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
三联书店的编辑要我为一九八三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情有独钟》写序，向读者介绍这位献身于（或者按本书的书名读为“钟情”于）科学的女生物学家，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八三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麦克林托克应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当时麦克林托克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将文章推荐给了《自然杂志》。后来文章发表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麦克林托克得奖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位遗传学伟大先驱者终于得到了科学上的最高荣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从而确立了她在遗传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科学的发展犹如一条滚滚的长河，无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推动着它，使它奔腾向前。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长河潮流的前头，指导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很快为科学本身所证实，他们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幸运儿”。象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假说，都马上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为它们的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表彰他们，给他们以巨大的荣誉，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与当时“正统”的科学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风险，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并坚持真理。这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同样推动着科学长河的发展进程。但人们在认识这点时，则往往要在很久以后，因此许多科学家无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书主人公麦克林托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她终身从事的事业。她的工作得到了摩尔根和埃默森等科学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就可以与当时正飞速发展的果蝇遗传学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到此时为止，她始终是遗传学主流中的中坚人物。在当时风盛轻视妇女的美国科学界，她被公认为是仅有的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围是一片赞扬声。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之际，麦克林托克开始了后来证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转座的研究，并在六年后发表了论文。但是，这一实验是远远超越时空的，在当时，即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从光辉的顶点跌落下来了。她游离于科学的主流之外，被遗传学界摒弃了。
幸亏麦克林托克长寿，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统理论为她重新赢得了声望和荣誉——诺贝尔科学奖。这虽是一种为时过迟的承认，但对她本人而言，毕竟是值得庆幸的（诺贝尔奖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学家）。
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不仅应该授予那些处于科学长河主流的科学家们，而且也应该表彰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离开主流，默默地进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科学家们，特别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应如此。这就是我为何向《自然杂志》推荐我那位学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与本书的书名有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两次访美时，都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见到了这位科学巨匠，当时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约一九三五年），我曾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了一个暑期，同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讨论问题。她对我的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的发现，极感兴趣。根据她当时在玉米中转座现象的发现，向我提出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可惜那时我回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她却五十年如一日，现虽年逾八旬，仍在继续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且很关心中国遗传学的研究动态。
在和麦克林托克告别之际，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过两个光辉的顶点，她现在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许再也达不到可与她四十年代未相比的成就，也许不会再次赢得象现在这样高的荣誉，但她仍留在卖验室里，执着地进行她的探索和追求。这又是为何呢？
麦克林托克终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也许，她未曾有过象爱情一类的儿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读完这本传记，就可以知道麦克林托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大概也能找到圆满的答案了。
最后，我要向读者进一步指出，本书虽是一本人物传记，然而，对生物学工作者，以及对生物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值得一读。书的作者E.F.凯勒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曾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了解，在为麦克林托克作传的同时，化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因此，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学科的科学记载。译者赵台安和赵振尧多年来一直分别从事生物学研究及文化方面的工作，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书能正确地表达了原著的思想和风格。我的学生王身立和洪贤慷又为全书作了校订。这些无疑使本书的质量特别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得到了较好的保证。除此之外，美籍学人张鸿翼先生向三联书店推荐本书，业亲自热忱撰写介绍此书的文字，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发表，使中国读书界得以了解此书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和感谢的。
我谨向“钟情”于科学的读者推荐这一本书。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序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三联书店的编辑要我为一九八三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情有独钟》写序，向读者介绍这位献身于（或者按本书的书名读为“钟情”于）科学的女生物学家，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八三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麦克林托克应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当时麦克林托克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我将文章推荐给了《自然杂志》。后来文章发表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麦克林托克得奖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这位遗传学伟大先驱者终于得到了科学上的最高荣誉——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奖，从而确立了她在遗传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我以为，科学的发展犹如一条滚滚的长河，无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推动着它，使它奔腾向前。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其非凡的思想站在长河潮流的前头，指导着科学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很快为科学本身所证实，他们就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幸运儿”。象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的假说，都马上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为它们的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表彰他们，给他们以巨大的荣誉，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奇特”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与当时“正统”的科学潮流有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甘冒被人不理解的风险，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并坚持真理。这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同样推动着科学长河的发展进程。但人们在认识这点时，则往往要在很久以后，因此许多科学家无法看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这是何等的不公正啊！
本书主人公麦克林托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思想的奇特人物。她生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她终身从事的事业。她的工作得到了摩尔根和埃默森等科学巨擘和其他人的支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成就可以与当时正飞速发展的果蝇遗传学相媲美。一九三九年，她当选为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了美国遗传学会主席。到此时为止，她始终是遗传学主流中的中坚人物。在当时风盛轻视妇女的美国科学界，她被公认为是仅有的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围是一片赞扬声。
然而就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之际，麦克林托克开始了后来证明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转座的研究，并在六年后发表了论文。但是，这一实验是远远超越时空的，在当时，即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威望从光辉的顶点跌落下来了。她游离于科学的主流之外，被遗传学界摒弃了。
幸亏麦克林托克长寿，使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非正统理论为她重新赢得了声望和荣誉——诺贝尔科学奖。这虽是一种为时过迟的承认，但对她本人而言，毕竟是值得庆幸的（诺贝尔奖不授予已逝世了的科学家）。
我认为，作为科学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不仅应该授予那些处于科学长河主流的科学家们，而且也应该表彰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离开主流，默默地进行探索的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科学家们，特别是急功好利的西方世界更应如此。这就是我为何向《自然杂志》推荐我那位学生文章的原因。
第二件事与本书的书名有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四年我两次访美时，都在冷泉港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见到了这位科学巨匠，当时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约一九三五年），我曾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了一个暑期，同她经常在一起打网球、讨论问题。她对我的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的发现，极感兴趣。根据她当时在玉米中转座现象的发现，向我提出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可惜那时我回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而她却五十年如一日，现虽年逾八旬，仍在继续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且很关心中国遗传学的研究动态。
在和麦克林托克告别之际，我突然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有过两个光辉的顶点，她现在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也许再也达不到可与她四十年代未相比的成就，也许不会再次赢得象现在这样高的荣誉，但她仍留在卖验室里，执着地进行她的探索和追求。这又是为何呢？
麦克林托克终身未婚，她的一生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也许，她未曾有过象爱情一类的儿女之情，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读完这本传记，就可以知道麦克林托克的“情”之所在了，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大概也能找到圆满的答案了。
最后，我要向读者进一步指出，本书虽是一本人物传记，然而，对生物学工作者，以及对生物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值得一读。书的作者E.F.凯勒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曾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领域有深刻的了解，在为麦克林托克作传的同时，化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因此，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学科的科学记载。译者赵台安和赵振尧多年来一直分别从事生物学研究及文化方面的工作，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字上的功力，使此书能正确地表达了原著的思想和风格。我的学生王身立和洪贤慷又为全书作了校订。这些无疑使本书的质量特别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得到了较好的保证。除此之外，美籍学人张鸿翼先生向三联书店推荐本书，业亲自热忱撰写介绍此书的文字，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发表，使中国读书界得以了解此书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和感谢的。
我谨向“钟情”于科学的读者推荐这一本书。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序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这本书是一部传记，其中部分地描述了一个人，但主要描述的是这个人与其所致力的学科的关系。这就是关于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一位科学家，一位被她的同事认为是自行其是和眈于幻想的人，同一门学科——遗传学——这两者怎样相互影响的故事。遗传学在最近数十年里，由于其令人惊奇的发展和戏剧性的变化而崭露头角。书中写到的人及其研究的领域都是当时当代的，都诞生于本世纪初年，并在协调一致和共同繁荣中进入了成年。在麦克林托克还是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时候，就已达到了公认的水平，这在当时是没有妇女能够想象的。但后来的岁月却把她和她的研究领域带到了独特而歧异的道路上去。麦克林托克于是悄然隐退了。今天，在她和遗传学分路三十年之后，又会合到了一起，而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又回到了现代生物学的中心。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开始研究，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创立遗传学（还有细胞学）这门在那时还很年轻的学科是相当早的。当她被国家科学研究院授予金伯奖时，她的同事马库斯·罗兹概括了她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所取得的成就。他写道：
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惊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劳动。她在没有任何技术
方面的帮助的情况下，依靠她自己无限的活力、对科学的彻底献
身精神、她的创造力和独创性，以及她的敏捷与绝顶聪明，获得
了一系列在细胞遗传学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重大的发现。
之后，在她四十五、六岁的时候，由于她对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样新颖的和激进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们连“听”都难听得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学术交流的困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学的革命进入了舞台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来好象没有什么基本的问题有待解答了。这出戏剧的主角之一雅克·莫诺德就能这样说：“生命的秘密吗？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来这种说法并没有为麦克林托克的细胞遗传学的复杂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于生物学惊人的新发展，人们对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注意在不断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绘过的许多发现，如今在生物学中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麦克林托克发现的遗传因子的“转座”，现在已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现象了。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简单的单位，以一条固定的直线顺序排列，从而控制着生物的发展。如果有人设想遗传因子能够自动地从一个位点移到另一个位点，甚至从一条染色体移到另一条染色体，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麦克林托克曾断言：重新排列在遗传机制和控制方面，有可能起关键性的作用，则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麦克林托克就已经证明：在丛一个染色体位点向另一个位点的移动中，遗传因子给细胞带来了新的指令，而且，它们的这一移动是自行“安排”的。
转座的新证据（现已在分子水平上）开始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遗传因子流动，亦即转座的实例，这表明染色体补体（染色体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一情况至少是和过去二十五年里在生物学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结构相抵触的。随着遗传流动性的发现，我们对遗传程序的概念也改变了。现在可以想一想，与其把顺序看作静态的、直线的、刻在DNA顺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动态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因的移动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们要问：指令从何而来？麦克林托克的回答是：它们来自全体细胞，来自生物体，或者来自环境——这一思想严重地打乱了正统的遗传学。近年来，生物学家曾确信适应进化的幽灵已被埋葬了。但麦克枚托克的工作却使环境影响遗传学的意见重新抬头。
在最新的发展中，对于那些看到了生物学新革命内在因素的人们来说，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口令。哈佛大学的马修·梅塞尔森相信，“她将作为非常微妙而复杂的遗传学新理论的创始人载入史册。而这一理论现在还只是朦胧地被了解。”
在冷泉港以麦克林托克为名的实验室的走廊尽头，她依然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转座和她的同事们所理解的转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转座的被重新发现，并不是根据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麦克林托克一直置身事外。她注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们也几乎并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尽管她同他们有着和睦的关系，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关键时刻依然是个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视以后，勇气和真理终于打垮了偏见和冷漠，献身精神得到了报偿。这段历史如果作为传说来读，是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则是既复杂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故事，是个人和团体的动力缠绕成一张网，而这张网却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的故事。
一种新的思想，一个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妇女的幻想深处诞生了。但是要使这种概念成为科学理论的主体的一部分，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行。因为个人只是社会的一员。反过来，集体的努力也为新思想提供了生长的场地。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个人创造力和公众承认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很复杂，但始终十分微妙。有时候，这种相互作用失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常常会丧失信誉。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才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宁愿先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再翻转过来，这样，我们就有特别的机会去了解不同意见在科学上的意义。
已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探索在科学上不同意见出现的条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许多价值和目标。它使我们去问：兴趣、个人和集体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都各起了什么作用？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寻找同样的解释吗？他们所提的问题都一样吗？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在分类法上存在着差别，它们能否殊途同归呢？当科学家们在提出问题、寻求解释、运用分类法当中出现重大分歧时，这些分歧是怎样影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总之，为什么麦克林托克发现的转座未能被她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呢？我们可以说，她对生物学机制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们所寻求的那种解释相距太远了。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距离是什么组成的，那分歧是怎样发展的。
托马斯.库恩曾经提醒我们，在科学上发生改变意见（或不改变意见）的情况时，“不应轻视这种现象：科学家是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人。”他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以及社会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动力上，对比之下，我们则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集中在“自传和人物的特性上”。这种特性，使科学家个人倾向于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学，在某个领域里去抗拒或接受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会的基本情况背道而驰的。因此，这本书就需要双管齐下，既作为传记，又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它的出发点就是：承认科学是个人和社会高度努力的产物。
这本书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学家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部分是学习所得，而部分是自发产生的。在当代生物研究的世界里，麦克林托克的风格就是标新立异。她对个人、对差别有着强烈的爱好。“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林托克认为，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别和数字上，会鼓励研究人员忽略差别，“把它们称为一个例外、一种畸变、一种污染”。她认为那代价是太昂贵了。她说：他们看不到“周围在发生什么事。”
在一个世纪之前，麦克林托克有可能被归到博物学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种人截然不同。博物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观察，而本世纪的科学则注重实验，根据麦克林托克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功地将这二者极好地综合在一起。想象力在她的实验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关键。那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解释或者推测的问题，对她却是训练有素的直觉。麦克林托克将她特殊的观察和认识技巧综合起来并推向前进，她的这种能力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无法确切他说她怎样“知道”她知道了些什么，她讲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正确表达的；她强调指出自己“对生物的钟情”的价值，她的措词听上去好象是神秘主义。但正如所有优秀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她坚持极度严格的风格；而且正如所有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专心乃至钻进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自己的归类，她是一个遁世的隐士。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她宁愿隐居独处和自由自在。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我的写作计划时，她说，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我争辩说，正因为这个原故，那才有启发性。而在访问的过程中，在她强调自己是怎样从例外的、“异常的”事例中获得了某些结果这一点上，我的直觉得到了肯定。
我终于渐渐地理解她的故事的价值主要在于她的独立性。因为她所寻求的、对她来说是“一目了然”的简单事物，却几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样学术造诣的同事所理解。我于是考虑要着重讲述清楚她这个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关系——即她的研究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由于她经常与她所工作的社会处在几乎要破裂的状态，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观点，自然不可能符合那个强有力的变换着的潮流，而引起同行们的兴趣。
在与麦克林托克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谈了话。他们的评论帮助麦克林托克正确地回忆了自己的过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把她看作经典遗传学家；有些人则对她敬而远之；其他的人还只是到最近才认识到她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我很快发现，为了要理解我所听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生一样学习一门我从来不需要学的学科。在已出版的这本书里，我尽可能为读者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第一章里，我把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生来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源流作一简略的速写，第二章是麦克林托克自己回忆形成她性格的童年岁月。贯穿其余各章的是她的事业直到今日的发展，我们可以陆续听到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所讲述的，并逐渐与她的同事们的语言文字交织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绘的肖像对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对那些不是生物学者的读者，这本书将向他们介绍一个不熟悉的世界；对那些读过经典遗传学的人，这本书则将介绍在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玉米遗传学的主要里程碑之后所出现的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当代研究工作中处在前列的职业生物学家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有关的“术语”书来读——大量的论著勾画出了一门与其它领域不同的、独特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独钟》这本书是叙述一位妇女的科学见解的故事，这种见解逐步地——虽然并非不可改变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论著隔断了。我在写这个故事时，一直试图了解创造力与其得到确认之间、个人和团体之间、这个团体的和另一个团体的科学见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构成了麦克林托克的故事，而且一般来说，也构成了科学研究戏剧的基础。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开始研究，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创立遗传学（还有细胞学）这门在那时还很年轻的学科是相当早的。当她被国家科学研究院授予金伯奖时，她的同事马库斯·罗兹概括了她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所取得的成就。他写道：
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惊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劳动。她在没有任何技术
方面的帮助的情况下，依靠她自己无限的活力、对科学的彻底献
身精神、她的创造力和独创性，以及她的敏捷与绝顶聪明，获得
了一系列在细胞遗传学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重大的发现。
之后，在她四十五、六岁的时候，由于她对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样新颖的和激进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们连“听”都难听得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学术交流的困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学的革命进入了舞台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来好象没有什么基本的问题有待解答了。这出戏剧的主角之一雅克·莫诺德就能这样说：“生命的秘密吗？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来这种说法并没有为麦克林托克的细胞遗传学的复杂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于生物学惊人的新发展，人们对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注意在不断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绘过的许多发现，如今在生物学中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麦克林托克发现的遗传因子的“转座”，现在已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现象了。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简单的单位，以一条固定的直线顺序排列，从而控制着生物的发展。如果有人设想遗传因子能够自动地从一个位点移到另一个位点，甚至从一条染色体移到另一条染色体，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麦克林托克曾断言：重新排列在遗传机制和控制方面，有可能起关键性的作用，则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麦克林托克就已经证明：在丛一个染色体位点向另一个位点的移动中，遗传因子给细胞带来了新的指令，而且，它们的这一移动是自行“安排”的。
转座的新证据（现已在分子水平上）开始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遗传因子流动，亦即转座的实例，这表明染色体补体（染色体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一情况至少是和过去二十五年里在生物学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结构相抵触的。随着遗传流动性的发现，我们对遗传程序的概念也改变了。现在可以想一想，与其把顺序看作静态的、直线的、刻在DNA顺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动态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因的移动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们要问：指令从何而来？麦克林托克的回答是：它们来自全体细胞，来自生物体，或者来自环境——这一思想严重地打乱了正统的遗传学。近年来，生物学家曾确信适应进化的幽灵已被埋葬了。但麦克枚托克的工作却使环境影响遗传学的意见重新抬头。
在最新的发展中，对于那些看到了生物学新革命内在因素的人们来说，麦克林托克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口令。哈佛大学的马修·梅塞尔森相信，“她将作为非常微妙而复杂的遗传学新理论的创始人载入史册。而这一理论现在还只是朦胧地被了解。”
在冷泉港以麦克林托克为名的实验室的走廊尽头，她依然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转座和她的同事们所理解的转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转座的被重新发现，并不是根据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麦克林托克一直置身事外。她注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们也几乎并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尽管她同他们有着和睦的关系，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在关键时刻依然是个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视以后，勇气和真理终于打垮了偏见和冷漠，献身精神得到了报偿。这段历史如果作为传说来读，是能使人发生兴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则是既复杂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故事，是个人和团体的动力缠绕成一张网，而这张网却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的故事。
一种新的思想，一个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妇女的幻想深处诞生了。但是要使这种概念成为科学理论的主体的一部分，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行。因为个人只是社会的一员。反过来，集体的努力也为新思想提供了生长的场地。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个人创造力和公众承认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很复杂，但始终十分微妙。有时候，这种相互作用失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常常会丧失信誉。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才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宁愿先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再翻转过来，这样，我们就有特别的机会去了解不同意见在科学上的意义。
已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探索在科学上不同意见出现的条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许多价值和目标。它使我们去问：兴趣、个人和集体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都各起了什么作用？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寻找同样的解释吗？他们所提的问题都一样吗？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在分类法上存在着差别，它们能否殊途同归呢？当科学家们在提出问题、寻求解释、运用分类法当中出现重大分歧时，这些分歧是怎样影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总之，为什么麦克林托克发现的转座未能被她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呢？我们可以说，她对生物学机制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们所寻求的那种解释相距太远了。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距离是什么组成的，那分歧是怎样发展的。
托马斯.库恩曾经提醒我们，在科学上发生改变意见（或不改变意见）的情况时，“不应轻视这种现象：科学家是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人。”他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以及社会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动力上，对比之下，我们则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集中在“自传和人物的特性上”。这种特性，使科学家个人倾向于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学，在某个领域里去抗拒或接受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会的基本情况背道而驰的。因此，这本书就需要双管齐下，既作为传记，又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它的出发点就是：承认科学是个人和社会高度努力的产物。
这本书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学家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部分是学习所得，而部分是自发产生的。在当代生物研究的世界里，麦克林托克的风格就是标新立异。她对个人、对差别有着强烈的爱好。“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林托克认为，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别和数字上，会鼓励研究人员忽略差别，“把它们称为一个例外、一种畸变、一种污染”。她认为那代价是太昂贵了。她说：他们看不到“周围在发生什么事。”
在一个世纪之前，麦克林托克有可能被归到博物学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种人截然不同。博物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观察，而本世纪的科学则注重实验，根据麦克林托克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功地将这二者极好地综合在一起。想象力在她的实验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关键。那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解释或者推测的问题，对她却是训练有素的直觉。麦克林托克将她特殊的观察和认识技巧综合起来并推向前进，她的这种能力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无法确切他说她怎样“知道”她知道了些什么，她讲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正确表达的；她强调指出自己“对生物的钟情”的价值，她的措词听上去好象是神秘主义。但正如所有优秀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她坚持极度严格的风格；而且正如所有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专心乃至钻进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自己的归类，她是一个遁世的隐士。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她宁愿隐居独处和自由自在。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我的写作计划时，她说，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我争辩说，正因为这个原故，那才有启发性。而在访问的过程中，在她强调自己是怎样从例外的、“异常的”事例中获得了某些结果这一点上，我的直觉得到了肯定。
我终于渐渐地理解她的故事的价值主要在于她的独立性。因为她所寻求的、对她来说是“一目了然”的简单事物，却几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样学术造诣的同事所理解。我于是考虑要着重讲述清楚她这个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关系——即她的研究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由于她经常与她所工作的社会处在几乎要破裂的状态，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观点，自然不可能符合那个强有力的变换着的潮流，而引起同行们的兴趣。
在与麦克林托克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谈了话。他们的评论帮助麦克林托克正确地回忆了自己的过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把她看作经典遗传学家；有些人则对她敬而远之；其他的人还只是到最近才认识到她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我很快发现，为了要理解我所听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生一样学习一门我从来不需要学的学科。在已出版的这本书里，我尽可能为读者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第一章里，我把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生来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源流作一简略的速写，第二章是麦克林托克自己回忆形成她性格的童年岁月。贯穿其余各章的是她的事业直到今日的发展，我们可以陆续听到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所讲述的，并逐渐与她的同事们的语言文字交织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绘的肖像对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对那些不是生物学者的读者，这本书将向他们介绍一个不熟悉的世界；对那些读过经典遗传学的人，这本书则将介绍在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玉米遗传学的主要里程碑之后所出现的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当代研究工作中处在前列的职业生物学家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有关的“术语”书来读——大量的论著勾画出了一门与其它领域不同的、独特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独钟》这本书是叙述一位妇女的科学见解的故事，这种见解逐步地——虽然并非不可改变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论著隔断了。我在写这个故事时，一直试图了解创造力与其得到确认之间、个人和团体之间、这个团体的和另一个团体的科学见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构成了麦克林托克的故事，而且一般来说，也构成了科学研究戏剧的基础。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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