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治學，都知註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决定一番意義，專一註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匯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决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决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註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藴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係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着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竜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櫻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衹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絶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並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於後。
一九八七年雙十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此書乃匯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决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决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註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藴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係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着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竜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櫻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衹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絶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並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於後。
一九八七年雙十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一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傢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纔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纔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幹等，我們纔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衹有在中國史裏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註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傢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衹是混同一色，那就衹需要，亦衹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傢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麽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傢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註意者，我們衹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衹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註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纔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纔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衹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衹是生老病死，衹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傢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衹是一部帝王傢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傢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傢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瞭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瞭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裏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校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嚮哪裏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綫，來推測他想走嚮哪裏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嚮。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麯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麯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嚮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嚮，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嚮，看它在何處變，變嚮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纔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嚮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嚮團结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嚮，則總是嚮往於團结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鬥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嚮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徵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嚮，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纔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嚮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綫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着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五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瞭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麽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幹。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衹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衹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啓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衹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衹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闢入裏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産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産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剋思其人。那麽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决問題。若僅從解决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瞭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着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着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纔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衹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鹹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嚮何處去？為什麽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傢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衹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纔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衹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衹此一傢，別無分出。大傢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鑽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嚮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纔史識與史德。
一、史纔：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麯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絶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纔。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衹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衹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衹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嚮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纔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衹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後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着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着。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纔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後，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纔可由後人來匯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傢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着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纔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衹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着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傢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衹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傢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發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衹要有人肯寫，就决不會嫌多。
怎樣着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着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産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贊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傢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傢都放棄了這權利，衹做一個旁觀者，衹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傢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纔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志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穫了。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傢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纔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纔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幹等，我們纔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衹有在中國史裏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註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傢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衹是混同一色，那就衹需要，亦衹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傢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麽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傢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註意者，我們衹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衹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註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纔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纔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衹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衹是生老病死，衹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傢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衹是一部帝王傢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傢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傢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瞭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瞭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裏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校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嚮哪裏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綫，來推測他想走嚮哪裏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嚮。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麯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麯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嚮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嚮，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嚮，看它在何處變，變嚮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纔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嚮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嚮團结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嚮，則總是嚮往於團结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鬥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嚮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徵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嚮，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纔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嚮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綫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着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五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瞭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麽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幹。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衹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衹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啓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衹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衹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闢入裏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産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産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剋思其人。那麽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决問題。若僅從解决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瞭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着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着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纔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衹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鹹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嚮何處去？為什麽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傢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衹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纔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衹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衹此一傢，別無分出。大傢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鑽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嚮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纔史識與史德。
一、史纔：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麯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絶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纔。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衹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衹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衹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嚮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纔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衹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後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着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着。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纔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後，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纔可由後人來匯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傢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着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纔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衹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着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傢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衹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傢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發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衹要有人肯寫，就决不會嫌多。
怎樣着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着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産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贊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傢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傢都放棄了這權利，衹做一個旁觀者，衹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傢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纔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志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