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友梅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劃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睏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裏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傢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係。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裏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醖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傢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裏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傢人音訊斷絶，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絶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着一種處於絶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註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紮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産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藉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已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傢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傢。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裏厄醫生面對着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態度；裏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絶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裏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衹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纔有一綫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絶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决資産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劃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睏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裏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傢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係。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裏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醖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傢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裏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傢人音訊斷絶，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絶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着一種處於絶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註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紮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産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藉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已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傢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傢。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裏厄醫生面對着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態度；裏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絶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裏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衹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纔有一綫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絶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决資産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可取。
——丹尼爾·笛福 ①
--------
①丹尼爾·笛福（1660—1731），英國十八世紀名作傢，著有《魯濱孫飄流記》等。
故事的題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奧蘭城發生的一些罕見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來看，這些不太尋常的事情發生得頗不是地方。乍看起來，奧蘭衹不過是一座平淡無奇的城市，衹不過是法屬阿爾及利亞沿海的一個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當醜陋，這一點是不得不承認的。它的外表很平靜，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於很多商業城市，那就必須花費一些時間纔行。怎麽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無鴿子，又無樹木，更無花園的城市？怎麽能使人想象在那裏，既看不到飛鳥展翅，又聽不到樹葉的沙沙聲，總之這是一個毫無特點的地方？在這個城市裏，衹有觀察天空才能看出季節的變化。衹有那清新的空氣，小販從郊區運來的一籃籃的鮮花纔帶來春天的信息，這裏的春天是在市場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過分乾燥的房屋，使墻壁蒙上了一層灰色的塵埃，人們如果不放下百葉窗就沒法過日子。但到了秋天，卻是大雨滂淪，下得滿城都是泥漿。直到鼕天來臨，纔出現晴朗的天氣。
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麽於活，怎麽相愛，又怎麽死去。在我們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於氣候的緣故，這一切活動全都是用同樣的狂熱而又漫不經心的態度來進行的。這說明人們在那裏感到厭煩，但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那裏的市民很勤勞，但目的不過是為了發財。他們對於經商特別感興趣，用他們的話來說，最要緊的事是做生意。當然，他們也有一般的生活樂趣和享受，例如：喜歡女人，愛看電影和到海濱去沐浴。但是他們很有分寸，把這些娛樂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裏則設法多賺些錢。下午下班後，他們按時在咖啡館相聚，在同一條林陰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陽臺上。年輕人喜歡尋找一些短暫而強烈的刺激，至於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的嗜好，則不外乎跑跑滾球俱樂部，參加聯誼團體舉行的宴會，或者上俱樂部去狂賭，碰碰牌運。
有人一定會說，這並不是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現象，我們的同時代人都是這樣生活的。不錯，在今天的社會裏，我們看到人們從早到晚地工作，而後卻把業餘生活的時間浪費在賭牌、上咖啡館和閑聊上，這種情況，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們卻不時地在考慮一些其他的生活內容。雖然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可是能有這種考慮就比沒有強。而奧蘭卻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現代城市，也就是說，那裏的人們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慮什麽其他事情的。因此，沒有必要確切地描繪我們這裏的人們的戀愛方式。他們之間的男女關係不是短暫地縱欲狂歡一番，就是安於長期的夫婦生活。除這兩個極端之外，很少有中間狀態。這也不是他們所獨創的。奧蘭跟別處一樣，由於缺少時間和思考，人們衹能處於相愛而又不自覺的狀態。
本城比較獨特的地方是死亡的睏難。不過睏難二字用得並不好，還是說難受比較恰當。生病總是不舒適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會得到幫助，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聽其自然。一個病人需要人們的體貼，要有扶持，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奧蘭，為了適應嚴酷的氣候、大量的生意經、枯燥無味的景色、短促的黃昏、娛樂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個生病的人在哪裏都感到孤寂，更何況是垂死的人。試想當全城的人都忙於在電話中或在咖啡館裏談着票據呀、提貨單呀、貼現呀等等的同時，一個關閉在被烈日烤得劈啪發響的重重墻頭後面的垂死病人該是什麽境況？人們可以想象，即使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在一個幹熱的地方，當死神來臨時將會帶來何等難受的滋味！
這番情況介紹也許能使人對該城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雖然如此，這一切畢竟不該過分予以誇張。值得提出的是該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樣平庸。但是一旦過慣了也不難打發日子。既然在這個城市裏生活是不難習慣的，因此可以說一切都還過得去。當然，這樣看來，這個城市的生活的確不太有情趣。不過，這裏至少沒有發生過什麽混亂，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勞常常贏得外來遊客的理所當然的好評。這個沒有景色、沒有草木和沒有靈魂的城市卻給人們一種寧靜的感覺，最後會把人帶人夢鄉。可是，應該說句公正話，該城四周風景之美倒是無與倫比的，它處在一個光禿禿的高原中間，周圍是陽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個輪廓完美無缺的海灣。令人遺憾的衹是城市是背着海灣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這些情況，就不難相信，這個城裏的居民是根本不會預見到發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們下面會看到——是此後一連串嚴重事件的先兆，而這一連串的事件也就是本書要報道的內容。這些事在有些人看來是不足為奇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簡直不可置信。但是無論如何，一個寫報道的人是不能考慮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務衹是：當他知道某件事確已發生，而且這件事已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死，因而會有千千萬萬的見證人從內心深處證實他所說的話是真的，這時他就說：“這件事發生了。”
再者，這件事的敘述者——到時候讀者就會對他有所瞭解——衹是由於一種巧遇纔使他有機會收集到一定數量的證詞，而且當時的形勢使他本人也捲人了他要敘述的事情中去，否則他是沒有充分的理由來從事這項工作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纔有機會充當史學家的角色。不用說，一個史學家，即使是業餘的，也總是擁有一定的資料的。因此這段歷史的敘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資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見證；其次是別人的見證，因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這篇報道中所有人物嚮他傾訴的心裏話；最後還有終於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資料。他可以在自己認為需要時加以引證和按照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還可以……然而這段開場白和嘩衆取寵的話也許該到此為止了，還是言歸正傳吧。有關下述這件事的頭幾天的經過，還得說得詳細些纔行。
——丹尼爾·笛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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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丹尼爾·笛福（1660—1731），英國十八世紀名作傢，著有《魯濱孫飄流記》等。
故事的題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奧蘭城發生的一些罕見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來看，這些不太尋常的事情發生得頗不是地方。乍看起來，奧蘭衹不過是一座平淡無奇的城市，衹不過是法屬阿爾及利亞沿海的一個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當醜陋，這一點是不得不承認的。它的外表很平靜，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於很多商業城市，那就必須花費一些時間纔行。怎麽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無鴿子，又無樹木，更無花園的城市？怎麽能使人想象在那裏，既看不到飛鳥展翅，又聽不到樹葉的沙沙聲，總之這是一個毫無特點的地方？在這個城市裏，衹有觀察天空才能看出季節的變化。衹有那清新的空氣，小販從郊區運來的一籃籃的鮮花纔帶來春天的信息，這裏的春天是在市場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過分乾燥的房屋，使墻壁蒙上了一層灰色的塵埃，人們如果不放下百葉窗就沒法過日子。但到了秋天，卻是大雨滂淪，下得滿城都是泥漿。直到鼕天來臨，纔出現晴朗的天氣。
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麽於活，怎麽相愛，又怎麽死去。在我們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於氣候的緣故，這一切活動全都是用同樣的狂熱而又漫不經心的態度來進行的。這說明人們在那裏感到厭煩，但同時又極力使自己習慣成自然。那裏的市民很勤勞，但目的不過是為了發財。他們對於經商特別感興趣，用他們的話來說，最要緊的事是做生意。當然，他們也有一般的生活樂趣和享受，例如：喜歡女人，愛看電影和到海濱去沐浴。但是他們很有分寸，把這些娛樂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裏則設法多賺些錢。下午下班後，他們按時在咖啡館相聚，在同一條林陰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陽臺上。年輕人喜歡尋找一些短暫而強烈的刺激，至於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的嗜好，則不外乎跑跑滾球俱樂部，參加聯誼團體舉行的宴會，或者上俱樂部去狂賭，碰碰牌運。
有人一定會說，這並不是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現象，我們的同時代人都是這樣生活的。不錯，在今天的社會裏，我們看到人們從早到晚地工作，而後卻把業餘生活的時間浪費在賭牌、上咖啡館和閑聊上，這種情況，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們卻不時地在考慮一些其他的生活內容。雖然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可是能有這種考慮就比沒有強。而奧蘭卻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現代城市，也就是說，那裏的人們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慮什麽其他事情的。因此，沒有必要確切地描繪我們這裏的人們的戀愛方式。他們之間的男女關係不是短暫地縱欲狂歡一番，就是安於長期的夫婦生活。除這兩個極端之外，很少有中間狀態。這也不是他們所獨創的。奧蘭跟別處一樣，由於缺少時間和思考，人們衹能處於相愛而又不自覺的狀態。
本城比較獨特的地方是死亡的睏難。不過睏難二字用得並不好，還是說難受比較恰當。生病總是不舒適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會得到幫助，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聽其自然。一個病人需要人們的體貼，要有扶持，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奧蘭，為了適應嚴酷的氣候、大量的生意經、枯燥無味的景色、短促的黃昏、娛樂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一個生病的人在哪裏都感到孤寂，更何況是垂死的人。試想當全城的人都忙於在電話中或在咖啡館裏談着票據呀、提貨單呀、貼現呀等等的同時，一個關閉在被烈日烤得劈啪發響的重重墻頭後面的垂死病人該是什麽境況？人們可以想象，即使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在一個幹熱的地方，當死神來臨時將會帶來何等難受的滋味！
這番情況介紹也許能使人對該城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雖然如此，這一切畢竟不該過分予以誇張。值得提出的是該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樣平庸。但是一旦過慣了也不難打發日子。既然在這個城市裏生活是不難習慣的，因此可以說一切都還過得去。當然，這樣看來，這個城市的生活的確不太有情趣。不過，這裏至少沒有發生過什麽混亂，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勞常常贏得外來遊客的理所當然的好評。這個沒有景色、沒有草木和沒有靈魂的城市卻給人們一種寧靜的感覺，最後會把人帶人夢鄉。可是，應該說句公正話，該城四周風景之美倒是無與倫比的，它處在一個光禿禿的高原中間，周圍是陽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個輪廓完美無缺的海灣。令人遺憾的衹是城市是背着海灣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這些情況，就不難相信，這個城裏的居民是根本不會預見到發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們下面會看到——是此後一連串嚴重事件的先兆，而這一連串的事件也就是本書要報道的內容。這些事在有些人看來是不足為奇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簡直不可置信。但是無論如何，一個寫報道的人是不能考慮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務衹是：當他知道某件事確已發生，而且這件事已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死，因而會有千千萬萬的見證人從內心深處證實他所說的話是真的，這時他就說：“這件事發生了。”
再者，這件事的敘述者——到時候讀者就會對他有所瞭解——衹是由於一種巧遇纔使他有機會收集到一定數量的證詞，而且當時的形勢使他本人也捲人了他要敘述的事情中去，否則他是沒有充分的理由來從事這項工作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纔有機會充當史學家的角色。不用說，一個史學家，即使是業餘的，也總是擁有一定的資料的。因此這段歷史的敘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資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見證；其次是別人的見證，因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這篇報道中所有人物嚮他傾訴的心裏話；最後還有終於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資料。他可以在自己認為需要時加以引證和按照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還可以……然而這段開場白和嘩衆取寵的話也許該到此為止了，還是言歸正傳吧。有關下述這件事的頭幾天的經過，還得說得詳細些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