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你也是。”“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你也是。”“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呵？”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５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箱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箱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喃喃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嘛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设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是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来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间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钻心。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象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象我逼着你结婚似的。”“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呵？”
“你才发现呵？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真他妈烦人！”“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自己后侮，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脏。”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她狷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不——那就说我……动了情，你说我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话么？”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是不是没朋友呵？”“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不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钟山大地震给砸死了。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房很窄很高，还是双屋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缀缀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在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Fan，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着深仇大根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在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抡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业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苯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也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新窝？”“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你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呵。”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你是不是阴冷呵？”“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我觉得你无耻！”“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彻文化程度。”“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成个是假招的！”“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呵。”
“……我是真的。”“你不信？”“没说不信，信。”“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起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了睡，醒了就聊天，不舍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他们没来未来。
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大多的因素可以使我失之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呵，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呵？”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５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箱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箱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喃喃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嘛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设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是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来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间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钻心。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象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象我逼着你结婚似的。”“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呵？”
“你才发现呵？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真他妈烦人！”“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自己后侮，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脏。”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她狷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不——那就说我……动了情，你说我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话么？”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是不是没朋友呵？”“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不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钟山大地震给砸死了。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房很窄很高，还是双屋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缀缀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在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Fan，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着深仇大根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在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抡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业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苯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也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新窝？”“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你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呵。”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你是不是阴冷呵？”“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我觉得你无耻！”“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彻文化程度。”“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成个是假招的！”“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呵。”
“……我是真的。”“你不信？”“没说不信，信。”“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起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了睡，醒了就聊天，不舍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他们没来未来。
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大多的因素可以使我失之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呵，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