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看一首台湾现代诗

[非马]

从翻译看一首台湾现代诗


说翻译是检验伟大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也许过分。但如果说翻译是检验伟大文学作品最有效的标准之一，我想是有它的道理的。一篇文学作品能够通过翻译的关卡，以不同的文字面貌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面前，而仍不失其感动力，那么它至少拥有成为伟大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人类感情的共通性。

不同的语言文字往往导致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往往会使人对某种事物产生不同的反应。刚到美国的人常会对一些美国幽默感到莫名其妙，而一些使中国人惊心动魄的东西，在外国人眼里却稀松平常不足为奇。但任何事物，只要深入它的内部，总可以找到一些能同时感动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或不同职业的人的东西。作家的任务，便是挖掘出这些事物的本质以及广义的人性，想办法把它们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样完成的作品，不管它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文字，我相信是经得起翻译的检验的。

上面这点心得，是我多年来翻译欧美现代诗的体验。我常把翻译戏称为照妖镜。因为一首内容空洞的作品，外表再华丽，在翻译的强光照射下，也往往会原形毕露。最近几年，我还替由台湾、日本及韩国轮流主编的《亚洲现代诗集》英译了一些台湾现代诗，更深深体证了这心得。通常我把一首中文诗译成英文之后，总要请一位写诗的美国朋友就诗中的遣词用字、意象运用，以及整首诗的气氛等等提出批评并讨论修改。几乎没有例外地，凡是我认为艺术性较薄弱、在翻译过程中问题重重使我大伤脑筋的作品，他也往往会觉得不对劲，要修改也有无从下手的感觉。

在我翻译过的中文诗里头，台湾现代诗人郑炯明的一首〈蕃薯〉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我曾听到两位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台湾作家说过，他们在狱中读到这首诗时被感动得热泪直流。而今年在北京出版的十月号《台声》杂志上，一篇周青写的〈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的文章里也特别提到这首诗，说：『这首诗的台湾立场很明显，这种「台湾意识」多么引人同情啊！台湾人把台湾岛比作“蕃薯”加以形象化；台湾诗人则把“蕃薯”注上生命加以人格化。这样，「台湾意识」就借着艺术的美丽袈裟显露于读者之前。』可是，虽然这首诗的意义很明显，文字也很浅白，在翻译过程中却给了我许多困扰。我觉得〈蕃薯〉在郑炯明的诗集《蕃薯之歌》里，是比较不成熟的一首诗。当我把译诗拿给我那位美国朋友看时．他不但没被感动，反而忍俊不住哈哈笑出声来！

同样的一首诗，为什么会使具有「台湾意识」的读者感动得流泪，却引起一个外国读者发笑?我想这里头一定有值得探讨的原因在。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题为〈蕃薯〉的诗：


狠狠地
把我从温暖的土里
连根挖起
说是给我自由

然后拿去烤
拿去油炸
拿去烈日下晒
拿去煮一碗一碗
香喷喷的稀饭
吃掉了我最营养的部分
还把我贫血的叶子倒给猪吃

对于这些
从前我都忍耐著
只暗暗怨叹自己的命运
唉，谁让我是一条蕃薯
人见人爱的蕃薯

但现在不行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沉默
我要站出来说话
以蕃薯的立场说话
不管你愿不愿听

我要说
对着广阔的田野大声说
请不要那样对待我啊
我是无辜的
我没有罪！


在人类的经验里，一个物类为了生存而食用其它物类，有其生理上及生物学上的必要，没什么善恶可言。人类吃蕃薯，也不可能是因为它有“罪”。弱肉强食虽然看起来很残酷，却是自然的律则。它维持了「食物链」的运行，使万物得以生生不息。因此要引起人类对吃的罪感，恐怕相当困难。即使真有罪感存在，我想也必先针对那些在饱食之余仍要为了满足奇怪的口腹之欲而做出敲碎活猴的脑袋以及诸如此类残忍举动的人。其次我们会想到那些哀号着被屠杀的血淋淋的猪羊。很少人会为了食用蕃薯这一类植物而感到内疚的，包括不杀生的佛教徒在内。

只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像只蕃薯，便用蕃薯的命运来比喻台湾人的命运，因此缺乏令人感动或同情的共同基础。而在「烤、炸、晒、煮」这一连串动作里，并没有作者企图指出的亏待或虐待的意味在内。相反地，这些动作很可能被视为蕃薯生命的完成，因为它们使平凡无用的蕃薯变成了「一碗一碗香喷喷的稀饭」。连它「最贫血的叶子」都成了猪的养料。这样的物尽其用，何怨叹之有？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人类因为吃了蕃薯而有力气去耕种，去努力生产，使万物欣欣向荣，各得其所，并进而改良蕃薯的品种，使它长得更肥大，繁殖得更快速，它的子孙一代比一代更优秀，那么作为一个被吃的蕃薯，不但不会叫屈，反而会感恩的。该谴责的是当人类暴殄天物，在饱食蕃薯之后，为了近利而盲目地破坏并毒害自然的环境，使万物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在那种情况之下，该大声提出抗议的，又岂只蕃薯而已！

这首诗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它没有具备人类的共同经验或普遍感情。换句话说，它没有被提升到艺术的层次。对一个有「台湾意识」的读者，同样的意义用散文或其它形 式来表达，照样可以使他感动得流泪，不一定非用诗不可。而对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读者，说不定用散文的形式反而更直接，更容易引发他的同情。但艺术是无可替代的；一件艺术品之为艺术品，就在于它具备了独特的最佳形式──不可能有其它的形式能比它表现得更好、更完美。

这首诗还有另外两个小问题。如果用蕃薯的命运来等同台湾人的命运，第一段里的“自由”便可能是指台湾自日本人手中光复。那么「温暖的土」的说法便不太恰当。最后一段里的「我要说／对着广阔的田野大声说／请不要那样对待我啊／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的呼声不但显得软弱无力，也找错了对象。要说便该直接对有「罪」的人去说，「广阔的田野」是「无辜」的。

郑炯明是我敬爱的诗人朋友之一。他的许多植根于生活的诗，不但具有高度的现实批判精神，也有相当杰出的艺术表现。我挑出他的这首〈蕃薯〉来讨论，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在台湾近年「迫不及待」产生出来的一些半成品当中，它似乎有一定的代表性。台湾现代诗能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不用说是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事。但一些为了急于表露现实而对艺术作出妥协、白白糟蹋了好材
料的现象，不免令人感到惋惜。我深深相信，台湾现代诗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便必须冲破狭义的现实主义的框框，不能让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它有多正确伟大〕粗野地蒙蔽了文学的视野。


发表于：台声，1987年4月；文学界，1987年5月，22期；华侨日报副刊，1987年7月8日

[附]<蕃薯>的英译

Sweet Potato
by Cheng Chiung-Ming

They brutally dig me up
from the warmth of the soil
in order to
liberate me

then they bake me
fry me
boil me
dry me under the sun

they eat my most nutritious part
and give my anaemic leaves to the pigs

I used to put up with all these things
It's my fate, I said to myself
the fate of being a delicious sweet potato

but now it's different
from now on
I will not keep my silence
I will stand up and sa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weet potato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I want to say it aloud
to the vast field
don't treat me like that
I am innocent
I am guiltless

(Trans. by William Marr)

录自：《亚洲现代诗集》第2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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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ho]

。

来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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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摄影、诗歌

[Lake]

非马先生评的有趣。倒想读读非马先生的这首译文，看会不会也同老外一样感到滑稽可笑。

除了历史背景以外，评的其他那几条倒像是诗的本身有问题。想知道，这是通过翻译后才发现还是翻译前就有所认识，而译文则是对这几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检验？

希望非马先生多发些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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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 with poetry is that it encourages the writing of more poetry -- Billy Collins

[非马]

[Lake]

谢谢非马先生提供的译文。 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先读了您的评，再读译文时，嘴角已经开始上翘了... 再回头读原文，确实存在着您说的那几个问题。
用翻译检验作品来源于丰富的实战经验。非马先生有没有用中译检验英诗水平的例子？

问好，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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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马]

[Lake]

[William Zhou周道模]

学习了，感悟了，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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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灵魂的歌唱.
周道模

[William Zhou周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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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模

[非马]

[杯中冲浪]

非马先生眼光穿透力极强，立足点高，佩服的不行。
这篇文章，不单指出了诗歌艺术性的重要，同时指出了台湾人自怨自艾到了非理性的极端。比如，为了抗争国民党，不惜美化日侵，使得整首诗缺乏明晰的逻辑。比如：一个女儿被强盗掳去了，这女儿不去埋怨强盗的无理，却怨妈妈无能，真有些黑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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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冲浪.披履而行
http://blog.sina.com.cn/shoutao006

[汪湖]

这首蕃薯，还是很清晰的，俗语入诗，也是新诗的很好尝试。

[博弈]

歡迎愛詩者加入.

似乎在哪兒見過這筆名.
(不會是汪笨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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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的審醜裡終將建立起新的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