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付印，在民国二十四年之冬。未两载，中日战事起，余自北平避难南下，遵海绕道香港，北至长沙，移住南岳。又经衡阳入广西，经桂林、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借道越南，去昆明，辗转蒙自、宜良。又离滇经港，变姓名，省亲苏、沪，闭门奉养一岁。又脱身自香港航空飞重庆，卜居成都，先后及六年。并以其间至乐山，至贵州遵义。战事平息，重返肃、沪，又去昆明。归居无锡太湖之滨。不及三年，重辟战乱，只身来香港。先后讫今，计二十有一载矣。奔窜流亡，饥饿穷窘，而此书每携行箧中。偶有所覩记，可以补订原书缺失者，辄以绳头细字，写列书眉。积久得两百五十条左右。约计首卷得五十条，二卷八十条，三卷七十五条，四卷四十五条。起篇幅较大者，为补入《苏代苏厉考》一篇，又补《晏婴卒年考》，《项橐考》，《鸱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南郭子綦考》凡四篇。改定《越徙瑯琊考》一篇。其他皆零文短札，散入各篇。计有增订改动着，卷一有考辨三，四，五，七，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〇，二一，二七，二八，二九，三〇，共十六篇。卷二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五〇，五三，五四，五八，五九，六〇，六二，六三，六六，六七，六九，七二，共二十五篇。卷三有七三，八〇，八二，八三，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二，九四，九五，九六，九九，一〇三，一〇五，一〇八，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亦共二十五篇。卷四有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一四〇，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三，共十八篇。《考辨》四卷凡一百六十三篇，而增损所及，计共八十四篇，，已逾其半。然计其字数，则仅三万余言，占原书分量十之一。而与原书结论大体，则殊无改变，盖仅止于添列例证，补增细节而已。
自来香港，获交英国友人林仰山教授。日军陷大陆，彼适侨寓山东，任教齐鲁大学，入集中营，披颂是书不辍。在港，主持港大东方文化研究院。谈次，知余积年有增订稿。而此书在大陆已绝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资为铸新版。二十年来丛碎所得，遂获汇入原书，勒为定本。爰述缘起，兼志谢意，并备详增订篇目，以告读者。书末并增附本书引用书目索引一种，便寻检焉。
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钱穆识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自来香港，获交英国友人林仰山教授。日军陷大陆，彼适侨寓山东，任教齐鲁大学，入集中营，披颂是书不辍。在港，主持港大东方文化研究院。谈次，知余积年有增订稿。而此书在大陆已绝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资为铸新版。二十年来丛碎所得，遂获汇入原书，勒为定本。爰述缘起，兼志谢意，并备详增订篇目，以告读者。书末并增附本书引用书目索引一种，便寻检焉。
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钱穆识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于示人也。藏之箧笥者又有年，虽时有增订，而见闻之陋，亦无以大胜乎其前。兹当刊布，因加序说，粗见凡例。
盖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著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 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网，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缪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此史公自著其为《六国表》之所本也。《秦记》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时《秦记》载诸侯事当尤忽。今《六国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脱不具者以此。幸其时诸侯史记，犹得有遗留后世者，厥为魏冢《纪年》。晋太康时，汲县人发古冢，得竹书七十五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自杜预诸儒，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然今世所行，复非原书之真。而唐司马贞为《史记索隐》，时采其文以著异同，可资比准。惟贞自谓“《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又曰：“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因亦未能悉心参校，以救《史记》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纪年》者亦有故。一则魏冢原书，久逸于两宋之际。今本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舛误缺略，面目全非。学者不深辨，遂谓汲冢《纪年》不可信，一也。再则其书言三代事，多与相传儒家旧说违异。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之类。儒者斥其荒诞，遂不依引，二也。又谓其书记春秋时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因遂忽视，三也。夫《纪年》乃战国魏史，其于春秋前事，容采他书以成。至言战国事，则端可信据。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事之例乎？至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则战国杂说，其与儒家异者多矣，《纪年》亦本当时传说书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断，要足为考古者备一说，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来三百年，学者治其书，不下十数家。至于最近，海宁王国维本嘉定朱右曾书，为《古本辑校》，又为《今本疏证》，然后《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而犹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终亦未为大显于世也。
《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弑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祇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鬼谷》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湣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湣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湣年世，争不能決。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当移后，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二也。《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错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已逾百岁。今依《纪年》，则文侯元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无可疑。而李克、吴起之徒，其年辈行事，皆可确指。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三也。《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本此论《纪年》不可信。然细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据《纪年》则《史记》之说皆可通。专据《史记》，则自相乖违，不得其解。此《纪年》胜《史记》，明证四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秦亦称王，宋亦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为战国中局一大变。《史记》于此，年事多误，未能条贯。今据《纪年》，证以先秦他书，为之发明，而当时情实，犹可推见。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五也。其他不胜缕举。要之《纪年》乃魏史，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自当远胜《史记 六国表》。徒以存十一于千百，不明不备，不为学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余粗为比论，而积古疑晦，颇资发蒙，则其书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记》之误不一端，而有可以类比件附，以例说之者。如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实梁惠王称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实魏文称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称王之元年。齐威王卒年，实齐威称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两谥，《史记》误分为襄王、哀王。赵烈侯又谥武侯，《史》亦分为两侯。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史公不知，遂误以庄峤为春秋时庄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误以为即魏文之十七年。齐宣王五年，与驺忌、田忌谋救韩伐燕，《史》误以为齐桓公五年。逢泽之会，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误以为周显王之二十七年。齐、魏战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误以为乃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误以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梁惠王会诸侯于逢泽，《史》误以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误以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如魏文灭中山，《史》称在文侯十七年，实误。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则不误。齐、魏相王于徐州，《史》以为齐宣王、梁襄王，皆误。而系之周显王二十五年丁亥，实不误。又如齐封田婴于薛，应在威王时，《史表》在湣王三年，误。而系之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较《纪年》仅后一年，亦不为误。此由史公自据《秦纪》，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东方诸侯世次，则略而未能尽明，此误其年未误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如《楚世家》简王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均不合。且既称韩武子、赵桓子，其非称侯，显矣。即其自语亦不合。今据《纪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岁实魏文始侯之年，则《楚世家》此语虽误，而实有其不误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邱，而《年表》是时，楚悼王已死三年。吴起与楚悼王同死，岂能重为魏将？据《纪年》魏武年代移前，则魏武九年，吴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语固非误。此由史公博采传记，未加考定，虽有错互，而转得证成史实之真。其误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特以前年灭中山，有子击下车避田子方事，遂连类书其事于此。《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为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特以兰陵鲁地，是年楚取鲁，故姑推以为说。本无确据，而后人轻信，转滋惑误，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及孟釐子卒，《史》遂误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战国杂说有湻于髠说齐威王以隐，威王感悟，国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谓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实威王前后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飞不鸣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据，而轻率致误之例，八也。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记》移文侯之年于后，遂谓文侯乃桓子孙，然亦不能说桓子子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为太子击生。史公既误移魏文灭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击不应转生在后，率改子击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时不得称太子。又《田齐世家》齐桓公五年听邹忌、田臣思谋，起兵击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齐宣王事，史公既误以伐燕归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于桓公。遂至邹忌、田忌皆已预列桓公之朝，史公亦无以自解。此皆勉强弥缝，而不能自掩其误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如上举《楚世家》简王八年三晋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定在楚声王五年者不同。《秦纪》与《秦始皇本纪》列秦诸君年数不同之类，皆史公各据异本，自造矛盾之误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误，由后人率改妄窜以致误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往返卫、宋、陈、蔡各节，及《鲁世家》《六国表》载鲁哀公以下诸君年数，牴牾显见，尤难理说。此必后人窜易致误之例，又一也。复有《史》本非误，由后人误读妄说以致误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经注》因谓孔子十七适周之类，是也。斯二者，与前举十例误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误，必有其所以误。寻其所以误者，而后其为误之证益显。而其所以误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举数端，不能尽备。读吾书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仅于《史记》之多误也。今所资以相比勘而知《史记》之误者，有《索隐》诸家所引《纪年》，而诸家之文正亦多误。读《史》者爱其文，往往忽其事。《史》虽多误而莫辨。注文朴率，尤懒循省。遂有传钞失真而致误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八年，十八实六字之讹，此以形近而误也。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五年，脱一四字，此以脱落而误也。《秦本纪集解》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纪年》终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乌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赵世家》徐广所引，知系四年之误。《苏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今考《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岂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齐闵王？校以《水经 汶水注》，则无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误也。《周本纪集解》：“裴骃案，《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鲁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无鲁公伯禽年。《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鲁，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摄政七年，武王克商后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下二百一十六年，统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为五十七，以颠倒而误也。（如此，则《纪年》与《鲁世家》年数本符。今《伪纪年》云：“武王灭殷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说，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骃何得云自武王灭殷乎？此条辨说，据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又有窜易妄改以增误者。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一人。今《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郑昭侯薨以下一节，支离错乱，全不可解，此经后人改易而误也。《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陈，适陈不待十六年。《索隐》语先后颠倒，乖误可知。盖《索隐》本云孔子以陈湣公十年适陈，而经后人妄窜一六字。此经后人窜乱而误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曰：“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今按《索隐》此条，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当脱一卒字。惟据《纪年》终今王二十年，其时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齐湣王始二年。《年表》齐、秦为东、西帝，尚在其后十一年。时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纪年》亦不及载齐、秦为东、西帝事。《索隐》何从按《纪年》谓惠王卒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乎？此必有误，而特不知其所以误。后人专据此等处，疑《索隐》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为后人窜乱，定非《索隐》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辑校》此条均未录。）又诸家之文，短涩简质，虽列异同，未加剖辨。后人间或依信，引为论据，复有失其义解而误者。如王国维《古本竹书辑校》采录《索隐》甚备，虽论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马陵。又上二年，魏败韩桂陵。十八年，赵又败韩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谓即二十六年，是误解《索隐》原文也。又《索隐》引《纪年》亦自有例。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自出公以下诸公年数，皆列其与《史》异者以相勘。则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见其年数之同于《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误混于《今本伪纪年》，遂致错淆。又《索隐》引《纪年》列国国君年数，自魏君外，或据其始立之年数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纪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数，他国仅记君立，《索隐》循其立年数之，则与《史记》以改元计者相差一岁。后人不明此例，比论亦遂多歧。至其君卒岁，若以改元计，与始立计，亦每有一岁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误者。亦有《索隐》本无其例，而后人为之曲说，如王氏《古本竹书辑校》谓《索隐》引《纪年》皆改夏正为周正，而细覈实无之。此又致误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误，首有赖于诸家之注，而注文复多误，其事又可举一例以为说者。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纪》。固已苦其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于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详。《索隐》按《世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以为之补。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系后人据《索隐》增入。）而其记秦列君年数尤多歧。《秦始皇本纪》后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索隐》谓其：“皆当据《秦纪》为说。”又云：“其与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盖史公亦自不能决，故取异说备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正义》云：“《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纪索隐》引《始皇本纪》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然则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说：
一，《秦始皇本纪》原文，六百一十岁。
二，《正义》计《秦本纪》年数，五百七十六岁。
三，《正义》计《年表》，五百六十一岁。
四，《索隐》引《秦始皇本纪》，六百一十七岁。
今为细覈，《史记》记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数，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二岁。
二，《秦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七岁。
三，《年表》，则为五百七十一岁。
合之以上四条，凡得七说之异。梁氏《史记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实五百七十一岁。《秦本纪》原文实误，《索隐》、《正义》所说年数亦误。此记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此《史》文多误之一例也。惟以余论之，其多误之故，实有不仅梁氏所谓“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而已者。请仍据《秦始皇本纪》为说。纪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广曰：“年二十二。”
《正义》：“按年二十一也。”
《史记》载始皇年极明备，可以无歧，然《集解》《正义》为说又自不同。且观其相为校正，决非传写之乖讹也。《殿本考证》杭世骏释之云：“徐广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计也。《正义》云二十一者，以当年改元计也。徐广以是年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时，注云年五十。如《正义》之说，则崩年止四十九。《六国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广曰乙巳，则始皇生年，当是壬寅。十三岁时，当是甲寅。《项羽本纪》注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则始皇元年当是乙卯。此处自当以逾年改元计，作二十二岁为是。但《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广曰：献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则献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说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别《集解》《正义》得失甚是。盖其所以为计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关于传写之乖讹也。而其论献公年则又有说者。考《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两说自不同。杭氏谓献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实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即以前君见杀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若孝公则非篡立，献公亦非被弑，何为亦当年改元哉？据《秦纪》，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春秋 当赏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长改，《春秋》作菌改。）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于出公二年后始列献公元年，则为元丁酉，当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纪》与《年表》同，徐广亦本《年表》为说。杭氏不能详辨，误以徐广本《年表》之说，推论《秦纪》二十四年之文，遂误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纪》载秦列君年数，与《秦本纪》异者凡五人：
一、悼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四年《年表》同《秦纪》
二、灵公《秦始皇本纪》十年 《秦本纪》十三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三、简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六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四、献公《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 《秦本纪》二十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五、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三年《秦本纪》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而《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者，自灵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为说。
一 灵公
《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相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
二 简公
《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
三 献公
已具前论。惟《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下，《索隐》云：“《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今按：《索隐》此条，文义颇晦，而有误字。其句读当如前引肃灵公条之例。
肃灵公 《索隐》：“《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
献公《索隐》：“《系本》称元献公。（句）立二十二年，（读）《表》同。（句）《纪》二十四年。（句）”
均谓《秦始皇本纪》立十年，立二十二年，与《年表》相同，而与《秦纪》则异也。至引《系本》及《纪年》，仅举其无肃字有元字之异，并不与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语相涉。句读之例既明，知献公条《索隐》立二十二年，实立二十三年之误。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则不辨句读，不订讹字，将又疑《世本》别有献公二十三年一说矣。
四 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庄襄王享国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纪》庄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纪》庄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以十月为岁首，孝文王盖以去年即位，以今年岁首除丧称元，前后三日而卒。庄襄王处此变例，虽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称元，不复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虚一年之号，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纪》据当时变礼实况计之，故为四年。《始皇纪》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则庄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亦复论及，其言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继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继书正月兵罢。似已用十月为岁首。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韩王衰绖来弔祠，诸侯皆使将相来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书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子庄襄王立下无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已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惜千载读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鉴》孝文王元年书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误。”今按阎氏此辨，精矣而未尽也。其谓秦自昭襄以下，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诚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两年，则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丧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间，竣丧葬之事，孝文以岁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后不逾五月。若以岁首正月计，则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乌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亲庄襄之父，虽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没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当上侵昭襄毕世之岁。故以孝文继体嗣位之数月，仍属之于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谓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实则自逾年改元，仅得三日之数。其子庄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则为壬子。而辛亥一岁，实亦庄襄享国之日。战国季世，何尝有所谓三年之丧？更亦何尝有所谓三年丧毕而正践祚之位之礼？三月而丧毕，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于秦者，尤不当以东方儒生所唱古礼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无事可纪，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为循例虚美之词。而庄襄王享国之期，实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为孝文之岁，故《秦纪》庄襄四年事，《年表》仅得三年。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纪》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击上党，初置太原郡，及五国攻秦，《纪》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骜攻赵，定太原，《纪》在二年，《表》则无之。依上例推校，此当书于庄襄之元年。而蒙骜取成皋，吕不韦取东周，《纪》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实应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阎氏又下夺庄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则于《秦始皇本纪》及《年表》与《秦本纪》异同，皆无以通其说，此乃其考覈之未尽也。（又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为岁首之证，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伐赵武安，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张文虎谓“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今按张说误。此年先书十月，卒又书十月，以《白起传》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郸，乃九月，则《秦纪》此年“其十月”实“其九月”之讹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发卒佐陵。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张文虎谓“此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为秦改复夏正之证。”然再校之《白起传》：“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焉。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自正月以下历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适为五十年之十月，则其时秦仍以十月为岁首甚明。正月后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传》又云：“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又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赐死，正合《本纪》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传》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讹。据此推之，《秦纪》“四十九年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一语必亦字误，而张氏遽谓秦以其年复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详也。）
综上四君，《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年表》所记年数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为说。而史文及注，亦颇有讹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纪》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纪》作十五年，与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与《秦本纪》异，此例独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论矣。）亦无说以处，则当为《始皇本纪》之字讹也。
凡上所论，足证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经论定，以归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实《史》固不误。后来注家，未能为之发明，又间以传钞之误，纷乱乃不可理。梁氏《志疑》仅以“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之一事说之，固未当于情实也。
又按《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骏《考证》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当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义》得失，而云当以逾年改元计者为是，则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岁改称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属一人之考证，又考证同一之事，先后一卷书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则史文记载年数之多误，又不尽于传写之乖误，与夫所以为计之不同，而人之不能尽其心，以轻心掉之，忽而多误，又其一因矣。辗转之忽，误乃益滋。如亡羊于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于不反。此又后人考年之一难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失”，此言夫铢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将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将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则皆是也，不善用之则皆非也。夫古人之年，运而往矣。后之论者，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争历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争历二千年不能决。此何为者？故谓孔子年七十二与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则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无以大逾乎昔之人，则孔子之年，终不可定，将以后息者为胜。谓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谓生鲁襄公二十一年亦无不可也。孔子或寿七十二，或寿七十三，孔子则既死矣，一岁之寿，于孔子何与？于后世亦何与？于考孔子之年者又无与也。何者？自一岁之争以外，他无可以异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较之以寸之说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较而必为之校焉，非阙疑之道，又且自陷于愚诬之嫌也。史公曰：“墨子与孔子同时，或曰在其后。”同时之与在其后，相差则既远矣。其传老子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百六十之与二百，相异则既甚矣。今之学者，为古人考年，率好为辜校之辞，曰某生至早在某岁，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岁，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孙可以为友矣。今易其辞，曰某生至晚在某岁，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岁，则友可以为父子祖孙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谨也。其实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审熟察，不能确据史实，约略以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运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则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将惟书册是徵。而先秦古籍，传者亦尠矣。记事莫备于《史记》。《史记》既多误，而所载尤以诸子为略，名姓不一见者多有之，详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緟纰而迭缪，与夫老子之傥恍而难凭，孟、荀之阔略而不备，则既尽人疑之矣。子将较毫釐，衡铢寸，重定古人之年，则何籍以考于古？又何术以信于后耶？曰：此难矣，而实非难也。无方术以处之则难，有方术以处之则易。君不知夫树木之有年轮乎？横截一树，而数其轮，可以得其年，不必寻其树之始植者而证之也。此毫釐可谨之说也。又不知夫地层之有化石乎？推而论之，可以识万纪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记载也。此丈石可量之说也。自孔子以往迄于秦，虽史文茫昧，地层之化石，树木之年轮，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寿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处之情节者。片言只字，冥心眇虑，曲证旁推，即地层之化石也，即树木之年轮也。曰：何以信？曰：信于四达而无牾，一贯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虑之不精，又患其考证之不广。先秦遗文，六国之际，于今可考者，可以缕指而计之，程年以尽之。考证之不广，非难也。然后谨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必有当者，可以确指，则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国之年既多误，诸子事迹尤不备。尘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犹有待于今日之推寻者，则何欤？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时则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则亦无怪于其用心之不精，求证之不广矣。夫《史记》之误易见，舍《史记》而求是则难寻。《纪年》之佚文，散见于《集解》、《索隐》诸家之注，以及《水经注》诸书者，其与《史记》异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单辞，知其异于《史》者，无以定其是。而《史》之异于《纪年》者，亦无以定其非。今《六国表》及诸《世家》，记事明备，一按可得。《纪年》遗佚散乱，荒晦难寻。学者既不以考年为重，好易恶难，习常疑怪，则亦谁为考覈详定其是非者耶？夫判两家之异同，贵乎参伍以为验。求定《纪年》、《史记》之得失，不得不参伍以验之于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诸子。掩目捕雀，宜其无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证之不广，所以为论年之难，而其端在夫不知论年考世之重。此乃时缘之未至，非聪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伪。人事之不详，何论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当先定《六国表》，而后有所依据，固也。其次莫大于为诸子捃逸。何言乎为诸子捃逸也？《史记》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庄、申、韩、孙、吴、孟、荀有列传，其他则阙。墨子则曰“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得二十许字。许行、陈仲、惠施、魏牟之徒无其名者不可胜计。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复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见于他书者，虽片鳞一爪，可以推寻而得其大体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诸子。夫诸子托古，其言黄帝、羲、农，则信可疑矣。至于管仲、晏婴相问答，庄周、鲁哀相唯诺，寓言无实，亦有然者。至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出，随心而道，片言只语，转多可珍。故吴起有泾水之战，此韩非、刘向之文也，而《史记》无其事。余拾其坠，以定吴起仕魏之年。公孙龙有空雒之对，此不韦《春秋》之说也，而战国无其地。余订其讹，以证公孙来赵之岁。荀卿之见燕哙，韩非言之。兒说之事宋王，《吕览》记之。余循之为推，可以说名家之传，可以次孟、荀之世。考《庄》《列》魏牟、公孙龙，发中山之秘史。据《荀》《韩》楚庄王、庄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吕览》许犯证《孟子》许行之师承，采《韩非》田仲补《孟子》陈仲之论议。推季梁以定杨朱之生卒，传匡章以阐孟轲之游踪，本《吕览》白圭、惠施应对，定两人在梁之先后，据《盐铁论 论儒》，证稷下诸贤之聚散。即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夫而后滞者决而散者综，纷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学人往事，犹可考见，无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为诸子辨伪也？夫诸子往迹行事，虽散见于诸子之书，然而多有其误者焉，又多有其伪者焉。伪误之不辨，而捃摭诸子之遗闻佚记以骋博而驰说，是治乱丝而益棼也。盖尝论之：有伪其人者，有伪其世者，有伪其年者，有伪其事者，有伪其地者，有伪其书者，有伪其说者，有伪之于多方者。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将一一而辨之，则辨伪之事无竟，而考年之书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伪其人？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何言乎伪其世？尉缭见梁惠王，伪其世也。何言乎伪其年？孟子游梁，当惠王之三十五年，此伪其年也。何言乎伪其事？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此伪其事也。何言乎伪其地？孔子畏匡，公孙龙对空雒，此伪其地也。何言乎伪其书？列御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伪其书也。何言乎伪其说？孔子老而系《易》，孔门《六经》有传统，此伪其说也。何言乎伪之于多方？凡伪其人者，必伪其事焉，伪其时焉，伪其书焉，伪其说焉，而后可以掩其人之伪。伪其事，伪其时，伪其书，伪其说者，亦然。非伪之于多方，则其伪不立。诸子之伪不胜辨，其不能尽著于篇者，将别为书以发之，此不能备也。
夫言有定于此而后可以见于彼者，亦有定于彼，而后可以见于此者，此相与为功，有待而成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有待于捃逸，为诸子捃逸者，又有待于辨伪。然而辨伪捃逸之功，亦有待于考年焉。夫必《易系》决非孔子作，而后孔子无系《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无系《易》之年，而后无商瞿传《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无商瞿传《易》之人，而后孔门无《六经》传统之说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经》传统之可疑，而疑及于商瞿之传《易》。以商瞿传《易》之可疑，而疑及于孔子之系《易》焉。其事如循环之无端也。夫孔子系《易》之年，与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经师先后授受之年，则信可疑矣。然则商瞿、梁鳣年长无子之逸记可以灭，《系辞》《十传》之为伪书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于捃逸辨伪者也。
且捃逸辨伪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尽于此者。盖事有非逸，而无异于已逸。语有不伪，而有甚于本伪。则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讹。及其既讹，遂转以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请据《孟子》以为说。夫《孟子》七篇，尽人所诵，历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则非逸也。其语亦非伪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为孟子考年者，类以《史记》绳《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误。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后孟书之非逸者，无异于逸。孟书之不伪者，转致于伪。人异其说，而皆无当于是焉。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余又以《史记 鲁世家》与《六国表》互覈，知鲁《表》之误，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鲁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理势乃符。凡此皆学人之所研虑，先儒之所极论，纵横反覆，纷纭莫定，一朝发难，云破天朗。其事则同，而所以说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于捃逸。非辨伪也，而有类乎辨伪。盖亦与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后世之积讹袭非，有足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岂仅于时君世系之错乱，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盖自刘、班著录，判为九流，平章学术，分别渊源，其说相沿，亦几二千载于兹矣。习非成是，积信为主，则亦莫之疑而难以辨也。曰百家原于道，则老聃之年无以破。曰申、韩本于老，则吴起、李克之统无以立。不知农之原于墨，则我许行即许犯之说不足信。不知法之导于儒，则我商鞅本魏学，李、韩乃荀术之论不能成。非破碎陈说，融会以求，则我魏文西河、齐威、宣稷下诸贤之考皆无以通其意。吾尝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潜精于诸子之故籍，游神于百家之散记，而深疑夫旧说之有误，而习见之不可以为定也。积疑有年，一朝开豁，而后知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反覆颠倒，纵横杂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万变纷纭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实，并世学者师友交游之渊源，与夫帝王贤豪号召罗致之盛衰兴替，而风会之变，潮流之趋，如合符节，如对契印。证之实者有以融之虚，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说而确乎其不自惑也。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馀，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夫为学有积有统，积说多端，整统未建，此非能积之优也。余之此书，定列国之世系，考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盖考据之幽微，为学者之畏途，有使人读而生厌，不终卷而废者。然而陈说未破，则己旨不立，积绪无多，则整统不富，徬徨瞻顾，虽曰未能，窃有志于是焉。
尝试论之，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此言夫其世局也。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之于齐威、宣稷下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此言夫其学风也。书分四卷，首卷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则先秦学术之萌茁期也。次卷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湻于、田骈之优游，有孟轲、宋鈃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烂漫之馀，渐归老谢，纷披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犹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之为之，则先秦学术之归宿期也。四卷之书，因事名题，因题成篇，自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积绪繁，而统综绌。此则体势所限，有不获已。至于发挥引伸，极论学术，将有俟于《通论》，非此之得详矣。
且著书成学，不徒有其外缘，而又不能不自止于限极焉。吾书之成，其为之缘者则既论之矣，至于其限极，亦有可得而略陈者。盖首卷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尠。至于次卷，墨子、吴起之世，史文荒失。于此不理，则荆棘未斩，取途无从。而欲加辟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难觅。荜路篮褛，艰苦惟倍。凡所论列，虽已疎阔，而史料既灭，文献不足，则亦无以为增。至于三卷，如理乱丝，异说纷呈，诸端并列，条贯则难，寻证则富。四卷诸篇，以当时诸子著书，往迹颇详，亲历转略。秦廷焚坑，学术中绝。而《汲冢纪年》亦尽于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记》，无可互勘。如春申、不韦之死，荀卿之老，邹衍之游，皆有可疑，无以详说。其他亦幽晦。较之墨翟、吴起之世则显，较之惠施、孟轲之世则略。此亦史料所限，无可为力者也。若夫见闻之未周，思虑之未详，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尽，进而教之，期乎方闻君子。
盖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著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 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网，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缪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此史公自著其为《六国表》之所本也。《秦记》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时《秦记》载诸侯事当尤忽。今《六国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脱不具者以此。幸其时诸侯史记，犹得有遗留后世者，厥为魏冢《纪年》。晋太康时，汲县人发古冢，得竹书七十五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自杜预诸儒，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然今世所行，复非原书之真。而唐司马贞为《史记索隐》，时采其文以著异同，可资比准。惟贞自谓“《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又曰：“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因亦未能悉心参校，以救《史记》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纪年》者亦有故。一则魏冢原书，久逸于两宋之际。今本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舛误缺略，面目全非。学者不深辨，遂谓汲冢《纪年》不可信，一也。再则其书言三代事，多与相传儒家旧说违异。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之类。儒者斥其荒诞，遂不依引，二也。又谓其书记春秋时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因遂忽视，三也。夫《纪年》乃战国魏史，其于春秋前事，容采他书以成。至言战国事，则端可信据。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事之例乎？至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则战国杂说，其与儒家异者多矣，《纪年》亦本当时传说书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断，要足为考古者备一说，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来三百年，学者治其书，不下十数家。至于最近，海宁王国维本嘉定朱右曾书，为《古本辑校》，又为《今本疏证》，然后《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而犹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终亦未为大显于世也。
《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弑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祇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鬼谷》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湣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湣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湣年世，争不能決。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当移后，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二也。《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错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已逾百岁。今依《纪年》，则文侯元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无可疑。而李克、吴起之徒，其年辈行事，皆可确指。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三也。《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本此论《纪年》不可信。然细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据《纪年》则《史记》之说皆可通。专据《史记》，则自相乖违，不得其解。此《纪年》胜《史记》，明证四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秦亦称王，宋亦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为战国中局一大变。《史记》于此，年事多误，未能条贯。今据《纪年》，证以先秦他书，为之发明，而当时情实，犹可推见。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五也。其他不胜缕举。要之《纪年》乃魏史，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自当远胜《史记 六国表》。徒以存十一于千百，不明不备，不为学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余粗为比论，而积古疑晦，颇资发蒙，则其书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记》之误不一端，而有可以类比件附，以例说之者。如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实梁惠王称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实魏文称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称王之元年。齐威王卒年，实齐威称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两谥，《史记》误分为襄王、哀王。赵烈侯又谥武侯，《史》亦分为两侯。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史公不知，遂误以庄峤为春秋时庄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误以为即魏文之十七年。齐宣王五年，与驺忌、田忌谋救韩伐燕，《史》误以为齐桓公五年。逢泽之会，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误以为周显王之二十七年。齐、魏战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误以为乃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误以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梁惠王会诸侯于逢泽，《史》误以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误以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如魏文灭中山，《史》称在文侯十七年，实误。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则不误。齐、魏相王于徐州，《史》以为齐宣王、梁襄王，皆误。而系之周显王二十五年丁亥，实不误。又如齐封田婴于薛，应在威王时，《史表》在湣王三年，误。而系之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较《纪年》仅后一年，亦不为误。此由史公自据《秦纪》，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东方诸侯世次，则略而未能尽明，此误其年未误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如《楚世家》简王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均不合。且既称韩武子、赵桓子，其非称侯，显矣。即其自语亦不合。今据《纪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岁实魏文始侯之年，则《楚世家》此语虽误，而实有其不误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邱，而《年表》是时，楚悼王已死三年。吴起与楚悼王同死，岂能重为魏将？据《纪年》魏武年代移前，则魏武九年，吴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语固非误。此由史公博采传记，未加考定，虽有错互，而转得证成史实之真。其误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特以前年灭中山，有子击下车避田子方事，遂连类书其事于此。《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为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特以兰陵鲁地，是年楚取鲁，故姑推以为说。本无确据，而后人轻信，转滋惑误，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及孟釐子卒，《史》遂误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战国杂说有湻于髠说齐威王以隐，威王感悟，国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谓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实威王前后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飞不鸣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据，而轻率致误之例，八也。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记》移文侯之年于后，遂谓文侯乃桓子孙，然亦不能说桓子子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为太子击生。史公既误移魏文灭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击不应转生在后，率改子击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时不得称太子。又《田齐世家》齐桓公五年听邹忌、田臣思谋，起兵击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齐宣王事，史公既误以伐燕归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于桓公。遂至邹忌、田忌皆已预列桓公之朝，史公亦无以自解。此皆勉强弥缝，而不能自掩其误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如上举《楚世家》简王八年三晋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定在楚声王五年者不同。《秦纪》与《秦始皇本纪》列秦诸君年数不同之类，皆史公各据异本，自造矛盾之误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误，由后人率改妄窜以致误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往返卫、宋、陈、蔡各节，及《鲁世家》《六国表》载鲁哀公以下诸君年数，牴牾显见，尤难理说。此必后人窜易致误之例，又一也。复有《史》本非误，由后人误读妄说以致误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经注》因谓孔子十七适周之类，是也。斯二者，与前举十例误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误，必有其所以误。寻其所以误者，而后其为误之证益显。而其所以误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举数端，不能尽备。读吾书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仅于《史记》之多误也。今所资以相比勘而知《史记》之误者，有《索隐》诸家所引《纪年》，而诸家之文正亦多误。读《史》者爱其文，往往忽其事。《史》虽多误而莫辨。注文朴率，尤懒循省。遂有传钞失真而致误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八年，十八实六字之讹，此以形近而误也。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五年，脱一四字，此以脱落而误也。《秦本纪集解》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纪年》终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乌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赵世家》徐广所引，知系四年之误。《苏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今考《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岂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齐闵王？校以《水经 汶水注》，则无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误也。《周本纪集解》：“裴骃案，《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鲁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无鲁公伯禽年。《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鲁，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摄政七年，武王克商后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下二百一十六年，统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为五十七，以颠倒而误也。（如此，则《纪年》与《鲁世家》年数本符。今《伪纪年》云：“武王灭殷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说，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骃何得云自武王灭殷乎？此条辨说，据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又有窜易妄改以增误者。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一人。今《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郑昭侯薨以下一节，支离错乱，全不可解，此经后人改易而误也。《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陈，适陈不待十六年。《索隐》语先后颠倒，乖误可知。盖《索隐》本云孔子以陈湣公十年适陈，而经后人妄窜一六字。此经后人窜乱而误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曰：“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今按《索隐》此条，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当脱一卒字。惟据《纪年》终今王二十年，其时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齐湣王始二年。《年表》齐、秦为东、西帝，尚在其后十一年。时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纪年》亦不及载齐、秦为东、西帝事。《索隐》何从按《纪年》谓惠王卒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乎？此必有误，而特不知其所以误。后人专据此等处，疑《索隐》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为后人窜乱，定非《索隐》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辑校》此条均未录。）又诸家之文，短涩简质，虽列异同，未加剖辨。后人间或依信，引为论据，复有失其义解而误者。如王国维《古本竹书辑校》采录《索隐》甚备，虽论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马陵。又上二年，魏败韩桂陵。十八年，赵又败韩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谓即二十六年，是误解《索隐》原文也。又《索隐》引《纪年》亦自有例。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自出公以下诸公年数，皆列其与《史》异者以相勘。则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见其年数之同于《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误混于《今本伪纪年》，遂致错淆。又《索隐》引《纪年》列国国君年数，自魏君外，或据其始立之年数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纪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数，他国仅记君立，《索隐》循其立年数之，则与《史记》以改元计者相差一岁。后人不明此例，比论亦遂多歧。至其君卒岁，若以改元计，与始立计，亦每有一岁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误者。亦有《索隐》本无其例，而后人为之曲说，如王氏《古本竹书辑校》谓《索隐》引《纪年》皆改夏正为周正，而细覈实无之。此又致误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误，首有赖于诸家之注，而注文复多误，其事又可举一例以为说者。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纪》。固已苦其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于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详。《索隐》按《世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以为之补。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系后人据《索隐》增入。）而其记秦列君年数尤多歧。《秦始皇本纪》后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索隐》谓其：“皆当据《秦纪》为说。”又云：“其与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盖史公亦自不能决，故取异说备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正义》云：“《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纪索隐》引《始皇本纪》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然则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说：
一，《秦始皇本纪》原文，六百一十岁。
二，《正义》计《秦本纪》年数，五百七十六岁。
三，《正义》计《年表》，五百六十一岁。
四，《索隐》引《秦始皇本纪》，六百一十七岁。
今为细覈，《史记》记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数，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二岁。
二，《秦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七岁。
三，《年表》，则为五百七十一岁。
合之以上四条，凡得七说之异。梁氏《史记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实五百七十一岁。《秦本纪》原文实误，《索隐》、《正义》所说年数亦误。此记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此《史》文多误之一例也。惟以余论之，其多误之故，实有不仅梁氏所谓“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而已者。请仍据《秦始皇本纪》为说。纪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广曰：“年二十二。”
《正义》：“按年二十一也。”
《史记》载始皇年极明备，可以无歧，然《集解》《正义》为说又自不同。且观其相为校正，决非传写之乖讹也。《殿本考证》杭世骏释之云：“徐广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计也。《正义》云二十一者，以当年改元计也。徐广以是年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时，注云年五十。如《正义》之说，则崩年止四十九。《六国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广曰乙巳，则始皇生年，当是壬寅。十三岁时，当是甲寅。《项羽本纪》注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则始皇元年当是乙卯。此处自当以逾年改元计，作二十二岁为是。但《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广曰：献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则献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说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别《集解》《正义》得失甚是。盖其所以为计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关于传写之乖讹也。而其论献公年则又有说者。考《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两说自不同。杭氏谓献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实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即以前君见杀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若孝公则非篡立，献公亦非被弑，何为亦当年改元哉？据《秦纪》，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春秋 当赏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长改，《春秋》作菌改。）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于出公二年后始列献公元年，则为元丁酉，当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纪》与《年表》同，徐广亦本《年表》为说。杭氏不能详辨，误以徐广本《年表》之说，推论《秦纪》二十四年之文，遂误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纪》载秦列君年数，与《秦本纪》异者凡五人：
一、悼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四年《年表》同《秦纪》
二、灵公《秦始皇本纪》十年 《秦本纪》十三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三、简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六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四、献公《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 《秦本纪》二十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五、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三年《秦本纪》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纪》
而《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者，自灵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为说。
一 灵公
《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相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
二 简公
《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
三 献公
已具前论。惟《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下，《索隐》云：“《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今按：《索隐》此条，文义颇晦，而有误字。其句读当如前引肃灵公条之例。
肃灵公 《索隐》：“《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
献公《索隐》：“《系本》称元献公。（句）立二十二年，（读）《表》同。（句）《纪》二十四年。（句）”
均谓《秦始皇本纪》立十年，立二十二年，与《年表》相同，而与《秦纪》则异也。至引《系本》及《纪年》，仅举其无肃字有元字之异，并不与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语相涉。句读之例既明，知献公条《索隐》立二十二年，实立二十三年之误。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则不辨句读，不订讹字，将又疑《世本》别有献公二十三年一说矣。
四 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庄襄王享国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纪》庄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纪》庄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以十月为岁首，孝文王盖以去年即位，以今年岁首除丧称元，前后三日而卒。庄襄王处此变例，虽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称元，不复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虚一年之号，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纪》据当时变礼实况计之，故为四年。《始皇纪》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则庄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亦复论及，其言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继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继书正月兵罢。似已用十月为岁首。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韩王衰绖来弔祠，诸侯皆使将相来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书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子庄襄王立下无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已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惜千载读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鉴》孝文王元年书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误。”今按阎氏此辨，精矣而未尽也。其谓秦自昭襄以下，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诚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两年，则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丧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间，竣丧葬之事，孝文以岁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后不逾五月。若以岁首正月计，则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乌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亲庄襄之父，虽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没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当上侵昭襄毕世之岁。故以孝文继体嗣位之数月，仍属之于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谓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实则自逾年改元，仅得三日之数。其子庄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则为壬子。而辛亥一岁，实亦庄襄享国之日。战国季世，何尝有所谓三年之丧？更亦何尝有所谓三年丧毕而正践祚之位之礼？三月而丧毕，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于秦者，尤不当以东方儒生所唱古礼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无事可纪，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为循例虚美之词。而庄襄王享国之期，实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为孝文之岁，故《秦纪》庄襄四年事，《年表》仅得三年。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纪》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击上党，初置太原郡，及五国攻秦，《纪》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骜攻赵，定太原，《纪》在二年，《表》则无之。依上例推校，此当书于庄襄之元年。而蒙骜取成皋，吕不韦取东周，《纪》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实应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阎氏又下夺庄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则于《秦始皇本纪》及《年表》与《秦本纪》异同，皆无以通其说，此乃其考覈之未尽也。（又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为岁首之证，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伐赵武安，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张文虎谓“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今按张说误。此年先书十月，卒又书十月，以《白起传》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郸，乃九月，则《秦纪》此年“其十月”实“其九月”之讹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发卒佐陵。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张文虎谓“此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为秦改复夏正之证。”然再校之《白起传》：“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焉。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自正月以下历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适为五十年之十月，则其时秦仍以十月为岁首甚明。正月后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传》又云：“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又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赐死，正合《本纪》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传》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讹。据此推之，《秦纪》“四十九年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一语必亦字误，而张氏遽谓秦以其年复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详也。）
综上四君，《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年表》所记年数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为说。而史文及注，亦颇有讹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纪》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纪》作十五年，与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与《秦本纪》异，此例独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论矣。）亦无说以处，则当为《始皇本纪》之字讹也。
凡上所论，足证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经论定，以归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实《史》固不误。后来注家，未能为之发明，又间以传钞之误，纷乱乃不可理。梁氏《志疑》仅以“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之一事说之，固未当于情实也。
又按《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骏《考证》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当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义》得失，而云当以逾年改元计者为是，则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岁改称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属一人之考证，又考证同一之事，先后一卷书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则史文记载年数之多误，又不尽于传写之乖误，与夫所以为计之不同，而人之不能尽其心，以轻心掉之，忽而多误，又其一因矣。辗转之忽，误乃益滋。如亡羊于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于不反。此又后人考年之一难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失”，此言夫铢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将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将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则皆是也，不善用之则皆非也。夫古人之年，运而往矣。后之论者，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争历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争历二千年不能决。此何为者？故谓孔子年七十二与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则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无以大逾乎昔之人，则孔子之年，终不可定，将以后息者为胜。谓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谓生鲁襄公二十一年亦无不可也。孔子或寿七十二，或寿七十三，孔子则既死矣，一岁之寿，于孔子何与？于后世亦何与？于考孔子之年者又无与也。何者？自一岁之争以外，他无可以异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较之以寸之说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较而必为之校焉，非阙疑之道，又且自陷于愚诬之嫌也。史公曰：“墨子与孔子同时，或曰在其后。”同时之与在其后，相差则既远矣。其传老子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百六十之与二百，相异则既甚矣。今之学者，为古人考年，率好为辜校之辞，曰某生至早在某岁，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岁，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孙可以为友矣。今易其辞，曰某生至晚在某岁，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岁，则友可以为父子祖孙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谨也。其实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审熟察，不能确据史实，约略以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运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则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将惟书册是徵。而先秦古籍，传者亦尠矣。记事莫备于《史记》。《史记》既多误，而所载尤以诸子为略，名姓不一见者多有之，详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緟纰而迭缪，与夫老子之傥恍而难凭，孟、荀之阔略而不备，则既尽人疑之矣。子将较毫釐，衡铢寸，重定古人之年，则何籍以考于古？又何术以信于后耶？曰：此难矣，而实非难也。无方术以处之则难，有方术以处之则易。君不知夫树木之有年轮乎？横截一树，而数其轮，可以得其年，不必寻其树之始植者而证之也。此毫釐可谨之说也。又不知夫地层之有化石乎？推而论之，可以识万纪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记载也。此丈石可量之说也。自孔子以往迄于秦，虽史文茫昧，地层之化石，树木之年轮，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寿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处之情节者。片言只字，冥心眇虑，曲证旁推，即地层之化石也，即树木之年轮也。曰：何以信？曰：信于四达而无牾，一贯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虑之不精，又患其考证之不广。先秦遗文，六国之际，于今可考者，可以缕指而计之，程年以尽之。考证之不广，非难也。然后谨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必有当者，可以确指，则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国之年既多误，诸子事迹尤不备。尘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犹有待于今日之推寻者，则何欤？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时则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则亦无怪于其用心之不精，求证之不广矣。夫《史记》之误易见，舍《史记》而求是则难寻。《纪年》之佚文，散见于《集解》、《索隐》诸家之注，以及《水经注》诸书者，其与《史记》异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单辞，知其异于《史》者，无以定其是。而《史》之异于《纪年》者，亦无以定其非。今《六国表》及诸《世家》，记事明备，一按可得。《纪年》遗佚散乱，荒晦难寻。学者既不以考年为重，好易恶难，习常疑怪，则亦谁为考覈详定其是非者耶？夫判两家之异同，贵乎参伍以为验。求定《纪年》、《史记》之得失，不得不参伍以验之于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诸子。掩目捕雀，宜其无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证之不广，所以为论年之难，而其端在夫不知论年考世之重。此乃时缘之未至，非聪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伪。人事之不详，何论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当先定《六国表》，而后有所依据，固也。其次莫大于为诸子捃逸。何言乎为诸子捃逸也？《史记》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庄、申、韩、孙、吴、孟、荀有列传，其他则阙。墨子则曰“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得二十许字。许行、陈仲、惠施、魏牟之徒无其名者不可胜计。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复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见于他书者，虽片鳞一爪，可以推寻而得其大体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诸子。夫诸子托古，其言黄帝、羲、农，则信可疑矣。至于管仲、晏婴相问答，庄周、鲁哀相唯诺，寓言无实，亦有然者。至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出，随心而道，片言只语，转多可珍。故吴起有泾水之战，此韩非、刘向之文也，而《史记》无其事。余拾其坠，以定吴起仕魏之年。公孙龙有空雒之对，此不韦《春秋》之说也，而战国无其地。余订其讹，以证公孙来赵之岁。荀卿之见燕哙，韩非言之。兒说之事宋王，《吕览》记之。余循之为推，可以说名家之传，可以次孟、荀之世。考《庄》《列》魏牟、公孙龙，发中山之秘史。据《荀》《韩》楚庄王、庄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吕览》许犯证《孟子》许行之师承，采《韩非》田仲补《孟子》陈仲之论议。推季梁以定杨朱之生卒，传匡章以阐孟轲之游踪，本《吕览》白圭、惠施应对，定两人在梁之先后，据《盐铁论 论儒》，证稷下诸贤之聚散。即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夫而后滞者决而散者综，纷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学人往事，犹可考见，无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为诸子辨伪也？夫诸子往迹行事，虽散见于诸子之书，然而多有其误者焉，又多有其伪者焉。伪误之不辨，而捃摭诸子之遗闻佚记以骋博而驰说，是治乱丝而益棼也。盖尝论之：有伪其人者，有伪其世者，有伪其年者，有伪其事者，有伪其地者，有伪其书者，有伪其说者，有伪之于多方者。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将一一而辨之，则辨伪之事无竟，而考年之书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伪其人？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何言乎伪其世？尉缭见梁惠王，伪其世也。何言乎伪其年？孟子游梁，当惠王之三十五年，此伪其年也。何言乎伪其事？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此伪其事也。何言乎伪其地？孔子畏匡，公孙龙对空雒，此伪其地也。何言乎伪其书？列御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伪其书也。何言乎伪其说？孔子老而系《易》，孔门《六经》有传统，此伪其说也。何言乎伪之于多方？凡伪其人者，必伪其事焉，伪其时焉，伪其书焉，伪其说焉，而后可以掩其人之伪。伪其事，伪其时，伪其书，伪其说者，亦然。非伪之于多方，则其伪不立。诸子之伪不胜辨，其不能尽著于篇者，将别为书以发之，此不能备也。
夫言有定于此而后可以见于彼者，亦有定于彼，而后可以见于此者，此相与为功，有待而成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有待于捃逸，为诸子捃逸者，又有待于辨伪。然而辨伪捃逸之功，亦有待于考年焉。夫必《易系》决非孔子作，而后孔子无系《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无系《易》之年，而后无商瞿传《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无商瞿传《易》之人，而后孔门无《六经》传统之说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经》传统之可疑，而疑及于商瞿之传《易》。以商瞿传《易》之可疑，而疑及于孔子之系《易》焉。其事如循环之无端也。夫孔子系《易》之年，与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经师先后授受之年，则信可疑矣。然则商瞿、梁鳣年长无子之逸记可以灭，《系辞》《十传》之为伪书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于捃逸辨伪者也。
且捃逸辨伪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尽于此者。盖事有非逸，而无异于已逸。语有不伪，而有甚于本伪。则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讹。及其既讹，遂转以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请据《孟子》以为说。夫《孟子》七篇，尽人所诵，历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则非逸也。其语亦非伪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为孟子考年者，类以《史记》绳《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误。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后孟书之非逸者，无异于逸。孟书之不伪者，转致于伪。人异其说，而皆无当于是焉。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余又以《史记 鲁世家》与《六国表》互覈，知鲁《表》之误，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鲁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理势乃符。凡此皆学人之所研虑，先儒之所极论，纵横反覆，纷纭莫定，一朝发难，云破天朗。其事则同，而所以说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于捃逸。非辨伪也，而有类乎辨伪。盖亦与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后世之积讹袭非，有足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岂仅于时君世系之错乱，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盖自刘、班著录，判为九流，平章学术，分别渊源，其说相沿，亦几二千载于兹矣。习非成是，积信为主，则亦莫之疑而难以辨也。曰百家原于道，则老聃之年无以破。曰申、韩本于老，则吴起、李克之统无以立。不知农之原于墨，则我许行即许犯之说不足信。不知法之导于儒，则我商鞅本魏学，李、韩乃荀术之论不能成。非破碎陈说，融会以求，则我魏文西河、齐威、宣稷下诸贤之考皆无以通其意。吾尝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潜精于诸子之故籍，游神于百家之散记，而深疑夫旧说之有误，而习见之不可以为定也。积疑有年，一朝开豁，而后知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反覆颠倒，纵横杂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万变纷纭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实，并世学者师友交游之渊源，与夫帝王贤豪号召罗致之盛衰兴替，而风会之变，潮流之趋，如合符节，如对契印。证之实者有以融之虚，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说而确乎其不自惑也。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馀，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夫为学有积有统，积说多端，整统未建，此非能积之优也。余之此书，定列国之世系，考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盖考据之幽微，为学者之畏途，有使人读而生厌，不终卷而废者。然而陈说未破，则己旨不立，积绪无多，则整统不富，徬徨瞻顾，虽曰未能，窃有志于是焉。
尝试论之，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此言夫其世局也。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之于齐威、宣稷下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此言夫其学风也。书分四卷，首卷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则先秦学术之萌茁期也。次卷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湻于、田骈之优游，有孟轲、宋鈃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烂漫之馀，渐归老谢，纷披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犹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之为之，则先秦学术之归宿期也。四卷之书，因事名题，因题成篇，自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积绪繁，而统综绌。此则体势所限，有不获已。至于发挥引伸，极论学术，将有俟于《通论》，非此之得详矣。
且著书成学，不徒有其外缘，而又不能不自止于限极焉。吾书之成，其为之缘者则既论之矣，至于其限极，亦有可得而略陈者。盖首卷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尠。至于次卷，墨子、吴起之世，史文荒失。于此不理，则荆棘未斩，取途无从。而欲加辟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难觅。荜路篮褛，艰苦惟倍。凡所论列，虽已疎阔，而史料既灭，文献不足，则亦无以为增。至于三卷，如理乱丝，异说纷呈，诸端并列，条贯则难，寻证则富。四卷诸篇，以当时诸子著书，往迹颇详，亲历转略。秦廷焚坑，学术中绝。而《汲冢纪年》亦尽于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记》，无可互勘。如春申、不韦之死，荀卿之老，邹衍之游，皆有可疑，无以详说。其他亦幽晦。较之墨翟、吴起之世则显，较之惠施、孟轲之世则略。此亦史料所限，无可为力者也。若夫见闻之未周，思虑之未详，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尽，进而教之，期乎方闻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