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
信息技術正在引起人類社會的巨大變革，這一點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變化，發生了哪些變化，將要發生哪些變化，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清楚。用一些專傢的話說，關於信息社會的討論，“大傢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實在太快了，一個人會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就看到過去的時代中也許要幾代人才能看到的變化。變化太快，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把握這些變化。這一點從信息産業的發展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許多十幾年以前的大公司如今或已消失，或已奄奄一息，而一些十幾年以前還不存在（甚至是幾年以前還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成了今天信息産業的帝王，如微軟、英特爾、網景等都是這樣。這些公司之所以順應了發展趨勢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們比別人更聰明，因而看清了今天的局勢，而是因為運氣好，碰對了路子。在美國的硅𠔌，公司的建立就象魚甩子一樣，成千上萬的甩出來，成活的卻極少。因而，成功與否並不是靠基於理性分析之上的預測，而是靠碰運氣。
要真正能夠看清信息技術所帶來的變化，也許要十年二十年之後。那時再來看我們今天的預測，有許多肯定是十分可笑的。塵埃落定之後，你也許會發現，我們今天所說的話百分之五十是錯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對的。即使如此，我們今天的探索也仍舊是有意義的：力圖瞭解自己周圍的環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為自己導航，仍是人類即時生存之必須，其間或能瞥見一絲真理的毫光，則可傳之後人。
我對於信息時代的把握，當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僅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覺，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們用思考聯結起來，繪成一張大致成形的圖，呈獻給世人。這肯定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為自己導航。
我的這本書力圖把有關信息時代的一些大感覺（這些感覺就其原始材料而言，並不是我個人的，托信息技術的福，我才能夠在極大的空間範圍內，將這些材料搜集起來）串聯起來，勾畫出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未來信息時代的人類社會的一些輪廓，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面。
在勾畫這些輪廓時，我並沒有嚴格屬守“信息技術”、“信息時代”等“信息”這個名詞的限定範圍。如果在勾畫這些輪廓時，其它的東西也很重要，為什麽不能加進去呢？再者，“信息”的範圍本身就是劃不清的，誰能嚴格地說清楚我們周圍的事物哪些是“信息”的，哪些是“非信息”的呢？比如說，我在書中用了“比特”與“原子”的兩分法，藉以比喻“信息”的和“非信息”的事物，但這僅僅是一個大概的比喻，不能深究。譬如，我在書中把人的生物學特徵說成是“原子”的，而把人的文化特徵說成是“比特”的；然而，人的生物學特徵是由其細胞核所攜帶的遺傳信息所决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你的塊頭大小，原子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比特”的。但另一方面，你卻不能說，使用這樣的比喻，作這樣的兩分法沒有意義：至少，一個人的文化特徵是在童年時期很容易用其周圍的文化環境加以塑造——這正是信息技術的長處，而一個人的生物學特徵卻迄今不容易被改變——改變它的手段我們一般也不叫信息技術，而叫生物學技術，儘管生物學技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操縱信息的技術。
關於這些問題，可以把書看完之後再去細究。總之，我是把我認為該加進去的東西都加進去，而不考慮這些東西是否是嚴格“信息”的。
美國生物學家劉易斯·托馬斯曾經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幾個自我組成的委員會。這些自我開會時，常常是吵吵嚷嚷，沒個日程，也沒個主席，但他卻一直感覺正常。當然，他覺得還是有個主席好，還是排隊挨個來好。我在本書裏也時常出現這種“委員會現象”。你衹要把問題往寬裏想，往深裏想，“委員會現象”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相信大傢都會有這個體會。當然，最好還是有個主席。另一方面，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在有些地方，我的觀點看起來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
打個比方說，有A、B、C、D四種觀點，也許大多數人都認為，持有A觀點的人必持有B觀點，而持有C觀點的人才會持有D觀點，否則就是自相矛盾；但為什麽持有A觀點的人才能持有B觀點呢？這理由也許僅僅是因為許多書上都這麽說，但實際上，卻是持有C觀點的人同時持有B觀點纔更符合羅輯。在我們現有的人文、學術，乃至傳媒背景下，往往是錯誤的搭配占據了主流地位，以至於人們根本想不到還可能有另外的搭配方式。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的這本書並不能構成一個體係－－我認為，一個東西，無論是什麽東西，自成體係的想法已經不符合這個網絡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應做的是編織自己的那一塊小網，拼湊到大網上去，而這張大網博大無邊，變幻無窮，無法由我們作出價值判斷，我們衹是感到非常有意思。另外，對於書中涉及的許多技術領域，我和大多數讀者一樣，並非這些領域的技術專傢，對於技術專傢們的不同觀點，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加以判斷，但把普通人對於這些專門技術領域所發生的事情的感受聯繫起來，並且進行智力上並非不嚴肅、不認真的處理，寫成一本書，肯定還是會有價值的。
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我還感到，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軟”領域，還是在科學技術這樣似乎應該是一絲不苟、直言不諱的“硬”領域，總是有一些十分重要，而大傢卻避而不談的問題。比如說，有關“智商”的許多問題就是據科學家們說“我們大傢都知道是事實，但誰也不去談……”的問題。本書當然也不可能事事直言不諱，但盡可能觸碰所有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乃是它的一個原則。
信息技術正在引起人類社會的巨大變革，這一點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變化，發生了哪些變化，將要發生哪些變化，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清楚。用一些專傢的話說，關於信息社會的討論，“大傢都是在盲人摸象”。
信息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實在太快了，一個人會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就看到過去的時代中也許要幾代人才能看到的變化。變化太快，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把握這些變化。這一點從信息産業的發展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許多十幾年以前的大公司如今或已消失，或已奄奄一息，而一些十幾年以前還不存在（甚至是幾年以前還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成了今天信息産業的帝王，如微軟、英特爾、網景等都是這樣。這些公司之所以順應了發展趨勢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們比別人更聰明，因而看清了今天的局勢，而是因為運氣好，碰對了路子。在美國的硅𠔌，公司的建立就象魚甩子一樣，成千上萬的甩出來，成活的卻極少。因而，成功與否並不是靠基於理性分析之上的預測，而是靠碰運氣。
要真正能夠看清信息技術所帶來的變化，也許要十年二十年之後。那時再來看我們今天的預測，有許多肯定是十分可笑的。塵埃落定之後，你也許會發現，我們今天所說的話百分之五十是錯的，另外百分之五十是蒙對的。即使如此，我們今天的探索也仍舊是有意義的：力圖瞭解自己周圍的環境，在不可知的海洋上為自己導航，仍是人類即時生存之必須，其間或能瞥見一絲真理的毫光，則可傳之後人。
我對於信息時代的把握，當然也是盲人摸象一流，但我迫切感到，即使僅僅是左摸一把，右摸一把的感覺，到了今天，也有必要把它們用思考聯結起來，繪成一張大致成形的圖，呈獻給世人。這肯定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要在不可知的海洋上為自己導航。
我的這本書力圖把有關信息時代的一些大感覺（這些感覺就其原始材料而言，並不是我個人的，托信息技術的福，我才能夠在極大的空間範圍內，將這些材料搜集起來）串聯起來，勾畫出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未來信息時代的人類社會的一些輪廓，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面。
在勾畫這些輪廓時，我並沒有嚴格屬守“信息技術”、“信息時代”等“信息”這個名詞的限定範圍。如果在勾畫這些輪廓時，其它的東西也很重要，為什麽不能加進去呢？再者，“信息”的範圍本身就是劃不清的，誰能嚴格地說清楚我們周圍的事物哪些是“信息”的，哪些是“非信息”的呢？比如說，我在書中用了“比特”與“原子”的兩分法，藉以比喻“信息”的和“非信息”的事物，但這僅僅是一個大概的比喻，不能深究。譬如，我在書中把人的生物學特徵說成是“原子”的，而把人的文化特徵說成是“比特”的；然而，人的生物學特徵是由其細胞核所攜帶的遺傳信息所决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你的塊頭大小，原子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比特”的。但另一方面，你卻不能說，使用這樣的比喻，作這樣的兩分法沒有意義：至少，一個人的文化特徵是在童年時期很容易用其周圍的文化環境加以塑造——這正是信息技術的長處，而一個人的生物學特徵卻迄今不容易被改變——改變它的手段我們一般也不叫信息技術，而叫生物學技術，儘管生物學技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操縱信息的技術。
關於這些問題，可以把書看完之後再去細究。總之，我是把我認為該加進去的東西都加進去，而不考慮這些東西是否是嚴格“信息”的。
美國生物學家劉易斯·托馬斯曾經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幾個自我組成的委員會。這些自我開會時，常常是吵吵嚷嚷，沒個日程，也沒個主席，但他卻一直感覺正常。當然，他覺得還是有個主席好，還是排隊挨個來好。我在本書裏也時常出現這種“委員會現象”。你衹要把問題往寬裏想，往深裏想，“委員會現象”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相信大傢都會有這個體會。當然，最好還是有個主席。另一方面，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在有些地方，我的觀點看起來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
打個比方說，有A、B、C、D四種觀點，也許大多數人都認為，持有A觀點的人必持有B觀點，而持有C觀點的人才會持有D觀點，否則就是自相矛盾；但為什麽持有A觀點的人才能持有B觀點呢？這理由也許僅僅是因為許多書上都這麽說，但實際上，卻是持有C觀點的人同時持有B觀點纔更符合羅輯。在我們現有的人文、學術，乃至傳媒背景下，往往是錯誤的搭配占據了主流地位，以至於人們根本想不到還可能有另外的搭配方式。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的這本書並不能構成一個體係－－我認為，一個東西，無論是什麽東西，自成體係的想法已經不符合這個網絡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應做的是編織自己的那一塊小網，拼湊到大網上去，而這張大網博大無邊，變幻無窮，無法由我們作出價值判斷，我們衹是感到非常有意思。另外，對於書中涉及的許多技術領域，我和大多數讀者一樣，並非這些領域的技術專傢，對於技術專傢們的不同觀點，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加以判斷，但把普通人對於這些專門技術領域所發生的事情的感受聯繫起來，並且進行智力上並非不嚴肅、不認真的處理，寫成一本書，肯定還是會有價值的。
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我還感到，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軟”領域，還是在科學技術這樣似乎應該是一絲不苟、直言不諱的“硬”領域，總是有一些十分重要，而大傢卻避而不談的問題。比如說，有關“智商”的許多問題就是據科學家們說“我們大傢都知道是事實，但誰也不去談……”的問題。本書當然也不可能事事直言不諱，但盡可能觸碰所有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乃是它的一個原則。
如我們想對21世紀的世界地圖作一番描繪，我們首先要作的一件事就是要畫出21世紀的世界地圖上的“國界”。這幾乎是一句廢話，地圖上沒有國界還叫什麽地圖呢？對於大多數人的眼睛來說，地圖上的國界遠比江河湖海、山嶺平原的自然輪廊綫還要醒目得多。國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社會的斷層綫。在國界兩邊的人們，他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往來都會受到一定的阻隔，不如在國界內部那麽暢通；他們的政治制度、經濟水平、文化生活等生存形態也往往呈現或多或少的斷裂。即使是加拿大和美國這樣在政治制度上高度類似、在經濟領域裏高度整合的兩個國傢，你在它們的共同邊界兩邊，還是會明顯地感到一種氛圍的斷裂。
我們現在的世界地圖上的國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些邊界綫大致穩定。當然，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我們的世界地圖産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出現了一堆新國傢。然而，這種世界地圖的改變的背後原因，還是傳統的因素——政治和軍事。到下一個世紀，另一種改變世界地圖的力量實際上也許是更為強大、更為根本的，這就是信息技術的飛速進步。為什麽信息技術有可能改變世界地圖呢？很簡單，它大幅度地改變了地圖上的一個重要要素，距離。準確地說，是一個人在單位時間內對其他人産生不小於特定的影響的距離半徑被大大地擴展了。反過來也可以說，地球上任何兩個地點的人之間的距離，在他們可以相互影響這個意義上說，被大大縮小了。從世界歷史上看，改變距離的技術進步往往會大大地改寫世界地圖，如14、15世紀航海術的進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換上了歐洲列強的標志。但是，現代信息技術的革命性進步不僅僅是縮短了距離，它在許多方面簡直是消除了距離。比如說：你現在衹要有一臺電腦、一個調製解調器、一根電話綫，每月交上不多的一點入網費，就可以與遠在地球另一面美國的朋友發電子郵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幾秒鐘之內收到你的電子郵件並回信，也可以打網際網絡電話而不必付昂貴的國際長途話費，在不遠的將來，你還可以與對方通過計算機網絡隔洋“面談”呢！當然，信息技術不是萬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對面的女朋友肌膚相親，暫時還得坐飛機（但在未來也不是絶對不可能通過計算機網絡做到這一點：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中就提到了“VR（virtualreality,虛擬現實）緊身衣”的設想，他說，從歷史的經驗看，人類的智慧往往是盡早運用於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虛擬的性體驗”必然會成為這種新技術應用的最早焦點）。
那麽，距離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類社會之間的斷層將不復存在了呢？那也不見得。因為距離不是造成人類社會斷層綫的唯一因素。現在的人們在熱烈地談論：“全球一體化”。如果這是指過去的一些斷層綫已經或將要變得模糊（而不是消失，如果你認為是消失，那你恐怕是在打一個風險很大的賭），那麽這些斷層綫模糊或消失後，社會又會沿着一些新的斷層綫分裂。21世紀世界地圖上的“國界”，有些是老的，這些老綫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另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綫，這些新綫之中的一部分或許原來就有，信息技術革命衹不過將其凸現了出來。下面我們就談談這些可能的新、老斷層綫。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時代特點的斷層綫
我們不應過份誇大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它的影響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蓋過一些傳統因素的影響。我在這裏準備將信息技術革命將會帶來或凸現出的新的斷層綫放在第一章討論，並不是因為它在信息時代就一定比傳統的斷層綫更重要，而是因為它新，這就是說過去討論較少因而其討論的信息價值更高，並且與信息時代密切相關（這是本書的主題）。
如果我們先排除傳統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離與信息技術同步突飛猛進的新技術如生物遺傳工程技術的影響，畫一張衹考慮信息時代的特點的世界地圖，這張圖是什麽樣子呢？它的“國界”劃在什麽地方呢？我認為，它的“國界”很可能劃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讓我們從一些現象談起。
美國大夫與印度秘書
1996年美國之音中文節目中一個有關信息時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說，美國大夫有一個習慣，就是看完病之後自己不寫病歷，而是口述病歷，由專門負責謄寫病歷的秘書記錄並打印出來（這個習慣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時代之前，高度工業化的美國已經采用了阿爾文·托夫勒所說的“第二次浪潮”的辦法來更有效率地處理這件事：出現了一傢專門負責此事的公司，美國任何地方的醫生看完病之後，衹要對着特別設置的麥剋風口述病歷，公司裏的高度專業化的記錄員就會記錄下病歷並打印出來，幾分鐘之後便通過傳真返回醫生手中。但隨着信息時代的來臨，出現了一個小小的，但我認為（顯然美國之音也這麽認為，否則它不會把這個故事挑出來廣播）意義深遠的變化：這傢公司把記錄業務搬到了印度，現在，美國大夫仍在麥剋風前口述病歷，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國境內而是通過遠距離通訊網傳到了印度，由印度秘書記錄並打印，然後還是在幾分鐘之內又傳回美國大夫手中。這樣的操作在信息時代之前如果說不是不可能也是沒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議的，但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經濟的。這意味着什麽呢？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過去，你可以僅僅因為你是美國人就得到這份記錄病歷的工作，現在不行了，你必須與遠在幾萬公裏之外的印度人競爭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競爭，在工資上也要競爭。如果你說你因為生在發達國傢就要多掙錢，雇主不給你就找政治保護，那麽好，雇主就把買賣搬到別的國傢去，至少是那些倒騰比特而不搬運原子的買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搬走。這當然意味着傳統的斷層綫——國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個地理社區內的精英與其他一般民衆之間的斷層綫凸現或寬闊起來。
“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高科技群島”
什夫·納達(ShivNadar)是印度（實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為印度是一個相當貧窮的國傢，一般大衆的生活骯髒、貧睏、凄慘，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卻走在許多發展中國傢，包括我們中國的前面，較早地與發達國傢接了軌。很可能在信息時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傢的明天”）HCL公司的總裁。他的公司從1976年的一個製造可編程計算器的小廠，發展到了今天這個擁有5．5億美元資産的大軟件公司。納達希望到本世紀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達到30億美元。《時代》周刊的記者采訪他時註意到一個細節，他那間大辦公室的十幾扇窗子都用百葉窗關了起來。記者寫道：“對於51歲的納達來說，就在HCL外面的那個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規章制度，那些靠及時的政治“獻金”來奪取合用的競爭者，以及永遠處於緊急狀態的印度經濟，納達衹能用百葉窗把這些關在公司之外，讓大夥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員們的一個知識“淨地”，一個他們可以舒適地想像那些無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協調的現實——貧睏、宗派之爭、模擬化思維——的侵擾。”
實際上，在貧窮國傢，精英集團往往不僅僅利用百葉窗把自己隔絶起來。我的一位朋友曾對我說過，在某些不發達國傢，精英集團實際上是腳不沾地的：他們住在豪華的大廈裏面，整個大廈是完全封閉的，不要說喝的水，就連空氣都是經過過濾因而與外面那個骯髒的現實隔絶的，如果他們要到另一座大廈去，往往是走兩座大廈之間的玻璃罩封閉的通道，走得再遠，那就坐直升飛機了，因而是腳不沾地的。這麽做是有現實需要的：外面實在太差了。
歐洲共同體負責科學技術預測的主任裏卡多·佩特拉認為：“到下個世紀中葉，像德國、意大利、美國或日本這類民族國傢，將不再是最主要的社會經濟實體和最主要的政治結構。取而代之的卻是一些諸如美國加州的奧林奇縣、日本的大阪、法國的裏昂、德國的魯爾區等地區，它們將取得社會經濟的統治地位……
。未來真正的决策力量……將是和城邦地區政府結盟的那些跨國公司。”佩特拉認為這些單位將會形成“在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高科技群島。”
如果我們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衹考慮信息技術社會所帶來的影響，21世紀的世界地圖很可能就是這個樣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貧窮人海之中，散布着一個一個的高科技群島，在這些群島裏面，是一片安寧、舒適、雅緻，科技精英們居住在裏面，思考着“無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島之外，則是骯髒、貧窮、罪惡、流血爭鬥、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島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來的，島與島之間則用高速通訊綫路相聯，通過這些綫路，島民們可以相隔萬裏卻親密無間，而近在咫尺的島外卻與他們沒有什麽關係。這裏有倫理問題嗎？也許有，但到時定會找到合適的說法予以解决。我們常常說我們與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們已不把它們當成我們的同類；更進一步說，其實我們與細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們對此閉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細菌常找我們的麻煩，我們是不會去關心它們生活得如何的。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幅國界綫比其它任何斷層綫都要凸顯的世界地圖是工業社會的産物，在農業社會中，原本就不是這個樣子。在古代的農業社會中，一個國傢內的精英集團與近在咫尺的貧窮大衆之間的隔閡遠比他們與另一個國傢的精英集團之間的距離要大。在農業社會中，重要的斷層綫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衹有到了工業社會，富國與窮國，或者幹脆就是國傢與國傢之間的斷層綫纔變得更為重要了。關於這一點，有一部英國學者厄納斯特·吉爾納(Ernest Gellner)所著的經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作了係統、詳盡的論述。作為實例，我們衹要想一想離現在這個時代還不太遠的歐洲各國貴族之間的頻繁交往、通婚就會明白了。就中國的歷史而言，我們可以想一想春秋戰國時期在各國之間穿梭往來的學者的身影。自秦統一以後，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可以頻繁交往的地理範圍之中，衹剩下了一個國傢，當然也就衹有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斷層綫而無國與國之間的斷層綫了。因此，中國人衹有天下的概念，而無民族國傢的概念，這個習慣一直遺留至今。
工業革命打碎了這種“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群島”的模式。工業社會強調規模化生産，規模化生産要求社會組織也規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齊、均質、一致行動，而當時的信息傳播能力可以把比農業社會大得多的範圍人們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卻還不能完全剋服距離的障礙。正是這種技術條件形式了我們看到的一個個相對隔絶、內部相對均質化、在地理上基本聯成一片、規模適當的社團，我們稱之為民族國傢。
信息技術革命則在兩方面改變了工業社會模式：一是阿爾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來的戰爭》一書中提到的“分量化生産”，它降低了規模化生産的比重（我認為不可能完全消除規模化生産）；二是其傳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離的障礙。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與周圍“貧窮人海”隔離的小島（這一點在農業社會其實是做不徹底的，因為那時，精英集團其實是需要勞苦大衆的，他們不僅需要勞苦大衆在田裏勞動，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發展使得精英集團越來越不需要低級勞動力，即使是廉價的也罷。）
第二，並不特別迫切需要把這些小島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過高速通訊手段把他們聯結到一起，使你感覺不到其間的地理距離。當然，這些小島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還是在往一起湊的，如美國的硅𠔌。
實際情況如何，是智商嗎？
我認為，21世紀的斷層綫很可能畫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有人也許會問：即使21世紀的世界地圖真是在貧窮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島，為什麽這些小島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島，而不是智商不那麽高的有錢人的豪富島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出現深刻的斷層綫已經是一個現實而不是預測；其次，信息時代的特點將加強這一趨勢。
1994年美國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極具爭議的書《鐘形麯綫：美國生活中的智能和階級結構》。它之所以引起極大的爭議是因為它聲稱，在不同種族之間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異，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於白人和東亞人。但是，拋開遺傳學問題和政治情緒不談，這本書以詳盡的資料分析了美國生活中的智能和階級結構，想要真正瞭解當今社會的結構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人們不可不知。
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個“認知精英”(cognitiveelite)的概念。為什麽要用“認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這個詞呢？作者說是為了避免有些人擡扛：如果你用“智能”這個詞，那音樂才能算不算智能呢？體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際關係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調節情緒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認為這些都不能和智商攪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測驗的衹是語文、數學和空間想像三項能力。為了避免在用詞上糾纏不清，作者創造了“認知精英”這個概念。所謂“認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項能力特別強，我們平常稱之為“智商高”的人。作者認為，20世紀初以來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錢、權力和地位劃分階級的；古代的世襲門第越來越不重要，而財富、文憑和才智則越來越重要；而21世紀將開始一個以認知能力為决定性力量劃分階級的世界；現代技術社會對認知精英的需要越來越大；金錢和權力將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認知精英身上；技術的進步使得現代社會從各個角落中篩選和抽取認知精英的能力越來越強；聰明人本來就與社會其它部分高度隔絶，而以後衹能是更加隔絶而不可能逆轉，政府對此將回天乏術。該書以詳盡的統計數據支持上述觀點，在此羅列這些數據有些乏味，但作者所舉的一個驗證高智商人群與社會其餘部分高度隔絶的方法十分生動，我們也可用來檢驗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否存在這種隔絶：想一想你的十二個最親密的朋友或同事，再看看他們的學歷。
《鐘形麯綫》的作者聲稱：他們這本書的大多數讀者都會發現自己那十二個最親密的朋友或同事之中的大半是大學畢業生。但很多人都想不到，即使是在美國這個教育高度發達的國傢，如果社會是高度流動的，那麽，十二個人之中有六個是大學畢業的可能性也衹有千分之六。然而，很多讀者甚至看到十二個人之中半數以上有研究生學歷也覺得十分平常，實際上，如果各種學歷的人是隨機分散在各處的，那麽，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到百萬分之一。那十二個人的小圈子中有哈佛、斯坦福等十二所名校的畢業生嗎？有一個的概率是千分之一，兩個的概率是五萬分之一，四個以上的概率竟小於十億分之一，但該書的讀者們卻會覺得這很平常。為什麽，因為該書的讀者都是高學歷的人，而他們湊到了一個很小的圈子裏。同時，在現今的美國高學歷就等於高智商（反過來也一樣）是極為明顯的。
那麽，中國的情況如何？由於中國是一個教育不夠發達的國傢，所以雖然高學歷等於高智商大致是正確的，但反過來就不對了。為了方便我們也可以仍按學歷來做一下這個測驗。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狀況與美國差不多。我們還可以舉出另外一個大傢熟知的例證：中國高學歷的名校畢業生往往都有這樣一個體驗，總是在各種場合碰到校友，並發現有共同的朋友，於是大傢感嘆一聲“這世界真小”。其實不是這世界小，而是這圈子小。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肯定有相當部分的高智商者尚遺落在民間（而美國是已搜羅得幹幹淨淨，把本國的搜完了，又跑到外國去搜），但低智商者很難擠進高智商圈子則已經是現實了。
從現實看，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出現了深刻的斷層綫已經很明顯。
信息社會將使智商成為凌架於其他人類美德之上的突出優點
人類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優於其他動物的長處，就是人類的智能。
景陽崗武鬆打虎衹不過是小說，再高的武林宗師赤手空拳，恐怕與老虎也過不上三招。另一方面，人類也不很看重體力方面的優勢：雖然有不少人熱衷於體育，但很少有人會因為我們的世界冠軍也不如獵豹跑得快而垂頭喪氣，更不用說跑不過汽車了。但當1996年2月IBM的計算機“深藍”贏了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洛夫一盤棋時，卻確實有不少人覺得很失落。幸好，卡斯帕洛夫最後以三勝二平一負的大優勢比分又贏了回來，“維護”了人類的“尊嚴”。但迄今為止，人類藉以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獲取財富、吸引性伴侶的優點還不僅僅限於智力一個方面。譬如說，女性在擇偶時會註重對方身體的強壯、“男子氣”，而男性則會註重女性的美貌、“性感”等。但現代科學發現這些偏好實際上都是“更適合於石器時代而不是信息時代”的東西（Geoffrey Cowley在《新聞周刊》1996年6月3日發表的“美的生物學”(The Biology of Beauty)一文介紹：科學家們發現，從統計意義上看，女人的美貌與其生育能力高度相關。換句話說，男人偏愛選擇美麗的女性作自己的性伴侶，實際上是在本能地選擇生殖能力強的女性作自己的性對象。這在強調計劃生育的今天還有什麽意義？但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密碼迫使男人們本能地這樣行事）。然而，這些取嚮是深深植根於人類的遺傳密碼之中的。通過生物進化來改變這些已不適應於時代的取嚮需要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年的時間，這就是為什麽這些早已不合時宜的東西現在還遺留着。然而，信息時代將用不着如此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來淘汰這些東西。在信息時代，人們之間的距離將變得很近，無論在地理上相隔多遠，都能隨時交往，但正因為如此，人們將越來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遠的人交往、合作，這也就意味着越來越少地和自己周圍的人直接面對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將隔着一層“窗紗”。隔着這層“窗紗”，你個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你的智能。不用說，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製造“虛擬容貌”去吸引人；如果你精通心理學，對於交往對象有深入的瞭解，你還可以針對不同的交往對象製造不同的“虛擬容貌”——當然，到了那時也許誰也不把你的“虛擬容貌”當回事了。你的氣質、脾氣、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虛擬：你在平時的直接交往中也許不善言詞，很乏味或脾氣很壞，但“虛擬交往”與直接交往不同（你至少聽說過有人情書寫得極好，但對面談情卻極為乏味一類的故事），在這裏，智能往往能掩飾你的其他許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間”（cyberspace，一個極好的詞）中風趣幽默、風度翩翩，整個製造出一個“虛擬人格”來。你沒有領導，組織才能嗎？也不要緊，信息社會——網際網絡是其最好的代表——本來就不需要組織和領導、每個人衹要遵守那幾個基本的“通訊協議”，就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搞上去，大傢就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無領導”地把東西湊到一塊，就能出産品、出效益、出事業，因為信息空間有“自組織”能力。
人們會習慣這種隔着一層“窗紗”的交往模式嗎？會的。實際上，在美國，“網上戀愛”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曾有一位丈夫因其妻子在網上與一位尚未謀面的男子熱戀而提出離婚訴訟。
另一方面，很多現在報酬還十分豐厚的職業，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長處的工作，將會被信息技術取代，就像在過去幾百年中，很多依靠體力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一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不遠的將來，隨着軟、硬件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現在已經在影視製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電腦動畫製作技術將完全取代演員。到了那時，演員可以做到的，電腦都能做到，演員作不到的，電腦也能做到，還要演員作什麽？
當然，還有信息技術做不到，非真人不可的事，如交配生育後代。到了最後那一步美貌總還管用吧？當然，那還是管用的——不過也不見得，其實我們現在就已掌握了成批復製超級模特的剋隆技術，實際上我們現在就可以剋隆成批的，比如說，彭莉（我這裏說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虛擬的）。到了那時，滿街都走的是超級名模，也就不希罕了。生物學的問題我們以後還會詳細討論，在這裏我們衹想說：人的所有生物學特徵，當然也包括智能的遺傳學部分，都是可以大批復製的，因此，今天某一個體的生物學優點很可能是明天所有人都具備的平常事。衹有智慧（它並不能完全等同於産生它的那個大腦）是不能剋隆的，因而也衹有它將是最值錢的。
總而言之，在信息時代，不僅力量將主要歸屬於智能（這一點我們已很容易看到，如製作軟件、加密解密、進行其他各種高科技開發等獲取權力和財富的能力主要取决於智力，在信息時代就連大規模犯罪也幾乎完全依賴於智力；如打進別人計算機網絡，對自己的用於犯罪目的的通訊進行保密等），就連愉悅別人的能力也將主要取决於智能。這就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老話。在信息時代，這句話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加正確，更加絶對。
倫理學問題
按智力劃分階級公平不公平？很多人還是會認為不公平的。特別是聽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認知能力時，就會感到更不公平，進而對此表示懷疑，並找出對於智力這一人類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釋。“情商”(EQ)的說法最近風靡一時，有關“情商”的書在許多國傢都十分暢銷。“情商”的真正含義究竟是什麽，它與智商是什麽關係，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人們對於它如此關註——如在臺灣兩千萬人口中丹尼爾·高曼所著的《EQ》中文版竟賣出了四十餘萬本——恰恰反映出人們對於智商的關註：人們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還有沒有什麽別的决定人一生命運的東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據壟斷地位，這可能是因為有些智商不能解釋的人類美德——如“情商”的倡導者們所主張的那樣——還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為還有些與人類美德無關如門第等更不公平的因素在起作用。就中國人而言，我們今日常常聽到的抱怨是財富和權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等等。這有幾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社會在近十幾年中處於轉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亂，因而人們看到了許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許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為中國不是美國，還遠遠不具備把高智商的人從各個角落篩選出來，送到名牌大學受教育的能力）發了財，這使得大傢有些憤憤不平，更多的憤怒則集中於那些靠門第暴富的人（以科學的嚴格性說，從統計意義上看，門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於平均水平，但無論是按門第致富還是按門第做官，都違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級的原則，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於智商相對比他們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目前處於比美國落後得多的發展階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級的完備的技術手段，對於智商的需要也沒有那麽迫切。再一個原因是人們誇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財富和權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實際上，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再強調一遍，在中國高智商還不能完全等同於高學歷）分配財富和權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之間在收入、待遇、社會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鴻溝。否則，就無法解釋即使在一片“讀書無用”的抱怨聲中，那麽多的傢長寧可傾傢蕩産，也要把孩子擡過大學的那道門檻——他們十分清楚，進了大學，就進了那個特殊挑選出來的、享有許多特權的小圈子，而進不去，那多半就永無出頭之日了，例外是很少的，在將來就更少。
如果社會中的人必須劃分成三六九等，則按智商劃分應該是最合理的。最早發明開科取士制度的中國人根深蒂固地這樣認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們也這樣認為。但是，這一點仍舊是存在疑問的。因此，真正的倫理學問題是，該不該把人這樣劃分開？很多人對這樣的劃分表示擔憂。特別是，按智商劃分人顯然是一種直接根據一個人的固有特點進行的為本質的劃分，一旦社會環境給人們創造了進行這種劃分的條件，人們就很難再做不同階層間的融合。而少數人掌握着與他們的人數不成比例的巨大權力，掌握着他們根本不交往，也不關心其他許多人的命運這樣一種前景，則更是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信息技術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強迫人們進行這種劃分的一種技術革命。我們唯一能夠自慰的是：在人類歷史上一直都有階級的劃分，這一次的劃分標準我們覺得至少比過去更公平一些。
群島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時代的著述中，信息時代是一個萬民同樂的天堂，在這個天堂裏，每一個人都可以最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實現自我。藉用我們那個世界地圖的比喻，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應該是一片嫩緑的大地，沒有任何斷層綫，絶不應該是我在前面所描繪的一片灰黃色的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點點地散布着一些緑洲，或者是一片骯髒起泡翻騰着的“貧窮人海之中星星點點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島”這樣一種景觀。他們確實有很多理由：比如計算機，過去衹是少數科學家的禁臠，現在不是越來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網際網絡，這是個最民主的地方，沒有層級管理結構，任何人衹要花不多的錢跟它聯上，就成了網上一個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樣享有平等權利的“網民”(netizen)，而現在不是已有幾千萬在網上了？而隨着信息技術的進步，更多的人會有機會加入到這行列中來。
我不能完全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從歷史上看，權力永遠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在信息時代也不會例外。實際上，今天計算機的普及是由於人機界面的不斷改進，不斷變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這就掩蓋了一個事實，真正懂得計算機，能夠在信息空間中防護自己的人的比例並不見得提高了多少，絶大部分計算機使用者是不懂計算機的。正如IBM公司一份宣傳其Aptiva多媒體電腦的廣告上所寫的那樣，問：我是個電腦盲，買Aptiva又不會用，那可真讓人懊惱；答：即使您沒有任何操作電腦的經驗，Aptiva提供的友好界面，也可使您如同面對最傢常的生活用品。更進一步說，懂不懂，懂多少計算機還不僅僅是個經驗的問題，它確實牽涉到一個人的智商。隨着信息技術的進步，其係統越來越復雜，因而要懂得它（我們可以給“懂”下一個粗略的定義：“懂”不是指什麽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間中自我防護的能力。這個定義不準確，但可湊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來越高，因而能夠掌握它的人數比例反而會越來越小。舉個簡單的例子，你懂現代的數據加密技術嗎？你多半不懂，當然你可以買現成的軟件使用。但你能把它用好嗎？你搞得清它有沒有什麽弱點嗎？跟蹤得上解密技術的新發展嗎？那很可能使你的軟件作廢，而你卻還蒙在鼓裏。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的通訊能保密嗎？那你的……。防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夠利用信息技術獲取報酬（我們可以把有這個能力作為“懂”的另一個定義）。很可能你不能，你衹能用電腦打打遊戲，看看電影，信息空間裏面的大量的專業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我曾經觀察過一些網上聊天，往往衹是“哈羅”，非常無聊，連逗貧都談不上。當然也有水平非常高的討論，那就又回到精英小圈子裏去了，而信息技術恰恰給你創造了在最大範圍內，以最大限度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可能性），至多是用電腦打打字——這有助於工作因而和報酬有點關係，或者用網際網絡發發電子郵件——這還能節約點長途電話費什麽的。你不懂，你就受人擺布，你就沒有權力。軟件是這樣，更不用說信息技術的硬件了。那些通訊網，那些芯片，還有其他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它們的技術，它們的管理，無一不是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裏。很可能，信息技術將打破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們原來設想的一張網結構，而是兩張網結構。一張是小網，那是精英集團，他們互相之間沒有層級結構而是平等的網狀結構，但他們的這張小網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張是大網，低低在下，絶大多數人都在這張大網裏。
其次，群島的大小取决於地球上資源，如能源、糧食等的稀缺程度——當然也在較小的程度上取决於精英集團的包容性。信息技術可以幾乎無限地創造比特，以極快的速度，極低的成本搬運比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節約原子方面的成本，但無論如何，信息時代在對付原子方面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如同在比特方面那樣的無限的可能性。很可能能源和糧食還會是限製群島大小的製約因素。我們將在本書後面更係統地討論這個問題。
很可惜，本書尚不能以多媒體的方式製作。否則我們真可以畫一張世界地圖，其中以緑色來代表那些高科技群島，然後更設置上一些“變阻器”，其中有能源、糧食兩個“變阻器”，你可以用鼠標撥動它們，隨着你的撥動那緑色的面積將變大或變小，還有另一些變阻器，你撥動它們就可以移動那些緑斑的位置，改變它們的分佈狀態。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討論這些變阻器。
有這樣一張圖肯定能傳遞給讀者更多的信息。
我們現在的世界地圖上的國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些邊界綫大致穩定。當然，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我們的世界地圖産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出現了一堆新國傢。然而，這種世界地圖的改變的背後原因，還是傳統的因素——政治和軍事。到下一個世紀，另一種改變世界地圖的力量實際上也許是更為強大、更為根本的，這就是信息技術的飛速進步。為什麽信息技術有可能改變世界地圖呢？很簡單，它大幅度地改變了地圖上的一個重要要素，距離。準確地說，是一個人在單位時間內對其他人産生不小於特定的影響的距離半徑被大大地擴展了。反過來也可以說，地球上任何兩個地點的人之間的距離，在他們可以相互影響這個意義上說，被大大縮小了。從世界歷史上看，改變距離的技術進步往往會大大地改寫世界地圖，如14、15世紀航海術的進步使得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換上了歐洲列強的標志。但是，現代信息技術的革命性進步不僅僅是縮短了距離，它在許多方面簡直是消除了距離。比如說：你現在衹要有一臺電腦、一個調製解調器、一根電話綫，每月交上不多的一點入網費，就可以與遠在地球另一面美國的朋友發電子郵件，而他或她可以在幾秒鐘之內收到你的電子郵件並回信，也可以打網際網絡電話而不必付昂貴的國際長途話費，在不遠的將來，你還可以與對方通過計算機網絡隔洋“面談”呢！當然，信息技術不是萬能的，比如，如果你想和地球對面的女朋友肌膚相親，暫時還得坐飛機（但在未來也不是絶對不可能通過計算機網絡做到這一點：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中就提到了“VR（virtualreality,虛擬現實）緊身衣”的設想，他說，從歷史的經驗看，人類的智慧往往是盡早運用於解决性需求方面，因此，“虛擬的性體驗”必然會成為這種新技術應用的最早焦點）。
那麽，距離的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類社會之間的斷層將不復存在了呢？那也不見得。因為距離不是造成人類社會斷層綫的唯一因素。現在的人們在熱烈地談論：“全球一體化”。如果這是指過去的一些斷層綫已經或將要變得模糊（而不是消失，如果你認為是消失，那你恐怕是在打一個風險很大的賭），那麽這些斷層綫模糊或消失後，社會又會沿着一些新的斷層綫分裂。21世紀世界地圖上的“國界”，有些是老的，這些老綫可能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另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綫，這些新綫之中的一部分或許原來就有，信息技術革命衹不過將其凸現了出來。下面我們就談談這些可能的新、老斷層綫。
第一章 智商：最具信息時代特點的斷層綫
我們不應過份誇大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它的影響必然很大，但不一定就能蓋過一些傳統因素的影響。我在這裏準備將信息技術革命將會帶來或凸現出的新的斷層綫放在第一章討論，並不是因為它在信息時代就一定比傳統的斷層綫更重要，而是因為它新，這就是說過去討論較少因而其討論的信息價值更高，並且與信息時代密切相關（這是本書的主題）。
如果我們先排除傳統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離與信息技術同步突飛猛進的新技術如生物遺傳工程技術的影響，畫一張衹考慮信息時代的特點的世界地圖，這張圖是什麽樣子呢？它的“國界”劃在什麽地方呢？我認為，它的“國界”很可能劃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讓我們從一些現象談起。
美國大夫與印度秘書
1996年美國之音中文節目中一個有關信息時代的小故事很有意思。故事中說，美國大夫有一個習慣，就是看完病之後自己不寫病歷，而是口述病歷，由專門負責謄寫病歷的秘書記錄並打印出來（這個習慣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可能是太傲慢了）。在信息時代之前，高度工業化的美國已經采用了阿爾文·托夫勒所說的“第二次浪潮”的辦法來更有效率地處理這件事：出現了一傢專門負責此事的公司，美國任何地方的醫生看完病之後，衹要對着特別設置的麥剋風口述病歷，公司裏的高度專業化的記錄員就會記錄下病歷並打印出來，幾分鐘之後便通過傳真返回醫生手中。但隨着信息時代的來臨，出現了一個小小的，但我認為（顯然美國之音也這麽認為，否則它不會把這個故事挑出來廣播）意義深遠的變化：這傢公司把記錄業務搬到了印度，現在，美國大夫仍在麥剋風前口述病歷，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國境內而是通過遠距離通訊網傳到了印度，由印度秘書記錄並打印，然後還是在幾分鐘之內又傳回美國大夫手中。這樣的操作在信息時代之前如果說不是不可能也是沒有效率，因而不可思議的，但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了，而且是更有效率、更經濟的。這意味着什麽呢？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更平等。過去，你可以僅僅因為你是美國人就得到這份記錄病歷的工作，現在不行了，你必須與遠在幾萬公裏之外的印度人競爭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競爭，在工資上也要競爭。如果你說你因為生在發達國傢就要多掙錢，雇主不給你就找政治保護，那麽好，雇主就把買賣搬到別的國傢去，至少是那些倒騰比特而不搬運原子的買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搬走。這當然意味着傳統的斷層綫——國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個地理社區內的精英與其他一般民衆之間的斷層綫凸現或寬闊起來。
“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高科技群島”
什夫·納達(ShivNadar)是印度（實在抱歉，又是印度的例子，因為印度是一個相當貧窮的國傢，一般大衆的生活骯髒、貧睏、凄慘，而它的高科技精英卻走在許多發展中國傢，包括我們中國的前面，較早地與發達國傢接了軌。很可能在信息時代，“印度的今天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傢的明天”）HCL公司的總裁。他的公司從1976年的一個製造可編程計算器的小廠，發展到了今天這個擁有5．5億美元資産的大軟件公司。納達希望到本世紀末，他的公司的年收入可以達到30億美元。《時代》周刊的記者采訪他時註意到一個細節，他那間大辦公室的十幾扇窗子都用百葉窗關了起來。記者寫道：“對於51歲的納達來說，就在HCL外面的那個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規章制度，那些靠及時的政治“獻金”來奪取合用的競爭者，以及永遠處於緊急狀態的印度經濟，納達衹能用百葉窗把這些關在公司之外，讓大夥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員們的一個知識“淨地”，一個他們可以舒適地想像那些無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協調的現實——貧睏、宗派之爭、模擬化思維——的侵擾。”
實際上，在貧窮國傢，精英集團往往不僅僅利用百葉窗把自己隔絶起來。我的一位朋友曾對我說過，在某些不發達國傢，精英集團實際上是腳不沾地的：他們住在豪華的大廈裏面，整個大廈是完全封閉的，不要說喝的水，就連空氣都是經過過濾因而與外面那個骯髒的現實隔絶的，如果他們要到另一座大廈去，往往是走兩座大廈之間的玻璃罩封閉的通道，走得再遠，那就坐直升飛機了，因而是腳不沾地的。這麽做是有現實需要的：外面實在太差了。
歐洲共同體負責科學技術預測的主任裏卡多·佩特拉認為：“到下個世紀中葉，像德國、意大利、美國或日本這類民族國傢，將不再是最主要的社會經濟實體和最主要的政治結構。取而代之的卻是一些諸如美國加州的奧林奇縣、日本的大阪、法國的裏昂、德國的魯爾區等地區，它們將取得社會經濟的統治地位……
。未來真正的决策力量……將是和城邦地區政府結盟的那些跨國公司。”佩特拉認為這些單位將會形成“在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高科技群島。”
如果我們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衹考慮信息技術社會所帶來的影響，21世紀的世界地圖很可能就是這個樣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貧窮人海之中，散布着一個一個的高科技群島，在這些群島裏面，是一片安寧、舒適、雅緻，科技精英們居住在裏面，思考着“無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島之外，則是骯髒、貧窮、罪惡、流血爭鬥、疾病、污染……，其中最小的那些島很可能真是用玻璃罩起來的，島與島之間則用高速通訊綫路相聯，通過這些綫路，島民們可以相隔萬裏卻親密無間，而近在咫尺的島外卻與他們沒有什麽關係。這裏有倫理問題嗎？也許有，但到時定會找到合適的說法予以解决。我們常常說我們與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但我們已不把它們當成我們的同類；更進一步說，其實我們與細菌也有共同的祖先，我們對此閉口不提，要不是有些細菌常找我們的麻煩，我們是不會去關心它們生活得如何的。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幅國界綫比其它任何斷層綫都要凸顯的世界地圖是工業社會的産物，在農業社會中，原本就不是這個樣子。在古代的農業社會中，一個國傢內的精英集團與近在咫尺的貧窮大衆之間的隔閡遠比他們與另一個國傢的精英集團之間的距離要大。在農業社會中，重要的斷層綫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衹有到了工業社會，富國與窮國，或者幹脆就是國傢與國傢之間的斷層綫纔變得更為重要了。關於這一點，有一部英國學者厄納斯特·吉爾納(Ernest Gellner)所著的經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作了係統、詳盡的論述。作為實例，我們衹要想一想離現在這個時代還不太遠的歐洲各國貴族之間的頻繁交往、通婚就會明白了。就中國的歷史而言，我們可以想一想春秋戰國時期在各國之間穿梭往來的學者的身影。自秦統一以後，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可以頻繁交往的地理範圍之中，衹剩下了一個國傢，當然也就衹有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斷層綫而無國與國之間的斷層綫了。因此，中國人衹有天下的概念，而無民族國傢的概念，這個習慣一直遺留至今。
工業革命打碎了這種“貧窮人海之中的一個個群島”的模式。工業社會強調規模化生産，規模化生産要求社會組織也規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齊、均質、一致行動，而當時的信息傳播能力可以把比農業社會大得多的範圍人們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卻還不能完全剋服距離的障礙。正是這種技術條件形式了我們看到的一個個相對隔絶、內部相對均質化、在地理上基本聯成一片、規模適當的社團，我們稱之為民族國傢。
信息技術革命則在兩方面改變了工業社會模式：一是阿爾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來的戰爭》一書中提到的“分量化生産”，它降低了規模化生産的比重（我認為不可能完全消除規模化生産）；二是其傳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離的障礙。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與周圍“貧窮人海”隔離的小島（這一點在農業社會其實是做不徹底的，因為那時，精英集團其實是需要勞苦大衆的，他們不僅需要勞苦大衆在田裏勞動，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發展使得精英集團越來越不需要低級勞動力，即使是廉價的也罷。）
第二，並不特別迫切需要把這些小島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過高速通訊手段把他們聯結到一起，使你感覺不到其間的地理距離。當然，這些小島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還是在往一起湊的，如美國的硅𠔌。
實際情況如何，是智商嗎？
我認為，21世紀的斷層綫很可能畫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有人也許會問：即使21世紀的世界地圖真是在貧窮人海之中散落的一座座精英的小島，為什麽這些小島必定是住着高智商人群的高科技小島，而不是智商不那麽高的有錢人的豪富島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首先，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出現深刻的斷層綫已經是一個現實而不是預測；其次，信息時代的特點將加強這一趨勢。
1994年美國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亦極具爭議的書《鐘形麯綫：美國生活中的智能和階級結構》。它之所以引起極大的爭議是因為它聲稱，在不同種族之間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異，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於白人和東亞人。但是，拋開遺傳學問題和政治情緒不談，這本書以詳盡的資料分析了美國生活中的智能和階級結構，想要真正瞭解當今社會的結構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人們不可不知。
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個“認知精英”(cognitiveelite)的概念。為什麽要用“認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這個詞呢？作者說是為了避免有些人擡扛：如果你用“智能”這個詞，那音樂才能算不算智能呢？體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際關係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調節情緒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認為這些都不能和智商攪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測驗的衹是語文、數學和空間想像三項能力。為了避免在用詞上糾纏不清，作者創造了“認知精英”這個概念。所謂“認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項能力特別強，我們平常稱之為“智商高”的人。作者認為，20世紀初以來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錢、權力和地位劃分階級的；古代的世襲門第越來越不重要，而財富、文憑和才智則越來越重要；而21世紀將開始一個以認知能力為决定性力量劃分階級的世界；現代技術社會對認知精英的需要越來越大；金錢和權力將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認知精英身上；技術的進步使得現代社會從各個角落中篩選和抽取認知精英的能力越來越強；聰明人本來就與社會其它部分高度隔絶，而以後衹能是更加隔絶而不可能逆轉，政府對此將回天乏術。該書以詳盡的統計數據支持上述觀點，在此羅列這些數據有些乏味，但作者所舉的一個驗證高智商人群與社會其餘部分高度隔絶的方法十分生動，我們也可用來檢驗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否存在這種隔絶：想一想你的十二個最親密的朋友或同事，再看看他們的學歷。
《鐘形麯綫》的作者聲稱：他們這本書的大多數讀者都會發現自己那十二個最親密的朋友或同事之中的大半是大學畢業生。但很多人都想不到，即使是在美國這個教育高度發達的國傢，如果社會是高度流動的，那麽，十二個人之中有六個是大學畢業的可能性也衹有千分之六。然而，很多讀者甚至看到十二個人之中半數以上有研究生學歷也覺得十分平常，實際上，如果各種學歷的人是隨機分散在各處的，那麽，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到百萬分之一。那十二個人的小圈子中有哈佛、斯坦福等十二所名校的畢業生嗎？有一個的概率是千分之一，兩個的概率是五萬分之一，四個以上的概率竟小於十億分之一，但該書的讀者們卻會覺得這很平常。為什麽，因為該書的讀者都是高學歷的人，而他們湊到了一個很小的圈子裏。同時，在現今的美國高學歷就等於高智商（反過來也一樣）是極為明顯的。
那麽，中國的情況如何？由於中國是一個教育不夠發達的國傢，所以雖然高學歷等於高智商大致是正確的，但反過來就不對了。為了方便我們也可以仍按學歷來做一下這個測驗。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狀況與美國差不多。我們還可以舉出另外一個大傢熟知的例證：中國高學歷的名校畢業生往往都有這樣一個體驗，總是在各種場合碰到校友，並發現有共同的朋友，於是大傢感嘆一聲“這世界真小”。其實不是這世界小，而是這圈子小。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肯定有相當部分的高智商者尚遺落在民間（而美國是已搜羅得幹幹淨淨，把本國的搜完了，又跑到外國去搜），但低智商者很難擠進高智商圈子則已經是現實了。
從現實看，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間出現了深刻的斷層綫已經很明顯。
信息社會將使智商成為凌架於其他人類美德之上的突出優點
人類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優於其他動物的長處，就是人類的智能。
景陽崗武鬆打虎衹不過是小說，再高的武林宗師赤手空拳，恐怕與老虎也過不上三招。另一方面，人類也不很看重體力方面的優勢：雖然有不少人熱衷於體育，但很少有人會因為我們的世界冠軍也不如獵豹跑得快而垂頭喪氣，更不用說跑不過汽車了。但當1996年2月IBM的計算機“深藍”贏了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洛夫一盤棋時，卻確實有不少人覺得很失落。幸好，卡斯帕洛夫最後以三勝二平一負的大優勢比分又贏了回來，“維護”了人類的“尊嚴”。但迄今為止，人類藉以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獲取財富、吸引性伴侶的優點還不僅僅限於智力一個方面。譬如說，女性在擇偶時會註重對方身體的強壯、“男子氣”，而男性則會註重女性的美貌、“性感”等。但現代科學發現這些偏好實際上都是“更適合於石器時代而不是信息時代”的東西（Geoffrey Cowley在《新聞周刊》1996年6月3日發表的“美的生物學”(The Biology of Beauty)一文介紹：科學家們發現，從統計意義上看，女人的美貌與其生育能力高度相關。換句話說，男人偏愛選擇美麗的女性作自己的性伴侶，實際上是在本能地選擇生殖能力強的女性作自己的性對象。這在強調計劃生育的今天還有什麽意義？但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密碼迫使男人們本能地這樣行事）。然而，這些取嚮是深深植根於人類的遺傳密碼之中的。通過生物進化來改變這些已不適應於時代的取嚮需要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年的時間，這就是為什麽這些早已不合時宜的東西現在還遺留着。然而，信息時代將用不着如此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來淘汰這些東西。在信息時代，人們之間的距離將變得很近，無論在地理上相隔多遠，都能隨時交往，但正因為如此，人們將越來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很遠的人交往、合作，這也就意味着越來越少地和自己周圍的人直接面對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將隔着一層“窗紗”。隔着這層“窗紗”，你個人是否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你的智能。不用說，你的相貌在此完全不起作用，你完全可以製造“虛擬容貌”去吸引人；如果你精通心理學，對於交往對象有深入的瞭解，你還可以針對不同的交往對象製造不同的“虛擬容貌”——當然，到了那時也許誰也不把你的“虛擬容貌”當回事了。你的氣質、脾氣、幽默感也完全可以虛擬：你在平時的直接交往中也許不善言詞，很乏味或脾氣很壞，但“虛擬交往”與直接交往不同（你至少聽說過有人情書寫得極好，但對面談情卻極為乏味一類的故事），在這裏，智能往往能掩飾你的其他許多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間”（cyberspace，一個極好的詞）中風趣幽默、風度翩翩，整個製造出一個“虛擬人格”來。你沒有領導，組織才能嗎？也不要緊，信息社會——網際網絡是其最好的代表——本來就不需要組織和領導、每個人衹要遵守那幾個基本的“通訊協議”，就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搞上去，大傢就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無領導”地把東西湊到一塊，就能出産品、出效益、出事業，因為信息空間有“自組織”能力。
人們會習慣這種隔着一層“窗紗”的交往模式嗎？會的。實際上，在美國，“網上戀愛”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曾有一位丈夫因其妻子在網上與一位尚未謀面的男子熱戀而提出離婚訴訟。
另一方面，很多現在報酬還十分豐厚的職業，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他長處的工作，將會被信息技術取代，就像在過去幾百年中，很多依靠體力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一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不遠的將來，隨着軟、硬件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現在已經在影視製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電腦動畫製作技術將完全取代演員。到了那時，演員可以做到的，電腦都能做到，演員作不到的，電腦也能做到，還要演員作什麽？
當然，還有信息技術做不到，非真人不可的事，如交配生育後代。到了最後那一步美貌總還管用吧？當然，那還是管用的——不過也不見得，其實我們現在就已掌握了成批復製超級模特的剋隆技術，實際上我們現在就可以剋隆成批的，比如說，彭莉（我這裏說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虛擬的）。到了那時，滿街都走的是超級名模，也就不希罕了。生物學的問題我們以後還會詳細討論，在這裏我們衹想說：人的所有生物學特徵，當然也包括智能的遺傳學部分，都是可以大批復製的，因此，今天某一個體的生物學優點很可能是明天所有人都具備的平常事。衹有智慧（它並不能完全等同於産生它的那個大腦）是不能剋隆的，因而也衹有它將是最值錢的。
總而言之，在信息時代，不僅力量將主要歸屬於智能（這一點我們已很容易看到，如製作軟件、加密解密、進行其他各種高科技開發等獲取權力和財富的能力主要取决於智力，在信息時代就連大規模犯罪也幾乎完全依賴於智力；如打進別人計算機網絡，對自己的用於犯罪目的的通訊進行保密等），就連愉悅別人的能力也將主要取决於智能。這就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老話。在信息時代，這句話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加正確，更加絶對。
倫理學問題
按智力劃分階級公平不公平？很多人還是會認為不公平的。特別是聽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認知能力時，就會感到更不公平，進而對此表示懷疑，並找出對於智力這一人類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釋。“情商”(EQ)的說法最近風靡一時，有關“情商”的書在許多國傢都十分暢銷。“情商”的真正含義究竟是什麽，它與智商是什麽關係，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人們對於它如此關註——如在臺灣兩千萬人口中丹尼爾·高曼所著的《EQ》中文版竟賣出了四十餘萬本——恰恰反映出人們對於智商的關註：人們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還有沒有什麽別的决定人一生命運的東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據壟斷地位，這可能是因為有些智商不能解釋的人類美德——如“情商”的倡導者們所主張的那樣——還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為還有些與人類美德無關如門第等更不公平的因素在起作用。就中國人而言，我們今日常常聽到的抱怨是財富和權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等等。這有幾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社會在近十幾年中處於轉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亂，因而人們看到了許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許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為中國不是美國，還遠遠不具備把高智商的人從各個角落篩選出來，送到名牌大學受教育的能力）發了財，這使得大傢有些憤憤不平，更多的憤怒則集中於那些靠門第暴富的人（以科學的嚴格性說，從統計意義上看，門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於平均水平，但無論是按門第致富還是按門第做官，都違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級的原則，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於智商相對比他們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目前處於比美國落後得多的發展階段，尚且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級的完備的技術手段，對於智商的需要也沒有那麽迫切。再一個原因是人們誇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財富和權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實際上，中國也在相當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再強調一遍，在中國高智商還不能完全等同於高學歷）分配財富和權力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之間在收入、待遇、社會地位方面的那道巨大的鴻溝。否則，就無法解釋即使在一片“讀書無用”的抱怨聲中，那麽多的傢長寧可傾傢蕩産，也要把孩子擡過大學的那道門檻——他們十分清楚，進了大學，就進了那個特殊挑選出來的、享有許多特權的小圈子，而進不去，那多半就永無出頭之日了，例外是很少的，在將來就更少。
如果社會中的人必須劃分成三六九等，則按智商劃分應該是最合理的。最早發明開科取士制度的中國人根深蒂固地這樣認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們也這樣認為。但是，這一點仍舊是存在疑問的。因此，真正的倫理學問題是，該不該把人這樣劃分開？很多人對這樣的劃分表示擔憂。特別是，按智商劃分人顯然是一種直接根據一個人的固有特點進行的為本質的劃分，一旦社會環境給人們創造了進行這種劃分的條件，人們就很難再做不同階層間的融合。而少數人掌握着與他們的人數不成比例的巨大權力，掌握着他們根本不交往，也不關心其他許多人的命運這樣一種前景，則更是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信息技術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強迫人們進行這種劃分的一種技術革命。我們唯一能夠自慰的是：在人類歷史上一直都有階級的劃分，這一次的劃分標準我們覺得至少比過去更公平一些。
群島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時代的著述中，信息時代是一個萬民同樂的天堂，在這個天堂裏，每一個人都可以最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實現自我。藉用我們那個世界地圖的比喻，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應該是一片嫩緑的大地，沒有任何斷層綫，絶不應該是我在前面所描繪的一片灰黃色的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點點地散布着一些緑洲，或者是一片骯髒起泡翻騰着的“貧窮人海之中星星點點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島”這樣一種景觀。他們確實有很多理由：比如計算機，過去衹是少數科學家的禁臠，現在不是越來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網際網絡，這是個最民主的地方，沒有層級管理結構，任何人衹要花不多的錢跟它聯上，就成了網上一個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樣享有平等權利的“網民”(netizen)，而現在不是已有幾千萬在網上了？而隨着信息技術的進步，更多的人會有機會加入到這行列中來。
我不能完全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從歷史上看，權力永遠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在信息時代也不會例外。實際上，今天計算機的普及是由於人機界面的不斷改進，不斷變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這就掩蓋了一個事實，真正懂得計算機，能夠在信息空間中防護自己的人的比例並不見得提高了多少，絶大部分計算機使用者是不懂計算機的。正如IBM公司一份宣傳其Aptiva多媒體電腦的廣告上所寫的那樣，問：我是個電腦盲，買Aptiva又不會用，那可真讓人懊惱；答：即使您沒有任何操作電腦的經驗，Aptiva提供的友好界面，也可使您如同面對最傢常的生活用品。更進一步說，懂不懂，懂多少計算機還不僅僅是個經驗的問題，它確實牽涉到一個人的智商。隨着信息技術的進步，其係統越來越復雜，因而要懂得它（我們可以給“懂”下一個粗略的定義：“懂”不是指什麽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間中自我防護的能力。這個定義不準確，但可湊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來越高，因而能夠掌握它的人數比例反而會越來越小。舉個簡單的例子，你懂現代的數據加密技術嗎？你多半不懂，當然你可以買現成的軟件使用。但你能把它用好嗎？你搞得清它有沒有什麽弱點嗎？跟蹤得上解密技術的新發展嗎？那很可能使你的軟件作廢，而你卻還蒙在鼓裏。如果你不知道，那你的通訊能保密嗎？那你的……。防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夠利用信息技術獲取報酬（我們可以把有這個能力作為“懂”的另一個定義）。很可能你不能，你衹能用電腦打打遊戲，看看電影，信息空間裏面的大量的專業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我曾經觀察過一些網上聊天，往往衹是“哈羅”，非常無聊，連逗貧都談不上。當然也有水平非常高的討論，那就又回到精英小圈子裏去了，而信息技術恰恰給你創造了在最大範圍內，以最大限度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可能性），至多是用電腦打打字——這有助於工作因而和報酬有點關係，或者用網際網絡發發電子郵件——這還能節約點長途電話費什麽的。你不懂，你就受人擺布，你就沒有權力。軟件是這樣，更不用說信息技術的硬件了。那些通訊網，那些芯片，還有其他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它們的技術，它們的管理，無一不是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裏。很可能，信息技術將打破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們原來設想的一張網結構，而是兩張網結構。一張是小網，那是精英集團，他們互相之間沒有層級結構而是平等的網狀結構，但他們的這張小網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張是大網，低低在下，絶大多數人都在這張大網裏。
其次，群島的大小取决於地球上資源，如能源、糧食等的稀缺程度——當然也在較小的程度上取决於精英集團的包容性。信息技術可以幾乎無限地創造比特，以極快的速度，極低的成本搬運比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節約原子方面的成本，但無論如何，信息時代在對付原子方面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如同在比特方面那樣的無限的可能性。很可能能源和糧食還會是限製群島大小的製約因素。我們將在本書後面更係統地討論這個問題。
很可惜，本書尚不能以多媒體的方式製作。否則我們真可以畫一張世界地圖，其中以緑色來代表那些高科技群島，然後更設置上一些“變阻器”，其中有能源、糧食兩個“變阻器”，你可以用鼠標撥動它們，隨着你的撥動那緑色的面積將變大或變小，還有另一些變阻器，你撥動它們就可以移動那些緑斑的位置，改變它們的分佈狀態。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討論這些變阻器。
有這樣一張圖肯定能傳遞給讀者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