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着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六百八十种[光案：东大版误植为“四百八十种”，宜改。]。[光案：“八十种。”之句号，东大版原作“八十种，”之逗号。]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集释》篇幅凡百四十万字[光案：“凡百四十万字”，东大版原作“逾两百万字”。今实际统计，依字数最密之注解，每页17行，每行61字，有1243页，共1288991字。即使加上前数页之〈目录〉、〈自序〉、〈凡例〉，亦应不逾百三十万字。若然，东大版、联经版俱误。]，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光案：“详其出处；”之分号，东大版原作“详其出处，”之逗号。]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着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茍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最先属稿在民国四十一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民国四十九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庽庐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六百八十种[光案：东大版误植为“四百八十种”，宜改。]。[光案：“八十种。”之句号，东大版原作“八十种，”之逗号。]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集释》篇幅凡百四十万字[光案：“凡百四十万字”，东大版原作“逾两百万字”。今实际统计，依字数最密之注解，每页17行，每行61字，有1243页，共1288991字。即使加上前数页之〈目录〉、〈自序〉、〈凡例〉，亦应不逾百三十万字。若然，东大版、联经版俱误。]，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光案：“详其出处；”之分号，东大版原作“详其出处，”之逗号。]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着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茍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最先属稿在民国四十一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民国四十九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庽庐
《论语》二十篇开始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人之不知，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故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2]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3]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论语》书中岂不已明言之。
此犹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抑且秋收冬藏之后，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4]，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服自然、有此想。[光案：“克服”，东大版原作“克复”，当遵联经版。又，东大版在“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下无顿号。]中国人则不作此想法[光案：“此想法”，东大版原作“此法”，当遵联经版。]。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5]孔门七十二弟子，师弟子间，莫不尊颜子为好学[6]。后世有孟子，其时群言并兴，而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7]又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8]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9]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光案：“学者。”之句号，东大版原作“学者，”之逗号。]后世以孔、孟并称，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
宋代朱子定《语》、《孟》、《学》、《庸》为《四书》，朱子又曾有“颜子细，孟子则较粗”[10]之辨。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时若有逾于《论语》。即如朱子同时陆象山已然。而明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阳明求为圣人，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曰：[光案：“乃曰：”之冒号，东大版原作“乃曰，”之逗号。]“圣人处此，更有何道？”[11]则岂不先世之孔子，亦当学后代之阳明。此乃禅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余意。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朱子为学，则学其前贤如周、张、二程。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12]？”[光案：“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东大版原作“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无冒号及引号。]则所学即学其乐，所乐亦乐其学，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惟横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论《易》即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光案：“自强不息。”之句号，东大版原作“自强不息，”之逗号。]”此亦与孔子意相近。而横渠之努力，则有引人入歧途处。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余不能英语，课务轻简，乃草为此注，自遣时日。余非敢于朱《注》争异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说《论语》者屡有其人，故求为之折衷。及近年来，两目成疾，不能见字。偶嘱内人读此旧注，于文字上略有修改，惟义理则一任旧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乃作为此书之后序。
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双十节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1] 光案：参见第1章。
[2] 光案：参见第180章。
[3] 光案：参见第119章。
[4] 光案：参见第20章。
[5] 光案：参见《庄子》〈田子方〉。
[6] 光案：参见第121章，259章。
[7] 光案：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8] 光案：参见《孟子》〈滕文公˙下〉。
[9] 光案：参见《孟子》〈告子˙下〉。
[10] 光案：参见《朱子语类》〈孟子二˙公孙丑上〉。朱子曰：“如今人多将颜子做个柔善底人看。
殊不知颜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刚果得来细密，不发露。如个有大气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
无人抵得他。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则孟子粗似颜子，颜子较小如孔子。
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然学者则须自粗以入细，须见刚硬有所卓
立，然后渐渐加工，如颜子、圣人也。”
[11] 光案：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三十七岁在贵阳：“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12] 光案：参见《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明道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学仲尼颜子乐处，
所乐何事。”。
此犹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抑且秋收冬藏之后，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4]，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服自然、有此想。[光案：“克服”，东大版原作“克复”，当遵联经版。又，东大版在“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下无顿号。]中国人则不作此想法[光案：“此想法”，东大版原作“此法”，当遵联经版。]。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5]孔门七十二弟子，师弟子间，莫不尊颜子为好学[6]。后世有孟子，其时群言并兴，而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7]又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8]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9]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光案：“学者。”之句号，东大版原作“学者，”之逗号。]后世以孔、孟并称，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
宋代朱子定《语》、《孟》、《学》、《庸》为《四书》，朱子又曾有“颜子细，孟子则较粗”[10]之辨。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时若有逾于《论语》。即如朱子同时陆象山已然。而明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阳明求为圣人，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曰：[光案：“乃曰：”之冒号，东大版原作“乃曰，”之逗号。]“圣人处此，更有何道？”[11]则岂不先世之孔子，亦当学后代之阳明。此乃禅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余意。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朱子为学，则学其前贤如周、张、二程。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12]？”[光案：“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东大版原作“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无冒号及引号。]则所学即学其乐，所乐亦乐其学，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惟横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论《易》即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光案：“自强不息。”之句号，东大版原作“自强不息，”之逗号。]”此亦与孔子意相近。而横渠之努力，则有引人入歧途处。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余不能英语，课务轻简，乃草为此注，自遣时日。余非敢于朱《注》争异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说《论语》者屡有其人，故求为之折衷。及近年来，两目成疾，不能见字。偶嘱内人读此旧注，于文字上略有修改，惟义理则一任旧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乃作为此书之后序。
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双十节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1] 光案：参见第1章。
[2] 光案：参见第180章。
[3] 光案：参见第119章。
[4] 光案：参见第20章。
[5] 光案：参见《庄子》〈田子方〉。
[6] 光案：参见第121章，259章。
[7] 光案：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8] 光案：参见《孟子》〈滕文公˙下〉。
[9] 光案：参见《孟子》〈告子˙下〉。
[10] 光案：参见《朱子语类》〈孟子二˙公孙丑上〉。朱子曰：“如今人多将颜子做个柔善底人看。
殊不知颜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刚果得来细密，不发露。如个有大气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
无人抵得他。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则孟子粗似颜子，颜子较小如孔子。
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然学者则须自粗以入细，须见刚硬有所卓
立，然后渐渐加工，如颜子、圣人也。”
[11] 光案：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三十七岁在贵阳：“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12] 光案：参见《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明道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学仲尼颜子乐处，
所乐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