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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除“序言” 外,共收《补天》 、 《奔月》 、 《理水》 、 《采薇》 、 《铸剑》 、 《出关》 、《非攻》 、 《起死》 八篇。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像丰富,是鲁迅作品中仅有的以远古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本书收录了鲁迅的《故事新编》,由陆燕生绘图。陆燕生将古代壁画跨越时空、集故事发展于一体的构思构图手法,运用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绘画创作,此书无疑是关于鲁迅内容的美术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成果。这组作品每幅插图一般都从原著中撷取了三至五个情节,构图层次分明,主宾得当,保持了画面的统一美。但画家又没有平均使用笔力,而是突出了每篇作品的主要情节,比如在《非攻》中突出了墨子跟公输般用木片攻守九回合的场面,在《采薇》中突出了迂腐的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到头来被穿盔甲的士兵推倒在地的狼狈相,在《奔月》中突出了后羿须发飘动开弓射月的雄姿和嫦娥奔月后的无奈,在《起死》中突出了汉子拽庄子道袍、剥巡士裤子的滑稽场面,用事实说明庄子宣扬的无是非观是“放你妈的屁”!
  
  作者:陆燕生 绘
  
  字数:版  次:1
  
  纸张:铜版纸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社会
  《故事新编》-目录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导读
  
  序
  
  “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为陆燕生绘鲁迅《故事新编》组画而作
  鲁迅·故事新编
  序言
  补天
  奔月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非攻
  起死
  《故事新编》-书摘与插图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
  
  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
  
  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
  
  “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
  
  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 ,只推《不周山》为佳作,
  
  ——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 ;
  
  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
  
  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1〕弗罗特说弗罗特,参看本卷第241页注〔14〕。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2〕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
  
  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3〕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 、 《孔乙己》 、 《药》 、 《阿Q正传》 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
  
  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4〕《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
  
  《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5〕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故事新编》-相关书评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 “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 “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 《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 《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 “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 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
  《故事新编》《故事新编》
  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 ,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2〕
   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3〕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4〕,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1〕弗罗特说弗罗特,参看本卷第241页注〔14〕。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2〕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文动;后进入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4〕《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5〕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理水 一
  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2〕〔3〕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
   远地里的消息,是从木排上传过来的。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儿子文命少爷,〔4〕乳名叫作阿禹。〔5〕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6〕,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7〕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8〕
   “古鲁几哩……”
   “O.K!”〔10〕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11〕,”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12〕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13〕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捞着水草,泛泛的远开去了。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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