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色彩与女性意识

[中国评论家冷梅]

悲剧色彩与女性意识
——闲谈耳汝尔的悲剧女性小说
冷梅
近来，阅读了耳汝尔（原名黄汝英）三篇颇具悲剧色彩的小说，心中仿佛塞着一团破棉絮，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三篇小说是《滴血的墓碑》（中篇）、《天祭》（短篇）、《摇曳的爱巢》（中篇），均是反映女性的悲剧故事的。耳汝尔写小说已有许多年了，创作甚丰。我平时很少阅读小说，今天把他的这三篇悲剧小说拿来集中展示，无非是想说说一些感想而已。

一

悲剧是相对喜剧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喜欢关注喜剧，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亮丽的喜剧色彩。而在文艺作品中，悲剧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能牵动人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悲剧更能震撼人心，更能对人性和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尖锐的诘问、控诉、揭露和鞭挞，其启示和警醒的作用往往胜于赞颂的力量。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作家应具有向现实生活提问的能力。进而深入社会现实之中，把怀疑的心思纳入变化不断的生活，根据不同时期，对相同或不同的问题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具体的阐释。问题在于作为创作主体，应如何看待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用什么方式去接近和认识生活。用逻辑的方法抽象生活，有可能占据理论的制高点，但不能穷尽变化着的世界，也无法深挖变化莫测的社会问题，尤其对人性中美与丑的呈现更难以彻底落实。用逻辑的方法来剖释生活，有可能抽干了生活的血肉，使多姿多彩的生活变成面目可憎的木乃伊，倘若如此，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便容易陷入公式化、概念化。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希望小说创作能重返历史，重返现实，甚至重返常识，这与玄幻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小说家应采取历史的方法，把事物现象还原，把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生活中，予以细致的考察，使文本独具个性，使人物形象独具个性。
耳汝尔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他的小说有一定的逻辑性，但不是完全逻辑思维的结果。他往往能在理性与反理性的叙述之中，凸出人物的面貌和性格特征，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在无声的怀疑诘问中，揭示问题的普遍性及其社会根源。当然，应怎样演绎情节？那是作者的习惯或者本能，我们无从过问。是悲剧还是喜剧，也是作者事先设定了的。耳汝尔似乎在创作悲剧小说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实践是成功的。前几年他的长篇小说《地有多厚》在《汕尾日报》连载时，反响很好，取得很大的成功，这部长篇小说也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相当吸引人。由此可证。

二

《滴血的墓碑》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故事，但还是放在历史的语境来考察与展示的，这就使小说具有现实的尖锐性和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悲剧色彩是从盘古垭弥漫开来的。盘古垭是一个贫穷落后、封建闭塞的小山村，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人们的生活方式尚困扰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这就注定了阿岱和石月的关系必然从悲剧开始，以悲剧告终。连考三年大学却名落孙山的阿岱，大病不起，其父母为了让其“冲喜”，把他与石月强撮在一起，成就了世俗中的一宗婚姻。石月原本是爱恋阿炎的，可惜早有祖训在先，石月和阿炎的两姓人家在村中是不能通婚的，一对本来情投意合的恋人就这样被某些无形的力量拆散了。石月与阿岱的婚姻是双方父母主宰的，并没有感情基础可言。阿岱凭借其聪明才智混进了城市，并结识了县政府新闻秘书伍英，本以为可以通过理性的途经走上幸福之路，但阿岱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既抗拒那宗包办婚姻，又惧怕村中的封建残余势力和宗族势力；既讨厌妻子石月，又放心不下与石月稀里糊涂生下的女儿苋子；既依恋富有正义感且守寡的伍英，又无法光明正大地与石月解除婚姻关系。阿岱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且懂得一些法律常识，但在封建宗族势力面前，显得很懦弱，最终不得不在伍英的点拨下，“用制造悲剧的办法来制止悲剧”，以欺骗的方式解除了与石月的婚姻关系，导致石月彻底走向绝望。这种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来寻求个人解脱的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阿岱本来可以采取更理智的办法来处理此事，如通过妇联、基层干部以及石月的好友来做一些工作等等，说不定能转化石月的思想。但阿岱一开始就采取逃避的办法，并且缺乏面对现实的态度和勇气，缺乏积极处理问题的诚意，让石月在无性的婚姻中存在幻想。可以说，阿岱是位悲剧人物，而更悲剧的人物是其妻子石月。倘若说石月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那么，阿岱的非理性表现，无疑证明了阿岱是封建礼教的帮凶，石月就是在封建礼教的引诱和帮凶们的强权意志协迫下走向绝路的。
作为小说的女主角石月，原是一位善良纯朴而又愚昧无知的山村女人，最致命的是其笃信“嫁猪随猪，嫁鸡随鸡”的封建礼教。她最初是爱恋阿炎的，直至自己婚姻破裂，面对苦等了她多年的阿炎，依然无法勾起曾经的感情，依然坚信她是阿岱的大房而幻想幸福。而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六祖婆、族老公亲及自己的父母公婆则言听计从，顶礼膜拜，严守陈规陋俗，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导具和殉葬品。更为可悲的，石月面对阿岱的冷漠和一次次逃避，她依然苦苦独守，希望阿岱能回心转意；她迟迟不愿与阿岱离婚，目的是要死拖住阿岱，不让阿岱解脱，在临终之际，还为女儿按旧例招了个哑巴女婿，不愿让女儿到城里“学妖娆风流”。石月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已深入膏肓，她的心里已完全变态，灵魂已完全扭曲。她较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更显得可悲可怜，其种种自私龌龊的言行，已蒙上了一层可恶可憎的色彩。耳汝尔在塑造男女主角时，采用的是同情的格调和批判的笔触，阿岱似乎应博得人们的同情，但小知识分子的狭隘心态并没有让其活得从容坦荡；石月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似乎不应承担太多的责任，但她的愚昧无知和执迷不悟的言行，作者在寄寓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
其实，作者在挖掘这些问题时，已经意识到，封建残余势力或遗存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消失殆尽，时至今日，封建主义还象幽灵四处游荡，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会以各种方式抬头，不断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毒害着人们的思想。我们曾经集体无意识，狂热地参与各种摧残人性的运动。历史的教训尚在飘着血腥味，许多人又投入了与现代文明相悖的运动中。例如，丧葬大操大办，算命占卜风起云涌，许多地方打着旅游的幌子大修庙堂大塑神像，甚至大势宣扬神（鬼）文化……把某些封建糟粕当作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发展，掺杂其中的既有民间力量又有政府行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农村特别是老少边远穷山区，一些封建思想重新蔓延，一些宗族势力再度抬头，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国的农村是广阔的，有近十亿人口，倘若先进的文化思想不去占领，腐朽落后的文化思想必然乖机而入。耳汝尔在揭示农村的文化思想问题时，似乎忽视了宣传教育的作用，一味地把造成悲剧的责任踢给残存的封建礼教，这样构思的结果，让人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故事情节虽然感人，但对揭批社会的弊端就显得力度不够大了。

三

再说短篇小说《天祭》。小说中有两个悲剧女人，一是苟秋莲，另一位是梁如玉。苟秋莲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她与梁如玉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却有着相似的思想，都是在封建礼教的淫威下苟且偷生直至死亡的悲剧角色。苟秋莲自十五岁沦为烟花女到十九岁从良嫁人，从嫁人生女到丈夫被国民党当局以“为共匪采购药材兼作密探”的罪名给崩了，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苟秋莲象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一直受到封建礼教的操纵和男权的压迫，无法逃脱被蹂躏被摧残的命运，最终连死都死得不明不白。她在丈夫生前便受到在青龙山占山为王、外号“摧花老雕”的土匪头袁麻子的无耻纠缠，在丈夫死后，更是受到袁麻子的百般凌辱。小说中表现了秋莲善良的一面，即她为保护素不相识的正在出嫁的梁如玉不受袁麻子的凌辱，为拖延袁麻子的恶劣行为而委身于袁麻子的淫威之下。蒙在鼓里的梁如玉得救了，而秋莲却落下了难以启齿的花柳病，这于视“贞节”至上的秋莲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她不敢声张，也不敢寻医问药，充满暴露了愚昧无知的本质。万般无奈之中，她只能按照青楼鸨母传授的办法去做，即喝下偏方药汤的“当天找个壮男做那事”，以求“以毒泻毒”。小说中出现的壮男偏偏是梁如玉的胞弟梁有邦，故事就如此戏剧性般地把两位悲剧女人联系起来了。
梁如玉（即小说开头的“阿婆”）是一位甚有孝道的女人，出嫁后尚念念不忘开染坊的父亲和弟弟梁有邦，因母亲早逝，她对弟弟惜爱有加，有“姐大为母”的情怀。可惜，没有受多少教育的弟弟总是不谙世事，让为姐的不得不时时担忧。在梁如玉心中，弟弟就是命根子，承担着梁家传宗接代的重任，不得有任何闪失。在弟弟无意中稀里糊涂与苟秋莲发生关系之后，她感到这是梁家天大的耻辱，必定影响弟弟日后的终身大事，并且推断弟弟会染上花柳梅毒之类的性病，若不及时处理，梁家必将断后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她采取的办法与苟秋莲的如出一辙，为拯救弟弟并维护弟弟的名节，她不得不与弟弟媾合，以期及时排泻弟弟体内的毒。如此荒唐的做法，证明了梁如玉也是愚昧无知的。但她受封建思想薰陶太深，乱伦的行为是无法原谅的，迫使姐弟绝交，并发誓永不再见。殊不知神秘失踪了五十多年的梁有邦，在国外由“卖猪仔”变成了富豪，受良心谴责，回故里捐建皮肤性病防治监测中心，并四处打探姐姐的下落。遗憾的是，梁如玉尚没有走出当年隐伤的阴影，羞于与弟弟相见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梁如玉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虽已在元陵寺前做义工赎罪，思想上仍然挣脱不了封建礼教的绳索，终致饮恨而去。

四

《摇曳的爱巢》与上述两篇有所不同，它通过尤若柯、钟亚岚、程业华三人的情感纠葛和爱情磨难，再现了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爱情观念的嬗变和价值观念的重新选择，表面反映的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但封建礼教的遗存即男权主义的危害依然严重存在。小说的主角是钟亚岚，她是一位敢爱敢恨的现代女性，中学时代因少女情窦初开爱上她的老师尤若柯。但亚岚和若柯的爱情是朦胧而脆弱的，亚岚是感激若柯帮她读上大学和顾及若柯没有分上家属宿舍，才愿意与他走进民政办公室领取那个红本本的。但亚岚最初是为了逞强和嫉妒一位女同学与若柯亲近才草率地爱上若柯的，这种师生恋并没有建立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值得怀疑。后来，亚岚读上教育学院后，不得不重新审视她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再遇昔日的同学程业华之后，亚岚对感情与爱情有了更新的认识。“业华是亚岚向青春期渐进时的同学，因小学连连留级，他读初中时已拥有高中的年龄。”业华似乎对亚岚情有独钟，毕业考后，业华向亚岚求爱遭拒之后，甚至剃光头以示报复。当业华多年后再出现在亚岚面前时，已是事业初成的老板。借着物质的优势，业华寻找各种借口频频接触亚岚，实质上是暗中与昔日老师较劲，想从若柯手中抢走亚岚。此时的亚岚虽然不甘寂寞和抗拒不了物质的诱惑，但依然保持着道德底线，心中尚存着对若柯的一份感情，并不想背叛若柯而投怀于业华，她只想通过参与业华的商务活动来掌握一些实践经验，准备大学毕业后开创自己的事业。最终，若柯狭隘阴暗的心理和男权思想的作梗，把亚岚推进了亚华的怀抱。
亚岚没有与业华正式走在一起时，就曾几次应约作为业华的助手（或名誉情人）参与商务活动，取得较大成功。及至与业华同居后，两人在商务活动的配合更是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亚岚本以为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殊不知业华比若柯更狭隘自私，他要求亚岚传宗接代、相夫教子，作为家庭主妇。但性格刚强的亚岚不会随便受人摆布，其念念不忘自身价值的思想，必然与业华的男权思想发生巨大的冲突，必然引发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人最终的感情指向，当然是不言而喻了。耳汝尔在塑造亚岚这一现代女性的形象时，是浓墨重彩的，无疑是想凸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但亚岚坎坷的感情经历，再次向世人敲响警钟，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只要存在封建礼教及其遗存男权主义，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就必然步履维艰，妇女前进的步伐必定受到一定的阻碍。

五

耳汝尔这几篇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角，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从石月、梁如玉、苟秋莲到钟亚岚的爱情婚姻磨难中，可知二千多年来套在中国女人脖子的绳索并没有完全挣脱，男权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残酷地摧残着女人的身心健康，侵蚀着女人们的灵魂。“女人是男人附属品”的观念依然在相当部分人的思想中难以磨灭。这些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既有兵荒马乱的年代，又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改革开放时代，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事，时间跨度较大。我们反封建的呐喊和革命实践已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思想也与世界各种文化思潮互相激荡、互相融合，相当多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也显得相当敏感和大度，唯独封建主义思想在某些地方呈现“枯树发新芽”和“死灰复燃”的状态。这不值得深思吗？
石月虽然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念头，但受到强大的封建宗族势力的威逼，在无法摆脱现实的情况下，被卷入万劫不复的封建礼教的泥沼中。阿岱虽然不爱石月，但在荒唐的婚姻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懦弱的性格无法遮掩其人性的丑陋，虽然对封建宗族势力表示强烈的不满及抗拒，但不敢光明正大地跟石月摊牌，依然接受封建宗族势力的指示，在表面承诺石月作为大房的情况下，以蒙骗的手段达到离婚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岱也是悲剧角色，也是封建宗族势力的导具。更为可悲的是，当阿岱表示要与石月离婚再另娶妻的时候，竟然得到同村人的认同和赞许，认为阿岱有本事，能够“纳妾”。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妻妾成群是正常现象，是有本事者的成功体现。在这种环境中，石月和阿岱不成为悲剧角色的话，倒是奇怪的。在物欲横流、是非观念常常错位的今天，某些包二奶、养三奶四奶的大款权贵往往不是受到社会的谴责，反而受到羡慕，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推崇，这些有悖于伦理道德和非理性现象的大量存在，无不证明封建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消亡，且有可能借助物质的膨胀而获得复苏再生的力量，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某些群体的生活行为准则。
《天祭》中的苟秋莲是一个复杂的悲剧角色，作者不是把她作为主要角色来塑造的。苟秋莲为保护出嫁中的梁如玉而甘受袁麻子的百般蹂躏，是其善良的表现，也是软弱的表现。面对袁麻子，她只能逆来顺受，不敢逃避，因为她没有谋生的技能，也没有其他亲戚可以投靠，只好屈从命运的安排，这是过去千千万万女人悲哀的一个缩影。她患上性病后，首先想到的是贞节问题，不敢声张和寻医问药，导致伤害了梁如玉及其胞弟梁有邦，是其“恶”的表现。梁如玉则受“伦理纲常”和“无后为大”等思想的影响，为顾及弟弟的名节，更重要的是怕胞弟患性病后丧失生育能力而断了梁家之后，竟然以肉体为胞弟泻毒。梁如玉在“挽救”了弟弟之后，又受到“乱伦”心理的长期谴责，不敢与弟弟相认。当失踪了五十多年的弟弟再次出现时，她先自杀身亡了。可见，跨越了不同时代的梁如玉，其骨髓里依然流淌着封建主义的血液。当我们在同情苟秋莲和梁如玉的时候，自然会想起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卖淫嫖娼现象沉渣泛起，性病肆虐，性病专治广告铺天盖地。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妇女意识的觉醒和某些人的性觉醒，但别忘了，若没有男人日益增长的欲望，卖淫是没有市场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的说法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其主角是男人，说得确切些，男人才是真正的禍水，为什么有些男人愿意出高价买断某个处女的初夜权？难道这不是男权思想在作怪？一些女人愿当“三陪”或出卖身体，不能说这些人是反封建的，或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恰恰相反，说明我们所处的社会依然是男权社会，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依然任重而道远。

六

我们再来分析初具现代女性意识的钟亚岚。她的表现在上面已有描述，不再大量重复。钟亚岚与尤若柯是法律认可的夫妻（未正式举行婚礼）。若柯想方设法送亚岚到教育学院进修，目的是希望亚岚的教师身分名正言顺，更希望她学成后能到他的学校任教，出发点似乎很好。若柯认为下海经商的校长有素质问题，亚岚倒不这样认为，相反认为若柯有些“迂”，不敢参与竟争，抱残守缺。若柯不是书呆子，当初把亚岚送进教育学院，说明他有活动能力，校长“下海”后，他认为时机来临，为争当副校长而频频跑腿。倘若他跑腿成功，认为亚岚更应该到他学校任教。亚岚偏偏不吃这一套，认为到若柯学校任教，与若柯成为上下级关系，必然受到若柯控制。亚岚与若柯的意见分歧就如此扩大了，由此，若柯不得不起疑心。亚岚协助业华开展一些商务活动，得到一些物质报酬，本属天经地义，遗憾的是，亚岚得到的物质报酬恰好成为若柯认定是她“红杏出墙”的依据。可笑的是，当亚岚拟好“离婚协议书”请若柯签字时，若柯认为受到极大的侮辱，为了维护其所谓男人的自尊，他是这样想的：“必须抢先制造一种我甩掉亚岚的舆论，而不能让人认为是她抛弃了我。”若柯这种“休妻”的做法，，秉承了封建制度下的恶习，就是男权主义的典型体现。亚岚遇上这种男人焉有不受罪的？当然，若柯最后也品尝了自己种植的苦果，亚岚走了，“而呈报他当副校长的报告也因有人揭发他跟在校生谈恋爱而久久没有批下来，”且受到旁人的嘲笑，不得已辞职打工去了。
投入业华怀抱的亚岚也没有完全获得解脱。她毕业后当上业华公司的公关经理，她的精明能干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业华矢口不提亚岚的报酬和业务提成。因为她俩同居了，亚岚被业华公开宣称为妻子，在业华眼里，亚岚是程家的人，没有必要付给报酬和业务提成。亚岚与业华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注定了亚岚必须付出沉痛的代价。当亚岚发现自己怀孕后，才知铸成大错。她不想生孩子，至少不想那么快生孩子，因为她的理想尚未实现。而业华得知亚岚怀孕后欣喜欲狂，因为他三代单传，他与他的父母早就想抱儿子、孙子，在他们眼里，亚岚已是妻子媳妇，就不能断他们的根。亚岚在进退维谷时，想到了曾在商务活动中帮助过她的红姐，是红姐的一席话激起亚岚深埋心中的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最终下定决心实施人流手术。亚岚与业华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纯的体现在处理怀孕生孩子与人流的问题上，其最重要的分歧是对男女角色及权利的不同理解。受过现代教育的亚岚，她下海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施展才华，超越自我，实现理想。而业华是大男人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认为女人生孩子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他一旦占有亚岚后，就抛弃了当初帮助亚岚实现理想的承诺。业华的自私自利，再一次证明男权主义的普遍存在。君不见，我们已拥有一系列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但为什么女人在就学、就业方面屡屡碰壁？为什么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什么家庭暴力时常得不到妥善处理？为什么男女不能同工同酬？为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不能彻底消除？
饶有趣味的是《摇曳的爱巢》中的一些情节，亚岚想到正规医院施行人流手术，却一次次遭到拒绝，因为她没有结婚证也没有亲人签字，且受到同为女性的护士的百般刁难、嘲笑、奚落和误解，不得不到设施极其简陋的个体妇科诊所进行手术，结果导致大出血险些丧命。在此，不得不提提小说中另一位女性红姐，她是一位女性意识完全觉醒的现代女性，她不依赖男人吃饭，而是靠本事挣钱过日子。她是某公司老板的得力助手，在一次商业谈判中认识了亚岚，为帮助亚岚而敢于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使亚岚的商业才能得到初步体现；她带亚岚出入桑拿浴室、咖啡厅等场所，让亚岚感受现代气息；在亚岚为人流问题举棋不定时，果断劝解，使亚岚迅速摆脱思想危机；当亚岚人流失败后，她得悉后迅速赶到亚岚身边，冲那位个体妇科诊所的女医生挥挥拳：“回头我找你算帐！”并一把抱起亚岚冲出诊所。小说中对红姐的着墨不多，但通过对这几个情节的描述，其个性爽直鲜明的形象已呼之欲出。作者对红姐的形象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其唤醒女性意识觉醒的题旨已逐步呈现，即女人要获得自由必须依靠自己，保持独立人格，幻想男人主动放弃男权主义不是根本出路。当下的社会环境已日趋宽松，这为女人提高技能、超越自我创造了有利条件，关键是看女人怎样转变思想观念？怎样抗争？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由和幸福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依靠全体女同胞的共同努力，全社会必须促进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该小说的结尾就颇耐人寻味，红姐抱着大出血的亚岚在曲曲弯弯的小巷狂奔，几次差点跌倒，“眼看快到马路，可她顶不住了，背靠土墙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回头一看，水泥路上，一行殷红的血滴，像朵朵怒放的梅花。”这里，小巷和土墙无疑是旧势力的象征，马路和梅花是新的希望。要冲出小巷摆脱土墙的围堵，确是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好在马路就在眼前，经历苦寒的梅花已怒放。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尾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值得深思！（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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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萊辛（Doris Lessing）
就是以女性经验来让世人审视环绕我们的世界。

中国的文学女性也是很优秀的，不要压抑自己的经验与想法，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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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的審醜裡終將建立起新的審美）

[半溪明月]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