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都往事

[陈小龙]

不能不说是一种机缘巧合，两人都生活在元末明初，都曾师从当时的大儒王毅（字刚叔，竹垟盖竹人），并与刘基、宋濂等交谊笃厚，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人同处一镇，所居之地不过十几里之遥，然而两人的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细细探究他们的一生，不禁感慨万端。这就是明史中不能忽略的两个人物：叶子奇和章溢，均为一时俊杰。

一
时令虽已深秋，却暖意融融，反常得很，我们一帮所谓的文人走进这个称为双溪口的村落。保存尚为完好的古民居，在村内一条澄澈小溪两边错落有致，盎然的古风使燥热的心绪渐渐宁静下来，尤其是置身被称为叶子奇故居的院落时，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听一位据说是叶氏后裔的当地老叟讲述前朝往事。尽管一些人质疑故居的真实性，更有专业人士从梁柱和门窗雕刻的工艺风格上推断这是晚清建筑，我感兴趣的却并非如此，时光流逝，故居经后人屡次修缮，已不复原状，也不无可能。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故居打扫得颇为整洁，却不见有人居住，问及陪同的镇干部，回答果然如此，为了这次采风镇里特意找人清理了一番，以免残败之象有碍观瞻。闻之，我不由想起叶子奇当年曾把居所命名为“静斋”，并以此为号，眼前的景况的确与“静”字有一种契合，倘若不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静斋”终究是寂寞而寥落的。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飞来横祸”， 叶子奇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州县小吏。虽然满腹才学，叶子奇在官场上似乎并未顺风顺水：元至正十年（1350）署县事。龙凤八年（1362），府判叶渊荐试方州，中第四名，退隐不仕。明洪武八年（1375），浙江行中书省以学行荐廷试，授岳州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主簿。也就是说从最初入仕，到时隔二十五年后，他所担任的仅是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日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低级事务官。更不幸的是在巴陵主簿的位置上叶子奇也没有呆太久，就无端获罪。事情发生在洪武十一年的二月十五日，按照朝廷的规定，巴陵县照例举行祭祀城隍神活动。祭祀仪式尚未开始，一群小吏聚在城隍庙后厢，偷偷喝猪脑酒，而作为主簿的叶子奇“适至”，也许他并未留意这群小吏的小动作；或许他看到了，不屑与之为伍，也没有那种“政治敏感性”，故而不以为然。偏偏这事被几个“无限忠于”朱皇帝的县学生员发现了，而且很快上纲上线，将“猪”和“朱”联系起来———喝猪脑酒，不就是喝朱脑酒吗？于是赶紧向按察司告发，并说主簿叶子奇也在其中，叶子奇受到从重从快处理，锒铛入狱。
身陷暗无天日的囚室，叶子奇惶惶不可终日，面对死亡那种深深的绝望与恐惧几乎将他击垮。叶子奇很清楚朱皇帝的为人：刻薄寡恩的他在坐稳江山之后，就开始对昔日的结拜兄弟和亲密战友大开杀戒。位高权重者尚且不能幸免，何况自己这样的小小蚂蚁。其后的“胡惟庸案”与“蓝玉案”这两个大案，更是耸人听闻，被牵连者都达好几万人，几乎把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将领杀了个一干二净，血腥程度在历史上可说绝无仅有。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事情有了转机：也许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丝久违的微光漏进阴森的牢房，起身舒展筋骨的叶子奇不经意的一瞥，一角的地上散落着一堆烂碎的纸笺，叶子奇如获至宝，心为所动：与其这般长吁短叹等死，何不利用这些烂纸笺把平时自己的所见所感一一记录下来，一则可以打发狱中的无聊时光，二则自己死后，这些零散的文字或许对后世也些所裨益。同时，他还想起左丘明以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之类的励志故事，于是重新振作精神，以瓦片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草木子》自序）。当然我们后人只能作些猜度而已，叶子奇此时的心境又岂能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奇迹般地，蒙朱皇帝开恩，叶子奇居然侥幸没有被赐死，蹲了几个月班房后，竟被释归故里，同时带回的还有一大摞零碎的笔记。出狱后，回到龙泉老家，他发誓从此远离仕途，再不去趟那潭混水，并将自己的书斋取名“静斋”，专心著述。几乎是足不出户，积数月之力，洪武十一年（1378）十一月编撰完成在狱中记录的内容，共25篇5万余字，定名为《草木子》， 取自序中“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之意，不免有几分凄凉与脆弱的悲情色彩。本书涉及范围颇广，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搏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突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绩，有很多是其他书所没有述及的，足见叶子奇的渊博学识和非凡胆略。然而就是这样的小册子，却难倒了叶子奇，生活日益窘迫的他，根本无力将其付梓，只能藏于陋室，闲暇时自己翻阅润色。真正刊行，已是百年之后，而这全靠其裔孙叶溥。
叶溥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官做到江西左布政。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任福州知府时，出资为叶子奇出版了《草木子》，也了却了老祖宗的一桩宿愿，这时距《草木子》写成已过了138年，书稿难免有些散佚，刊行时改并为8篇，分4卷。时云南、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黄衷读后欣然为之作序，赞赏有加。之后，嘉靖、万历年间，又两度重刻。而《明史•艺文志》亦记入叶子奇及其著作。清初，经史专家朱彝尊也对《草木子》推崇备至，如此一来，叶子奇和他的《草木子》渐为人知，名声大振。而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任龙泉知县的陕西人苏遇龙更是把《草木子》的学术价值推向了一个高峰，“说理透宗，多发先儒未发之精蕴；至论元时得失，纲举目张，直追朱子。”，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该书的偏爱，在其组织重刻刊行的《草木子》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独怪《草木子》与《郁离子》同郡、《龙门子》同时，而显晦迥别，天将各有以位焉。”，“使《草木子》参赞枢密，新一朝之典制措施，当不让《郁离子》；既不然，珥笔翰苑，纂修元史，必不至于断烂朝报，又岂亚《龙门子》乎？”，直截了当地点明叶子奇未为显官，故文名不扬，很有些替叶子奇打抱不平的意思。
虽然区区五万言的《草木子》无法等同于那些煌煌巨著，但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篇章中，却永远无法轻描淡写，而且它就像蒙尘的金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绽放出了更加熠熠夺目的光辉。时至今日，其书中的一些观点论述还常被引用，譬如阐述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北人不梦象，南人不梦驼”之说，就堪称经典。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现今的龙泉人知道叶子奇的已寥寥无几，即便我们这些自诩的文人墨客，也仅能说出些皮毛。而因为本单位与双溪口村结对之故，我曾数次踏足这个村落，却始终与叶子奇擦肩而过，更是惭愧难当，也许真应了那句老话：“墙内开花墙外香”。悠悠文脉仍能延续否？回望“静斋”，只见一个寂寞的背影……
二
一番奔波，到达章府会村已是午后，一行人疲惫不堪，三三两两斜坐在章溢公园的凉亭里休憩，有的闭目打起了盹。我无乏意，就四处走走，这公园虽不大，设计却还算精巧，入口处赫然一块景观石，两边的花木修剪得也颇为整齐，公园正中的小广场上立着一尊章溢塑像，峨冠博带，面色平和，凝视远方。一旁的镇干部一边抱撼这塑像还不够高大，一边道出建设这个公园的初衷是为了弘扬传统的孝文化，这倒真的是名副其实。
章溢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孝子，“父殁，未葬，火焚其庐。溢搏颡吁天，火至柩所而灭。”，这是史料中的记载，意思是章溢父亲去世后， 尚未殓葬, 大火焚烧其屋。章溢拍着额头吁求上天，大概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果然大火烧至放置棺材之处时熄灭，说来还真的有几分传奇色彩。章溢最后也死于一个“孝”字，母亡，他回乡守丧，悲戚过度，殓葬时又亲自背运土石，终也染病去世，年五十六岁。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财力，似乎无需事必躬亲，连背运土石这样的苦力活都亲自来干，这颇令人费解，唯一的解释还是怎一个“孝”字了得？
章溢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有代侄受戮一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贼寇（其实是红巾军徐寿辉的一支部队）自福建攻入龙泉，章溢的堂侄章存仁被捉，章溢挺身而出：“我哥哥只有一个儿子, 我宁愿代替他。”贼寇一向听说章溢的名声，想招降他，便将他绑在柱子上，章溢毫不屈服。到夜间哄骗守贼, 脱身而归。召集同乡百姓组成义兵, 击败贼寇。
如果仅局限于为人，章溢也就是一个十里八乡人人交口称颂的孝老爱亲模范，不见得能名垂青史，真正使其千古留芳的是他的文韬武略。面对其时处州各县“盗皆蜂起”的混乱局面，章溢组织地方武装与农民起义军对抗，保障州里。从这一点而言，章溢应该在当地颇有势力，家境也很殷实，否则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东征西讨立下不少功劳。据史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章溢被朱元璋授予御史中丞、太子赞善大夫。遣其子存道率乡兵15000人助李文忠平定福建，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元将石抹宜孙就对章溢十分看重，多次保举他出来做官，授以龙泉主簿、浙东都元帅府佥事，章溢不忍独取功名，坚辞不受，并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把队伍交给其子存道，自己则退隐龙泉与福建浦城交界处的匡山。
关于退隐匡山的原由，同行的文友争执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章溢是个识时务之人，一时之退，全为日后之进养精蓄锐，就像躬耕垄亩的南阳诸葛亮，绝不会甘心如此虚度一生。章溢显然不是那种脑袋不开窍的书呆子，他不过是暂且抽身，静观动荡的时局，然后拨云见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
在匡山的的那些日子，章溢也并不孤独，刘基、宋濂这些志同道合的好友，都曾到此造访，玩赏山林，讨论诗文，商谈国事，寄托情怀，并分别写下《苦斋记》、《匡山看松庵记》等著名篇章。在《苦斋记》中刘基写道：由于匡山上多北风，柔和的少，硬朗的多，所以，生长于此的植物其味甚苦，而苦味的植物们却能在这苦的环境中生长快乐。章溢人处苦地，却乐在其中。文章最后揭示原因，说明了苦乐相倚伏的道理，苦中自有其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践以尝胆兴”，则更深一层上说明了命名“苦斋”的深意，以此来作为章溢退隐匡山的注解，应是最恰当不过。宋濂在《匡山看松庵记》中更是不吝笔墨，将章溢与松树类比，赞其高洁之风与济世泽民的志向：“其能凌岁寒，而不易行改操者，非松也耶?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厉，”“君之处也，与松为伍，则嶷然有以自立；及其为时而出，刚贞自持，不为物议之所移夺，卒能立事功而泽生民，初亦未尝与松相悖也。”
朱元璋大军攻克处州, 章溢避入闽境。朱元璋仰其大名，诚心聘请，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人称“浙南四先生”）一同来到应天。朱元璋特意为他们建了“礼贤馆”，以示尊重，并虚心请教：“为了天下，委屈四位先生了。如今天下纷乱, 何时才能平定呢？”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只有恩德方能辅助成功，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一统天下。”朱元璋觉得他的话颇有远见，欣然采纳。
不可否认，此时的朱元璋还是能广罗人才从善如流的，只是在登基坐上皇帝的宝坐后，才性情大变，多疑且暴戾。当时廷臣窥探皇帝的意图,，办事大多严厉苛刻，唯独章溢能持大体、持政平和。其子存道率所部助李文忠平定福建后，朱元璋下诏命存道从海路北征。章溢坚持不可， 说：“乡兵都是农民，曾允诺让他们在福建平定后回乡务农，现在又调去北征,，这是不讲信用啊。”朱元璋听后不悦。章溢又奏道：“已经进入福建的乡兵， 让他们返回故乡。而对那些过去曾是叛逆的百姓,，应当征召为兵,，命其北上，这样便可一举两得,，恩威并显。”朱元璋高兴地说：“谁说儒者迂远而不切实际呢？”从此事上看出，对待圣意，章溢并不盲从，而是据理力争，但他超出其他大臣之处在于能另献良策，既不拂皇帝老儿的面子，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显然比那些认死理不转弯的腐儒不知高明多少倍，可谓是真正把书读活了。
正是凭借这种政治智慧与才能，章溢颇得朱元璋的信任，并做了大量好事，惠及广大百姓：巡视处州时，章溢以处州山多、田少、民贫，课税累重，奏准仍按旧额；浙东建造海舶，向处州征集巨材，章溢力谏罢征……，而自己也得以善终。朱元璋曾为其亲撰祭文，称“君臣有定分，恩义如骨肉”，实属不易。
令人纳闷的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如今在章府会却已无嫡嗣，虽有几户章姓人家，问及其中渊源，村干部也语焉不详。有关章溢的故居、遗迹之类，多已不存。村民或告之，不远处有当年章溢的跑马场，一拨人随即兴致勃勃地前往，归来却难掩失望之色。问之，答：“什么跑马场，就一乱草岗而已。

将离八都，望着这座熟悉的浙闽边界重镇，突然感觉有些陌生。在以往的印象中，八都留给我的更多是商贸兴旺、人气闹猛之类的表象，殊不知，繁华的背后，却掩盖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些曾经的风云往事,埋藏在八都的苍茫群山中,就像一座无比丰富的巨矿，等待后人潜心发掘。一天行色匆匆的采风之旅，只能走马观花，八都需要人们留下来，独自走走，到处看看，然后静心沉思,慢慢品味……

[William Zhou周道模]

文采焕然，史思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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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灵魂的歌唱.
周道模

[荷梦]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