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
緣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點多鐘，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從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點感冒癥狀，關節酸疼，流鼻涕，慵懶，所以8號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這時一邊懊惱沒有關手機，一邊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裏的手機。一聽，出乎意料是小林的聲音，她說《收穫》策劃了一個新的紀實性專欄，總的題目和希拉裏的那本書名一樣，叫“親歷歷史”，約我寫一篇。我說寫“反右”行不行?小林說還是寫“文革”吧。我說，“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勞改農場，勞改隊裏不搞“文革”，我好像無從寫起。小林說，“文革”有十年的歷史哩!哦，“文革”竟鬧了十年，連我自己都忘了!
關了機，我一夜難眠，第二天精神卻好起來。
“文革”鬧了十年，我準備衹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近萬人目睹，場面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衝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一開始就寫下準確日子還因為，我感到身體不適的這天正是11月7日。這一天，絶大多數中國人大約也忘卻了。11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的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節”，所謂攻打鼕宮的“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剋思列寧主義”。很多年中，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是僅次於“十一”國慶節的節日，全國人民都要采取規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儀式來紀念它。我們不再紀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節日總讓我念念不忘。每到日曆翻到這一天，我耳邊似乎就會響起阿芙洛爾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這個節日是因我年輕時每年都過而至今印象深刻，那麽我述說的這個真實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會是怎樣的呢?她年幼時就“親歷”過那樣的“歷史”，我很難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來，更不知道如果她還活着並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是否會觸及她的隱痛，給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她一定是和我一樣堅強的人，甚至比我更堅強。她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親自站出來說話，她的述說當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這樣!
上
我在馬剋思《資本論》的註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産階級法律，無産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後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春節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後，我仍是以一個被管製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隻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可想而知。在勞改隊裏面，大傢都是羊或大傢都是狼或狗，誰也別說誰。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種用別人對我的態度來對待別人的本能，因而送我進勞改隊我倒仿佛有一種回傢的感覺，能應付自如了。是的，勞改隊已成了我的傢，或說是我天生就應該生活在勞改隊裏面，就像蝸牛就應該生活在它的殼裏。
緣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點多鐘，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從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點感冒癥狀，關節酸疼，流鼻涕，慵懶，所以8號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這時一邊懊惱沒有關手機，一邊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裏的手機。一聽，出乎意料是小林的聲音，她說《收穫》策劃了一個新的紀實性專欄，總的題目和希拉裏的那本書名一樣，叫“親歷歷史”，約我寫一篇。我說寫“反右”行不行?小林說還是寫“文革”吧。我說，“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勞改農場，勞改隊裏不搞“文革”，我好像無從寫起。小林說，“文革”有十年的歷史哩!哦，“文革”竟鬧了十年，連我自己都忘了!
關了機，我一夜難眠，第二天精神卻好起來。
“文革”鬧了十年，我準備衹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近萬人目睹，場面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衝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一開始就寫下準確日子還因為，我感到身體不適的這天正是11月7日。這一天，絶大多數中國人大約也忘卻了。11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的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節”，所謂攻打鼕宮的“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剋思列寧主義”。很多年中，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是僅次於“十一”國慶節的節日，全國人民都要采取規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儀式來紀念它。我們不再紀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節日總讓我念念不忘。每到日曆翻到這一天，我耳邊似乎就會響起阿芙洛爾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這個節日是因我年輕時每年都過而至今印象深刻，那麽我述說的這個真實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會是怎樣的呢?她年幼時就“親歷”過那樣的“歷史”，我很難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來，更不知道如果她還活着並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是否會觸及她的隱痛，給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她一定是和我一樣堅強的人，甚至比我更堅強。她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親自站出來說話，她的述說當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這樣!
上
我在馬剋思《資本論》的註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産階級法律，無産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後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春節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後，我仍是以一個被管製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隻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可想而知。在勞改隊裏面，大傢都是羊或大傢都是狼或狗，誰也別說誰。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種用別人對我的態度來對待別人的本能，因而送我進勞改隊我倒仿佛有一種回傢的感覺，能應付自如了。是的，勞改隊已成了我的傢，或說是我天生就應該生活在勞改隊裏面，就像蝸牛就應該生活在它的殼裏。
我記得1966年夏天，勞改隊外的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鬧得很兇的時候，一天，我正在稻田裏薅草，勞改隊長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邊說：“你在這裏真走運!你知不知道銀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裏還貼着你的《大風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話，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遊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確實感到很幸運。後來我纔知道那次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寧夏“走資派”舉辦的，展出我的《大風歌》，為的是企圖證明“文化革命”在寧夏已經進行過並取得“成就”了，以此來抵製這次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倘若我在社會上，肯定會受到“走資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擊。
可是我在勞改隊的好景不長，遺憾的是衹判了三年，1968年春節前到期，我第二次勞改釋放後又回到南梁農場。果然如勞改隊長說的不走運，一回南梁農場我就被“群專”，等於沒有釋放。
“群專”是“無産階級革命群衆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製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裏，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着勞動。這裏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製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産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製。我所在的生産隊是武裝連，革命群衆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緑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裏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衆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衆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啓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麽“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儘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挂鈎，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繫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傢。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産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産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産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衹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衆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槍斃。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衆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麽新鮮材料來。可是儘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裏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衹是拉到臺上鬥一鬥，頂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麽“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裏，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裏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麯唱的那樣：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可是我在勞改隊的好景不長，遺憾的是衹判了三年，1968年春節前到期，我第二次勞改釋放後又回到南梁農場。果然如勞改隊長說的不走運，一回南梁農場我就被“群專”，等於沒有釋放。
“群專”是“無産階級革命群衆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製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裏，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着勞動。這裏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製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産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製。我所在的生産隊是武裝連，革命群衆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緑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裏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衆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衆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啓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麽“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儘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挂鈎，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繫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傢。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産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産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産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衹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衆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槍斃。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衆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麽新鮮材料來。可是儘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裏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衹是拉到臺上鬥一鬥，頂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麽“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裏，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裏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麯唱的那樣：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