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锒铛入狱他都不相信眼前经历的一切是真正的现实。逮捕他的时候,公安人员还面带笑容,好像来逮捕这样一个全市有名的大企业家、著名的发明人、数项专利的拥有者,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临上警车,警察拉开车门,还轻轻地扶了他胳膊一把,礼貌得像香港大酒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所以他也向警察笑了笑,“还是同样一个梦。”他想,每次做这样的梦,做他又被逮捕又被劳改的梦,他都既害怕又惋惜。惋惜的是这样的梦总没有结果,做不到他“平反”就半途惊醒。一截一截拖着的梦,每段的尾巴都是悬念,使他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这次看来像真的似的,一定要把它做完。”于是他便顺从着,丝毫不辩白不抗拒,跟着警察走,甚至走得比警察还快,仿佛他自己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他也的确轻车熟路,果然一下子就走进了监狱。
监狱和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久违了,监狱!高大挺拔的水泥墙朝气蓬勃,电网如同五线谱蕴藏着一首首乐曲。一切都给人井井有条的感觉。穿着囚犯服装的犯人在四处游逛,一个个瞪眼看他,倒像是公园的游客。很精致的带花边的美术字,一行行描绘在四周的墙壁上,再不像过去那样,随便用白灰涂抹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几句套话就算完事。而现在的口号却如诗一般的句子:
你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这里干什么?
认真反省 踏实改造
你的亲人正等待着你
花边柔和,色彩艳丽,词句感人,因而令他备感亲切,和他刚从国外回到家乡的心情一样。
是呀!“你是谁?”“你到这里干什么?”
逮捕他的警察,接收他的管教人员无不面带笑容,一个个将他小心翼翼地传交下去,好像在传交一件易碎的贵重物品。凡是他见到的面孔都对着他笑。把他领到牢房的“班长”(现在还应该这样称呼吧)客气得也像大酒店的服务生,打开房门,先请他进去,不同的是却把他反锁在里面。
这次做的梦的确像真的!当他手握着铁栅栏向外张望时,铁栅栏以它金属固有的冰凉震撼了他。这股特殊的凉气像蛇一般地从他的手掌直蹿到心脏,在他心上咬了一口。
时间却过得像梦中那样快。梦里的时间是浓缩了的,或说是梦里根本没有时间(他暗地里庆幸剩下的八年也许还是很容易过去的)。转瞬之间便叫他出来提审,而审他的却是昨天刚和他在鸿喜楼饭庄同桌吃饭的公安局长(应该由法院审判员来审的吧,但他的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审判员,于是只好让公安局长来担当这个角色了)。
提审的地方还是十几年前那间破房子,局长座位后面的那堵墙已经裂开大缝,白云在蓝色的缝隙中掠过,其快无比。一丝丝风从外面悄俏吹来,可以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地面凹凸不平,湿漉漉的,似乎还飘浮着雾气。十几年来他没有踩过这样的烂泥地了,十分可惜从新加坡买的这双意大利皮鞋(它一向以为只有在国外才能买到真正的名牌)。而公安局长却很规矩地系着黑领带,穿着整齐的制服,和铜佛一样闪闪发光,毫不在意他自己和这环境的不搭配。
“老赵呀老赵,这是咋搞的?”公安局长带着笑意问他。
哪有这样审问的!他想他对审讯程序大概比公安局长还熟悉。这里面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程序、人物、环境、背景等等,都乱七八糟,要不要将梦重新来做?审讯应该先从姓名年龄籍贯问起……
但梦并不由他支配,它从容不迫地按照梦所会有的情节发展下去。
公安局长面前是一张和小学生课桌一样的旧办公桌,书记员搂着一卷纸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这情景和二十几年前非常相似,那时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拉一副桌椅板凳来便能组成公堂审讯判刑;群众革命专政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非正规性和反常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群众才能体会到对别人专政的快感。公安局长伸手向书记员要他的材料。书记员把怀里的那卷纸打开,原来看起来很厚的一卷纸却只有一张。书记员隔着桌子将纸扔给局长,那张纸便像蝴蝶飞过花丛似地扇着翅膀飘到局长面前。
局长嘴里啧啧作响地上下浏览他的材料,即那张纸。那张纸是透明的,他从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写的些什么:姓名:赵鹫;曾用名:无;性别: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国安县;家庭成分:城市贫民 旧职员 小业主 上中农 地主 反动官僚;个人出身: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分这一栏填得如此复杂是政策和形势不断变化的结果。最早开始填表时他还在中学,自己填的是城市贫民,后来领导上认为他的家庭应该算旧职员,因为他父亲曾在旧社会的县政府当过管伙食的职务。到1956年全国实行工商业改造,社会从对每个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经济状况,又觉得他在这一栏里填“小业主”更为合适。经查,他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后退出,去开过一家卖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杂货店。但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来了,因他父亲继承过他祖父在乡下的几亩田地而自己不亲自耕种,虽然土改时土地已经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线还应划为上中农。这样,“小业主”和“上中农”就并列在一项栏目里。所幸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上中农”和“小业主”二者的阶级地位相等,没有矛盾,并列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政治运动的深化,当群众运动和社会认为他的家庭成分又应该升级时,领导就指点他必须这样填:在农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动官僚”,他当然别无选择地在领导给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个早已死去的父亲的鬼魂,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市民,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老实巴交的小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动官僚。并且,他虽然没有得到两份遗产,却好像承担和代表着两个家庭,具有双重身份。这样兼容并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这一栏为止。表格上这一栏的方框融化了,他才从里面浮游出来,游到社会上和大家混在一起。
“你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存在。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看到贴相片的位置上是个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没有他的相片。这样更搞不清楚“你是谁”了。但继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尝不是为了贴上他任何一个时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从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只要贴上当时所需的相片,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长皱起眉头,扬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因为局长从这张纸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将他抓进监狱。
“老赵,你说实话,你得罪谁了?要不,啊,在那经济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长往前凑了凑,暧昧地笑道,“跟我,说啥都没有关系。咱俩,谁跟谁呀!到我这儿的话,你就放心吧!”
局长真是个好心人。这一点也不像审讯,更像在饭桌上聊天。他记起来了,局长不止一次地跟他喝过酒。局长除了爱喝两盅外再没有其它毛病。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一个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兼厂长,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这位局长仅到喝酒为止,局长也从来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现在局长能够如此真心地关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一点点任何问题,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谁,何况现在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监狱里来。”他觉得应该义不容辞地结局长指点迷津,“你再仔细看看,抓我的理由实实在在还是我欠了原来的八年。”
局长再次瞪大眼睛在纸上寻找,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那张纸实际上是张白纸,铺在旧的桌子上洁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长还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赵鹫、曾用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这里!”局长边用手指一行行地划,边翕动着厚嘴唇念念有词,最后在纸上一拍:
“当初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复查的结论是:‘该赵鹫虽然思想反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在群众中散布过错误言论,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没有构成犯罪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坦白交代深刻,应予宣布释放,恢复工作’。”
局长念到这里,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开大嘴笑道:“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应予宣布释放’,为什么不是‘无罪释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啊,还是三个‘没有’,下面就应该明确写上无罪才对。‘释放’,假释也是释放!真是乱弹琴!而且,‘心怀不满’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知道你‘心怀’的东西?再说,‘恢复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他倒写的个明白!”
局长虽然言词激烈,慷慨激昂,但丝毫不表示他愤怒,只觉得好笑,就像在饭桌上听了一个笑话一样。而赵鹫,也就是他本人,这时反倒有点高兴起来。他终于碰到一个懂点法律知识的人!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对局长说得很清楚,让局长和他一样清楚。局长今年才三十多岁,属于“跨世纪干部”之列,人精明能干,有大专学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先当派出所所长时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们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很快便一级级提升到正局级。然而1968年时局长正拖着鼻涕到处抓麻雀(也许就是在抓麻雀时练出了抓小偷的本领吧),1978年时局长还是部队的一个小列兵,他怎能让局长更进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国大举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市复查小组一天要复查上百件案子,五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须五个人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上报市委批复。铁打铜铸的人也会被磨得形销骨立。有道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难免的。一篇结论上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有什么关系?把人释放出来就是最好的结论,就是无罪的最有力的证明。被释放的犯人哪个还有心思和复查小组去争论结论的某处某处写得不对?飞出笼的鸟儿没有一只会回过头来再向人索取通行证的。飞得越快越好,飞得越远越好……所以当时还产生出一个流行的词儿,叫“一风吹”,意思是你过去的一切历史问题统统都被风吹掉了,都没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当时的小列兵还不知道有“一风吹”这么个词,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曾有个复查案件的五人小组负责平反“冤假错案”,更不理解在当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已经算万幸,而“心怀”的东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结论拟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应,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怀不满”,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满”都交代了出来,才获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评……一切好像都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语言学能使人劳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似乎是人类自发明了语言后就代代相传的。当今的局长难道就没有运用语言学把人关进什么地方去过?但他用的虽然是同一种语言却是不同的系统。就好像两部同样牌号的电梯却各自有各自的操纵部件一样,你按这部电梯的七楼键决不会让那部电梯也升到七楼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长,他乘的这部电梯的楼层键看不到另一部电梯也随着动弹,却埋怨另一部电梯出了毛病。
他无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阵懒得和局长解释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劳了,人们都劝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关部主任已经和一处消夏胜地联系妥了,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休闲,打打高尔夫球,游游泳……可是他没去,却进了监狱。他开始出冷汗,感到一阵虚弱的晕眩。而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在高科技时代已经完全有办法不用说话就和别人沟通,于是他张开嘴,手伸进喉咙里,从喉部深处掏出一张ANSI×3B8标准的电脑软盘,随手递给局长。软盘只有3.5英寸,局长用两个手指头拈着,张开大口如吃苏打饼干一般一下子放进嘴里。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局长把软盘嚼得咯巴咯巴作响,又用唾液将它溶化,总算品出了味道,说道,“好了,老赵,你别着急,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这好解决,我马上就向市领导反映。”接着又笑嘻嘻地说,“你就当在这儿休息两天吧!别忘x86xAA,你出去的时候要请我喝酒啊……”
他意识到第一次提审到此结束。他和局长同时站起来。局长转过身去向后一挥手,身后那堵裂开缝的破墙当即像帷幕般地拉开。局长说:“我已经告诉了监狱长,对你特别优待,给你住个单间,需要什么东西你尽管跟管教干部说,你把他们当成服务员就行了。”
他心里明白监狱不由公安局管而由劳改局管,但他不认识劳改局长,他记起来一次和很多市上的领导同桌吃饭的场合,大家都喝得醺醺然的时候,他曾跟这个公安局长开过一句玩笑,说如果将来他又被抓进监狱,请局长多多关照,想不到那个玩笑今天弄假成真,于是他的事注定要由这个局长一管到底了。
随着局长的手指,他自觉地钻进帷幕。而帷幕外蓝色的天空立即暗淡下来,广阔的空间很快便缩成了一间狭小的阴沉沉的牢房。
监狱和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久违了,监狱!高大挺拔的水泥墙朝气蓬勃,电网如同五线谱蕴藏着一首首乐曲。一切都给人井井有条的感觉。穿着囚犯服装的犯人在四处游逛,一个个瞪眼看他,倒像是公园的游客。很精致的带花边的美术字,一行行描绘在四周的墙壁上,再不像过去那样,随便用白灰涂抹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几句套话就算完事。而现在的口号却如诗一般的句子:
你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这里干什么?
认真反省 踏实改造
你的亲人正等待着你
花边柔和,色彩艳丽,词句感人,因而令他备感亲切,和他刚从国外回到家乡的心情一样。
是呀!“你是谁?”“你到这里干什么?”
逮捕他的警察,接收他的管教人员无不面带笑容,一个个将他小心翼翼地传交下去,好像在传交一件易碎的贵重物品。凡是他见到的面孔都对着他笑。把他领到牢房的“班长”(现在还应该这样称呼吧)客气得也像大酒店的服务生,打开房门,先请他进去,不同的是却把他反锁在里面。
这次做的梦的确像真的!当他手握着铁栅栏向外张望时,铁栅栏以它金属固有的冰凉震撼了他。这股特殊的凉气像蛇一般地从他的手掌直蹿到心脏,在他心上咬了一口。
时间却过得像梦中那样快。梦里的时间是浓缩了的,或说是梦里根本没有时间(他暗地里庆幸剩下的八年也许还是很容易过去的)。转瞬之间便叫他出来提审,而审他的却是昨天刚和他在鸿喜楼饭庄同桌吃饭的公安局长(应该由法院审判员来审的吧,但他的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审判员,于是只好让公安局长来担当这个角色了)。
提审的地方还是十几年前那间破房子,局长座位后面的那堵墙已经裂开大缝,白云在蓝色的缝隙中掠过,其快无比。一丝丝风从外面悄俏吹来,可以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地面凹凸不平,湿漉漉的,似乎还飘浮着雾气。十几年来他没有踩过这样的烂泥地了,十分可惜从新加坡买的这双意大利皮鞋(它一向以为只有在国外才能买到真正的名牌)。而公安局长却很规矩地系着黑领带,穿着整齐的制服,和铜佛一样闪闪发光,毫不在意他自己和这环境的不搭配。
“老赵呀老赵,这是咋搞的?”公安局长带着笑意问他。
哪有这样审问的!他想他对审讯程序大概比公安局长还熟悉。这里面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程序、人物、环境、背景等等,都乱七八糟,要不要将梦重新来做?审讯应该先从姓名年龄籍贯问起……
但梦并不由他支配,它从容不迫地按照梦所会有的情节发展下去。
公安局长面前是一张和小学生课桌一样的旧办公桌,书记员搂着一卷纸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这情景和二十几年前非常相似,那时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拉一副桌椅板凳来便能组成公堂审讯判刑;群众革命专政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非正规性和反常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群众才能体会到对别人专政的快感。公安局长伸手向书记员要他的材料。书记员把怀里的那卷纸打开,原来看起来很厚的一卷纸却只有一张。书记员隔着桌子将纸扔给局长,那张纸便像蝴蝶飞过花丛似地扇着翅膀飘到局长面前。
局长嘴里啧啧作响地上下浏览他的材料,即那张纸。那张纸是透明的,他从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写的些什么:姓名:赵鹫;曾用名:无;性别: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国安县;家庭成分:城市贫民 旧职员 小业主 上中农 地主 反动官僚;个人出身: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分这一栏填得如此复杂是政策和形势不断变化的结果。最早开始填表时他还在中学,自己填的是城市贫民,后来领导上认为他的家庭应该算旧职员,因为他父亲曾在旧社会的县政府当过管伙食的职务。到1956年全国实行工商业改造,社会从对每个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经济状况,又觉得他在这一栏里填“小业主”更为合适。经查,他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后退出,去开过一家卖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杂货店。但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来了,因他父亲继承过他祖父在乡下的几亩田地而自己不亲自耕种,虽然土改时土地已经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线还应划为上中农。这样,“小业主”和“上中农”就并列在一项栏目里。所幸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上中农”和“小业主”二者的阶级地位相等,没有矛盾,并列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政治运动的深化,当群众运动和社会认为他的家庭成分又应该升级时,领导就指点他必须这样填:在农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动官僚”,他当然别无选择地在领导给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个早已死去的父亲的鬼魂,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市民,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老实巴交的小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动官僚。并且,他虽然没有得到两份遗产,却好像承担和代表着两个家庭,具有双重身份。这样兼容并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这一栏为止。表格上这一栏的方框融化了,他才从里面浮游出来,游到社会上和大家混在一起。
“你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存在。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看到贴相片的位置上是个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没有他的相片。这样更搞不清楚“你是谁”了。但继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尝不是为了贴上他任何一个时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从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只要贴上当时所需的相片,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长皱起眉头,扬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因为局长从这张纸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将他抓进监狱。
“老赵,你说实话,你得罪谁了?要不,啊,在那经济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长往前凑了凑,暧昧地笑道,“跟我,说啥都没有关系。咱俩,谁跟谁呀!到我这儿的话,你就放心吧!”
局长真是个好心人。这一点也不像审讯,更像在饭桌上聊天。他记起来了,局长不止一次地跟他喝过酒。局长除了爱喝两盅外再没有其它毛病。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一个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兼厂长,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这位局长仅到喝酒为止,局长也从来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现在局长能够如此真心地关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一点点任何问题,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谁,何况现在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监狱里来。”他觉得应该义不容辞地结局长指点迷津,“你再仔细看看,抓我的理由实实在在还是我欠了原来的八年。”
局长再次瞪大眼睛在纸上寻找,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那张纸实际上是张白纸,铺在旧的桌子上洁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长还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赵鹫、曾用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这里!”局长边用手指一行行地划,边翕动着厚嘴唇念念有词,最后在纸上一拍:
“当初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复查的结论是:‘该赵鹫虽然思想反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在群众中散布过错误言论,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没有构成犯罪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坦白交代深刻,应予宣布释放,恢复工作’。”
局长念到这里,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开大嘴笑道:“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应予宣布释放’,为什么不是‘无罪释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啊,还是三个‘没有’,下面就应该明确写上无罪才对。‘释放’,假释也是释放!真是乱弹琴!而且,‘心怀不满’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知道你‘心怀’的东西?再说,‘恢复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他倒写的个明白!”
局长虽然言词激烈,慷慨激昂,但丝毫不表示他愤怒,只觉得好笑,就像在饭桌上听了一个笑话一样。而赵鹫,也就是他本人,这时反倒有点高兴起来。他终于碰到一个懂点法律知识的人!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对局长说得很清楚,让局长和他一样清楚。局长今年才三十多岁,属于“跨世纪干部”之列,人精明能干,有大专学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先当派出所所长时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们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很快便一级级提升到正局级。然而1968年时局长正拖着鼻涕到处抓麻雀(也许就是在抓麻雀时练出了抓小偷的本领吧),1978年时局长还是部队的一个小列兵,他怎能让局长更进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国大举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市复查小组一天要复查上百件案子,五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须五个人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上报市委批复。铁打铜铸的人也会被磨得形销骨立。有道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难免的。一篇结论上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有什么关系?把人释放出来就是最好的结论,就是无罪的最有力的证明。被释放的犯人哪个还有心思和复查小组去争论结论的某处某处写得不对?飞出笼的鸟儿没有一只会回过头来再向人索取通行证的。飞得越快越好,飞得越远越好……所以当时还产生出一个流行的词儿,叫“一风吹”,意思是你过去的一切历史问题统统都被风吹掉了,都没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当时的小列兵还不知道有“一风吹”这么个词,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曾有个复查案件的五人小组负责平反“冤假错案”,更不理解在当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已经算万幸,而“心怀”的东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结论拟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应,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怀不满”,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满”都交代了出来,才获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评……一切好像都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语言学能使人劳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似乎是人类自发明了语言后就代代相传的。当今的局长难道就没有运用语言学把人关进什么地方去过?但他用的虽然是同一种语言却是不同的系统。就好像两部同样牌号的电梯却各自有各自的操纵部件一样,你按这部电梯的七楼键决不会让那部电梯也升到七楼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长,他乘的这部电梯的楼层键看不到另一部电梯也随着动弹,却埋怨另一部电梯出了毛病。
他无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阵懒得和局长解释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劳了,人们都劝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关部主任已经和一处消夏胜地联系妥了,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休闲,打打高尔夫球,游游泳……可是他没去,却进了监狱。他开始出冷汗,感到一阵虚弱的晕眩。而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在高科技时代已经完全有办法不用说话就和别人沟通,于是他张开嘴,手伸进喉咙里,从喉部深处掏出一张ANSI×3B8标准的电脑软盘,随手递给局长。软盘只有3.5英寸,局长用两个手指头拈着,张开大口如吃苏打饼干一般一下子放进嘴里。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局长把软盘嚼得咯巴咯巴作响,又用唾液将它溶化,总算品出了味道,说道,“好了,老赵,你别着急,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这好解决,我马上就向市领导反映。”接着又笑嘻嘻地说,“你就当在这儿休息两天吧!别忘x86xAA,你出去的时候要请我喝酒啊……”
他意识到第一次提审到此结束。他和局长同时站起来。局长转过身去向后一挥手,身后那堵裂开缝的破墙当即像帷幕般地拉开。局长说:“我已经告诉了监狱长,对你特别优待,给你住个单间,需要什么东西你尽管跟管教干部说,你把他们当成服务员就行了。”
他心里明白监狱不由公安局管而由劳改局管,但他不认识劳改局长,他记起来一次和很多市上的领导同桌吃饭的场合,大家都喝得醺醺然的时候,他曾跟这个公安局长开过一句玩笑,说如果将来他又被抓进监狱,请局长多多关照,想不到那个玩笑今天弄假成真,于是他的事注定要由这个局长一管到底了。
随着局长的手指,他自觉地钻进帷幕。而帷幕外蓝色的天空立即暗淡下来,广阔的空间很快便缩成了一间狭小的阴沉沉的牢房。
这并不是一间单人牢房,黑黝黝的墙根下早蜷缩着三个犯人,每人胸前用白布缝的编号如同现在出席会议的塑料胸牌,于是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沉默地讨论着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他暗自抱怨局长说话不算数,更发愁晚上怎么睡觉。这么多年来,他习惯了一个人睡一间房,即使出差开会他也要宾馆给他一个人开个单间,别说跟这么多陌生人,再有一个人在他旁边稍有响动他也不能入睡。牢房不足六平方米,没有床,只有一副缺少绳索的绞刑架孤零零地立在中间,原来那上面的横梁就是床铺,要在绞刑架的横梁上睡觉是需一点功夫的。可是现在已经身不由己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他只好找一个空地方一屁股坐下,同时听见屁股下面索索作响。他马上意识到坐在了一堆稻草上,并且闻到一股清香的干草味。这股熟悉的干草气味给他带来一点阳光,他看到牢房里明亮起来,而且很快感到了当年仰面朝天地躺在田野上的那种舒畅。他顺势躺下时,空间也随着他的身躯展开,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牢房里居然没有压着什么东西。他就像躺在白云上一般飘飘然了。
可是那三个犯人的面孔却像乌云般地向他眼前凑了过来。他的眼帘上映出当年和他一同劳改的难友。啊,牢房里这几个犯人都不陌生,大家都是熟人,奇怪的是,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出了狱,都搞了几项发明,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从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了大企业家,这几位难友怎么还被关在监狱里?
三张呆板的面孔一言不发,六颗死鱼般的眼珠不眨眼地盯着他。盯得他很不自在,好像他一个人出了监狱是背叛了他们,陡然,他想起来这三个人早已死了,在他出狱之前,他们还没有等到平反“冤假错案”就已经死在监狱里了。然而他一点也不觉得可怕,反而松了口气,不仅消除了负疚感,还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慰,仿佛跟他们在一起心里才感到踏实,他原本就应该属于监狱,监狱就是他的家。
死者不用语言发问,每张阴沉的脸都像团团青烟似地飘浮袅绕,最后渐渐凝成一个个问号。他知道他们想问的事情太多,一大堆问题是不能用语言一一表达的,只好用一个简洁的符号来概括了。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让他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一番,于是这次他用了更形象直观的现代科技手段,他将眼镜摘下来交给他们。眼镜的镜片刹那间就变成了两张镭射影碟。这副眼镜他已经戴了十几年,所以镭射影碟上面就记录了十几年来他的所见所闻。
死鬼将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就着光线看了一遍,他们不是看镜片外的风景而是看镜片本身,看过镜片的鬼脸都一个个慢慢地拉长,并流出了黑色的眼泪蜿蜒到下颏上。这样,一个个问号又都变成了惊叹号。
其中一个犯人甚至哭出声来,并抬起一双白胖的肥手掩着乌云般的面孔(那双手他好似在什么博物馆见过,是泡在一个福尔马林瓶子里的)。这个犯人呜咽地哭道:
“这一切让我太失望了!真糟蹋了我革命的理想!”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叛徒”的犯人原本是一个局级干部,1937年的老党员(他耳边同时响起这位局级老干部在劳改时给他的忠告:“监狱是发扬革命传统最好的地方。”),他曾提醒这位难友:“现在你呆的不是国民党的监狱而是共产党的监狱,这怎么说?”“叛徒”昂然回答:“哪个监狱都一样考验人!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今天坐自己的监狱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则是更大的考验。”劳改时“叛徒”不停地写交代写检查,把很多战友都说成是“叛徒”,同时不断虔诚地悔悟,将牢房当成修行的禅房。他也是在1978年平反的,人虽然死在监狱里,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名誉。这时,“叛徒”的面孔乌云翻滚,表现了极大的愤慨。
“不错,现在你们的世界物质财富的确很多,可是哪里还有一点点平等?哪里还有社会主义?!你们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里就不会有穷人。现在你们制造了这么多富人出来,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穷人!消灭贫困最简单最彻底最革命的办法,就是消灭富裕!这是我劳改的十年中得出的最大心得,我真心实意地做了自我检讨,最终才认识到伟大领袖方针路线政策的光荣正确伟大,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革命就是消灭富裕,把旧世界扫得精光!消灭了富裕就消灭了贫穷,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新世界就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世界,大家都一样穷就等于大家都一样富!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容易管理最稳定的社会;没有富裕也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江山才能万万年,现在你们搞了这么多污七八糟的物质建设,你们让人们富起来,还喊什么‘共同富裕’的口号,狗屁!‘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共同贫穷!而让人穷容易让人富却难。你们不知道人一有了钱就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拼命想更富更富,从此天下就多事了,而资产阶级思想其实就是思想空虚,就是没有思想!人没有思想就和野兽没有区别。我在你的眼镜里没有看到别的什么,只看见一群野兽!你等着吧,玩火者必自焚!你们将自食其果的!……”
他汗毛凛凛地静听“叛徒”的指责,全身发冷。“叛徒”大义俨然,怎么会是“叛徒”?所以他完全应该平反。但“叛徒”却反对建设一个将他平反的社会,情愿在把他当成敌人的社会里坐牢。
另一个老难友是大学的哲学讲师,仔细地看了镭射影碟后,脸上泛起一层沼泽地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雾气,于是他的黑脸也就更像一团沼泽地里的烂泥了。哲学讲师嘲骂他道:
“怪不得你会发财!原来你把你的那点小发明算作是你自己的,还有什么知识产权!你忘了你的知识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民给的!是人民供你上大学的,没有人民你个人便一事无成!即使有什么知识产权也应该是人民所有的产权,国家所有的产权!你发明的那什么‘清洁保护剂’难道不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你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过河拆桥,你忘恩负义,盗窃劳动人民的荣誉和财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你才是最没有知识的人,还配拥有什么知识产权!像我,过去在大学里编了多少本哲学讲义,都没敢署自己的名字,一律用的是教研室集体署名。因为我认识到编一本讲义不但有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知识,还有教研室同志们集体的劳动,还有打字员,还有印刷工人同志的劳动,甚至还有造纸工人同志的劳动,照你这样成天伸手向社会要知识产权,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呢?恩格斯的知识产权呢?列宁斯大林的知识产权呢?他们哪一个不是无私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无偿地贡献给了无产阶级!你真恬不知耻!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创造都应属于社会,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像你一样也有知识产权,我现在也成了万元户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为国家写了二十多本书,因为都算作是大学的教材,我自己一个钱都没拿。呜呜……”
哲学讲师曾经在大学里被大字报批判得狗血淋头,体无完肤,因而对大字报语言摧枯拉朽的强劲和蛮横有切身体会,从此他就学会了使用大字报语言来对付别人。如今讲师随口宣读了自己的一张大字报,连批带骂地数说了他一通后,也呜呜地哭出声来。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想提醒他,他正是因为说了“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以及其它什么话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来劳改的,那么他写了那么多书能算是研究成果吗?哲学讲师进了监狱里还说“在中国学哲学教哲学最容易,能背辞典就可以。现代中国哲学就是把过去哲学家的话来加减乘除一番,现在中国搞哲学的人其实都是语言的数学家。”因而他马上理解了哲学讲师的悲哀是哀痛他没有能活到现在。要是他活到现在,钻在图书馆里搞哲学上的加减乘除也能拥有知识产权有多好哇!死人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便不许后人享受,这就是死人永远要束缚活人的原因!
“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最后一个死鬼仍抱着镭射影碟看得津津有味。这在牢房里是最年轻的一个犯人,初中刚毕业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加入了红卫兵,在城市造了一阵反。上山下乡,从此偷鸡摸狗,到处乱窜,变成无业游民,1970年以“盲流”罪判了个很轻的徒刑进了监狱。来监狱里常自称是“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人,洋洋得意地说:“我就是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好。毛主席不是说吗,如果引导得法,我是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我就等着管教干部‘得法’地来引导我了。”“流氓无产阶级”在监狱死于食物中毒。大概正是死后那种惨状才令他终生难忘。
“喂,你这是什么地方?‘的士高’,还有卡拉OK,这最对我的胃口!”“流氓无产阶级”一边说还一边扭动着身躯,如风吹拂青烟。“好些漂亮的小妞儿坐在玻璃窗里,啊,这是哪里?是啥人?原来是在外国!原来是些妓女!我看见你又想进来又不敢进。真是一个傻瓜!有狗心没狗胆。人生难得几回醉,你不知道‘人生难得几回搏’其实就是人生难得几回醉;‘搏’就是‘醉’,‘醉’就是‘搏’!你完了你完了,有这样的机会玩儿都不敢玩,死了都后悔!啊!原来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死得真冤啦,我死得真冤啦!……”
说着说着,年轻的“流氓无产阶级”往后一倒,青烟簌地消散。随着,那两股青烟也飕飕地像风一般溜走,同时牢房立即暗淡下来,黑暗里还响起“吱吱”的鬼的嘲笑声。后两个鬼当然也获得平反。复查小组翻破了讲师的档案,除了“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一句话,再也找不到讲师个人的思想,他只不过是引用伟大领袖的语录引用错了而被他的对立面抓着小辫子,扣了一顶“恶攻”的帽子;至于“盲流”,也不能成为罪名,顶多遣送回原籍了事,如果把“流氓无产阶级”遣送回原籍,还正好让他返回城市。
在七十年代未,都“一风吹”了!
三个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蔑视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使他不禁黯然神伤。他想不到落到鬼都不愿和他为伍的地步。可是这时他又觉得他心里也有一个鬼,他自己的鬼,这个鬼不像烟,行动起来没有风,无声无息,从胸膛里快速向他喉咙上蠕动。
“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属于他个人的鬼悄悄地告诉他,“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
眼镜还架在他的鼻梁上,鬼在他的心里打架。
他觉得身上大汗淋漓,想翻个身却翻不过来。他张开嘴大喊一声,却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这时他极力想清醒起来却无法苏醒。
幸好公安局长向市领导汇报以后,市委书记兼市长很快便亲自处理他的案件。一瞬间他就到了这个城市最好的一家四星级宾馆。
眼前灯火辉煌。四周的空气发出黄金般的颜色,没有一样东西不闪闪发光,而且像玻璃一般透明,穿过桌面可以看见桌下华贵的纯毛地毯。不知从哪里传来钢琴弹奏的轻音乐。所有的窗帘遮掩着,于是琴声只得若有若无地在室内回荡。
全部市领导都来了,围坐在会议桌旁。他发觉自己是关在一个鸟笼里被人提了来的。鸟笼玲珑精巧,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围栏,摸上去很光滑,而且像橡皮筋似的具有伸缩性,丝毫不妨碍他举手抬足。再一看,全部市领导,包括和他很熟悉的市长,尽管西服革履,仪表堂堂,也都和他一样各自坐在各自的鸟笼里。每人都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鸟笼中待着,鸟笼随身行动。市长前面放着一厚叠文件,但他知道那不是关于他的材料。市长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全市一百多万人口,仅人们平常的衣食住行就够一个市长忙的,今天市长还专门为他一个人开会,研究他的问题,他心里真是非常惭愧。
市长见人都来齐了,便清了清喉咙,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把脸转向他,对他竖起一根手指头,严肃地说: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今天在这里说的一切以后都要作为呈堂证据。你可以请律师,也可以让我们代为聘请律师。”
他蹲在笼子里一愣,心想,好像只有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才向嫌疑犯宣读他们的权利,电影电视剧里见的很多,想不到市长也学会了。(市长的确私下里跟他说过很想在本市建立这种法律制度,可是在这种制度还在市长脑海里的今天,也许是市长暗示他不要说话吧。)既然他有权保持沉默,看来还是不说话为妙,于是他就决定好好地提前享受这种待遇,保持沉默了。这正合他心灰意冷的心情。
公安局长吞食了有关他案件的电脑软盘,对他的事已了如指掌,于是代替他向到会的领导汇报:当初五人小组是怎样议的、内查外调了多少人次、怎样拟的复查结论、结论中的疏漏、为什么会有疏漏等等,讲得有条不紊,好几个市级领导都暗自奇怪公安局长怎么对赵鹫多年前的事了解得如此之全。“为十几年前的事又把人抓进监狱,哪有这个道理?!肯定是局长狗日的捣的鬼!”同情赵鹫的领导都这样想。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从他们脸上就看出他们的心思。从大学里留职停薪出来办企业以后,他就深知市政府有这样的风气:对公事毫不关心糊里糊涂是正常的,相反,倘若对某件公事一清二楚一抓到底,别人倒会怀疑你跟这事有什么个人利害关系。
但市长兼市委书记毕竟是市长兼市委书记,听了后并不像一般领导那样胡乱猜疑,只是长久沉吟不语。“透过现象看本质”,“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和其它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句名言一直是他工作的座右铭。现在他还一时搞不清赵鹫再次被捕的本质在哪里,和社会上其它事情有什么联系。与会者见市里的最高领导不表态,也不好发言,纷纷交头接耳,心里纳闷。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知道全市干部没有一个不想早点把他弄出监狱的,市长的心情尤其急迫。前年市长曾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招商引资代表团到东南亚四个国家转了一趟,只有赵鹫的“清洁保持剂”一个项目取得成功。在爱好清洁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商界巨子陈先生的亚华财团当场就签订了投资五千万美元,在本市建厂生产这种清洁剂的合同。市上以土地厂房建筑为一份股权,赵鹫以他的发明占一份股权,全部外资也不过只是一份,三方合作组建成中外合作股份公司。因为中方占了三分之二股,在外商的要求下,市上不另派干部,就由发明人赵鹫当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五千万美元的外资对一个内地城市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赵鹫的发明、本市招商引资的成果、建厂的速度,都在报纸电台电视台连续报道过,赵鹫本人还被列为“东方之子”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目前外资绝大部分到位,占地一百多亩的宏伟高大的厂房已经落成,机器设备也基本安装完毕,就等试车生产了。而这时董事长兼总经理却不明不白地进了监狱,这不仅会耽误生产,更不好向外商交代。外商陈先生祖上是华人,拿到这项发明时简直热泪盈眶,到处宣传说这种清洁剂是继古老的中华民族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用大价钱专门去请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商标――简洁有力的笔锋勾勒出一只生气勃勃的鹫头,即老鹰脑袋。产品还没有出来,广告费就花了六百万美元。广告词由美国眼下最走红的摇滚乐作曲家谱曲,如今,连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也会哼这首歌:
xFAx90!xFAx90!
永远洁净清新;
永远洁净清新。
我们好高兴,世界有救星。
可是那三个犯人的面孔却像乌云般地向他眼前凑了过来。他的眼帘上映出当年和他一同劳改的难友。啊,牢房里这几个犯人都不陌生,大家都是熟人,奇怪的是,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出了狱,都搞了几项发明,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从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了大企业家,这几位难友怎么还被关在监狱里?
三张呆板的面孔一言不发,六颗死鱼般的眼珠不眨眼地盯着他。盯得他很不自在,好像他一个人出了监狱是背叛了他们,陡然,他想起来这三个人早已死了,在他出狱之前,他们还没有等到平反“冤假错案”就已经死在监狱里了。然而他一点也不觉得可怕,反而松了口气,不仅消除了负疚感,还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慰,仿佛跟他们在一起心里才感到踏实,他原本就应该属于监狱,监狱就是他的家。
死者不用语言发问,每张阴沉的脸都像团团青烟似地飘浮袅绕,最后渐渐凝成一个个问号。他知道他们想问的事情太多,一大堆问题是不能用语言一一表达的,只好用一个简洁的符号来概括了。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让他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一番,于是这次他用了更形象直观的现代科技手段,他将眼镜摘下来交给他们。眼镜的镜片刹那间就变成了两张镭射影碟。这副眼镜他已经戴了十几年,所以镭射影碟上面就记录了十几年来他的所见所闻。
死鬼将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就着光线看了一遍,他们不是看镜片外的风景而是看镜片本身,看过镜片的鬼脸都一个个慢慢地拉长,并流出了黑色的眼泪蜿蜒到下颏上。这样,一个个问号又都变成了惊叹号。
其中一个犯人甚至哭出声来,并抬起一双白胖的肥手掩着乌云般的面孔(那双手他好似在什么博物馆见过,是泡在一个福尔马林瓶子里的)。这个犯人呜咽地哭道:
“这一切让我太失望了!真糟蹋了我革命的理想!”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叛徒”的犯人原本是一个局级干部,1937年的老党员(他耳边同时响起这位局级老干部在劳改时给他的忠告:“监狱是发扬革命传统最好的地方。”),他曾提醒这位难友:“现在你呆的不是国民党的监狱而是共产党的监狱,这怎么说?”“叛徒”昂然回答:“哪个监狱都一样考验人!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今天坐自己的监狱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则是更大的考验。”劳改时“叛徒”不停地写交代写检查,把很多战友都说成是“叛徒”,同时不断虔诚地悔悟,将牢房当成修行的禅房。他也是在1978年平反的,人虽然死在监狱里,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名誉。这时,“叛徒”的面孔乌云翻滚,表现了极大的愤慨。
“不错,现在你们的世界物质财富的确很多,可是哪里还有一点点平等?哪里还有社会主义?!你们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里就不会有穷人。现在你们制造了这么多富人出来,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穷人!消灭贫困最简单最彻底最革命的办法,就是消灭富裕!这是我劳改的十年中得出的最大心得,我真心实意地做了自我检讨,最终才认识到伟大领袖方针路线政策的光荣正确伟大,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革命就是消灭富裕,把旧世界扫得精光!消灭了富裕就消灭了贫穷,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新世界就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世界,大家都一样穷就等于大家都一样富!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容易管理最稳定的社会;没有富裕也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江山才能万万年,现在你们搞了这么多污七八糟的物质建设,你们让人们富起来,还喊什么‘共同富裕’的口号,狗屁!‘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共同贫穷!而让人穷容易让人富却难。你们不知道人一有了钱就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拼命想更富更富,从此天下就多事了,而资产阶级思想其实就是思想空虚,就是没有思想!人没有思想就和野兽没有区别。我在你的眼镜里没有看到别的什么,只看见一群野兽!你等着吧,玩火者必自焚!你们将自食其果的!……”
他汗毛凛凛地静听“叛徒”的指责,全身发冷。“叛徒”大义俨然,怎么会是“叛徒”?所以他完全应该平反。但“叛徒”却反对建设一个将他平反的社会,情愿在把他当成敌人的社会里坐牢。
另一个老难友是大学的哲学讲师,仔细地看了镭射影碟后,脸上泛起一层沼泽地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雾气,于是他的黑脸也就更像一团沼泽地里的烂泥了。哲学讲师嘲骂他道:
“怪不得你会发财!原来你把你的那点小发明算作是你自己的,还有什么知识产权!你忘了你的知识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民给的!是人民供你上大学的,没有人民你个人便一事无成!即使有什么知识产权也应该是人民所有的产权,国家所有的产权!你发明的那什么‘清洁保护剂’难道不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你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过河拆桥,你忘恩负义,盗窃劳动人民的荣誉和财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你才是最没有知识的人,还配拥有什么知识产权!像我,过去在大学里编了多少本哲学讲义,都没敢署自己的名字,一律用的是教研室集体署名。因为我认识到编一本讲义不但有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知识,还有教研室同志们集体的劳动,还有打字员,还有印刷工人同志的劳动,甚至还有造纸工人同志的劳动,照你这样成天伸手向社会要知识产权,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呢?恩格斯的知识产权呢?列宁斯大林的知识产权呢?他们哪一个不是无私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无偿地贡献给了无产阶级!你真恬不知耻!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创造都应属于社会,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像你一样也有知识产权,我现在也成了万元户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为国家写了二十多本书,因为都算作是大学的教材,我自己一个钱都没拿。呜呜……”
哲学讲师曾经在大学里被大字报批判得狗血淋头,体无完肤,因而对大字报语言摧枯拉朽的强劲和蛮横有切身体会,从此他就学会了使用大字报语言来对付别人。如今讲师随口宣读了自己的一张大字报,连批带骂地数说了他一通后,也呜呜地哭出声来。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想提醒他,他正是因为说了“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以及其它什么话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来劳改的,那么他写了那么多书能算是研究成果吗?哲学讲师进了监狱里还说“在中国学哲学教哲学最容易,能背辞典就可以。现代中国哲学就是把过去哲学家的话来加减乘除一番,现在中国搞哲学的人其实都是语言的数学家。”因而他马上理解了哲学讲师的悲哀是哀痛他没有能活到现在。要是他活到现在,钻在图书馆里搞哲学上的加减乘除也能拥有知识产权有多好哇!死人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便不许后人享受,这就是死人永远要束缚活人的原因!
“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最后一个死鬼仍抱着镭射影碟看得津津有味。这在牢房里是最年轻的一个犯人,初中刚毕业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加入了红卫兵,在城市造了一阵反。上山下乡,从此偷鸡摸狗,到处乱窜,变成无业游民,1970年以“盲流”罪判了个很轻的徒刑进了监狱。来监狱里常自称是“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人,洋洋得意地说:“我就是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好。毛主席不是说吗,如果引导得法,我是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我就等着管教干部‘得法’地来引导我了。”“流氓无产阶级”在监狱死于食物中毒。大概正是死后那种惨状才令他终生难忘。
“喂,你这是什么地方?‘的士高’,还有卡拉OK,这最对我的胃口!”“流氓无产阶级”一边说还一边扭动着身躯,如风吹拂青烟。“好些漂亮的小妞儿坐在玻璃窗里,啊,这是哪里?是啥人?原来是在外国!原来是些妓女!我看见你又想进来又不敢进。真是一个傻瓜!有狗心没狗胆。人生难得几回醉,你不知道‘人生难得几回搏’其实就是人生难得几回醉;‘搏’就是‘醉’,‘醉’就是‘搏’!你完了你完了,有这样的机会玩儿都不敢玩,死了都后悔!啊!原来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死得真冤啦,我死得真冤啦!……”
说着说着,年轻的“流氓无产阶级”往后一倒,青烟簌地消散。随着,那两股青烟也飕飕地像风一般溜走,同时牢房立即暗淡下来,黑暗里还响起“吱吱”的鬼的嘲笑声。后两个鬼当然也获得平反。复查小组翻破了讲师的档案,除了“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一句话,再也找不到讲师个人的思想,他只不过是引用伟大领袖的语录引用错了而被他的对立面抓着小辫子,扣了一顶“恶攻”的帽子;至于“盲流”,也不能成为罪名,顶多遣送回原籍了事,如果把“流氓无产阶级”遣送回原籍,还正好让他返回城市。
在七十年代未,都“一风吹”了!
三个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蔑视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使他不禁黯然神伤。他想不到落到鬼都不愿和他为伍的地步。可是这时他又觉得他心里也有一个鬼,他自己的鬼,这个鬼不像烟,行动起来没有风,无声无息,从胸膛里快速向他喉咙上蠕动。
“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属于他个人的鬼悄悄地告诉他,“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
眼镜还架在他的鼻梁上,鬼在他的心里打架。
他觉得身上大汗淋漓,想翻个身却翻不过来。他张开嘴大喊一声,却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这时他极力想清醒起来却无法苏醒。
幸好公安局长向市领导汇报以后,市委书记兼市长很快便亲自处理他的案件。一瞬间他就到了这个城市最好的一家四星级宾馆。
眼前灯火辉煌。四周的空气发出黄金般的颜色,没有一样东西不闪闪发光,而且像玻璃一般透明,穿过桌面可以看见桌下华贵的纯毛地毯。不知从哪里传来钢琴弹奏的轻音乐。所有的窗帘遮掩着,于是琴声只得若有若无地在室内回荡。
全部市领导都来了,围坐在会议桌旁。他发觉自己是关在一个鸟笼里被人提了来的。鸟笼玲珑精巧,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围栏,摸上去很光滑,而且像橡皮筋似的具有伸缩性,丝毫不妨碍他举手抬足。再一看,全部市领导,包括和他很熟悉的市长,尽管西服革履,仪表堂堂,也都和他一样各自坐在各自的鸟笼里。每人都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鸟笼中待着,鸟笼随身行动。市长前面放着一厚叠文件,但他知道那不是关于他的材料。市长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全市一百多万人口,仅人们平常的衣食住行就够一个市长忙的,今天市长还专门为他一个人开会,研究他的问题,他心里真是非常惭愧。
市长见人都来齐了,便清了清喉咙,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把脸转向他,对他竖起一根手指头,严肃地说: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今天在这里说的一切以后都要作为呈堂证据。你可以请律师,也可以让我们代为聘请律师。”
他蹲在笼子里一愣,心想,好像只有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才向嫌疑犯宣读他们的权利,电影电视剧里见的很多,想不到市长也学会了。(市长的确私下里跟他说过很想在本市建立这种法律制度,可是在这种制度还在市长脑海里的今天,也许是市长暗示他不要说话吧。)既然他有权保持沉默,看来还是不说话为妙,于是他就决定好好地提前享受这种待遇,保持沉默了。这正合他心灰意冷的心情。
公安局长吞食了有关他案件的电脑软盘,对他的事已了如指掌,于是代替他向到会的领导汇报:当初五人小组是怎样议的、内查外调了多少人次、怎样拟的复查结论、结论中的疏漏、为什么会有疏漏等等,讲得有条不紊,好几个市级领导都暗自奇怪公安局长怎么对赵鹫多年前的事了解得如此之全。“为十几年前的事又把人抓进监狱,哪有这个道理?!肯定是局长狗日的捣的鬼!”同情赵鹫的领导都这样想。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从他们脸上就看出他们的心思。从大学里留职停薪出来办企业以后,他就深知市政府有这样的风气:对公事毫不关心糊里糊涂是正常的,相反,倘若对某件公事一清二楚一抓到底,别人倒会怀疑你跟这事有什么个人利害关系。
但市长兼市委书记毕竟是市长兼市委书记,听了后并不像一般领导那样胡乱猜疑,只是长久沉吟不语。“透过现象看本质”,“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和其它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句名言一直是他工作的座右铭。现在他还一时搞不清赵鹫再次被捕的本质在哪里,和社会上其它事情有什么联系。与会者见市里的最高领导不表态,也不好发言,纷纷交头接耳,心里纳闷。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知道全市干部没有一个不想早点把他弄出监狱的,市长的心情尤其急迫。前年市长曾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招商引资代表团到东南亚四个国家转了一趟,只有赵鹫的“清洁保持剂”一个项目取得成功。在爱好清洁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商界巨子陈先生的亚华财团当场就签订了投资五千万美元,在本市建厂生产这种清洁剂的合同。市上以土地厂房建筑为一份股权,赵鹫以他的发明占一份股权,全部外资也不过只是一份,三方合作组建成中外合作股份公司。因为中方占了三分之二股,在外商的要求下,市上不另派干部,就由发明人赵鹫当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五千万美元的外资对一个内地城市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赵鹫的发明、本市招商引资的成果、建厂的速度,都在报纸电台电视台连续报道过,赵鹫本人还被列为“东方之子”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目前外资绝大部分到位,占地一百多亩的宏伟高大的厂房已经落成,机器设备也基本安装完毕,就等试车生产了。而这时董事长兼总经理却不明不白地进了监狱,这不仅会耽误生产,更不好向外商交代。外商陈先生祖上是华人,拿到这项发明时简直热泪盈眶,到处宣传说这种清洁剂是继古老的中华民族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用大价钱专门去请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商标――简洁有力的笔锋勾勒出一只生气勃勃的鹫头,即老鹰脑袋。产品还没有出来,广告费就花了六百万美元。广告词由美国眼下最走红的摇滚乐作曲家谱曲,如今,连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也会哼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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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洁净清新;
永远洁净清新。
我们好高兴,世界有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