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化生活>> 史论史评>> 刘知几 Liu Zhiji   中国 China     (661年721年)
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原序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
  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
  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
  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
  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
  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
  聚,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
  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
  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
  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
内篇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
  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
  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
  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
  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
  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
  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
  故曰《尚书》也。”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
  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
  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
  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
  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
  之说,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
  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
  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
  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
  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
  《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
  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
  《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
  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
  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
  受嗤当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太丁
  时事,且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
  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
  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
  《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
  而鲁谓之春秋,春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
  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
  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
  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
  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
  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
  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
  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
  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
  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
  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
  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
  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
  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
  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
  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
  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
  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
  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
  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
  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
  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
  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
  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
  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
  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
  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
  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
  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
  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
  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
  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
  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
  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
  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
  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
  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
  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
  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
  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
  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
  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
  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
  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
  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
  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
  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
  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
  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
  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
  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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