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二九五年的一个黄昏，有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日子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怎么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鞑靼味。他们脚蹬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的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
这就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土地的情景。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威尼斯的面貌已变了许多，所以这三位游客很难寻觅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马可·波罗的东方行
马可·波罗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故去了。那时候他的未谋过面的经商的父亲和叔叔正在进行他们光荣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当他们父子相逢的时候，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但这次的父子相聚，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
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波罗一家在威尼斯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这是因为，在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远方的忽必烈汗交给他们一项使命，就是递交忽必烈致教皇的书信，并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懂技术、有修养的教士到东方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出。
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这一次，他们决定带上小马可一起前往富庶的东方去晋谒神圣的大汗忽必烈。
这一走便是二十五年，关于这些年的经历，马可·波罗已在他的游记里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便不再浪费篇张。最终藉着一个难得的机缘，他们得以告别大汗，重返家园。
波罗他们久已被视为不在人世，他们的疏远的亲属已住进他们的家宅。此时，这三个衣着破旧，形迹可疑的人被拒绝进入他们自己的家。经过无数的盘问，他们终于利用门闩开启的一刹那，挟着自己的包袱，闯进屋内。主人万般无奈，急忙召集威尼斯各处的亲戚来家，辨明究竟。波罗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说服他们的亲戚，他们并没有死去，也不是欺骗者。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天之后，这三位归客在家中盛宴款待他们的亲友。三人穿着红色的缎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换上深红色的花缎袍子，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给仆人。餐事过半，三人一同离座，各换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袍返回，将花缎长袍撕开分送给席中的贵宾。餐毕，天鹅绒的长袍又被换成日常的衣服。而三人严格地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将绒袍同样地赠给来宾。
这些举动令来宾们十分诧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筵席一撤，三人便命所有的仆人都退下，然后拿出他们回来时所穿的粗劣破旧的衣服。当他们用刀子将衣缝和衣褶划开以后，大量的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翡翠、珍珠和其它价值连城的宝物，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众宾客看到这些光耀夺目的宝物时，都目瞪口呆。
这次宴会后，波罗一家便成了威尼斯人议论的话题，大家视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宅”，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口中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更是引人入迷，自不待言。
游记草成的经过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商业冲突爆发了战争。波罗一家拥有一艘战船——当时较富裕的商家都有这种战船，用来保护他们的港湾和商船免受海盗与竞争对手的侵害。波罗家的战船由木料制成，船幅较窄，每边有浆一百多条，船员共计二百五十人，包括五十个持机械驽的兵士，两个木匠，两个铁匠，两个侍役，一个厨子，还有船长、军校、舵工等。马可·波罗是船上的荣誉司令，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必要时与船长同负责任。波罗家的战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威尼斯的兵船队。在亚德里亚海面上，各色旗帜飘扬空中，厮保存于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杀声震彻云天。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及其战友七千多人都成了俘虏。依照当时的习惯，败北的船上的旗帜被扯下丢入海中，而兵船则作为战利品被热那亚人拖回自已的海港。威尼斯兵船队的司令不堪战败的屈辱，投海自杀，而马可·波罗则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的战舰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企图用赎金或其它某种形式，赎回这个俘虏。事实上，有些战俘会因此而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
我们应该感激热那亚人的这个决定。正因为此，马可·波罗得以在狱中结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战俘，最终导致《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鲁思梯谦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当时名为《东方见闻录》，时值公元一二九八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威尼斯与热那亚签订了停战协定，马可·波罗也恢复自由，回到了他在威尼斯的“百万宅”。
在后来的岁月里，马可·波罗娶了一位名叫多拿达的女人作妻子，她为波罗生下三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蕃提拿、柏拉拉和摩勒达。当马可·波罗继续从事商业的时候，他仍旧享有旅行家的美称，因为我们从巴黎图书馆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抄本中得知，在一三○七年，他曾将他的游记送了一部给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书中注明该书自马可·波罗处得来，“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性情高尚，曾游历许多国家，他愿将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传播于世界……”。
到中国去
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
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
在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到东方的商人的情况。其中一位名叫卢卡隆哥的意大利商人一二九一年从大不里士到达北京，后来还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一三○五年，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和林写了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就是委托一些正要回国的威尼斯商人带回去的。
一二三七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欧洲国家大为震动。西方听说中国有长老约翰的故事，于是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阻止蒙古人的侵略。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会修道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
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
亚细亚的皇帝
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
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
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
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
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
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
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
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
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
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
一个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岁少年马可·波罗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当然，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神话。
真实与谎言
马可·波罗于一三二四年去世。当时他已七十岁了，疾病缠身，日见衰弱，于是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对于他的财产处分，给予了详细的指示。遗嘱上指定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当时已经出嫁——为他的财产继承人。
他的朋友们——他们始终无法相信马可·波罗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在他临终之前，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他对此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他葬于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去世不久，即有一个可笑的人出现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华会上。这个家伙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自称为马可百万。他的把戏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手势从而取悦观众。事实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物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他的的游记为“世界奇书”，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大家都将其看作是一本故事书，类似于神话之类。马可·波罗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诚实、说大话的人。要破除这种普遍的成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纪，英国的学童也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
马可·波罗的遗书
对已经存在的一种成见，予以维持似乎比加以消除要容易些。当时就有人提出证据，要推翻马可·波罗所陈述的某些事实。有一个叫马兰斯的传教士，在三百年前从东方回到欧洲，否认中国曾用过纸币。幸好明朝的一些纸币被妥为保存，至今仍作为文物，可以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提供注解。在中国马可·波早期游记中马可·波罗小丑化的形象罗看到可以打碎当柴烧的黑石头，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煤炭而已。马可·波罗描写印度坚果和人头一样大，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椰子。本书所含的真实纪录还可以开列一大批出来，然而有一个时期并没有人相信。这本游记取得中世纪亚细亚实录的地位，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年岁。
马可·波罗是横跨亚洲大陆，并按照国家和省份连续的次序而列其名称的第一位旅行家。因为他的游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人排斥，所以其对于世界的地理概念影响甚微。当时制图的人并没有根据马可·波罗的描写而修改地图，甚至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仍知之甚少。在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探险家已经能够追踪马可·波罗的足迹而跨过这个庞大地带，并依照他书中所描写的道路前进。在多数时候，马可·波罗记下的大约的距离，被后来以测绘地图为目的而旅行该地的探险家证明是正确的。
马可·波罗在七百年前经过的许多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又被欧洲的探险家重新经过。赫丁斯泰因、柏利阿特博士、陆军上校科斯洛夫、陆军少校森克斯都曾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记述作为指南，在这个广大的地域内作长途的旅行。
这些足以造成马可·波罗的声誉，当然还可以加入更多的事迹。他是纪录波斯危险荒原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巡视当时盛产碧玉的河流的第一人，自此以后近六百年，才有欧洲人到过该处。马可·波罗又是正确描写中国、缅甸、暹罗、锡兰、印度以及他所见所闻的其它地方的民情的第一位旅行家。他对于西伯利亚的黑暗地带、桑给巴尔的黑色人种和白象牙、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吃人的苏门答腊这一切地方人物的存在，给欧洲人以第一次认识。他指出北至北冰洋有白熊、狗拉雪橇、驯鹿，南方有印度的酷热，及其金刚石矿、珍珠河床和奇异的神话。他描写忽必烈大汗辉煌灿烂的宫廷，以及险些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军队的组织。他又描写奇异的小鸟和本不为人知的动物，以及金屋顶的庙宇，奇怪的风俗，异样的景致，历史的与传说的故事，和其他许多事物。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书所包含的知识会比它更为丰富。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那场战争中来吧。马可·波罗因为威尼斯舰队战败的结果，身陷于热那亚的牢狱之中。他忍受着羁囚的痛苦，很希望再作一次旅行。他也感觉到狱中的黑暗潮湿与寂寞，好在他有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资谈助，他有远方的奇闻异事可供狱友记录下来。而一切游记文学中，无可匹敌的记述现在开始了。
这就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土地的情景。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威尼斯的面貌已变了许多，所以这三位游客很难寻觅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马可·波罗的东方行
马可·波罗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故去了。那时候他的未谋过面的经商的父亲和叔叔正在进行他们光荣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当他们父子相逢的时候，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但这次的父子相聚，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
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波罗一家在威尼斯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这是因为，在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远方的忽必烈汗交给他们一项使命，就是递交忽必烈致教皇的书信，并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懂技术、有修养的教士到东方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出。
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这一次，他们决定带上小马可一起前往富庶的东方去晋谒神圣的大汗忽必烈。
这一走便是二十五年，关于这些年的经历，马可·波罗已在他的游记里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便不再浪费篇张。最终藉着一个难得的机缘，他们得以告别大汗，重返家园。
波罗他们久已被视为不在人世，他们的疏远的亲属已住进他们的家宅。此时，这三个衣着破旧，形迹可疑的人被拒绝进入他们自己的家。经过无数的盘问，他们终于利用门闩开启的一刹那，挟着自己的包袱，闯进屋内。主人万般无奈，急忙召集威尼斯各处的亲戚来家，辨明究竟。波罗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说服他们的亲戚，他们并没有死去，也不是欺骗者。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天之后，这三位归客在家中盛宴款待他们的亲友。三人穿着红色的缎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换上深红色的花缎袍子，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给仆人。餐事过半，三人一同离座，各换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袍返回，将花缎长袍撕开分送给席中的贵宾。餐毕，天鹅绒的长袍又被换成日常的衣服。而三人严格地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将绒袍同样地赠给来宾。
这些举动令来宾们十分诧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筵席一撤，三人便命所有的仆人都退下，然后拿出他们回来时所穿的粗劣破旧的衣服。当他们用刀子将衣缝和衣褶划开以后，大量的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翡翠、珍珠和其它价值连城的宝物，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众宾客看到这些光耀夺目的宝物时，都目瞪口呆。
这次宴会后，波罗一家便成了威尼斯人议论的话题，大家视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宅”，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口中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更是引人入迷，自不待言。
游记草成的经过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商业冲突爆发了战争。波罗一家拥有一艘战船——当时较富裕的商家都有这种战船，用来保护他们的港湾和商船免受海盗与竞争对手的侵害。波罗家的战船由木料制成，船幅较窄，每边有浆一百多条，船员共计二百五十人，包括五十个持机械驽的兵士，两个木匠，两个铁匠，两个侍役，一个厨子，还有船长、军校、舵工等。马可·波罗是船上的荣誉司令，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必要时与船长同负责任。波罗家的战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威尼斯的兵船队。在亚德里亚海面上，各色旗帜飘扬空中，厮保存于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杀声震彻云天。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及其战友七千多人都成了俘虏。依照当时的习惯，败北的船上的旗帜被扯下丢入海中，而兵船则作为战利品被热那亚人拖回自已的海港。威尼斯兵船队的司令不堪战败的屈辱，投海自杀，而马可·波罗则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的战舰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企图用赎金或其它某种形式，赎回这个俘虏。事实上，有些战俘会因此而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
我们应该感激热那亚人的这个决定。正因为此，马可·波罗得以在狱中结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战俘，最终导致《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鲁思梯谦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当时名为《东方见闻录》，时值公元一二九八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威尼斯与热那亚签订了停战协定，马可·波罗也恢复自由，回到了他在威尼斯的“百万宅”。
在后来的岁月里，马可·波罗娶了一位名叫多拿达的女人作妻子，她为波罗生下三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蕃提拿、柏拉拉和摩勒达。当马可·波罗继续从事商业的时候，他仍旧享有旅行家的美称，因为我们从巴黎图书馆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抄本中得知，在一三○七年，他曾将他的游记送了一部给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书中注明该书自马可·波罗处得来，“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性情高尚，曾游历许多国家，他愿将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传播于世界……”。
到中国去
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
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
在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到东方的商人的情况。其中一位名叫卢卡隆哥的意大利商人一二九一年从大不里士到达北京，后来还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一三○五年，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和林写了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就是委托一些正要回国的威尼斯商人带回去的。
一二三七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欧洲国家大为震动。西方听说中国有长老约翰的故事，于是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阻止蒙古人的侵略。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会修道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
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
亚细亚的皇帝
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
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
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
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
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
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
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
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
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
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
一个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岁少年马可·波罗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当然，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神话。
真实与谎言
马可·波罗于一三二四年去世。当时他已七十岁了，疾病缠身，日见衰弱，于是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对于他的财产处分，给予了详细的指示。遗嘱上指定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当时已经出嫁——为他的财产继承人。
他的朋友们——他们始终无法相信马可·波罗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在他临终之前，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他对此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他葬于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去世不久，即有一个可笑的人出现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华会上。这个家伙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自称为马可百万。他的把戏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手势从而取悦观众。事实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物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他的的游记为“世界奇书”，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大家都将其看作是一本故事书，类似于神话之类。马可·波罗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诚实、说大话的人。要破除这种普遍的成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纪，英国的学童也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
马可·波罗的遗书
对已经存在的一种成见，予以维持似乎比加以消除要容易些。当时就有人提出证据，要推翻马可·波罗所陈述的某些事实。有一个叫马兰斯的传教士，在三百年前从东方回到欧洲，否认中国曾用过纸币。幸好明朝的一些纸币被妥为保存，至今仍作为文物，可以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提供注解。在中国马可·波早期游记中马可·波罗小丑化的形象罗看到可以打碎当柴烧的黑石头，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煤炭而已。马可·波罗描写印度坚果和人头一样大，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椰子。本书所含的真实纪录还可以开列一大批出来，然而有一个时期并没有人相信。这本游记取得中世纪亚细亚实录的地位，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年岁。
马可·波罗是横跨亚洲大陆，并按照国家和省份连续的次序而列其名称的第一位旅行家。因为他的游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人排斥，所以其对于世界的地理概念影响甚微。当时制图的人并没有根据马可·波罗的描写而修改地图，甚至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仍知之甚少。在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探险家已经能够追踪马可·波罗的足迹而跨过这个庞大地带，并依照他书中所描写的道路前进。在多数时候，马可·波罗记下的大约的距离，被后来以测绘地图为目的而旅行该地的探险家证明是正确的。
马可·波罗在七百年前经过的许多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又被欧洲的探险家重新经过。赫丁斯泰因、柏利阿特博士、陆军上校科斯洛夫、陆军少校森克斯都曾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记述作为指南，在这个广大的地域内作长途的旅行。
这些足以造成马可·波罗的声誉，当然还可以加入更多的事迹。他是纪录波斯危险荒原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巡视当时盛产碧玉的河流的第一人，自此以后近六百年，才有欧洲人到过该处。马可·波罗又是正确描写中国、缅甸、暹罗、锡兰、印度以及他所见所闻的其它地方的民情的第一位旅行家。他对于西伯利亚的黑暗地带、桑给巴尔的黑色人种和白象牙、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吃人的苏门答腊这一切地方人物的存在，给欧洲人以第一次认识。他指出北至北冰洋有白熊、狗拉雪橇、驯鹿，南方有印度的酷热，及其金刚石矿、珍珠河床和奇异的神话。他描写忽必烈大汗辉煌灿烂的宫廷，以及险些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军队的组织。他又描写奇异的小鸟和本不为人知的动物，以及金屋顶的庙宇，奇怪的风俗，异样的景致，历史的与传说的故事，和其他许多事物。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书所包含的知识会比它更为丰富。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那场战争中来吧。马可·波罗因为威尼斯舰队战败的结果，身陷于热那亚的牢狱之中。他忍受着羁囚的痛苦，很希望再作一次旅行。他也感觉到狱中的黑暗潮湿与寂寞，好在他有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资谈助，他有远方的奇闻异事可供狱友记录下来。而一切游记文学中，无可匹敌的记述现在开始了。
皇帝、国王、贵族、骑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和东方各国、省以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读此书；所有人民，特别是亚美尼亚[1]、波斯、印度和鞑靼的人民，他们最伟大的和最奇异的特点，都分别记载在马可·波罗的这部书中。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一个聪明而有学识的市民。他在此书中明白说出何者为他亲眼所见，何者为他亲耳所闻，因此本书是一部真实的纪录。
众所周知，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异教徒、萨拉森人[2]、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没有人看见过或观察过马可·波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伟大的事情。他把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都深藏在心中，一直没有向别人吐露。但是为了让那些不能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都能分享他的快乐，马可·波罗决定在本书中将此披露出来。这是一二九八年，马可·波罗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亲自叙述，而由狱中同伴比萨人鲁斯梯谦先生纪录下来的，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他的游记
波罗兄弟离开君士坦丁堡[3]周游世界
读者应当知道，当鲍尔文二世（BaldwinⅡ）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时候，威尼斯共和政府总理的一个代表曾居住在此。前面所说的马可的父亲尼可罗·波罗和叔父马飞阿·波罗都是体面的上层人物，他们在一二六○年乘着一艘装满各种商品的自备商船平安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对于是否继续前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商讨后，他们决定驶向黑海的彼岸，因为如此前进，一定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使他们的商业资本不断增值。他们怀着这个目的，购买了许多稀奇珍贵的珠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航行到达一个叫索尔得亚的港口；然后登陆向东，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鞑靼人西方强大的君王别儿哥汗的王朝。这位君王住在波尔加拉和撒莱这两座城市，是鞑靼人中最民主最文明的君王之一。别儿哥汗对波罗兄弟的到来，表示十分欢喜，以特别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波罗兄弟为报答他的盛情，特将自己携带的珠宝呈献在别儿哥汗的面前。当他们发觉这位君王十分喜爱这些珠宝时，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奉上。君王看见波罗兄弟如此慷慨大方，又惊又喜，但他却不愿无故接受他们如此慷慨的馈赠，不但对所有的珠宝都加倍偿还，而且还回赐了许多珍贵的礼物。
波罗兄弟在这个地方住了有一年之久，很想返回故乡。但这时别儿哥汗和另一位统治东方的鞑靼君王旭烈兀汗之间突然爆发了战争，因此阻碍了他们的回程。双方军队经过激烈的大战后，旭烈兀汗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使旅行更加困难重重，波罗兄弟已经不能从原路返回君士坦丁堡了。这时有人建议他们沿着别儿哥汗王国领土的边境，向东走一条不常走的路，然后再绕道向西。目前这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唯一通道。于是他们向西方鞑靼王国内一个叫奥卡卡的城市出发。在此处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渡过底格里斯河——伊甸乐园四大河流之一——来到一个荒原。这个荒原有十七天的路程，里面既没有城市、寨堡、也没有坚实的建筑物，只有住在荒原天幕下的鞑靼人和他们的畜群。波罗兄弟越过这个荒原后，终于到达了一座建筑坚固的城市——布哈拉。该城所在的省也叫布哈拉。这座城市在波斯境内，是波斯王国中最宏伟的城市，受一个叫八剌的君王统治。他们因为无法再向前走，所以只得在这座城市逗留了三年之久。
当波罗兄弟寄居布哈拉时，有一位名望卓著、才能优越的人突然出现在此。他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旭烈兀汗派去觐见忽必烈大汗——所有鞑靼人的主人——的使臣。大汗的京都位于亚洲的东端，是亚洲最边缘的地区。这个使臣以前从没有机会——虽然有这样的愿望——看见过任何意大利人，这次能有机会与波罗兄弟相识并且亲切交谈——因为波罗兄弟已经颇为纯熟的掌握了鞑靼的语言——十分高兴。经过几天的交往，使臣觉得波罗兄弟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就提议他们随自己一同去晋谒大汗。大汗从前也同样没有见过任何意大利人，所以此次波罗兄弟去的话，他一定非常欢喜。同时使臣保证，他们到达京城后一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波罗兄弟觉得此时回国，路上一定十分危险，不如接受使臣的提议，祈求上帝保佑自己一路好运。于是他们便跟随使臣共同前行，并且将从威尼斯跟来的几个基督徒仆人也带上了。
他们一行人最初向着东北和北之间的方向前进，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到达京都，因为在路上他们常常遇上大雪和洪水阻碍行程，必须等到雪融水退后，才能继续前进。他们在途中看见许多值得惊叹的事物，马可·波罗在本书中将加以详细描述，这里就暂不提及了。
大汗派遣波罗兄弟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
波罗兄弟觐见忽必烈大汗时，受到了大汗谦恭亲切的接待——这是他的本性。同时因为波罗兄弟是第一批来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大汗特地大设筵席，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大汗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殷勤询问西方各国、罗马的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的君主王公等的情况。大汗希望了解这些皇帝和君主在国内的权威、领土的广袤、司法和军事的状况，尤其是教皇的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本来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又十分谨慎，再加上他们精通鞑靼的语言，常常能用贴切的词句来描述，所以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大汗非常宠信他们，时常召他们进宫闲聊。
当大汗得到波罗兄弟明白清楚的回答后，心中十分高兴，在和众臣商议之后，准备派他们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并由科加达尔男爵陪同前往。
大汗告诉波罗兄弟，他派他们出访教皇的目的是请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4]的传教士来，用公开清楚的讨论，向他境内的学者证明，基督教徒所宣扬的信仰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真理上的，比其它宗教更加优秀；同时还要说明鞑靼人的神灵和其家中所供奉的木偶是一种恶魔，他们以及东方的普通百姓敬奉这些恶魔为神，实在是一种错误。还有一点，大汗十分希望波罗兄弟回来时，能从耶稣基督圣墓的长明灯中，取来一些圣油，因为他自称敬重耶稣，把他看成真神。波罗兄弟听完大汗的这些吩咐后，随即跪倒在地，表示愿尽自己的所能，执行他的命令。于是大汗令朝臣以他的名义，写一封鞑靼文的书信，呈给罗马教皇。
大汗又按他所创立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御书金牌。凡持有这面金牌的人以及他的全部扈从都会得到帝国内的地方官吏和驿站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城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提供一切必要物品。
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后，马上辞别了大汗，起程前往罗马。他们走了二十天后，同行的科加达尔男爵患重病，不能再走了，于是他们只能停留在某城中。此时波罗兄弟进退维谷，他们在与所有同行的人商议后，并征得了病人的同意，决定把科加达尔留在此地养病。因为他们持有皇帝赐予的金牌，所以沿途的地方官吏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负责，并有卫队妥为护送。不过，波罗兄弟一行虽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风霜雪雨，天寒地冻，洪水泛滥常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行程极为艰难。在到达小亚美尼亚的莱亚苏斯港时，已花去了他们三年的时间。
他们从莱亚苏斯港启程，沿海而行。在一二六九年四月到达了亚克[5]，在这里他们突然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Clement the Fourth）去世的消息，心中万分焦急。当时教皇委派的大使正好驻在亚克，于是波罗兄弟便向大使汇报了鞑靼大汗赋予他们的使命。大使劝告他们必须静候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到那时才能履行他们的任务。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忠告，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先回威尼斯老家一趟。于是他们便从亚克乘船启航，经内革罗蓬特回到了威尼斯。到家后，尼可罗·波罗才知道，自己临行时怀孕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遗下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十五岁了。这就是本书的口述者马可·波罗。
波罗兄弟再次离开威尼斯，回复大汗并携马可同行
由于教会内的种种原因，教皇的选举迟迟未有结果。波罗兄弟在威尼斯逗留了两年，天天盼望新教皇能早日选出，同时又担心大汗对于他们长期滞留欧洲而心中不快或者可能怀疑他们无意回去，于是便决定先回到亚克，再作打算。这次他们带上了少年马可·波罗同行。来到亚克后，他们征得了教皇大使的许可，前往耶路撒冷，按照大汗的吩咐，取来了少许圣墓灯中的油。他们又请求大使致信大汗，证明他们努力履行了大汗的使命，并说明基督教教会的教皇还没有选出。然后，他们就立即离开前往前面所说的莱亚苏斯海港。
然而他们动身后不久，大使就接到了意大利红衣主教会议的任命书，宣布他为新一任的教皇，名格利高里十世（Gregorg theTenth）。新教皇觉得现在自己的地位足以满足鞑靼皇帝的要求，因此急忙派人持书信前去晋谒亚美尼亚王，通报自己当选的事情，并且询问那两位取道该国向大汗朝廷进发的专使是否还在境内，如尚在境内要求他们立即回去。此时，波罗兄弟恰在该处，于是他们欣然应召返回亚克，同时亚美尼亚王也特地派遣一艘兵舰护送他们前往，还派了一名公使同去祝贺新教皇的当选。
教皇在波罗兄弟到达后，用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们，马上修书一封，并且选派了两名正在亚克传教的修道士与他们同去大汗朝廷。这两个传教士是文学家、科学家和渊博的神学家，一个是维琴察的修道士尼古拉（Nicholas），另一个是的黎波里的修道士威廉（Willian）。教皇给了这两位修道士相当的权柄，使他们以后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全权行事，任命修道士、主教、赦免或不赦免各种罪恶、代替他行事，还给他们写了任命状和介绍信。委托他们交给大汗他所要送的国书。并且又挑选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其中有几只精致的玻璃花瓶，是以他的名义送给大汗的，以表示对大汗的祝福。一切事务都完毕后，波罗兄弟一行拜别了教皇再次回到莱亚苏斯，然后登陆向亚美尼亚国前进。
他们到达亚美尼亚后，得到消息，说巴比伦的苏丹邦多克达里（Bandokdari）统率大军进攻亚美尼亚，并且已经占领了该国的大片疆土。两个修道士听说后惊恐万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于是决定不再前进，而将教皇委托给他们的书信和礼物交给波罗兄弟，自己则由当地修道院院长保护着直接回到了海滨城市。
然而波罗一家却不畏艰难险阻——波罗兄弟久已习惯了这些——穿过亚美尼亚的边界，继续前进。他们穿过几天看不见人烟的荒原，越过高耸陡峭的大山，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东北和北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时他们得到消息说，大汗正驻跸在一个宏伟富丽的大城，名叫开平府[6]。当他们抵达开平府时，全程所费的时间不下三年半，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冬季气候寒冷，前进速度非常缓慢。当波罗兄弟还遥遥在途时，大汗就已得到禀报。大汗知道他们长途跋涉，一定十分疲劳，于是特地派遣官员在相距四十日路程的地方迎接他们，并下令沿途地方官吏小心照应，使远行的旅人得到最大的方便。他们依靠这些帮助和上帝的恩宠，终于平安到达了京都。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觐见大汗
当波罗一家到达京都之后，忽必烈大汗特地召集文武大臣举行盛大的朝会欢迎他们。波罗一家走到大汗御前，跪在地上，叩头致敬。大汗立即令他们起来，详细询问了旅行的情况，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波罗兄弟用明白简要的语言，条理清楚地叙述了一切经过。大汗聚精会神，认真倾听。波罗兄弟随即呈上了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书信和礼物。大汗听完所宣读的书信后，对于两位专使的忠诚、热心和勤勉大加赞扬，并且十分虔诚地接受了圣墓中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为保存。
当大汗发现马可·波罗时，问“他是谁？”尼可罗回答说：“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大汗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并且下令将马可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大汗为了庆祝波罗一家远道归来，在朝会后又摆下了盛宴为他们接风。波罗一家在朝期间，大汗总是对他们宠信有加，甚至有时还超过了国内的众大臣。他们受到了所有朝臣的敬重。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抵达大汗的京都
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学会了鞑靼人的一切礼仪举止，并且精通四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看见他如此能干，便想在实际工作中试试他的才能，于是特地派遣他到离京都六个月路程的一个叫哈剌章[7]的地方，去处理一件重要国务[8]。马可·波罗以他的聪明、谨慎，把此事处理得十分得体。同时他又暗中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远方异国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事情的正确材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纪录下来，以便满足自己主人的好奇心。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大汗
总之，马可·波罗在供职的十七年中，表现得非常能干，所以大汗常派他到帝国各地以及藩属去执行机密任务。马可有时也为自己的私事出外旅行，不过这要征得大汗的同意和地方当局的许可。马可·波罗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或凭自己的观察，或听别人的叙述，得到了大量的为当时人所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并且不辞辛劳，清清楚楚地把它们纪录下来。这些以后各章都会反映出来。他因此获得了许多荣誉，从而引起了其他廷臣的妒忌。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向大汗请求回国
我们的威尼斯人旅居帝国多年，已经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因此很想衣锦回乡。不过因为大汗对他们的恩宠甚隆，因此这种回乡之情只能藏在心中，不便表露出来。但是大汗年事已高，如果他们不在他去世之前回去，也许就得不到沿途的供应，无法帮助他们克服长途跋涉中所遇的无数困难，平安返回家乡。因此，只有在大汗生前，凭借他的恩惠，才有希望实现他们回乡的愿望。一想到这些，他们的回国之心便更加急切。
有一次，尼可罗·波罗乘大汗特别高兴之际，跪在地上恳求为他自己及全家人的原因，恩准他们回国。但大汗不但丝毫没有应允的意思，似乎还有些伤感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危险，作可能丧失生命的长途旅行。大汗说，如果他们是求利，他可以加倍的赏赐他们，并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给他们应有的荣华富贵，但就他对他们的宠信程度来讲，绝不允许他们回国。
正当这个时候，波斯的君主阿鲁浑（Argon）的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了。她在临终前要求——并且留下了书面遗言——非住在契丹国[9]大汗境内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继承自己的后位，不能受到君王的眷宠。阿鲁浑为履行这个庄重的请求，特派遣三个精明强干的男爵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大汗王廷，请求大汗从亡后的亲属中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他的关照下，选出了一位极美丽极有才学的十七岁的姑娘，叫阔阔真（Kogatin）。当三位专使看见这位姑娘后，都赞不绝口并决定立即回国复命。一切起程的准备工作完毕后，大汗为表示对阿鲁浑未来王后的敬重，特地挑选了大批的扈从随行侍卫，并举行盛大的朝会欢送阔阔真一行。使团走了八个月后，因为鞑靼诸王之间爆发了战争，阻塞了归程，使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他们迫不得已只好返回大汗的朝廷，向大汗叙述路途障碍，不能前进的原因。
波罗一行三人和他们的商队
当他们回到京都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好带着几艘船从东印度[10]某地回来。马可·波罗向大汗禀报了他所访问的各国的风俗习惯和自己航海的情况，他说在那些海中航行，十分安全。最后这句话传入了三位男爵的耳中，他们离家已经三年了，很想回去。于是他们便和具有同样愿望的威尼斯商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三位男爵陪阔阔真公主同去觐见大汗，向大汗说明由海路回国是如何方便而安全，同时根据刚从那些海航行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体验，海行比陆行费用少，而且时间短。
大汗如要接受他们海行的建议，就得让三个老于航海的欧洲人同去，直达阿鲁浑国。因此，大汗听完后，脸上露出极不欢悦的神情，因为他实在不愿让三个威尼斯人离他而去。但是他觉得若不允许，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如果不是对这件事特别重视又加上时间紧迫的话，是决不会应允三个威尼斯人离开而不再为他服务的。
于是他召见波罗一家，以慈详诚恳的态度对他们的离别表示十分婉惜，并要求他们在和自己的家眷团聚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再回来。因为大汗心中有了这种打算，于是下令替波罗一家铸了两块金牌，上面刻着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内，无论何处，他们都有自由和安全行动的权利，地方官吏对于他们及其随行人员，必须给予必要的供给。他又赐予他们专使的权力，让他们问候教皇、法兰西王、西班牙王和其他基督教的王公。
波罗兄弟和马可辞别大汗回国
同时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根桅杆，能扬九帆，船的构造及设计另有详细的描写，此处暂不提及。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护送王后的三男爵及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都乘坐在这几艘船上。他们辞别大汗时，大汗赐给他们许多红宝石和其它价值不菲的美丽珠宝。大汗又命所有船舶必须准备两年的粮食。
他们航行三个月之后，到达南方的爪哇岛，看见各种值得注意的趣闻，本书以后将加以描写。离开爪哇岛后，他们沿印度洋航行了十八个月，才到达阿鲁浑的王国，在这段航程中，马可·波罗又有机会观察了许多事物，本书以后也同样要提到。这里要说的是，从他们启程到完成航行的这段日子里，大约有六百多名船员和乘客死去，三位男爵中也只有火者幸存下来，但是所有贵妇和女侍中只死了一人。
他们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王已去世多时了。现在由他的弟弟凯嘉图（Kiacatu）继位，王国的一切权力均由他掌握。波罗一家特地向新王请示，怎样安排此次护送来的新娘。凯嘉图答复道，应该将新娘配给先王的儿子合赞（Kasan）。合赞此时正驻扎在波斯边界一个叫亚博塞科的地方，为的是守护某些交通要道，防止仇敌的入侵，那里约有驻军六万人。
波罗一家奉命将新娘送到了合赞处，然后又回到了凯嘉图的朝廷，因为他们以后要走的道路正在这个方向。他们在此休息了九个月。当离开时，凯嘉图赐给了他们四面金牌，金牌长十八英寸，宽五英寸，重约三四个金马克，上面的铭文首先祈求上天眷佑大汗，使他的英名得以长期为人们敬仰，又宣布凡违抗本命令的人要处以死刑，并没收家产。
古代中国的船
铭文上又特别载明，在他的疆域内，三位专使所到之处，地方官吏必须小心款待，支付一切费用，必要时派遣军队护送。因此波罗一家所过之处，官吏完全照办，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有二百多骑兵的护卫。因为凯嘉图政府有孚众望，人民善于欺诈，甚至作奸犯科，所以这种保护措施实不可少。当然若在贤达开明的君王统治下，人民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波罗一家在归途中得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重游故地的一切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们沿预定的归程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特勒比遵德城[11]，然后再转向君士坦丁堡经内革罗蓬特，最后平安回到了健康与财富的安乐乡——威尼斯，时间是一二九五年。
此时，波罗一家，特别感谢上帝保佑他们经过无数困难，安然返回，并感谢上帝将他们从如此的疲惫中拯救出来。以上的叙述可作为一章小引，主要是让读者对于马可·波罗在东方各地寄居多年所获得观察各种事物的机会有一种认识。
众所周知，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异教徒、萨拉森人[2]、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没有人看见过或观察过马可·波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伟大的事情。他把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都深藏在心中，一直没有向别人吐露。但是为了让那些不能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都能分享他的快乐，马可·波罗决定在本书中将此披露出来。这是一二九八年，马可·波罗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亲自叙述，而由狱中同伴比萨人鲁斯梯谦先生纪录下来的，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他的游记
波罗兄弟离开君士坦丁堡[3]周游世界
读者应当知道，当鲍尔文二世（BaldwinⅡ）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时候，威尼斯共和政府总理的一个代表曾居住在此。前面所说的马可的父亲尼可罗·波罗和叔父马飞阿·波罗都是体面的上层人物，他们在一二六○年乘着一艘装满各种商品的自备商船平安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对于是否继续前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商讨后，他们决定驶向黑海的彼岸，因为如此前进，一定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使他们的商业资本不断增值。他们怀着这个目的，购买了许多稀奇珍贵的珠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航行到达一个叫索尔得亚的港口；然后登陆向东，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鞑靼人西方强大的君王别儿哥汗的王朝。这位君王住在波尔加拉和撒莱这两座城市，是鞑靼人中最民主最文明的君王之一。别儿哥汗对波罗兄弟的到来，表示十分欢喜，以特别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波罗兄弟为报答他的盛情，特将自己携带的珠宝呈献在别儿哥汗的面前。当他们发觉这位君王十分喜爱这些珠宝时，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奉上。君王看见波罗兄弟如此慷慨大方，又惊又喜，但他却不愿无故接受他们如此慷慨的馈赠，不但对所有的珠宝都加倍偿还，而且还回赐了许多珍贵的礼物。
波罗兄弟在这个地方住了有一年之久，很想返回故乡。但这时别儿哥汗和另一位统治东方的鞑靼君王旭烈兀汗之间突然爆发了战争，因此阻碍了他们的回程。双方军队经过激烈的大战后，旭烈兀汗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使旅行更加困难重重，波罗兄弟已经不能从原路返回君士坦丁堡了。这时有人建议他们沿着别儿哥汗王国领土的边境，向东走一条不常走的路，然后再绕道向西。目前这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唯一通道。于是他们向西方鞑靼王国内一个叫奥卡卡的城市出发。在此处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渡过底格里斯河——伊甸乐园四大河流之一——来到一个荒原。这个荒原有十七天的路程，里面既没有城市、寨堡、也没有坚实的建筑物，只有住在荒原天幕下的鞑靼人和他们的畜群。波罗兄弟越过这个荒原后，终于到达了一座建筑坚固的城市——布哈拉。该城所在的省也叫布哈拉。这座城市在波斯境内，是波斯王国中最宏伟的城市，受一个叫八剌的君王统治。他们因为无法再向前走，所以只得在这座城市逗留了三年之久。
当波罗兄弟寄居布哈拉时，有一位名望卓著、才能优越的人突然出现在此。他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旭烈兀汗派去觐见忽必烈大汗——所有鞑靼人的主人——的使臣。大汗的京都位于亚洲的东端，是亚洲最边缘的地区。这个使臣以前从没有机会——虽然有这样的愿望——看见过任何意大利人，这次能有机会与波罗兄弟相识并且亲切交谈——因为波罗兄弟已经颇为纯熟的掌握了鞑靼的语言——十分高兴。经过几天的交往，使臣觉得波罗兄弟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就提议他们随自己一同去晋谒大汗。大汗从前也同样没有见过任何意大利人，所以此次波罗兄弟去的话，他一定非常欢喜。同时使臣保证，他们到达京城后一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波罗兄弟觉得此时回国，路上一定十分危险，不如接受使臣的提议，祈求上帝保佑自己一路好运。于是他们便跟随使臣共同前行，并且将从威尼斯跟来的几个基督徒仆人也带上了。
他们一行人最初向着东北和北之间的方向前进，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到达京都，因为在路上他们常常遇上大雪和洪水阻碍行程，必须等到雪融水退后，才能继续前进。他们在途中看见许多值得惊叹的事物，马可·波罗在本书中将加以详细描述，这里就暂不提及了。
大汗派遣波罗兄弟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
波罗兄弟觐见忽必烈大汗时，受到了大汗谦恭亲切的接待——这是他的本性。同时因为波罗兄弟是第一批来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大汗特地大设筵席，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大汗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殷勤询问西方各国、罗马的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的君主王公等的情况。大汗希望了解这些皇帝和君主在国内的权威、领土的广袤、司法和军事的状况，尤其是教皇的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本来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又十分谨慎，再加上他们精通鞑靼的语言，常常能用贴切的词句来描述，所以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大汗非常宠信他们，时常召他们进宫闲聊。
当大汗得到波罗兄弟明白清楚的回答后，心中十分高兴，在和众臣商议之后，准备派他们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并由科加达尔男爵陪同前往。
大汗告诉波罗兄弟，他派他们出访教皇的目的是请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4]的传教士来，用公开清楚的讨论，向他境内的学者证明，基督教徒所宣扬的信仰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真理上的，比其它宗教更加优秀；同时还要说明鞑靼人的神灵和其家中所供奉的木偶是一种恶魔，他们以及东方的普通百姓敬奉这些恶魔为神，实在是一种错误。还有一点，大汗十分希望波罗兄弟回来时，能从耶稣基督圣墓的长明灯中，取来一些圣油，因为他自称敬重耶稣，把他看成真神。波罗兄弟听完大汗的这些吩咐后，随即跪倒在地，表示愿尽自己的所能，执行他的命令。于是大汗令朝臣以他的名义，写一封鞑靼文的书信，呈给罗马教皇。
大汗又按他所创立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御书金牌。凡持有这面金牌的人以及他的全部扈从都会得到帝国内的地方官吏和驿站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城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提供一切必要物品。
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后，马上辞别了大汗，起程前往罗马。他们走了二十天后，同行的科加达尔男爵患重病，不能再走了，于是他们只能停留在某城中。此时波罗兄弟进退维谷，他们在与所有同行的人商议后，并征得了病人的同意，决定把科加达尔留在此地养病。因为他们持有皇帝赐予的金牌，所以沿途的地方官吏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负责，并有卫队妥为护送。不过，波罗兄弟一行虽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风霜雪雨，天寒地冻，洪水泛滥常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行程极为艰难。在到达小亚美尼亚的莱亚苏斯港时，已花去了他们三年的时间。
他们从莱亚苏斯港启程，沿海而行。在一二六九年四月到达了亚克[5]，在这里他们突然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Clement the Fourth）去世的消息，心中万分焦急。当时教皇委派的大使正好驻在亚克，于是波罗兄弟便向大使汇报了鞑靼大汗赋予他们的使命。大使劝告他们必须静候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到那时才能履行他们的任务。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忠告，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先回威尼斯老家一趟。于是他们便从亚克乘船启航，经内革罗蓬特回到了威尼斯。到家后，尼可罗·波罗才知道，自己临行时怀孕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遗下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十五岁了。这就是本书的口述者马可·波罗。
波罗兄弟再次离开威尼斯，回复大汗并携马可同行
由于教会内的种种原因，教皇的选举迟迟未有结果。波罗兄弟在威尼斯逗留了两年，天天盼望新教皇能早日选出，同时又担心大汗对于他们长期滞留欧洲而心中不快或者可能怀疑他们无意回去，于是便决定先回到亚克，再作打算。这次他们带上了少年马可·波罗同行。来到亚克后，他们征得了教皇大使的许可，前往耶路撒冷，按照大汗的吩咐，取来了少许圣墓灯中的油。他们又请求大使致信大汗，证明他们努力履行了大汗的使命，并说明基督教教会的教皇还没有选出。然后，他们就立即离开前往前面所说的莱亚苏斯海港。
然而他们动身后不久，大使就接到了意大利红衣主教会议的任命书，宣布他为新一任的教皇，名格利高里十世（Gregorg theTenth）。新教皇觉得现在自己的地位足以满足鞑靼皇帝的要求，因此急忙派人持书信前去晋谒亚美尼亚王，通报自己当选的事情，并且询问那两位取道该国向大汗朝廷进发的专使是否还在境内，如尚在境内要求他们立即回去。此时，波罗兄弟恰在该处，于是他们欣然应召返回亚克，同时亚美尼亚王也特地派遣一艘兵舰护送他们前往，还派了一名公使同去祝贺新教皇的当选。
教皇在波罗兄弟到达后，用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们，马上修书一封，并且选派了两名正在亚克传教的修道士与他们同去大汗朝廷。这两个传教士是文学家、科学家和渊博的神学家，一个是维琴察的修道士尼古拉（Nicholas），另一个是的黎波里的修道士威廉（Willian）。教皇给了这两位修道士相当的权柄，使他们以后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全权行事，任命修道士、主教、赦免或不赦免各种罪恶、代替他行事，还给他们写了任命状和介绍信。委托他们交给大汗他所要送的国书。并且又挑选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其中有几只精致的玻璃花瓶，是以他的名义送给大汗的，以表示对大汗的祝福。一切事务都完毕后，波罗兄弟一行拜别了教皇再次回到莱亚苏斯，然后登陆向亚美尼亚国前进。
他们到达亚美尼亚后，得到消息，说巴比伦的苏丹邦多克达里（Bandokdari）统率大军进攻亚美尼亚，并且已经占领了该国的大片疆土。两个修道士听说后惊恐万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于是决定不再前进，而将教皇委托给他们的书信和礼物交给波罗兄弟，自己则由当地修道院院长保护着直接回到了海滨城市。
然而波罗一家却不畏艰难险阻——波罗兄弟久已习惯了这些——穿过亚美尼亚的边界，继续前进。他们穿过几天看不见人烟的荒原，越过高耸陡峭的大山，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东北和北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时他们得到消息说，大汗正驻跸在一个宏伟富丽的大城，名叫开平府[6]。当他们抵达开平府时，全程所费的时间不下三年半，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冬季气候寒冷，前进速度非常缓慢。当波罗兄弟还遥遥在途时，大汗就已得到禀报。大汗知道他们长途跋涉，一定十分疲劳，于是特地派遣官员在相距四十日路程的地方迎接他们，并下令沿途地方官吏小心照应，使远行的旅人得到最大的方便。他们依靠这些帮助和上帝的恩宠，终于平安到达了京都。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觐见大汗
当波罗一家到达京都之后，忽必烈大汗特地召集文武大臣举行盛大的朝会欢迎他们。波罗一家走到大汗御前，跪在地上，叩头致敬。大汗立即令他们起来，详细询问了旅行的情况，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波罗兄弟用明白简要的语言，条理清楚地叙述了一切经过。大汗聚精会神，认真倾听。波罗兄弟随即呈上了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书信和礼物。大汗听完所宣读的书信后，对于两位专使的忠诚、热心和勤勉大加赞扬，并且十分虔诚地接受了圣墓中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为保存。
当大汗发现马可·波罗时，问“他是谁？”尼可罗回答说：“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大汗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并且下令将马可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大汗为了庆祝波罗一家远道归来，在朝会后又摆下了盛宴为他们接风。波罗一家在朝期间，大汗总是对他们宠信有加，甚至有时还超过了国内的众大臣。他们受到了所有朝臣的敬重。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抵达大汗的京都
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学会了鞑靼人的一切礼仪举止，并且精通四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看见他如此能干，便想在实际工作中试试他的才能，于是特地派遣他到离京都六个月路程的一个叫哈剌章[7]的地方，去处理一件重要国务[8]。马可·波罗以他的聪明、谨慎，把此事处理得十分得体。同时他又暗中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远方异国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事情的正确材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纪录下来，以便满足自己主人的好奇心。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大汗
总之，马可·波罗在供职的十七年中，表现得非常能干，所以大汗常派他到帝国各地以及藩属去执行机密任务。马可有时也为自己的私事出外旅行，不过这要征得大汗的同意和地方当局的许可。马可·波罗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或凭自己的观察，或听别人的叙述，得到了大量的为当时人所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并且不辞辛劳，清清楚楚地把它们纪录下来。这些以后各章都会反映出来。他因此获得了许多荣誉，从而引起了其他廷臣的妒忌。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向大汗请求回国
我们的威尼斯人旅居帝国多年，已经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因此很想衣锦回乡。不过因为大汗对他们的恩宠甚隆，因此这种回乡之情只能藏在心中，不便表露出来。但是大汗年事已高，如果他们不在他去世之前回去，也许就得不到沿途的供应，无法帮助他们克服长途跋涉中所遇的无数困难，平安返回家乡。因此，只有在大汗生前，凭借他的恩惠，才有希望实现他们回乡的愿望。一想到这些，他们的回国之心便更加急切。
有一次，尼可罗·波罗乘大汗特别高兴之际，跪在地上恳求为他自己及全家人的原因，恩准他们回国。但大汗不但丝毫没有应允的意思，似乎还有些伤感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危险，作可能丧失生命的长途旅行。大汗说，如果他们是求利，他可以加倍的赏赐他们，并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给他们应有的荣华富贵，但就他对他们的宠信程度来讲，绝不允许他们回国。
正当这个时候，波斯的君主阿鲁浑（Argon）的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了。她在临终前要求——并且留下了书面遗言——非住在契丹国[9]大汗境内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继承自己的后位，不能受到君王的眷宠。阿鲁浑为履行这个庄重的请求，特派遣三个精明强干的男爵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大汗王廷，请求大汗从亡后的亲属中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他的关照下，选出了一位极美丽极有才学的十七岁的姑娘，叫阔阔真（Kogatin）。当三位专使看见这位姑娘后，都赞不绝口并决定立即回国复命。一切起程的准备工作完毕后，大汗为表示对阿鲁浑未来王后的敬重，特地挑选了大批的扈从随行侍卫，并举行盛大的朝会欢送阔阔真一行。使团走了八个月后，因为鞑靼诸王之间爆发了战争，阻塞了归程，使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他们迫不得已只好返回大汗的朝廷，向大汗叙述路途障碍，不能前进的原因。
波罗一行三人和他们的商队
当他们回到京都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好带着几艘船从东印度[10]某地回来。马可·波罗向大汗禀报了他所访问的各国的风俗习惯和自己航海的情况，他说在那些海中航行，十分安全。最后这句话传入了三位男爵的耳中，他们离家已经三年了，很想回去。于是他们便和具有同样愿望的威尼斯商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三位男爵陪阔阔真公主同去觐见大汗，向大汗说明由海路回国是如何方便而安全，同时根据刚从那些海航行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体验，海行比陆行费用少，而且时间短。
大汗如要接受他们海行的建议，就得让三个老于航海的欧洲人同去，直达阿鲁浑国。因此，大汗听完后，脸上露出极不欢悦的神情，因为他实在不愿让三个威尼斯人离他而去。但是他觉得若不允许，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如果不是对这件事特别重视又加上时间紧迫的话，是决不会应允三个威尼斯人离开而不再为他服务的。
于是他召见波罗一家，以慈详诚恳的态度对他们的离别表示十分婉惜，并要求他们在和自己的家眷团聚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再回来。因为大汗心中有了这种打算，于是下令替波罗一家铸了两块金牌，上面刻着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内，无论何处，他们都有自由和安全行动的权利，地方官吏对于他们及其随行人员，必须给予必要的供给。他又赐予他们专使的权力，让他们问候教皇、法兰西王、西班牙王和其他基督教的王公。
波罗兄弟和马可辞别大汗回国
同时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根桅杆，能扬九帆，船的构造及设计另有详细的描写，此处暂不提及。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护送王后的三男爵及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都乘坐在这几艘船上。他们辞别大汗时，大汗赐给他们许多红宝石和其它价值不菲的美丽珠宝。大汗又命所有船舶必须准备两年的粮食。
他们航行三个月之后，到达南方的爪哇岛，看见各种值得注意的趣闻，本书以后将加以描写。离开爪哇岛后，他们沿印度洋航行了十八个月，才到达阿鲁浑的王国，在这段航程中，马可·波罗又有机会观察了许多事物，本书以后也同样要提到。这里要说的是，从他们启程到完成航行的这段日子里，大约有六百多名船员和乘客死去，三位男爵中也只有火者幸存下来，但是所有贵妇和女侍中只死了一人。
他们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王已去世多时了。现在由他的弟弟凯嘉图（Kiacatu）继位，王国的一切权力均由他掌握。波罗一家特地向新王请示，怎样安排此次护送来的新娘。凯嘉图答复道，应该将新娘配给先王的儿子合赞（Kasan）。合赞此时正驻扎在波斯边界一个叫亚博塞科的地方，为的是守护某些交通要道，防止仇敌的入侵，那里约有驻军六万人。
波罗一家奉命将新娘送到了合赞处，然后又回到了凯嘉图的朝廷，因为他们以后要走的道路正在这个方向。他们在此休息了九个月。当离开时，凯嘉图赐给了他们四面金牌，金牌长十八英寸，宽五英寸，重约三四个金马克，上面的铭文首先祈求上天眷佑大汗，使他的英名得以长期为人们敬仰，又宣布凡违抗本命令的人要处以死刑，并没收家产。
古代中国的船
铭文上又特别载明，在他的疆域内，三位专使所到之处，地方官吏必须小心款待，支付一切费用，必要时派遣军队护送。因此波罗一家所过之处，官吏完全照办，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有二百多骑兵的护卫。因为凯嘉图政府有孚众望，人民善于欺诈，甚至作奸犯科，所以这种保护措施实不可少。当然若在贤达开明的君王统治下，人民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波罗一家在归途中得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重游故地的一切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们沿预定的归程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特勒比遵德城[11]，然后再转向君士坦丁堡经内革罗蓬特，最后平安回到了健康与财富的安乐乡——威尼斯，时间是一二九五年。
此时，波罗一家，特别感谢上帝保佑他们经过无数困难，安然返回，并感谢上帝将他们从如此的疲惫中拯救出来。以上的叙述可作为一章小引，主要是让读者对于马可·波罗在东方各地寄居多年所获得观察各种事物的机会有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