丝不苟、直言不讳的“硬”领域，总是有一些十分重要，而大家却避而不谈的问题。比如说，有关“智商”的许多问题就是据科学家们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事实，但谁也不去谈……”的问题。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事事直言不讳，但尽可能触碰所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乃是它的一个原则。
如我们想对21世纪的世界地图作一番描绘，我们首先要作的一件事就是要画出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这几乎是一句废话，地图上没有国界还叫什么地图呢？对于大多数人的眼睛来说，地图上的国界远比江河湖海、山岭平原的自然轮廊线还要醒目得多。国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社会的断层线。在国界两边的人们，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往来都会受到一定的阻隔，不如在国界内部那么畅通；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生活等生存形态也往往呈现或多或少的断裂。即使是加拿大和美国这样在政治制度上高度类似、在经济领域里高度整合的两个国家，你在它们的共同边界两边，还是会明显地感到一种氛围的断裂。
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边界线大致稳定。当然，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的世界地图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堆新国家。然而，这种世界地图的改变的背后原因，还是传统的因素——政治和军事。到下一个世纪，另一种改变世界地图的力量实际上也许是更为强大、更为根本的，这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为什么信息技术有可能改变世界地图呢？很简单，它大幅度地改变了地图上的一个重要要素，距离。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对其他人产生不小于特定的影响的距离半径被大大地扩展了。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的人之间的距离，在他们可以相互影响这个意义上说，被大大缩小了。从世界历史上看，改变距离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大大地改写世界地图，如14、15世纪航海术的进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换上了欧洲列强的标志。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不仅仅是缩短了距离，它在许多方面简直是消除了距离。比如说：你现在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每月交上不多的一点入网费，就可以与远在地球另一面美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收到你的电子邮件并回信，也可以打网际网络电话而不必付昂贵的国际长途话费，在不远的将来，你还可以与对方通过计算机网络隔洋“面谈”呢！当然，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对面的女朋友肌肤相亲，暂时还得坐飞机（但在未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做到这一点：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就提到了“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紧身衣”的设想，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人类的智慧往往是尽早运用于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虚拟的性体验”必然会成为这种新技术应用的最早焦点）。
那么，距离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之间的断层将不复存在了呢？那也不见得。因为距离不是造成人类社会断层线的唯一因素。现在的人们在热烈地谈论：“全球一体化”。如果这是指过去的一些断层线已经或将要变得模糊（而不是消失，如果你认为是消失，那你恐怕是在打一个风险很大的赌），那么这些断层线模糊或消失后，社会又会沿着一些新的断层线分裂。21世纪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有些是老的，这些老线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另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线，这些新线之中的一部分或许原来就有，信息技术革命只不过将其凸现了出来。下面我们就谈谈这些可能的新、老断层线。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
我们不应过份夸大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它的影响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盖过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准备将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带来或凸现出的新的断层线放在第一章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在信息时代就一定比传统的断层线更重要，而是因为它新，这就是说过去讨论较少因而其讨论的信息价值更高，并且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这是本书的主题）。
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的特点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
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
1996年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中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完病之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这个习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采用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二次浪潮”的办法来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件事：出现了一家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的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便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我认为（显然美国之音也这么认为，否则它不会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广播）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然后还是在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经济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倒腾比特而不搬运原子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其他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
“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什夫·纳达(ShivNadar)是印度（实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为印度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一般大众的生活肮脏、贫困、凄惨，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却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前面，较早地与发达国家接了轨。很可能在信息时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明天”）HCL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1976年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纳达希望到本世纪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用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像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
实际上，在贫穷国家，精英集团往往不仅仅利用百叶窗把自己隔绝起来。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实际上是脚不沾地的：他们住在豪华的大厦里面，整个大厦是完全封闭的，不要说喝的水，就连空气都是经过过滤因而与外面那个肮脏的现实隔绝的，如果他们要到另一座大厦去，往往是走两座大厦之间的玻璃罩封闭的通道，走得再远，那就坐直升飞机了，因而是脚不沾地的。这么做是有现实需要的：外面实在太差了。
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区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
。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佩特拉认为这些单位将会形成“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伦理问题吗？也许有，但到时定会找到合适的说法予以解决。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们已不把它们当成我们的同类；更进一步说，其实我们与细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对此闭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细菌常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不会去关心它们生活得如何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它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有一部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Ernest Gellner)所著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想一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的学者的身影。自秦统一以后，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可以频繁交往的地理范围之中，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当然也就只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层线而无国与国之间的断层线了。因此，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无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习惯一直遗留至今。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式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提到的“分量化生产”，它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规模化生产）；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这一点在农业社会其实是做不彻底的，因为那时，精英集团其实是需要劳苦大众的，他们不仅需要劳苦大众在田里劳动，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精英集团越来越不需要低级劳动力，即使是廉价的也罢。）
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当然，这些小岛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还是在往一起凑的，如美国的硅谷。
实际情况如何，是智商吗？
我认为，21世纪的断层线很可能画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有人也许会问：即使21世纪的世界地图真是在贫穷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岛，为什么这些小岛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岛，而不是智商不那么高的有钱人的豪富岛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深刻的断层线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不是预测；其次，信息时代的特点将加强这一趋势。
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它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想要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知。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想像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它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该书以详尽的统计数据支持上述观点，在此罗列这些数据有些乏味，但作者所举的一个验证高智商人群与社会其余部分高度隔绝的方法十分生动，我们也可用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这种隔绝：想一想你的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再看看他们的学历。
《钟形曲线》的作者声称：他们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发现自己那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之中的大半是大学毕业生。但很多人都想不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社会是高度流动的，那么，十二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只有千分之六。然而，很多读者甚至看到十二个人之中半数以上有研究生学历也觉得十分平常，实际上，如果各种学历的人是随机分散在各处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到百万分之一。那十二个人的小圈子中有哈佛、斯坦福等十二所名校的毕业生吗？有一个的概率是千分之一，两个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四个以上的概率竟小于十亿分之一，但该书的读者们却会觉得这很平常。为什么，因为该书的读者都是高学历的人，而他们凑到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同时，在现今的美国高学历就等于高智商（反过来也一样）是极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由于中国是一个教育不够发达的国家，所以虽然高学历等于高智商大致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就不对了。为了方便我们也可以仍按学历来做一下这个测验。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差不多。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大家熟知的例证：中国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往往都有这样一个体验，总是在各种场合碰到校友，并发现有共同的朋友，于是大家感叹一声“这世界真小”。其实不是这世界小，而是这圈子小。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肯定有相当部分的高智商者尚遗落在民间（而美国是已搜罗得干干净净，把本国的搜完了，又跑到外国去搜），但低智商者很难挤进高智商圈子则已经是现实了。
从现实看，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层线已经很明显。
信息社会将使智商成为凌架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
景阳岗武松打虎只不过是小说，再高的武林宗师赤手空拳，恐怕与老虎也过不上三招。另一方面，人类也不很看重体力方面的优势：虽然有不少人热衷于体育，但很少有人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冠军也不如猎豹跑得快而垂头丧气，更不用说跑不过汽车了。但当1996年2月IBM的计算机“深蓝”赢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一盘棋时，却确实有不少人觉得很失落。幸好，卡斯帕洛夫最后以三胜二平一负的大优势比分又赢了回来，“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还不仅仅限于智力一个方面。譬如说，女性在择偶时会注重对方身体的强壮、“男子气”，而男性则会注重女性的美貌、“性感”等。但现代科学发现这些偏好实际上都是“更适合于石器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的东西（Geoffrey Cowley在《新闻周刊》1996年6月3日发表的“美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Beauty)一文介绍：科学家们发现，从统计意义上看，女人的美貌与其生育能力高度相关。换句话说，男人偏爱选择美丽的女性作自己的性伴侣，实际上是在本能地选择生殖能力强的女性作自己的性对象。这在强调计划生育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密码迫使男人们本能地这样行事）。然而，这些取向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遗传密码之中的。通过生物进化来改变这些已不适应于时代的取向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早已不合时宜的东西现在还遗留着。然而，信息时代将用不着如此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来淘汰这些东西。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无论在地理上相隔多远，都能随时交往，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人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你个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智能。不用说，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制造“虚拟容貌”去吸引人；如果你精通心理学，对于交往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你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制造不同的“虚拟容貌”——当然，到了那时也许谁也不把你的“虚拟容貌”当回事了。你的气质、脾气、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虚拟交往”与直接交往不同（你至少听说过有人情书写得极好，但对面谈情却极为乏味一类的故事），在这里，智能往往能掩饰你的其他许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cyberspace，一个极好的词）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整个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也不要紧，信息社会——网际网络是其最好的代表——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块，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人们会习惯这种隔着一层“窗纱”的交往模式吗？会的。实际上，在美国，“网上恋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曾有一位丈夫因其妻子在网上与一位尚未谋面的男子热恋而提出离婚诉讼。
另一方面，很多现在报酬还十分丰厚的职业，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长处的工作，将会被信息技术取代，就像在过去几百年中，很多依靠体力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在影视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将完全取代演员。到了那时，演员可以做到的，电脑都能做到，演员作不到的，电脑也能做到，还要演员作什么？
当然，还有信息技术做不到，非真人不可的事，如交配生育后代。到了最后那一步美貌总还管用吧？当然，那还是管用的——不过也不见得，其实我们现在就已掌握了成批复制超级模特的克隆技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克隆成批的，比如说，彭莉（我这里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虚拟的）。到了那时，满街都走的是超级名模，也就不希罕了。生物学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说：人的所有生物学特征，当然也包括智能的遗传学部分，都是可以大批复制的，因此，今天某一个体的生物学优点很可能是明天所有人都具备的平常事。只有智慧（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生它的那个大脑）是不能克隆的，因而也只有它将是最值钱的。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他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力，在信息时代就连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力；如打进别人计算机网络，对自己的用于犯罪目的的通讯进行保密等），就连愉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在信息时代，这句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不公平的。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更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EQ)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于它如此关注——如在台湾两千万人口中丹尼尔·高曼所著的《EQ》中文版竟卖出了四十余万本——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据垄断地位，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智商不能解释的人类美德——如“情商”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还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还有些与人类美德无关如门第等更不公平的因素在起作用。就中国人而言，我们今日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财富和权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近十几年中处于转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人们看到了许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许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为中国不是美国，还远远不具备把高智商的人从各个角落筛选出来，送到名牌大学受教育的能力）发了财，这使得大家有些愤愤不平，更多的愤怒则集中于那些靠门第暴富的人（以科学的严格性说，从统计意义上看，门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于平均水平，但无论是按门第致富还是按门第做官，都违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原则，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于智商相对比他们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发展阶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完备的技术手段，对于智商的需要也没有那么迫切。再一个原因是人们夸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财富和权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再强调一遍，在中国高智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学历）分配财富和权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在收入、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鸿沟。否则，就无法解释即使在一片“读书无用”的抱怨声中，那么多的家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抬过大学的那道门槛——他们十分清楚，进了大学，就进了那个特殊挑选出来的、享有许多特权的小圈子，而进不去，那多半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例外是很少的，在将来就更少。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最早发明开科取士制度的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这样认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一点仍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这样划分开？很多人对这样的划分表示担忧。特别是，按智商划分人显然是一种直接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进行的为本质的划分，一旦社会环境给人们创造了进行这种划分的条件，人们就很难再做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而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强迫人们进行这种划分的一种技术革命。我们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阶级的划分，这一次的划分标准我们觉得至少比过去更公平一些。
群岛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时代的著述中，信息时代是一个万民同乐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实现自我。借用我们那个世界地图的比喻，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一片嫩绿的大地，没有任何断层线，绝不应该是我在前面所描绘的一片灰黄色的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绿洲，或者是一片肮脏起泡翻腾着的“贫穷人海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岛”这样一种景观。他们确实有很多理由：比如计算机，过去只是少数科学家的禁脔，现在不是越来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网际网络，这是个最民主的地方，没有层级管理结构，任何人只要花不多的钱跟它联上，就成了网上一个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网民”(netizen)，而现在不是已有几千万在网上了？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会有机会加入到这行列中来。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力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信息时代也不会例外。实际上，今天计算机的普及是由于人机界面的不断改进，不断变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真正懂得计算机，能够在信息空间中防护自己的人的比例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绝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是不懂计算机的。正如IBM公司一份宣传其Aptiva多媒体电脑的广告上所写的那样，问：我是个电脑盲，买Aptiva又不会用，那可真让人懊恼；答：即使您没有任何操作电脑的经验，Aptiva提供的友好界面，也可使您如同面对最家常的生活用品。更进一步说，懂不懂，懂多少计算机还不仅仅是个经验的问题，它确实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其系统越来越复杂，因而要懂得它（我们可以给“懂”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懂”不是指什么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间中自我防护的能力。这个定义不准确，但可凑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来越高，因而能够掌握它的人数比例反而会越来越小。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懂现代的数据加密技术吗？你多半不懂，当然你可以买现成的软件使用。但你能把它用好吗？你搞得清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吗？跟踪得上解密技术的新发展吗？那很可能使你的软件作废，而你却还蒙在鼓里。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的通讯能保密吗？那你的……。防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报酬（我们可以把有这个能力作为“懂”的另一个定义）。很可能你不能，你只能用电脑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信息空间里面的大量的专业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我曾经观察过一些网上聊天，往往只是“哈罗”，非常无聊，连逗贫都谈不上。当然也有水平非常高的讨论，那就又回到精英小圈子里去了，而信息技术恰恰给你创造了在最大范围内，以最大限度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可能性），至多是用电脑打打字——这有助于工作因而和报酬有点关系，或者用网际网络发发电子邮件——这还能节约点长途电话费什么的。你不懂，你就受人摆布，你就没有权力。软件是这样，更不用说信息技术的硬件了。那些通讯网，那些芯片，还有其他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管理，无一不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很可能，信息技术将打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一张网结构，而是两张网结构。一张是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平等的网状结构，但他们的这张小网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张是大网，低低在下，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张大网里。
其次，群岛的大小取决于地球上资源，如能源、粮食等的稀缺程度——当然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包容性。信息技术可以几乎无限地创造比特，以极快的速度，极低的成本搬运比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原子方面的成本，但无论如何，信息时代在对付原子方面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如同在比特方面那样的无限的可能性。很可能能源和粮食还会是限制群岛大小的制约因素。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更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
很可惜，本书尚不能以多媒体的方式制作。否则我们真可以画一张世界地图，其中以绿色来代表那些高科技群岛，然后更设置上一些“变阻器”，其中有能源、粮食两个“变阻器”，你可以用鼠标拨动它们，随着你的拨动那绿色的面积将变大或变小，还有另一些变阻器，你拨动它们就可以移动那些绿斑的位置，改变它们的分布状态。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这些变阻器。
有这样一张图肯定能传递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边界线大致稳定。当然，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的世界地图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一堆新国家。然而，这种世界地图的改变的背后原因，还是传统的因素——政治和军事。到下一个世纪，另一种改变世界地图的力量实际上也许是更为强大、更为根本的，这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为什么信息技术有可能改变世界地图呢？很简单，它大幅度地改变了地图上的一个重要要素，距离。准确地说，是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对其他人产生不小于特定的影响的距离半径被大大地扩展了。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的人之间的距离，在他们可以相互影响这个意义上说，被大大缩小了。从世界历史上看，改变距离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大大地改写世界地图，如14、15世纪航海术的进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换上了欧洲列强的标志。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不仅仅是缩短了距离，它在许多方面简直是消除了距离。比如说：你现在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每月交上不多的一点入网费，就可以与远在地球另一面美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收到你的电子邮件并回信，也可以打网际网络电话而不必付昂贵的国际长途话费，在不远的将来，你还可以与对方通过计算机网络隔洋“面谈”呢！当然，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对面的女朋友肌肤相亲，暂时还得坐飞机（但在未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做到这一点：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就提到了“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紧身衣”的设想，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人类的智慧往往是尽早运用于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虚拟的性体验”必然会成为这种新技术应用的最早焦点）。
那么，距离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之间的断层将不复存在了呢？那也不见得。因为距离不是造成人类社会断层线的唯一因素。现在的人们在热烈地谈论：“全球一体化”。如果这是指过去的一些断层线已经或将要变得模糊（而不是消失，如果你认为是消失，那你恐怕是在打一个风险很大的赌），那么这些断层线模糊或消失后，社会又会沿着一些新的断层线分裂。21世纪世界地图上的“国界”，有些是老的，这些老线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另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线，这些新线之中的一部分或许原来就有，信息技术革命只不过将其凸现了出来。下面我们就谈谈这些可能的新、老断层线。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
我们不应过份夸大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它的影响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盖过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准备将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带来或凸现出的新的断层线放在第一章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在信息时代就一定比传统的断层线更重要，而是因为它新，这就是说过去讨论较少因而其讨论的信息价值更高，并且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这是本书的主题）。
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的特点的世界地图，这张图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
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
1996年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中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完病之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这个习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采用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二次浪潮”的办法来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件事：出现了一家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的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便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我认为（显然美国之音也这么认为，否则它不会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广播）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然后还是在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经济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倒腾比特而不搬运原子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当然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其他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
“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什夫·纳达(ShivNadar)是印度（实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为印度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一般大众的生活肮脏、贫困、凄惨，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却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前面，较早地与发达国家接了轨。很可能在信息时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明天”）HCL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1976年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纳达希望到本世纪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用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像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
实际上，在贫穷国家，精英集团往往不仅仅利用百叶窗把自己隔绝起来。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实际上是脚不沾地的：他们住在豪华的大厦里面，整个大厦是完全封闭的，不要说喝的水，就连空气都是经过过滤因而与外面那个肮脏的现实隔绝的，如果他们要到另一座大厦去，往往是走两座大厦之间的玻璃罩封闭的通道，走得再远，那就坐直升飞机了，因而是脚不沾地的。这么做是有现实需要的：外面实在太差了。
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区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
。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佩特拉认为这些单位将会形成“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是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岛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可以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伦理问题吗？也许有，但到时定会找到合适的说法予以解决。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们已不把它们当成我们的同类；更进一步说，其实我们与细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对此闭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细菌常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不会去关心它们生活得如何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它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有一部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Ernest Gellner)所著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想一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的学者的身影。自秦统一以后，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可以频繁交往的地理范围之中，只剩下了一个国家，当然也就只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层线而无国与国之间的断层线了。因此，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无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习惯一直遗留至今。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而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人们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式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联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提到的“分量化生产”，它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规模化生产）；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这一点在农业社会其实是做不彻底的，因为那时，精英集团其实是需要劳苦大众的，他们不仅需要劳苦大众在田里劳动，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精英集团越来越不需要低级劳动力，即使是廉价的也罢。）
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他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当然，这些小岛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还是在往一起凑的，如美国的硅谷。
实际情况如何，是智商吗？
我认为，21世纪的断层线很可能画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有人也许会问：即使21世纪的世界地图真是在贫穷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岛，为什么这些小岛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岛，而不是智商不那么高的有钱人的豪富岛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深刻的断层线已经是一个现实而不是预测；其次，信息时代的特点将加强这一趋势。
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它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想要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知。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扛：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想像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它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而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该书以详尽的统计数据支持上述观点，在此罗列这些数据有些乏味，但作者所举的一个验证高智商人群与社会其余部分高度隔绝的方法十分生动，我们也可用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这种隔绝：想一想你的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再看看他们的学历。
《钟形曲线》的作者声称：他们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发现自己那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之中的大半是大学毕业生。但很多人都想不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社会是高度流动的，那么，十二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只有千分之六。然而，很多读者甚至看到十二个人之中半数以上有研究生学历也觉得十分平常，实际上，如果各种学历的人是随机分散在各处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到百万分之一。那十二个人的小圈子中有哈佛、斯坦福等十二所名校的毕业生吗？有一个的概率是千分之一，两个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四个以上的概率竟小于十亿分之一，但该书的读者们却会觉得这很平常。为什么，因为该书的读者都是高学历的人，而他们凑到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同时，在现今的美国高学历就等于高智商（反过来也一样）是极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由于中国是一个教育不够发达的国家，所以虽然高学历等于高智商大致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就不对了。为了方便我们也可以仍按学历来做一下这个测验。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差不多。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大家熟知的例证：中国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往往都有这样一个体验，总是在各种场合碰到校友，并发现有共同的朋友，于是大家感叹一声“这世界真小”。其实不是这世界小，而是这圈子小。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肯定有相当部分的高智商者尚遗落在民间（而美国是已搜罗得干干净净，把本国的搜完了，又跑到外国去搜），但低智商者很难挤进高智商圈子则已经是现实了。
从现实看，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层线已经很明显。
信息社会将使智商成为凌架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
景阳岗武松打虎只不过是小说，再高的武林宗师赤手空拳，恐怕与老虎也过不上三招。另一方面，人类也不很看重体力方面的优势：虽然有不少人热衷于体育，但很少有人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冠军也不如猎豹跑得快而垂头丧气，更不用说跑不过汽车了。但当1996年2月IBM的计算机“深蓝”赢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洛夫一盘棋时，却确实有不少人觉得很失落。幸好，卡斯帕洛夫最后以三胜二平一负的大优势比分又赢了回来，“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还不仅仅限于智力一个方面。譬如说，女性在择偶时会注重对方身体的强壮、“男子气”，而男性则会注重女性的美貌、“性感”等。但现代科学发现这些偏好实际上都是“更适合于石器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的东西（Geoffrey Cowley在《新闻周刊》1996年6月3日发表的“美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Beauty)一文介绍：科学家们发现，从统计意义上看，女人的美貌与其生育能力高度相关。换句话说，男人偏爱选择美丽的女性作自己的性伴侣，实际上是在本能地选择生殖能力强的女性作自己的性对象。这在强调计划生育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密码迫使男人们本能地这样行事）。然而，这些取向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遗传密码之中的。通过生物进化来改变这些已不适应于时代的取向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早已不合时宜的东西现在还遗留着。然而，信息时代将用不着如此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来淘汰这些东西。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无论在地理上相隔多远，都能随时交往，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人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你个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智能。不用说，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制造“虚拟容貌”去吸引人；如果你精通心理学，对于交往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你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制造不同的“虚拟容貌”——当然，到了那时也许谁也不把你的“虚拟容貌”当回事了。你的气质、脾气、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虚拟交往”与直接交往不同（你至少听说过有人情书写得极好，但对面谈情却极为乏味一类的故事），在这里，智能往往能掩饰你的其他许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cyberspace，一个极好的词）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整个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也不要紧，信息社会——网际网络是其最好的代表——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块，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人们会习惯这种隔着一层“窗纱”的交往模式吗？会的。实际上，在美国，“网上恋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曾有一位丈夫因其妻子在网上与一位尚未谋面的男子热恋而提出离婚诉讼。
另一方面，很多现在报酬还十分丰厚的职业，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长处的工作，将会被信息技术取代，就像在过去几百年中，很多依靠体力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在影视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将完全取代演员。到了那时，演员可以做到的，电脑都能做到，演员作不到的，电脑也能做到，还要演员作什么？
当然，还有信息技术做不到，非真人不可的事，如交配生育后代。到了最后那一步美貌总还管用吧？当然，那还是管用的——不过也不见得，其实我们现在就已掌握了成批复制超级模特的克隆技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克隆成批的，比如说，彭莉（我这里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虚拟的）。到了那时，满街都走的是超级名模，也就不希罕了。生物学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说：人的所有生物学特征，当然也包括智能的遗传学部分，都是可以大批复制的，因此，今天某一个体的生物学优点很可能是明天所有人都具备的平常事。只有智慧（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生它的那个大脑）是不能克隆的，因而也只有它将是最值钱的。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他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力，在信息时代就连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力；如打进别人计算机网络，对自己的用于犯罪目的的通讯进行保密等），就连愉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在信息时代，这句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不公平的。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更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EQ)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于它如此关注——如在台湾两千万人口中丹尼尔·高曼所著的《EQ》中文版竟卖出了四十余万本——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一生命运的东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据垄断地位，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智商不能解释的人类美德——如“情商”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还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还有些与人类美德无关如门第等更不公平的因素在起作用。就中国人而言，我们今日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财富和权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近十几年中处于转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人们看到了许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许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为中国不是美国，还远远不具备把高智商的人从各个角落筛选出来，送到名牌大学受教育的能力）发了财，这使得大家有些愤愤不平，更多的愤怒则集中于那些靠门第暴富的人（以科学的严格性说，从统计意义上看，门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于平均水平，但无论是按门第致富还是按门第做官，都违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原则，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于智商相对比他们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发展阶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完备的技术手段，对于智商的需要也没有那么迫切。再一个原因是人们夸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财富和权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再强调一遍，在中国高智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学历）分配财富和权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在收入、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鸿沟。否则，就无法解释即使在一片“读书无用”的抱怨声中，那么多的家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抬过大学的那道门槛——他们十分清楚，进了大学，就进了那个特殊挑选出来的、享有许多特权的小圈子，而进不去，那多半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例外是很少的，在将来就更少。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最早发明开科取士制度的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这样认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一点仍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这样划分开？很多人对这样的划分表示担忧。特别是，按智商划分人显然是一种直接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进行的为本质的划分，一旦社会环境给人们创造了进行这种划分的条件，人们就很难再做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而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强迫人们进行这种划分的一种技术革命。我们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阶级的划分，这一次的划分标准我们觉得至少比过去更公平一些。
群岛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时代的著述中，信息时代是一个万民同乐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实现自我。借用我们那个世界地图的比喻，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一片嫩绿的大地，没有任何断层线，绝不应该是我在前面所描绘的一片灰黄色的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绿洲，或者是一片肮脏起泡翻腾着的“贫穷人海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岛”这样一种景观。他们确实有很多理由：比如计算机，过去只是少数科学家的禁脔，现在不是越来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网际网络，这是个最民主的地方，没有层级管理结构，任何人只要花不多的钱跟它联上，就成了网上一个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网民”(netizen)，而现在不是已有几千万在网上了？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会有机会加入到这行列中来。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力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信息时代也不会例外。实际上，今天计算机的普及是由于人机界面的不断改进，不断变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真正懂得计算机，能够在信息空间中防护自己的人的比例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绝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是不懂计算机的。正如IBM公司一份宣传其Aptiva多媒体电脑的广告上所写的那样，问：我是个电脑盲，买Aptiva又不会用，那可真让人懊恼；答：即使您没有任何操作电脑的经验，Aptiva提供的友好界面，也可使您如同面对最家常的生活用品。更进一步说，懂不懂，懂多少计算机还不仅仅是个经验的问题，它确实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其系统越来越复杂，因而要懂得它（我们可以给“懂”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懂”不是指什么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间中自我防护的能力。这个定义不准确，但可凑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来越高，因而能够掌握它的人数比例反而会越来越小。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懂现代的数据加密技术吗？你多半不懂，当然你可以买现成的软件使用。但你能把它用好吗？你搞得清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吗？跟踪得上解密技术的新发展吗？那很可能使你的软件作废，而你却还蒙在鼓里。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的通讯能保密吗？那你的……。防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报酬（我们可以把有这个能力作为“懂”的另一个定义）。很可能你不能，你只能用电脑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信息空间里面的大量的专业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我曾经观察过一些网上聊天，往往只是“哈罗”，非常无聊，连逗贫都谈不上。当然也有水平非常高的讨论，那就又回到精英小圈子里去了，而信息技术恰恰给你创造了在最大范围内，以最大限度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可能性），至多是用电脑打打字——这有助于工作因而和报酬有点关系，或者用网际网络发发电子邮件——这还能节约点长途电话费什么的。你不懂，你就受人摆布，你就没有权力。软件是这样，更不用说信息技术的硬件了。那些通讯网，那些芯片，还有其他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管理，无一不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很可能，信息技术将打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一张网结构，而是两张网结构。一张是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平等的网状结构，但他们的这张小网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张是大网，低低在下，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张大网里。
其次，群岛的大小取决于地球上资源，如能源、粮食等的稀缺程度——当然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包容性。信息技术可以几乎无限地创造比特，以极快的速度，极低的成本搬运比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原子方面的成本，但无论如何，信息时代在对付原子方面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如同在比特方面那样的无限的可能性。很可能能源和粮食还会是限制群岛大小的制约因素。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更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
很可惜，本书尚不能以多媒体的方式制作。否则我们真可以画一张世界地图，其中以绿色来代表那些高科技群岛，然后更设置上一些“变阻器”，其中有能源、粮食两个“变阻器”，你可以用鼠标拨动它们，随着你的拨动那绿色的面积将变大或变小，还有另一些变阻器，你拨动它们就可以移动那些绿斑的位置，改变它们的分布状态。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这些变阻器。
有这样一张图肯定能传递给读者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