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化生活>>专栏>> 文化思考>>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著者于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受当时文化论战的影响,开始对东西文化作比较研究。1920年秋,他在北大就此问题作连续性讲演,并于10月起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1921年8月,又就此题于济南作四十天讲演,同时印发记录稿。此后,著者于两次记录基础上编撰成书,于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自1922年1月起,本书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商务印书馆共印行八版;初版为大字本,二版始改为小字本,并删去原附著者告白。1989年,本书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加入本书原附著者告白及晚年跋记,删去以前各版所附《时论汇编》。现根据《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对《全集》文本中的讹夺之处加以校正。
第三版自序
  我很感谢我这本讲演录发表后,得承许多位师友和未及识面的朋友给我以批评诲示。但惜我很少--自然不是绝没有--能从这许多批评诲示里,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我对大家的批评诲示自始至终一概没有作答;这一半是为大家的批评诲示好像没有能引起我作答的兴味。不过我将来会当做一次总答的。
  我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但我自己则既有许多悔悟。在这许多悔悟中,此时只能提出两个重要地方;在这两个地方也只能消极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积极的提出新见解。现在我分叙如后。
  头一个重要的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讲孔家哲学所说"中庸"是走双的路之一段。这一段的大意的补订上文,阐明孔家走一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路还未是,而实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拣择的路;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从过与不及里拣择着走。这样便是我所谓双的路;原文表示双的路云:
  (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
  (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我从这个见解所以随后批评宋学明学,就说:
  宋学虽未参取佛老,却亦不甚得孔家之旨;据我所见,其失似在忽于照看外边而专从事于内里生活;而其从事内里生活又取途穷理于外,于是乃更失矣。……及明代而阳阴先生兴,始祛穷理于外之弊而归本直觉--他叫良知;然犹忽于照看外边,所谓格物者实属于照看外边一面,如阳明所说虽救朱子之失,自己亦未为得。
  所有前后这许多话我现在都愿意取消。但我尚不能知这些话果有是处,抑全无是处。当初我说这些话时,原自犹疑未有决断,到现在我还是犹疑未有决断;不过当初疑其或是,现在疑其或非罢了。从前疑其或是,现在疑其或非,这自有所悟有所悔;而我兹所痛切悔悟的实在当时不应该以未能自信的话来发表;或者发表,也要作疑词,不应该作决定语。以决定语来发表未能自信的见解,这全出于强撑门面之意,欺弄不学的人。孔学是个"恳切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自悔悟的。所以我头一桩先声明取消这一段话或取消这一段话之决定语气。
  又附此声明的,所谓双的路一层意思我暂不能定其是非,但在本书叙释双的路后,所说:"像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反,都是所谓贤者过之;而不肖者的纵欲不返,也都是一任直觉的。所以必不可只走前一路,致因性之所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独''毋自欺'为之先为之本,即是走第二路;《中庸》上说过慎独才说到中和者此也。……"今则知其全是错的。墨家的兼爱,不肖者的纵欲都不是一任直觉。我当时所怀抱"格物"的解释,也同许多前人一样,以自己预有的一点意思装入"格物"一名词之下,不是解释格物。"慎独"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并未晓得,所说自无是处;现在可以略晓得,今年在山东讲演"孔家旨趣"曾经讲到。至于格物则至今不能得其的解;我宁阙疑,不愿随便讲。
  第二个重要的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末尾,说"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之一段。这一段的意思我虽至今没有改动,但这一段的话不曾说妥当。则我在当时已一再声明:"这话乍看似很不通……但我为表我的意思不得不说这种拙笨不通的话;……""读者幸善会其意,而无以词害意。"不料我一再声明的仍未得大家的留意,而由这一段不妥当的说话竟致许多人也跟着把"直觉 ""理智"一些名词滥用误用,贻误非浅;这是我书出版后,自己最歉疚难安的事。现在更郑重声明,所有这一段话我今愿意一概取消,请大家不要引用他或讨论他。
  再本书第一次印于山东,第二次印于北京,第三次第四次均印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今为第五次印,而称为三版者,盖单就商务印书馆之版而说。
  民国十一年十月漱溟记
第八版自序
  我这书于民国十年秋间出版后,不久便有几处颇知自悔。所以于十一年付三版时曾为自序一篇特致声明。其后所悔更多,不只是于某处某处晓得有错误,而是觉悟得根本有一种不对。于是在十五年春间即函请商务印书馆停版不印。所以近两三年来外间久已觅不到此书了。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的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十二年以后始于此有悟,知非批评现在的心理学,而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积渐有悟,乃一面将这书停版,一面拟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欲待《人心与人生》出版再将这书复版。因为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误,要改订直无从下手,只能两书同时出版,以后作救正前作。
  其他一点根本不对的,所谓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其觉悟更早于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序文所云"……我当时所怀抱'格物'的解释亦同许多前人一样,以自己预有的一点意思装入'格物'一名词之下……"便是。大凡一种为人崇奉的古书,类如宗教中的经典或有其同等权威者,其注解训释都是歧异纷乱不过。不惟是种种不同,直是互相违反,茫无凭准。这一面由古人不可复起,古时社会一切事实背景不复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语所指,均不易确定;或且中经作伪篡乱,错简讹夺,一切文字上待考证校订处,益滋纷淆;而一面由后人各就己意发挥,漫无方法准则,有意地或无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仿佛听说有人考过《大学》格物的解释古今有几百种不同。试问若此,我们将何从置信?所以除史实上文字上实亟作考证校理功夫外,最要紧的便是大 家相戒莫再随意讲,而试着谋一个讲解的方法以为准则。庶几不致于无从置信的几百种说外又添多一种;而糊涂有清明之望。我深自觉在这本书中所为儒家的讲说没有方法,实无以别无前人。因有《孔学绎旨》之作,期望着有点新的成功;曾于十二年至十三年间为北大哲学系讲过一个大概。所有这书中讲的不妥处亦是预备以新作来救正。
  却不谓十五年以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两种新作到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结成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却将次写定出版。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主眼,而所谓中西之不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因此,这本书现在有复版的必要。我尝于自己所见甚的,不免自赞自许的时候,有两名话说:"百世以俟,不易吾言。"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无谓。不过《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叙明年来悔悟改作之意,俾读者知所注意而有别择;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内容新义,未获在这里向读者请教。实是有歉于衷!
  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漱溟于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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