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二本书是天书，一本是《易经》，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易经》，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在阐释上却惟有望洋兴叹而已。所幸的是，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份；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
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如我等凡夫俗子无以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吧。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在我去年写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似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的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
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是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说中国历史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整个历史文化也确实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二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下来。及至当今重新陷入毁灭性的境地时，我想还会度此一劫的。但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尽管救亡一说，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终总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说法表述身处沦丧年代的心情。在《圣经》中，上帝用洪水解决了人类的堕落。但如今上帝何在?也会诉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弹之类核武器的发明是否意味着上帝之于人类的第二次惩罚?……也许等到答案降落时，人们都来不及“哎哟”一声。至于诺亚方舟的启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诉诸文化空间的重新构建。尽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争相满足物质欲望，但真正能够发泄物欲的机会还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好比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集会欢呼，等到事过境迁，人们才会发现空空荡荡，并且为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愚昧的民众总是乐于成全权杖的魔术，十分自觉地投身一次次虚假的历史游戏。他们实在应该时时重温“好了歌”的告诫，以便保持一种做人的清醒。
《红楼梦》的阐释作为一种研究，其置身的领域已经相当不堪，浊气熏人。好在我从来不曾相信过那些鬼头鬼脑的说法。为自己的解读在心灵上留出了一片纯粹余地。即便我的阐释毫无价值，我也为那样一片纯粹而感到骄傲。从研究毛泽东现象到阐释《红楼梦》，在我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站在新的基点上，不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许这种感受不无孤寒，但至少使我获得了一种学术方向。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胳；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正身处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当黑夜黑到深处时，黎明也就开始了。
是为自序。
1993年8月4日
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如我等凡夫俗子无以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吧。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在我去年写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似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的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
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是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说中国历史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整个历史文化也确实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二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下来。及至当今重新陷入毁灭性的境地时，我想还会度此一劫的。但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尽管救亡一说，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终总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说法表述身处沦丧年代的心情。在《圣经》中，上帝用洪水解决了人类的堕落。但如今上帝何在?也会诉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弹之类核武器的发明是否意味着上帝之于人类的第二次惩罚?……也许等到答案降落时，人们都来不及“哎哟”一声。至于诺亚方舟的启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诉诸文化空间的重新构建。尽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争相满足物质欲望，但真正能够发泄物欲的机会还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好比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集会欢呼，等到事过境迁，人们才会发现空空荡荡，并且为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愚昧的民众总是乐于成全权杖的魔术，十分自觉地投身一次次虚假的历史游戏。他们实在应该时时重温“好了歌”的告诫，以便保持一种做人的清醒。
《红楼梦》的阐释作为一种研究，其置身的领域已经相当不堪，浊气熏人。好在我从来不曾相信过那些鬼头鬼脑的说法。为自己的解读在心灵上留出了一片纯粹余地。即便我的阐释毫无价值，我也为那样一片纯粹而感到骄傲。从研究毛泽东现象到阐释《红楼梦》，在我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站在新的基点上，不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许这种感受不无孤寒，但至少使我获得了一种学术方向。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胳；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正身处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当黑夜黑到深处时，黎明也就开始了。
是为自序。
1993年8月4日
绪论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
面对一部煌煌《红楼梦》，每每陡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这部伟大的巨著不仅具有《圣经》意味，而且具有莎士比亚的丰富性，并且还具有卡夫卡那样的深度。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此乃命运之作，而就其所属的民族文化而言，她则是该文化的一个精灵。人们过去虽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她之于中国历史的终结意味，但却很少领略她之于中国历史的开天辟地界分性质，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在世界文化的横向座标上发现《红楼梦》的文化命运之意味一样，人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纵向座标上领略这部巨著的神灵所在。
或许是为考据学或政治学的目光所囿，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作者身世或当时社会背景之类的界域中理解《红楼梦》，从而将小说开宗明义所叙说的神话故事当作一段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忽略之。殊不知，恰恰是这几段有关石头故事的文字，蕴含了小说《圣经》般的深意。因为《红楼梦》的另一个题名就是《石头记》，此外，还叫《情僧录》，这三个题名分别揭示了解读该小说的三个关键眼点：梦、石、情；而所谓石者，灵也，那块宝玉不叫通石宝玉而叫通灵宝玉。以往所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王国维者，虽然成功地以悲剧说解说了小说的梦意和情境，但还没能进一步领略小说的灵性。至于其余的论者，更是等而下之。论说《红楼梦》一如鲁迅所言，弄不好就会钻进去成为一个角色。其中，冷子兴式的考据者有之，刘姥姥式的阶级论有之，丫环佣人间的闲言碎语式的穿凿附会以换取红学家或红学教授之头衔者有之，如此等等。惟有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才具备了与作者对话的思想素养和审美境界。扎扎实实的考证固然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但在《红楼梦》的阅读面前，研究者更需具备的乃是悟性和灵气。
按照《红楼梦》开篇有关石头的叙说以及小说所展现的恢宏气势，其文化和历史的气脉不是出自二十四史，也不是缘自孔孟老庄，而是直承《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传说，女娲补天，开辟鸿蒙。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文化精灵的话，那么其灵气则源自最为原始的混沌时代。这样一个灵魂所系的不是什么文化传统，而是人类起源和天地之初。它上通茫茫宇宙，下接浩浩尘世；吸纳天地之精气，沐浴四季之灵秀；兴衰际遇，世劫历历；从而为神灵之使，为上帝立言。
按说《西游记》也由石头起笔，并由石猴而至美猴王，不无神灵之气。然同为石头，却彼此相去甚远；不仅习性不一，而且顽气迥异。石猴之石，志在功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圭臬，故历经称王、造反、齐天大圣、佛指之镇、唐僧招安，最后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成为西天取经马前卒。而宝玉之石，却崇尚无用，睥睨浊世；就其钟鸣鼎食之家而言是个孽障，痛恨经济仕途，立功扬名；而一旦面对比他更无用的女孩，他马上拜伏，悉心相向，极尽情种之致。同样的孩提时代，在贾宝玉是一片稚气，并且经久不改；而在石猴子却是一腔热血，一会儿美猴王，一会儿齐天大圣，最后又是孙悟空、孙行者。该行者悟是悟了，但却没有空，诚如《红楼梦》所言：云空未必空。因为《西游记》所承继的不是始源时代，而是孔孟老庄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或者修身养性，或者兼济治平。修养是道德的修养，治平是武力的治平。内圣外王，此何空之有?以往的历史似乎就是这么写下的，要么是《三国演义》中的帝王将相，乱世英雄；要么是《水浒传》中的聚啸山林，绿林好汉；成则为王败则寇，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翻过来是王，翻过去是寇。王者需要道德神话，寇者诉诸暴力行动。在此似乎什么都有，惟独少了灵魂，诸如人的尊严、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美丽等等。也许正因如此，《红楼梦》才一反以往的记叙，不是从历史开始如《三国演义》，也不是从故事开始如《金瓶梅》，而直接从灵魂开始，从那块灵石开始，这种写张本身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
因为从灵魂开始，所以功名在此不再成为生存原则。以往的历史所看重的道德和暴力连同世故权术等等一起被弃之如泥。相反，孩提时代的童稚和纯真被奉如神明，就像通灵宝玉一样，一旦有失，便会使主人公丧魂落魄，眼也直了，人也呆了，如同死人一般。这是《西游记》中的石猴想都想不到的人生境界。那个石猴为了获取功名，扮演英雄，结果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交出了或者说出卖了他的童稚和纯真。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他以牺牲本真自我的方式换取了一番英雄事业，博取了人们的道德认同。与那位西班牙骑士不同的是，他的身份是个行者，并且不是手执长矛而是身携金棒，不是骑着瘦马而是在马前马后奔波忙碌。他虽然与堂·吉诃德同样热情可爱，但一旦被作为某种道德楷模，却让人不寒而栗。相形之下，顽石形象让人想起的却不是昔日的荣耀，而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后的那个美国小男孩霍尔顿，《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他和贾宝玉同样地拒绝成人世界，拒绝为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服务，从而守护着自身的灵魂。霍尔顿向往成为麦田守望者，守护着像他一样纯真的孩子们；而贾宝玉则作为神瑛侍者，守护着一群晶莹清澈的女孩子。如果可以将《红楼梦》比作一部史诗的话，那么其诗意就是这样闪现出来的——不是成就功名，而是守护灵魂。
这样的诗意和这样的灵气，源自《山海经》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暴力与权术无关，英雄与道德无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张弓，刑天舞戚，朴素得如同《圣经》中的先知和圣徒。尤其是女娲补天，将耶和华般的神明形象直接诉诸了在男权世界视同草芥的女子。相形之下，后来的那些道德英雄显得不无丑陋可笑，无论那个英雄被叫作关公、岳飞，还是被称为宋江、武松，还不算那些节妇烈女，其喜剧性一如贾宝玉所言，一听到文死谏、武死战便混闹起来。我不知道为孔子所赞美的《诗经》始源到什么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传奇，其始源性远在《诗经》之上，其中没有丝毫暴力阴谋和道德污染。也即是说，老子的权术，庄子的养身术，孔子的伦理道德和孟子的王道说教，相对于那些素朴初始的传说，已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然而此后的中国文化由于这些学术和说教的阴云笼罩，变得老谋深算，心智发达，却情致衰退，灵气全无。一部《二十四史》，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王朝更迭，盗贼蜂起。相反，文化气脉却愈渐衰微，从诸子百家的争相著书立说逐步败退，直至乾嘉学派的考据注经，最终落入穷途末路，显出末世景象。《红楼梦》由此横空出世，阅尽人间诸色；她超然卓立，慨然长啸，其灵光所至，一派初始性情。这不是一次征战，却穿越了几千年沉沉黑夜；这不是一个论断，却道出了历史人间的全部秘密。若要追溯其来历，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女娲补天时代的那种混沌，而且还可以品味历历数千年的精神修炼。这种精神修炼简而言之，我想可以归结为汉唐之气和宋明之情。
中国历史就阴阳五行而论，汉唐时期主阳，以气为上，呈一派阳刚之气；及至宋明主阴，以情为重，呈一种人欲风流。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所承汉唐之气，不是其帝王气象如汉武、魏武、唐太宗者，而其人格风貌如陈蕃、李膺、嵇康、阮籍、陶渊明者，汉末党锢之惨祸以其惊心动魄的悲剧形式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浮士德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同样具有一种为青春时代所独具的自信和昂扬。在朝者昂首阔步地施展抱负，伸张正义；在野者如闲云野鹤般独步山林，冷眼向洋。至于此后诸葛亮式的鞠躬尽瘁和陶渊明式的种菊东篱，不过是上述气度和风骨的怆然延伸。这种气度和风骨到了唐人如李白、杜甫者，命脉已衰，不过末流而已；当年的潇洒在李白成了矫揉造作的泛舟，而那种大义凛然在杜甫则为毕恭毕敬的“五百字咏怀”。相反，《红楼梦》直承中国知识分子浮士德时代的昂扬和清峻，让当年的精英化作诸如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类的幽灵，在小说中任意飘荡。这与其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缅怀，不如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气韵，萦回在大观园的上空。
面对一部煌煌《红楼梦》，每每陡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这部伟大的巨著不仅具有《圣经》意味，而且具有莎士比亚的丰富性，并且还具有卡夫卡那样的深度。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此乃命运之作，而就其所属的民族文化而言，她则是该文化的一个精灵。人们过去虽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她之于中国历史的终结意味，但却很少领略她之于中国历史的开天辟地界分性质，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在世界文化的横向座标上发现《红楼梦》的文化命运之意味一样，人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纵向座标上领略这部巨著的神灵所在。
或许是为考据学或政治学的目光所囿，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作者身世或当时社会背景之类的界域中理解《红楼梦》，从而将小说开宗明义所叙说的神话故事当作一段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忽略之。殊不知，恰恰是这几段有关石头故事的文字，蕴含了小说《圣经》般的深意。因为《红楼梦》的另一个题名就是《石头记》，此外，还叫《情僧录》，这三个题名分别揭示了解读该小说的三个关键眼点：梦、石、情；而所谓石者，灵也，那块宝玉不叫通石宝玉而叫通灵宝玉。以往所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王国维者，虽然成功地以悲剧说解说了小说的梦意和情境，但还没能进一步领略小说的灵性。至于其余的论者，更是等而下之。论说《红楼梦》一如鲁迅所言，弄不好就会钻进去成为一个角色。其中，冷子兴式的考据者有之，刘姥姥式的阶级论有之，丫环佣人间的闲言碎语式的穿凿附会以换取红学家或红学教授之头衔者有之，如此等等。惟有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才具备了与作者对话的思想素养和审美境界。扎扎实实的考证固然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但在《红楼梦》的阅读面前，研究者更需具备的乃是悟性和灵气。
按照《红楼梦》开篇有关石头的叙说以及小说所展现的恢宏气势，其文化和历史的气脉不是出自二十四史，也不是缘自孔孟老庄，而是直承《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传说，女娲补天，开辟鸿蒙。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文化精灵的话，那么其灵气则源自最为原始的混沌时代。这样一个灵魂所系的不是什么文化传统，而是人类起源和天地之初。它上通茫茫宇宙，下接浩浩尘世；吸纳天地之精气，沐浴四季之灵秀；兴衰际遇，世劫历历；从而为神灵之使，为上帝立言。
按说《西游记》也由石头起笔，并由石猴而至美猴王，不无神灵之气。然同为石头，却彼此相去甚远；不仅习性不一，而且顽气迥异。石猴之石，志在功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圭臬，故历经称王、造反、齐天大圣、佛指之镇、唐僧招安，最后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成为西天取经马前卒。而宝玉之石，却崇尚无用，睥睨浊世；就其钟鸣鼎食之家而言是个孽障，痛恨经济仕途，立功扬名；而一旦面对比他更无用的女孩，他马上拜伏，悉心相向，极尽情种之致。同样的孩提时代，在贾宝玉是一片稚气，并且经久不改；而在石猴子却是一腔热血，一会儿美猴王，一会儿齐天大圣，最后又是孙悟空、孙行者。该行者悟是悟了，但却没有空，诚如《红楼梦》所言：云空未必空。因为《西游记》所承继的不是始源时代，而是孔孟老庄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或者修身养性，或者兼济治平。修养是道德的修养，治平是武力的治平。内圣外王，此何空之有?以往的历史似乎就是这么写下的，要么是《三国演义》中的帝王将相，乱世英雄；要么是《水浒传》中的聚啸山林，绿林好汉；成则为王败则寇，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翻过来是王，翻过去是寇。王者需要道德神话，寇者诉诸暴力行动。在此似乎什么都有，惟独少了灵魂，诸如人的尊严、人格的崇高和人性的美丽等等。也许正因如此，《红楼梦》才一反以往的记叙，不是从历史开始如《三国演义》，也不是从故事开始如《金瓶梅》，而直接从灵魂开始，从那块灵石开始，这种写张本身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
因为从灵魂开始，所以功名在此不再成为生存原则。以往的历史所看重的道德和暴力连同世故权术等等一起被弃之如泥。相反，孩提时代的童稚和纯真被奉如神明，就像通灵宝玉一样，一旦有失，便会使主人公丧魂落魄，眼也直了，人也呆了，如同死人一般。这是《西游记》中的石猴想都想不到的人生境界。那个石猴为了获取功名，扮演英雄，结果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交出了或者说出卖了他的童稚和纯真。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堂·吉诃德，他以牺牲本真自我的方式换取了一番英雄事业，博取了人们的道德认同。与那位西班牙骑士不同的是，他的身份是个行者，并且不是手执长矛而是身携金棒，不是骑着瘦马而是在马前马后奔波忙碌。他虽然与堂·吉诃德同样热情可爱，但一旦被作为某种道德楷模，却让人不寒而栗。相形之下，顽石形象让人想起的却不是昔日的荣耀，而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后的那个美国小男孩霍尔顿，《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他和贾宝玉同样地拒绝成人世界，拒绝为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服务，从而守护着自身的灵魂。霍尔顿向往成为麦田守望者，守护着像他一样纯真的孩子们；而贾宝玉则作为神瑛侍者，守护着一群晶莹清澈的女孩子。如果可以将《红楼梦》比作一部史诗的话，那么其诗意就是这样闪现出来的——不是成就功名，而是守护灵魂。
这样的诗意和这样的灵气，源自《山海经》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暴力与权术无关，英雄与道德无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张弓，刑天舞戚，朴素得如同《圣经》中的先知和圣徒。尤其是女娲补天，将耶和华般的神明形象直接诉诸了在男权世界视同草芥的女子。相形之下，后来的那些道德英雄显得不无丑陋可笑，无论那个英雄被叫作关公、岳飞，还是被称为宋江、武松，还不算那些节妇烈女，其喜剧性一如贾宝玉所言，一听到文死谏、武死战便混闹起来。我不知道为孔子所赞美的《诗经》始源到什么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传奇，其始源性远在《诗经》之上，其中没有丝毫暴力阴谋和道德污染。也即是说，老子的权术，庄子的养身术，孔子的伦理道德和孟子的王道说教，相对于那些素朴初始的传说，已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然而此后的中国文化由于这些学术和说教的阴云笼罩，变得老谋深算，心智发达，却情致衰退，灵气全无。一部《二十四史》，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王朝更迭，盗贼蜂起。相反，文化气脉却愈渐衰微，从诸子百家的争相著书立说逐步败退，直至乾嘉学派的考据注经，最终落入穷途末路，显出末世景象。《红楼梦》由此横空出世，阅尽人间诸色；她超然卓立，慨然长啸，其灵光所至，一派初始性情。这不是一次征战，却穿越了几千年沉沉黑夜；这不是一个论断，却道出了历史人间的全部秘密。若要追溯其来历，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女娲补天时代的那种混沌，而且还可以品味历历数千年的精神修炼。这种精神修炼简而言之，我想可以归结为汉唐之气和宋明之情。
中国历史就阴阳五行而论，汉唐时期主阳，以气为上，呈一派阳刚之气；及至宋明主阴，以情为重，呈一种人欲风流。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所承汉唐之气，不是其帝王气象如汉武、魏武、唐太宗者，而其人格风貌如陈蕃、李膺、嵇康、阮籍、陶渊明者，汉末党锢之惨祸以其惊心动魄的悲剧形式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浮士德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同样具有一种为青春时代所独具的自信和昂扬。在朝者昂首阔步地施展抱负，伸张正义；在野者如闲云野鹤般独步山林，冷眼向洋。至于此后诸葛亮式的鞠躬尽瘁和陶渊明式的种菊东篱，不过是上述气度和风骨的怆然延伸。这种气度和风骨到了唐人如李白、杜甫者，命脉已衰，不过末流而已；当年的潇洒在李白成了矫揉造作的泛舟，而那种大义凛然在杜甫则为毕恭毕敬的“五百字咏怀”。相反，《红楼梦》直承中国知识分子浮士德时代的昂扬和清峻，让当年的精英化作诸如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类的幽灵，在小说中任意飘荡。这与其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缅怀，不如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气韵，萦回在大观园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