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丢，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吗？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得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糊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唧唧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不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得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得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百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丢，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吗？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得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糊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唧唧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不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得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得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百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地刷漆吧。一老娘们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像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这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地刷漆吧。一老娘们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像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这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