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Travel>> 现实百态>> 伊迪丝·华顿 Edith Wharton   美国 United States   世界大战和冷战   (1862年1月24日1937年8月11日)
火花
  “你这个白痴!”他老婆说着就把她的牌甩了下去。
  
  我急忙扭过头去,避免看见海利·德莱恩的脸;不过为什么我想避免看见那张脸,我可不能告诉你,就更不可能告诉你为什么我竟然会料想到(如果我真的料想到的话)像他这样年纪的一个显要人物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青年遇到的事了。
  
  我扭转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听见他被人叫白痴时我是怎样的伤心,即使是开玩笑——噢,至少是半开玩笑;可是我自己往往认为他就是个白痴。尽管我自己的牌很糟糕,我却深谙牌道,完全可以断定他的牌——趁他不留神时——充分说明他老婆如此冲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她发火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不能说,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在她的“最新搭档”小博尔顿·伯恩对她的话报以一声尖笑时,我真想给这小无赖一记耳光;也不可能说为什么海利,德莱恩(他总是一下子听不明白人家在取笑他,然而肯定慢慢会明白)最后发出他那表示欣赏的低沉丰厚的笑声——那么为什么我偏偏要从记忆中完全抹掉这一幕呢。为什么呢?
火花 作者:伊迪丝·华顿-1
  蒲隆 译
   一
   “你这个白痴!”他老婆说着就把她的牌甩了下去。
   我急忙扭过头去,避免看见海利·德莱恩的脸;不过为什么我想避免看见那张脸,我可不能告诉你,就更不可能告诉你为什么我竟然会料想到(如果我真的料想到的话)像他这样年纪的一个显要人物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青年遇到的事了。
   我扭转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听见他被人叫白痴时我是怎样的伤心,即使是开玩笑——噢,至少是半开玩笑;可是我自己往往认为他就是个白痴。尽管我自己的牌很糟糕,我却深谙牌道,完全可以断定他的牌——趁他不留神时——充分说明他老婆如此冲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她发火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不能说,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在她的“最新搭档”小博尔顿·伯恩对她的话报以一声尖笑时,我真想给这小无赖一记耳光;也不可能说为什么海利,德莱恩(他总是一下子听不明白人家在取笑他,然而肯定慢慢会明白)最后发出他那表示欣赏的低沉丰厚的笑声——那么为什么我偏偏要从记忆中完全抹掉这一幕呢。为什么呢?
   他们坐在那儿,就像我经常看到的一样,坐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的豪华的没有书的书房里(我肯定那玻璃门后一排排华丽的搁架都是空的),窗外,苍茫的暮色聚拢成一片蓝色,笼罩着长岛的草地、树木,笼罩着月光闪闪的大海。谁也不看一眼窗外的景象,除了推测一下第二天去打马球、打猎、赛马,或者这个季节需要对自然界的面貌派什么用场时天气会怎么样;谁也意识不到暮色、月亮或蓝色的的阴影——海利·德莱恩更是浑然不觉。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一动不动地坐在别人的牌桌旁心不在焉地摸着人家的牌……
   是的,此人就是这样。他甚至不知道(正如曾经有人说到一个纹章学权威那样)自己做的蠢事;他的事情就是跟在者婆屁股后面打转儿,和她的朋友一起打牌,对老婆和朋友们的胡扯八道报以傻笑。难怪德莱恩夫人有时十分生气。正如她所说,她就没有要他来娶她!一根本没有:他们所有的同龄人可能还记得,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意想不到的事啊!他第一次见到她——在剧院里,我想,“那是谁?那边——长着浓密头发的那个?”——“呃,莉拉·格雷西?怎么,她其实并不漂亮……”“嗯,我要跟她结婚——”“跟她结婚?可她父亲就是那个老无赖比尔·格雷西……那个……”“我要跟她结婚……”“那个不得不从他所有的俱乐部引退下来的人……”“我要跟她结婚……”于是他娶了她;你说怪不怪,竟然是她让他的心一直悬着,她一会儿愿意,一会儿又不愿意,一直等到当时正在打她的主意的某个狂妄的年轻人最后作出了否定的决定。
   这就是海利·德莱恩的婚姻;我想这也是他处理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一生中大部分事务的方式……。心血来潮——像暴风骤雨他无法控制——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寂。不知怎么的,我似乎觉得在这种沉寂中,昔日的悔恨和自责在他天性的懒洋洋的表面下苏醒骚动。然而,难道我只是用浪漫手法描写一件平常的事情吗?我从窗口回过身来注视着这伙人。拿来放在牌桌上的蜡烛把片片光明洒向阴暗的房间;在通明的烛光下,德莱恩毛糙的脑袋像鲜花烂漫的平原上冒出的一座峭壁。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他块头大,举止笨,皮肤黑——也许是因为他年龄大,因为他至少比他的老婆和她的大多数朋友年长十五岁;反正,我一看到他便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另有归属,与其说属于另一个社会,不如说属于另一个时代。毫无疑问,他所生活的社会跟他很般配。他乐呵呵地与他的一小撮人共同娱乐——跟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一起骑马,打马球,打猎,驾四马马车(按最后一点,你会看到我们仍然处在老式的九十年代)。如果让他去选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职业他愿意从事。尽管我十分仰慕他,但我不可能让自己认为是莉拉·格雷西迫使他勉为其难。假如那天晚上看戏时他没有遇见她,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不过,我倒认为他会遇见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女人,并与她结婚。不;他身上的差异不是他的趣味——而是他身上的某种更深层的东西。然而,比一个男人的趣味更深层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要是换了一个时代,他很可能干着与现在干的相当的事情:闲游闲逛,搞很多非常剧烈的运动,饮食无度,听了同一类胡扯八道就哈哈大笑,以同样枯燥的、例行公事般的崇拜态度崇拜同一类女人,不管她穿圈环裙,穿撑箍裙,穿褶襞短裙,还是身披兽皮——人们把她归入哪种消费阶层那倒并不十分重要。只是换了一个时代就可能有显露另外一些才能的渠道,这些才能现在蛰伏着,甚至也许萎缩了,然而它肯定——是的,确实肯定——与那宽广友善的前额的造型、那纪念碑似的鼻子,以及在灯光下不时弄皱他脸颊的深深的酒窝有关。难道那酒窝只不过跟莉拉·格雷西意义相当?
   唉,也许那白痴恰恰就是我,假如她了解情况的话;一个信赖她的丈夫、对他着了迷、受他的压迫的白痴,因为三十年来只不过一直是那个人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很高兴见到而又立刻忘掉的海利·德莱恩而已。我不再对那颗硕大的脑袋出神,转而注视他的妻子。她的脑袋仍然像是成长中的某种东西,刚刚开花的某种东西,一颗光圈环绕的少女的脑袋。甚至柔和的烛光也显露出她面部的线条,她嘴上的唇膏,她那药品染成的金发;但它不能减损她轮廓的流线,不能抹去隐现在她双眸里像受惊的泉水女神那样从眼底泛起的少女气质。她浑身散发着一种无法消减的天真烂漫,就像那些长期积累情感经验的女人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我瞅着这对夫妇从纸牌上方对视着,我越发吃惊了,原来做主的是她,而低头的是他。你由此可以看出我还是多么幼稚。
   真是太幼稚了,我竟然在上学那会儿认为海利·德莱恩是个既成的事实,一座竣工了的纪念碑;就像三一教堂、纽约水库或尼克博克俱乐部那样。就像这些可敬的机构一样,我那一代纽约人简直无法想象他会改变或者离开。所以我仍然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一直到我从哈佛毕业,在周游世界之后回到纽约定居,他虽给我耳月一新的感觉,但仍然难以彻底名状,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了。
   我不是说这件事总是叫我十分警觉。我有自己的工作(在市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还有我那个年龄的乐趣;我极力在发现纽约。但时不时海利·德莱恩这个谜就会突然横插在我和我的其它兴趣之间,就像今晚那样,仅仅是因为她妻子讥讽他,而他却大笑着认为她可笑。在这种时刻,我发现自己激动得跟我了解的他的情况、观察到的他身上的东西完全极不相称,就为了证明那种感情是顺理成章的。
   牌打完了,铃响过了。此刻它又谨慎而执着地响起来。虽然阿尔斯特罗普在其他所有方面很随便,但喜欢他的客人吃饭迟到不超过半小时。
   “哎呀——莉拉!”他终于提出了。
   金黄色的鬈发垂在她的赌注上。“好了——好了,稍等一会儿。海利,你得给我付帐。——瞧,我要走了!”她笑着把她的椅子往后一推。
   德莱恩同样一边笑一边懒懒地站起身。伯恩飞快地去给德莱恩夫人开门;其他女人和她鱼贯而出。德莱恩在付清她的欠款后,捡起她的金色网眼包和香烟盒,跟随其后。
   我转向一扇朝草坪开的窗户。趁正屋里正忙于烫发修整、涂脂抹粉之际,我却正好可以舒展舒展筋骨。阿尔斯特罗普来到我身边,我俩站着抬头仰望湿润而乱云纷纷的天空,最早露脸的星星时隐时现。
   “该死——看样子明天的比赛又泡汤了!”
   “是啊——不过一下雨万物就会散发出好闻的气息!”
   他大声笑了。“你是个乐夭派——像老海利。”
   我们信步穿过草坪走向树林。
   “怎么像老海利?”
   “哦,他是个十足的达观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火,你见过吗?”
   “没有。正因为如此他看上去那样伤心,”我大声说道。
   “伤心?海利?嗨,我只不过是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只有那些从不发火的人,才是一些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什么都不在乎简直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我倒想看他大发一通脾气。”
   我的主人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说道:“啊,我看风向在向北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润湿手指,把它竖了起来。
   我知道跟阿尔斯特罗普讲道理没有用;然而我又试了一种手法。“德莱恩这些年究竟是怎么过的?”我问道。阿尔斯特罗普四十岁上下,而且经过这许多年,比我更有能力回顾这个问题。
   然而这件事似乎是他力不能及的。“嗯——哪些年?”
   “嘿——自他离开大学以后呗。”
   “天哪!我怎么知道?我那时不在那儿。海利肯定五十好几了。”
   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几乎像一个地质代。而这正投他的牌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能够想象他在以一个世纪一毫米的速度漂流或者沉积,或者是用亿万年来测量的某种东西。
   “他结婚多长时间了?”我问道。
   “那我也不知道,我该说差不多二十年了吧。孩子们都长大了,两个男孩子都在格罗顿,莉拉看上去并不像,我得说——在某些方面。”
   “那么,自结婚以来他一直都在干什么呢?”
   “嗨,他应当干什么呢?他有的是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呗。当然在银行里他有合伙人。他们说他那无懒老岳丈,尽管他拒不见他,却从他身上敲了一大笔钱。你知道他心肠好软。但他什么都玩得转,我认为。他又是许多董事会的成员——盲人收容所呀,儿童救济院呀,防止动物协会呀,等等,再没有更好玩的了。”
   “但是我指的不是这种事,”我坚持说。
   阿尔斯特罗普在黑暗中望着我。“你指的不是女人吧?我从未听说过——不过说不定有一个人不会那样做的。他是个关起来的人。”
   我们转回去换衣服准备吃饭。是啊,那正是我想要说的话,他是个关起来的人。就连尚未成熟的阿尔斯特罗普也感觉到了。但是自觉地关起来,故意地关起来——或者仅仅是本能地、先天地关起来?神秘就神秘在这里。
   二
   马球大赛第二天举行。这是该赛季的首场比赛,晴雨表尊重这一事实,所以下了一夜的阵雨后,便跳回到晴。
   五马路倾巢而出去看纽约队对亨普斯特德队的比赛。平整得美丽如画的草坪和新漆过的俱乐部看台上是彩色纷呈的春装,星罗棋布的阳伞,不可胜数的四轮马车和其它车辆将球场的那一边围得水泄不通。
   海利·德莱恩仍然打马球,尽管他身体非常笨重,给他提供坐骑的费用肯定相当大。当然,人们不再把他看作第一流的赛手;事实上到了后来,这种比赛已经成了一门精湛的技艺,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像他这样笨重的身体还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他在引进和确立这项运动中起的作用仍然为人敬重,除此之外,他在这项运动初创阶段表现出的击球的稳健和敏捷使他仍被人看作一名有用的后卫。
   我不大记得比赛开始时的情景了。它跟我见过的其它许多比赛相仿。我从未打过马球,我也没钱玩;对我来说,这种场景的主要情趣在于五月的天气,草坪上春装的波动,青春快乐的意识以及少男少女们在纵容的天空下编织他们永恒的图案的意识。不时,突然“噢”的一声,于是东张西望的”目光都转向同一个方向,这时两股眩目的人马冲过绿色的草坪,直向那些星光般灿烂的人们闪射过来,旋即又卷地而回。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随后他们的目光又游移不定,又开始唠嗑儿,青春和性开始放任自己,直到下一次冲击将他们从痴迷中惊醒。
   我是零散观众中的一员。马球作为一种表演好久以来已不再使我感兴趣了,我对它冷眼相观,就像冷眼相观倚在马车顶上或是俱乐部看台上求爱者身上的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一样。然而,我信步阐荡到那些白色的围栏附近,那里有一群看客,我从中看见了莉拉·德莱恩。
   就在向她靠近时,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她身边擦肩走开。人们仍然常常在大赛马道外边看到老比尔‘格雷西;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钻进这个时髦的马球俱乐部的围墙的。可是,他明白无误地就在那儿;谁能忘得了他那寒酸的时髦赛马服下面高高隆起的胸膛,那顶灰色的大礼帽总是推到后脑勺上,露出他那稀稀拉拉的赤褐色的鬈发,鬼鬼祟祟与大摇大摆的神态混为一体,使他那游移不定的目光显得可怜巴巴的。在老纽约体面的死寂的地平线上像告诫性的废墟那样随处耸立的人物中间,没有比比尔·格雷西更典型的了;当他拖着脚步从他女儿身边走开时,我的目光好奇地追随着他。“想办法要从他女儿那里搞出些钱来,”我断言;同时想起了阿尔斯特罗普说过德莱恩慷慨大方的话。
   “哼,如果我是德莱恩,”我想,“我就给上一大笔钱让那老无赖永不露面。”
   德莱恩夫人转过头来瞅着她父退避,这时看见了我,便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德莱恩骑着一匹高大的、胸肌发达的矮马缓缓跑过赛场,球棍搭在肩上。他就这样沉重而有力地骑着马,身穿红黑相间的球衫和白色马裤,他的脑袋在草皮的衬托下就像一尊青铜像一样醒目。这时我异想天开,回想起那位著名的外国雇佣兵福利尼奥的圭多里奇奥的形象来,他骑着马以缓慢而有力的步伐在锡耶纳 ① 的市政大厅绘有堡垒的壁画上跨步。为什么这样一位骑着矮种马缓步穿越长岛的一个马球场的身体过重、已过中年的纽约银行家会使我想起一位骑着铠甲护身的战马的军人形象,我觉得难以解释。就我所知,德莱恩的背景中就根本找不到有角楼的堡垒;而且他那少年气十足的球帽和俗艳的球衫替代圭多里奇奥的铠甲显得不伦不类。但那是这个人一直在玩的一种游戏,以他那种懒散迟钝的方式使我想起了比他所能知道的更为伟大的时代、场景和人物。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叫我兴味十足。
   ①锡耶纳: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
   正是这种兴味使我在德莱恩夫人旁边驻足,在一般情况下我总是躲着她的、她隐隐约约地笑了一下,早已把目光转向球场。
   “你在欣赏你的丈夫吗?”当德莱恩已策马趋步跑到我们的视线之外时我问道。
   她满腹狐疑地瞥了我一眼。“我想你觉得他胖得打不成马球,是不是?”她有点恶声恶气地反唇相讥。
   “我觉得他是场上最棒的人物。他看起来像个大将军,像一位伟大的雇佣兵——我指的是一幅古老的壁画上的。”
   她瞪着眼睛,也许觉得这话里有刺,凡是她难以理解的东西,她总是这样对待。
   “啊,他为他的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她咕哝着;然后不着边际地大笑—声补充道:“你这话是一种恭维?我可以把你的话告诉他吗?”
   “希望你告诉他。”
   然而她的视线又移开了,这一次是转向球场对面那一边。当然了——博尔顿·伯恩正在那一边打球呢!一个愚蠢的女人总是那样——沉浸在她最近的一次奇遇中。可是已经有了这么多奇遇,现在她一定深信更多的奇遇还在后头呢!然而在每次奇遇中,她又重新生出了少女的情怀;她脸红、心跳,坐着挨到舞会结束,策划幽会,把花夹在(我敢打赌)她那本《鲁拜集》中,只要这书在,总有白姑娘和野玫瑰。这时伯恩热正处于高峰期。
   马上离开她好像不大礼貌,于是我就一直呆在她旁边望着球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得分机会了,”她突然对我说,留给我去琢磨那个意义含糊的代词的意思,此后我们就一直沉默着。
   这场比赛一直势均力敌,双方各得五分,栏杆周围的观众在最后几分钟全都屏住了呼吸。拼搏迅猛异常,富于戏剧性,就连马车顶上那些调情的人们也被吸引住了。有一次我偷偷瞥了德莱恩夫人一眼,看见她脸颊上涌起一抹红云。伯恩正在冲过球场,他蜷伏在他那有些瘦弱的坐骑的脖子上,球棍像长矛一样挥舞——这幅景象煞是好看,这是由于他年纪轻,有韧性。在马鞍上显得非常轻盈的缘故。
   “他们要赢了!”她高兴地喘着气叫了声。
   就在这时,伯恩的马由于跟不上比赛的速度,绊了一下,跌跌撞撞,失了前蹄。骑手从马鞍上摔了下来,他拽着那畜生站起身来,迷迷瞪瞪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爬上马去,就在这片刻功夫,局势发生了突变,给了对方一个机会。人马紧紧结成一团,波动了一番,逐渐松开,最后像乱箭似的飞散开来,突然一个球——是德莱恩的——飞速进了对方的球门,制胜的一球。欢呼声响了起来:“老海利;干得好!”人们齐声喊道。德莱恩夫人尖笑一声。“那——那匹该死的马;我警告过他那匹马不中用——而且地面又那么滑,”她叫嚷起来。
   “那匹矮马吗?咦,它是冲锋陷阵的能手。一般的马是承受不住德莱恩的重量的,”我说。她不当回事地瞪了我一眼,嘴唇抽搐着转过身去。我看着她快步向围栏走去。
   我急忙限过去,想去看看获胜时的德莱恩。我知道他把这些小小的体育胜利认得很真,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似乎它们是他前生梦想的或者取得的更加实质性的成就的影子。或许作为长者同年轻人一比高低的虚荣心也是他满足的一个因素;一个那样简单得出奇的头脑,如何说得清呢?
   当我来到给马上鞍的围栏时,我并未马上发现他;相反我看到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博尔顿·伯恩,面如死灰,形容枯槁——我认为他那张脸绝像一张老太婆的脸——纵马穿过空空的场地,怒气冲冲地用鞭子抽打着他的矮马的两肋。他滑到了地上,就在他下滑的当儿,还冲着那战果的动物的头部抽了最后一鞭。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
   但报应从天而降。它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到这个坏蛋头上。德莱恩抓住他的衣领,用马鞭在他的肩膀上抽了一顿,然后一把将他甩开,仿佛是一件龌龊得不屑一顾的东西似的。这一切在喘口气的一瞬间结束——接着,人们哄地一下围拢过来,伯恩趁机溜走,仿佛他一下子变成了个看不见的人,我看见大块头德莱恩逐渐平静下来,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向白矮马转过身去。一只手抚摸它的脖子。
   我心血来潮,想按一按那只手,便向前挤过去,这时,他的妻子走到他跟前。尽管我离他们不远,我却听不见她说的话;如今人们不再大声喧哗,不再“当场出彩”了,从德莱恩夫人嘴里吐出的两三个字除了她丈夫,一定没有人能听见。德莱恩的黑脸突然刷地一下红了;他挥了一下闲着的那只胳膊(另一只手仍搭在马的脖子上),好像要赶开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然后摸了摸口袋,从中抽出一根烟来把它点燃。德莱恩夫人苍白得像幽灵一样,急忙回到阿尔斯特罗普的马车前。
   我正要转身离去时,看到又有人向她的丈夫喝彩。这次是比尔·格雷西,他的办法是推推搡搡,却并不引人注意。他走上前去,眼睫毛上挂有一滴召之即来的眼泪,笑容半是胆怯,半是挑衅,伸出了一只戴有黄色手套的手。
   “上帝保佑你获胜,海利——上帝保佑你,我的宝贝孩子!”
   德莱恩很不情愿地将手从马脖子上拿开。它迟疑了一会儿,刚刚碰到对方的掌心,立即被攥住了。然后德莱恩没说一句话,转身向刷洗他的马匹的棚屋走去,而他岳父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赛场。
   我答应在回家时顺便去一个朋友家喝茶。他的家就在马球俱乐部和阿尔斯特罗普家之间。另一个也要去那里的朋友让我搭了他的车,后来还把我送到了阿尔斯特罗普家。
   在路上,在茶桌旁,话题总离不开博尔顿·伯恩鞭马那件尴尬事。女人们由于各自性情不同,有的深恶痛绝,有的无限钦佩;而男人们却一致认为,那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说,尽管海利在公众场合泄愤有些愚蠢,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借口都是说得通的。不过他确实蠢——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如果有一种做需要做的事情的蠢办法,他准会碰端!至于后来,每个人提到他时都语含深情,一致认为莉拉是个傻瓜……而没有人特别喜欢伯恩,认为他是个靠厚脸皮和卖弄骑术而脐身于社交界的“圈外人”。而莉拉呢,人们一致认为她总是特别喜欢“圈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老是向她献殷勤,从而满足了她那极想被认为是“圈内人”的愿望。
   “不知道那伙人还剩下多少了——这件事引起的震动肯定不小!”当我在阿尔斯特罗普家门口下车时,我的朋友对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伯恩肯定是走了;德莱恩和莉拉也无疑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但我希望我能有机会握握海利那只笨手……
   门厅与客厅里空无一人,铃肯定不止一次地发出了慎重的请求。知道人们已注意到了铃声,我才松了口气。在见到主人之前,我不想撞见任何同来做客的人,当我飞奔上楼时,听见主人在书房里喊我,于是我便转过身来。
   “别急——饭推迟到九点才开,”他高兴地说;并带着难以言表的解脱语气补充道:“这可是件难办的事——唉!”
火花 作者:伊迪丝·华顿-2
  从房间里的样子看,他们好像遇到了难办的事:牌桌没有碰过,安乐椅怪机密地挤成几团,好像仍在讨论那个难题。我注意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量的威士忌和汽水被消耗掉了。
   “发生什么事了?伯恩走了吗?”
   “伯恩?没有——谢天谢地!”阿尔斯特罗普几乎以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干吗要走呢?我们可不希望出现这种事。”
   “我不明白,你不会是说他还呆着,德莱恩夫妇却走了吧?”
   “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们也该走呢?海利已道过歉了啊!”
   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跟我的主人面面相觑。
   “道歉?给那个卑鄙小人?为什么?”
   阿尔斯特罗普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好像在说:“噢,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问这该死的问题了。”他大声重复:“为什么?嗨,毕竟人家有权打自己的马,是不是?当然,这未免有失运动员身份——但如果伯恩硬要做那种小人的话,也并不关别人什么事——这一点,是海利冷静下来后才明白的。”
   “他冷静下来了,那就太遗憾了。”
   阿尔斯特罗普看样子显然是生气了。“我可不这么想。我们够费劲的了。你说过你巴不得看他发一次火;但你不想壮他再让自己出洋相,对吧?”
   “我觉得他接伯恩一顿算不上出洋相。”
   “那么在整个长岛张扬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屁股后面跟上一大堆记者又算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感到疑惑不解。“我相信他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明白是谁先向他挑明这一点的?”
   阿尔斯特罗普在用手指捻弄着他那支未点燃的香烟。“我们都说了——尽可能含蓄。但最终还是莉拉让他信服了。我得说莉拉可有手腕。”
   我仍在思索;围场上的那一幕又闪现在我眼前,那痛苦地颤栗着的动物,以及德莱恩的大手抚摸它的脖子的那副样子。
   “胡说!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宣称。”
   “我说过的话里的一个字?”
   “噢,官方对这件事的说法。”
   令我惊异的是,阿尔斯特罗普用一种既说不上是困惑,又说不上是气愤的眼神回答我的注视。他诚实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层阴影。
   “你相信什么?”他问道。
   “唔,德莱恩揍了那下流痞,因为他那匹小马,而绝不是因为他对德莱恩夫人献殷勤的缘故。我在场,我告诉你——我看见他了”。
   阿尔斯特罗普眉头上的愁云消散了。“对这种观点还有说头,”他一边把火柴往烟上凑过去,一边笑着附和我。
   “那么,还有什么需要道歉的?”
   “啊,就为了那个——在伯恩和他的马中间插了一杠子,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白痴!如果海利没有道歉,是非肯定就会落在他老婆身上。人人都会说争吵是因为她的缘故。这是秃于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他再没有别的办法。她说了几句话,他就看明白了——”
   “我不知道是几句什么话,”我喃喃地说。
   “不知道。他跟她一起下的楼。他看上去足有一百岁,可怜的老头儿啊。‘那太残忍,太残忍,’他一直说:‘我恨的就是残忍!’我倒认为他知道我们都站在他一边。不管怎么着,一切都弥补了,都弥补好了;我已让人把我的最后一坛八四年的乔治·古莱酒拿来吃晚饭时喝。我本来打算把它留着当我自己的喜酒的,但从今天下午起我已对这种喜庆完全失去了兴趣;”阿尔斯特罗普带着一种抱定独身主义的苦笑最后说。
   “唉,”我重复道,仿佛要一吐为快似的,“我可以打赌他那样做完全是为了马的缘故”
   “嗯,我也可以。”我们一同上楼时,我的主人表示同意。
   在我的房门口,他拉住我的胳膊,跟我进了屋,我注意到他仍然心事重重。
   “喂,老弟——你说那事发生时你在场?”
   “是啊,就在跟前——”
   “好,”他打断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今晚再别提这事了,行吗?”
   “那还用说。”
   “多谢。事实是,这事可真险,我不由得要佩服莉拉的手腕。她对海利生气极了;但马上控制住了自己,而且表现得很得体。她私下里对我说,他经常是那样——像个疯子一样突然发作。你想不到吧?他那样子不声不响?她说她以为那是由于他的旧伤。”
   “什么旧伤?”
   “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受过伤——在哪儿来着?我想是布尔溪。伤在头部——”
   不,我还不知道,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想到过德莱恩参加过内战,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海利·德莱恩?参加了内战?”
   “啊,没错,从头到尾都参加了。”
   “可是布尔溪——布尔溪战斗仅仅是开始。”我打住话头,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你看,杰克,这不可能;他超不过五十二岁,你亲口给我讲的,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内战,他还是一个小学生呢。”
   “嗯,一点也不错,他逃了学当了自愿兵。直到他受了伤他家的人才知他的音讯。我记得听我家的人谈过此事。了不起的老朋友,海利。我本该想点办法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无论如何不能在我这儿发生;但这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说,你得发誓你不提这事行不行?别的人我已经安顿好了。如果你要支持我们,我们将会有一个十足的“快乐之家晚会”。赶快换衣服——快九点了。”
   三
   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故事,甚至也不是那种能够串成一个故事的片断。如果它是个故事,在这起马球俱乐部的事件中,我就该达到我的,或者无论如何达到它的初级阶段,而剩下的可能是那起事件对有关的三个人的生活的影响了。
   它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类似于故事的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种尝试,想给你描述——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也让我自己更加清楚——一个多年来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热爱着的男人的神态和性格。因此,对于博尔顿·伯恩在以后的篇章中不再出现,我没什么歉可道,不过,他的的阴影还是应该贯穿到底的;我最后一次见他(为了我的目的)是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们的那次令人过于欢乐甚至是喧闹的晚宴后,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莱恩握手时,嘴唇焦枯,带着假声假气的热情宣称:“怀有恶意?嘿,不会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马球,公平竞争嘛,对吧?应当如此?对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路。估计你要继续和杰克呆到把星期日过了?我真希望我没有答应吉尔德米尔家——”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莱恩性格的暮色中闪了一下灯光,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博尔顿·伯恩。尽管俱乐部和客厅里喊喊喳喳地议论这段插曲,朋友们逐渐令人惊讶地竭力表现出浑然不觉的样子,还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两眼恳求着要你说话,如果你比他们知道得多的话,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因为我确信德莱恩早已忘了。“那是马的缘故,不关别的事,”我暗自发笑,高兴得好像我早就对德莱恩夫人怀恨在心,现在还为她幸灾乐祸似的;然而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阿尔斯特罗普说德莱恩曾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恨的就是残忍。”
   现在,这是多么符合我的主人无意中说露嘴的另一个事实——德莱恩从头至尾参加了内战!我对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记了、或者也许根本不知他的这段历史,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然而,像我这样刚跨出九十年代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无知过去比起现在更可能得到谅解。
   那是我国觉醒之前我们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时代;毫无疑问,战争似乎离我们比离当今的年轻人更远,更别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纽约情况就是这样,或许在我成长于其中的富裕而懒惰的老纽约人的小家族里情况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英勇作战了整整四年,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纽约尽了她的一份力,难以忘怀的一份力,可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明白这一事实时,我是多么茫然不解——那时我在上学——如果我父亲的一些亲属和同时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却袖手旁观。尤其我回忆起在上学时我听到一个男同学讲述他父亲腿跛的原因时,我是多么震惊:“在钱瑟勒斯维尔他的腿挨了一枪子儿,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惊呆了;因为我朋友的父亲正好是我父亲的年纪。当时(正值学校足球赛)这两个人正并排站着,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父亲弯腰驼背,腿瘸着,很苍老,而我父亲,甚至在晚辈眼里,看上去身板笔直,充满朝气。仅仅在一二小时前,我还一直对我的朋友夸耀父亲是个神枪手(圣诞节他把我带到他的北卡罗来纳射击场去了);可是现在我却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尴尬。
   后来我回家度假。一天只有母亲和我,我对母亲说:“妈妈,为什么爸爸那时没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动不安而感到震惊。可是,她却把她那张平静的脸从刺绣活儿上抬起来。
   “你父亲,是吗?怎么,因为他那时已经结了婚。”她脸上带着一种缅怀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经出生了——萨姆特堡沦陷时她有六个月了。我记得我正在给她喂奶,爸爸进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真是无法相信。”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块丝绸。“结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释说。
   “可是他们去了,妈妈!佩森·格雷的父亲打过仗。在钱瑟勒斯维尔受了重伤,自那以后他只好拄着拐杖行走。”
   “好啦,亲爱的,我想你不愿意让你爸爸成那个样子,对吧?”她又停下,发现我没应声,很可能觉得这样谴责我没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减轻了指责的口吻,补充说:“你父亲的两个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罗德和詹姆斯。他们是小伙子,没有家庭义务,可怜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记住。”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那场战争。其实对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过——甚至对我自己。我把整个事情埋在我认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毕竟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时它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没有人再谈起它。当然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年长一些的人,人们说起他们时便说:“不错,某某参加过战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退伍时有军衔而为人所知,鲁斯科特上校啊,德特兰西少校啊,斯科尔老将军啊。人们不觉莞尔,不过也承认:如果保留他们的军衔使他们高兴,那是他们赢得的权利,然而海利·德莱恩的想法似乎与众不同。他从不让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时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轻几岁。得知他曾和他们并肩作战就像看见一个人能记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举起看华盛顿将军一样。我总认为海利·德莱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辈;尽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尔还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我们有共同的娱乐,而且谈起它们用的也是同样的俚语。他肯定比我认识的那几个参过战的人小十岁或十五岁,然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逃了学自愿去当兵的。因此,我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经营了两三代人,一直是纽约一家可靠而守旧的私人银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业的初期就被认定为合伙人;这个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袭的。凑巧的是,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一幕发生后不久,我在该行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聘书来了,不是经德莱恩之手,而是经过弗雷德里克一布罗德先生之手来的,他是个资深的会员,我父亲的老朋友。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机会,让人无法推辞,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尽全力的迫切愿望搬到了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的一张办公桌前。正是由于这偶然的变化,我和海利·德莱恩之间慢慢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简直像他的儿子,而他却像我的哥哥——因为人们几乎不能称他为父亲,甚至连他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办事,因为他的业务工作十分轻松,他在银行上班时间不长,也不正规。不过,他好像喜欢我,不久就开始叫我处理很多琐碎事务,在商界,年轻人是可以为长者效劳的。商业信函的写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用词准确明了,不拖泥带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对模糊的冗词赘语更不耐烦的了——美国的初等教育正是用这种东西败坏了我们的语言。他常常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艰涩不准的词语,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译成英语——”然而当他要写信,更糟的是口授时,他那友善的前额和一双大手就发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说,一半是问他自己,一半是问我:“我倒底该怎么说呢?‘大函昨B收悉。建议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喜欢它的式样?’——“唔,就这么说,”我通常回答。然而他总是摇头反对:“小伙子,你和我一样糟。你不知道怎样写好的英文。”在他的脑海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固定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想像力跨过这条鸿沟,让他看到他脱口而出的语句比起写在纸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写在纸上的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制作出来的,其中包括把同样的说法翻译成诸如此类的语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无奈复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对该事实难苟同”——常常在“该事”上大笔一划,看作“站柜台的行话”,然后就抱怨自己无能,找不出一个更加约翰生 ① 式的词语来替代它。
   ①约翰生(1709—1787),英国文学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语源概括性强的词。
   “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 ① 和麦克莱伦 ② 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 ① 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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