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台湾新诗批评及颜元叔关于［梅新的＜风景＞］的经典新批评

[博弈]

前言

１．这是一篇整理及回顾台湾新诗批评，对评诗及理论有兴趣的，温故知新．　其中国内学者对杨牧的评语也为大多数接受．后半段的１３个评论方式，已是经验累积．亦可参考．坦白说，回顾台湾新诗的进程，着实不易啊．（台湾日据之后几是中文的文化荒城，那时也有双语诗，日文加中文，去年-2006-暑假回台时还见到台湾抗日烈士诗展出，就是双语）

２．一篇颜元叔的经典新批评［梅新的＜风景＞］，虽然已是３０年前了，可以看到，现在许多人的诗，并无不同（也不见得不好，就是少了创新）．颜元叔是台湾著名散文家，其笔锋犀利，议论风发，编有《时代英英英汉双解大辞典》，作品有《文学的玄想》、《谈民族文学》、《文学批评散论》、《颜元叔自选集》、《莎士比亚通论》。也是湖南人．

3。向阳（著名研究台语诗,方言诗的诗人,台语也就是台湾话,由闽南话而来) 为近年因本土意识抬头而颇受重视的诗人兼理论建立者, 不少国文系的研究生论文以向阳的台语诗为题. 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里暂不讨论.




１［当代台湾诗学之考察 ］　ZT

壹
　　新诗的研究不外下列三类：诗史、诗论和诗评，其中又以诗论为三大研究重镇的核心，盖史和评二者均须有论为依据，特别是诗评──严谨的诗评，不能没有理论做基础。撇开诗史的研究不谈，就后两者来看，固然诗评要以理论做为根据，反过来诗论亦须落实在具体诗作上，也就是要拿来当比评用，否则理论本身，便只是「空架子」；简言之，诗论和诗评两者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论者即言：「文学批评需要理论为指导原则，而理论之周延又得实际应用后才能知晓；它们依存的是一种辩证关系及过程，而不应是一种主从关系。」一本文即持这种立场。
　　就台湾新诗发展的历史来看，迄今为止，相较于小说，诗论评的成绩仍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诗评的工作做得并不少，报纸副刊虽然雅不愿刊登诗评，但一般前仆后继的诗刊，始终很乐意刊载，问题在比较扎实、严谨的诗评很少见，而这又归因于诗坛长久以来缴不出象样的「理论成绩单」，换言之，我们缺乏理论的研究和引介。
　　依照诗评家游唤的意见，台湾四十多年来的新诗评论，大致可分成三个层次：
(1)是有宏观巨视的诗学理论。这类诗学理论主要在做诗学全面性的观照， 真正要探讨根源性、本质性的问题。
(2)是诠释性的批评。这类批评主要以解析、评价、说出诗意为重点，因而它近乎实际批评，属于作品鉴赏的层次。这一层次最能看出新诗批评的具体成绩及其批评路向。
　　(3)第三类严格说不能叫「纰评」或「评论」，只能算一般介绍，举凡诗人交游、私秘、主张、作品印象、大略分期等等，只要与诗或诗人有关者，就可信笔写之。常见的序文、后记皆属此类二。
　　第三类有关诗或诗人的「杂文」既不能名为「评论」，在此便可省略不谈。就第二类而言，虽然从其表现中「最能看出新诗的具体成绩及其批评路向」，但诚如游唤同时指出的，第一类的好文章并不多见，影响所及，第二类的批评成绩也就乏善可陈；并且就其批评的路向来看，大体上不外两种，即中国的印象式批评与西洋的新批评（或广义的形式主义批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为文指出至少是下列这三个因素造成的：
(1)即诗人兼充诗评家的角色，长久以来在诗坛成了一项「评论传统」，其结果便造成「感性的批评重于理性的批评」这种现象，即使其批评文字与观点有主知的成份在内，也仍囿于主形式主义或新批评的见解，换言之，诗人兼诗评家惯用的「批评解剖刀」仍是那一套中国印象式批评和西洋新批评的方法，殊不知西方一些新的文艺批评理论在这几年之间已不断的涌入，诸如结构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解构学、新马克思主义……无一不是重探文学作品的利器，不知是我们的诗人（兼充诗评家）无知还是用功程度不够，竟然对这些新理论的出现显得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诗坛上似乎只有少许人关心。
　　(2)批评界懂得新理论的「行家」（这些人通常只搞理论不创作），多半是学院派人士，包括叶维廉、蔡源煌、张汉良、王德威、吕正惠、廖炳惠……等人，除了叶、张二人（叶多研究理论，张虽practical criticism做得不少，近年来诗评论的著作已显著减少）对新诗多所著力外，其余诸人多半把他们的心力用在理论的探究与小说的批评上。这一现象间接的影响，便是造成新诗批评理论的贫瘠。按理，新诗的批评要比小说的批评挑战性来得高，出色的批评家是否能展现他的才华功力，应在新诗底睫见真章才是。
　　(3)诗人兼充诗评家以及理论家与诗评家角色分家的结果，诗坛上显现的是诗人反思能力的薄弱，这样便难免造成一窝蜂的、人云亦云的哄抬或抨击，只看得到意识形态的纠葛，而难以看到理论的辩析。在「意识形态的纠葛大于理论的辩析」的情形下，便难以缴出象样的诗评的成绩单三。赵滋蕃教授曾在他的遗着《文学原理》一书中提到类似的情形：「文学批评，这门自古跟美学共栖的学问，大家反而认为是送花篮、敲榔头、套交情、立山头的江湖玩艺，可以高下由手，出入由心；一口咬定能率尔操？就能凭爱憎率尔置评。诠释时不必有任何客观基准，解析时又不必有任何学理依据，只要灵魂在杰作里边冒过险就成。」四我们在不少诗刊上所看到的「诗评」，往往就是赵文所指出的「送花篮、敲榔头、套交情、立山头」之文。
　　诚如评论家蔡源煌所说，台湾诗坛不时显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倾向五，而所谓反智主义说穿了就是反对理论，也就是对理论的恐惧，前所说「感性的批评重于理性的批评」意谓的就是如此。反理论的说法六，可以游唤在〈台湾新世代诗学批判〉一文中的若干论点做为代表。游唤在该文中指出，台湾诗坛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各分支派别无不打着理论的旗帜，各自形成自己的立场与解释，集结成不同的诠释系统。然而，这些旗帜鲜明的诠释系统所援引的理论，又多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由于是接枝移植的，所以易于造成歧义性，以致于所谓「理论」本身（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便有多种翻版；不唯如此，歧义性理论更有其独断性（表现出权威、宰制与独断的蛮硬作风）与偏执性（「你持一理论，我必欲攻之」──自圆其说与自以为是的片面之弊）。最后，亦因其独断性与偏执性，造成所谓「理论的盲点」，此即：诗评家套用理论的结果，「容易『假相集中』，把任何问题现象归结到同一个论述之下，形成箭朵式论谈，犹如射箭一般，万箭集于同一靶心，便以为天下再没有另一目标，或者刻意不以彼目标为目标。」七
　　事实上，理论的引介与研究，在诗坛上一向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理由如前所述，如果游唤所言代表着某一事实，那么那些「打着理论之旗帜」的诗论家或诗评家，其所标榜的「理论」本身，多少要令人起疑的，换言之，能称得上是「诗评家」或「诗论家」的人委实并不多。进一步言，即使游唤所说「台湾诗坛笼罩着理论至上主义的情形」属实，则诗坛本身也未免夜郎自大，盖若和理论丰收的小说界相较，便难免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了。持「理论至上主义」者，在诗坛上恐怕亦仅限于少数人，也就是因为如此，新诗的评论一向都不太讲究理论与方法。

贰
　　新批评派的健将蓝森（John Crowe Ransom）在《世界的躯体》（The World's Body）铲书中曾言：「好的批评家不能仅止于研究诗，他必得也研究诗学。如果他认为他必须严格地弃绝对理论的偏好，那么好的批评家将可能只是一个好的小批评家（a good little critic）。被人期待的理论，总是决定了批评，而且即便是未被察觉，它也绝不会少于此；所谓『批评雨豕心中能不存理论﹃这种情形，是不切实际的。」八台湾诗坛的确存在不少像蓝森所说的这种「好的小批评家」；然而，如果我们有心要摆脱贫瘠的现代诗学或新诗学的境地，要使我们的新诗研究更上一层楼，朝严谨的诗学体系之建立迈进的话，那么实在不应将理论视为洪水猛兽，不必自愿成为「理论的文盲」。
　　诚然，反对理论的反智心态固不宜，反过来过度拥抱、死守崇拜理论也未必可取，如前所说，过于强调、相信理论，难免黛有形成「假相集中」的危险，尽管诗评家或诗论家像传教士一样，鼓吹他们的文学信念与批评方法，不遗余力，然而，诗评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式，如果非「从一而终」不可，便很容易犯上蔡源煌所说「文学绑票」之罪名了。什么是「文学绑票」呢？就是以个人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批评模式，去诱拐、绑架一项「作品」。为了迁就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批评模式，批评家往往把作品揪来印证自己的理论，结果批评家说的不是作品，而是自己的理论九。关于这点，游唤在前文中亦曾指出，「文学绑票」不啻就是理论的套用。所谓「理论的套用」指的是诗评家援引某种文学理论去诠释或分析诗作，而理论检证诗作的同时，亦检证了理论自身，换言之，理论是拿诗作来套在自己的框框之内。
然而，诗坛如果想要建立严谨的诗学体系的话，引介并运用文学理论所产生的这种后遗症，原本就无法避免，甚至我们还要进一步说，诗坛正需要有这种理论的套用，新诗的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不过在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如上所述，诗评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式，更具体地说，诗评所援引的理论和诗作之间，并没有一对一的绝对关系，同样一首诗，你可以从新批评的角度切入，也可以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现象学的观点下手，假如你能将这些理论套用成功并且能自圆其说的话；毕竟诗作一经完成，它就是「在世客观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读这首诗──只要他能读通。某种理论（如解构学）能为一首诗贴上该种理论的标签，并不否定这首诗原先被贴上的标签就不能撕下而代换其它标签，这里不存在「永久黏接剂」这种东西。
　　为什么理论的套用可以增进诗学的研究？理由至少有如下两点：第一，诠释或分析诗作如未有理论做依据，很容易流于各说各话，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变成唯心的判断，缺乏一个共同讨论的准据，「我手写我口」，感情用事或意识形态作崇便不在话下；而若有理论做检证的基础，多少有「行规」可循，至少符不符合理论还有个争辩的余地。第二，每一种理论代表一种视野或评判标准，往往一首诗经过不同理论角度的诠释，会展现出多姿的面貌出来，也会得出差别极大的评价（例如试用写实主义、女性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解析夏宇的《备忘录》与《腹语术》，相信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这点来看，台湾诗坛不仅要研究、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而且要多多益善。理论和理论的累积，将使新诗的研究，特别是诗评，更趋于精细与严谨，同时亦会避免单一理论的宰制与独断。总之，套用一种理论即代表一种观点的应用，也就是一项诗学研究的成果，而没有理论可套用，则说明的是「新诗研究的情形只在原地打转」。
　　以此观点来看台湾诗坛诗学的研究情形，可以发现关于文学理论的引介、研究、运用及争论极端不足，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诗坛只能从其它领域（如小说界）所研究出的理论成果借光，并且有志于诗学研究者，人数始终寥寥无畿也因此像笔者在编选《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卷》一书时，遭遇的困难度并不大。除了诗学研究人数之缺乏外，另外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大大地影响了诗学研究的开展。一是诗坛始终缺乏一份长期性的诗学研究刊物；一是批评学派的宗师一直并未出现。具有领导地位的学派宗师，能费领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开展。蔡源煌底下这段话颇能让我们深思：
　　拿美国来说，一个批评学派的成形多半有赖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来推波助澜。例如，新批评有Southern Review及Kenyon Review；社会主义批评家及纽约知识分子则有Partisan Review；心理学家及神话批评有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及Hartford Studies in Literature等；较近的批评学派如结构主义派、现象学派则分别有Yale FrenchStudies, Substance及Diacritics等杂志，期刊来提供发表的园地。
　　平心而论，除了有这些机关报来助长声势之外，一个学派的宗师是否具有影响力乃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说，欧立德、传莱都是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新批评所以能风行三十年，这一层因素是绝不可以忽略的；新批评的时代，甚至大可称为欧立德时代10。
　　先言第一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的「诗刊史」虽然很长，这当中并未出现一份纯以评论或诗学研究做标榜的「诗刊」，评论家李瑞腾所主编的《文讯》期刊，虽曾举办过两届「现代诗学研讨会」，并出版专刊，但也仅止于二期；萧萧、向明、渡也等人合办的《台湾诗学季刊》，诗论评虽占该刊极为重要的部分，仍刊有大量的诗作，亦非纯粹的诗学刊物，惜乎其以「诗学」为标榜。至于一般的诗评、诗论「寄生」于诗刊的情形则很普遍，所有的诗刊皆以刊登创作为主，而所谓诗评、诗论（包括新诗史料）在诗刊中一向只是聊备一格而已，花瓶的性质居多。一九八八年元月曾有几位诗人及评仑家（罗青、王添源、林耀德、李瑞腾、黄智溶、萧萧、白灵、孟樊……）发起组织一个以诗学研究为主旨的「台湾现代诗学研究会」（订出的发展方向包括：现代诗理论的拓展、现代诗批评的提倡、现代诗翻译的检讨、现化诗史料的整理、提高现代诗的研究地位……等等）二，当然出版一份专属的诗学研究刊物是该组织的最主要目的，结果这项行动只是昙花一现，胎死腹中令人惋惜。
　　由于纯诗学刊物的未能创办，影响所及，原本可集结（或依附）在诗学刊物之下的「批评学派」──也就是诠释团体，便迟迟未能出现。这里所说的「诠释团体」，是指由具有共同解读策略（包括理论、方法，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群评仑家（及具有评论实力的诗人）所组成的团体，诗坛上自然不乏有意气相投、理念接近的诗人或评论家，也有在论战的炮火中相互支持者，但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真正的诠释团体，这又和相互唱和者多半缺乏严谨的理论素养有关，盖缺乏理论素养，彼此之间便无法找到共同接受的「理论公分母」（没有理论，哪来「理论公分母」？），而缺乏一致接受或认同的「理论公分母」，则何来诠释团体？何来批评学派？诗人之间所存在的类似诗观与意识形态，尚不足以共同构成界限清楚的诠释团体。
　　另一个原因则和蔡源煌指出的现象有关，那就是我们的「批评家很少引述其它批评家的话，甚至连名字都避免提及。原则上，非不得已，绝不提其它批评家的看法；果真不得已而提及，其情况，可想而知的，不外乎两类：一、挑举不同学派的批评家之意见而加以挞伐；二、列举同派的批评家的意见，加以发扬光大。」三这里须附带说明的是，「同行相忌」的情形，在小说界较常见，但类此情形诗坛上亦可见到。另外，蔡氏所说的「同派」与「不同派」批评家，在笔者看来不能做「同一批评学派」与「不同一批评学派」解，理由如此所述，严格定义之下的批评学派（不只是少数三、四个人而已）在诗坛中尚不存在，所谓「派」只能指谓「批评家个人所宗之理论或所持之理念殆为接近者（或源出 同系）」而言。
　　再言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诗坛上缺乏所谓「宗师」或「大师」（指评论家）的问题。要有宗师，至少须有二项条件，首先，该位诗评家或诗论家本人就应具有成为宗师的「实力」，这不外乎广博的知识、丰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洞察力、优异的解析能力……以至淤慑人及魅人的「大师风范」等等条信；其次，要成为宗师，自需有一群扈从者，否则无法烘托出宗师的地位，然而诚如蔡源煌上面那一段话所说，批评家彼此之间「相轻」或「相忌」的情形极为严重，在「谁都不服谁」的情形下，哪里找得到具有一群扈从者、景仰者的批评家？具有「宗师实力」的批评家或可找得出来，但在诗坛上则未见有众多拥护者的评论
家。
　　诗坛上年轻一辈的评论家如简政珍、渡也（陈启佑）、李瑞腾、游唤、孟樊、林耀德……等人，虽具备或多或少的「评论宙力」，无论如何，均尚未成气候，不仅各人具备的理论素养及批评方法有所不同，彼此之间且未形成明显的奥援，更何况没有人背后拥有一批扈从者，也从未闻前辈评论家对其肯定或赞赏之辞，进而反过来拥护他们的批评理论或批评方法。中生代评论家像张汉良、罗青、萧萧……诸人，尽管各自有一定的评论水平与成绩─特别是张汉良，以引介并运用西洋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于新诗者而言，他可说是诗坛第一人──仍未开山立祖，拥有众多的景从者，而成一声势浩大的门派。至于前辈评论家，诸如林亨泰、余光中、白萩、亚弦、桓夫、杨牧……虽然各人或多或少在评论上缴出等级不同的成绩单，但诚如大陆学者对杨牧的评论之语所说：
　　杨牧这一类的批评家，本无意借批评推销一种方法，树立一个山头，也无心打出一个旗号，构筑一个理论体系。他的批评在哲学与美学上的深度不足之缺陷显而易见，这使他无法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也无法从容细致地在理论上层层推演，以巨制宏文成一代宗师开一代风气。而其好处在于能使创作性的文心在批评中不拘一格的流泻，或许正如古人所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对于杨牧，批评或欣赏与其说是学术，毋宁看作是一个以诗为生命的人对自身创作的另一种反省和探索的记录、动力和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均在于修正和丰富他文学创作的经验。他的批评的创造个性大于学术个性，感受优于思辩正 是不待言而知了。
上面这段话虽是主要针对杨牧个人而发，大体上却也可为上述这些前辈评论家做个总评（文中开头有谓「杨牧这一类的批评家」）。
　　值得一提的前辈评论家倒有四位：洛夫、罗门、颜元叔和叶维廉，前二者可视为非学院派，后两人则为学院派人士。洛夫以倡导超现实主义理论而独步诗坛（但晚期的诗学观有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转变）；罗门独特的诗美学论点「第三自然观」与「都市诗说」则尝试建立一庞大且完整自足的诗学体系，亦令人侧目；颜元叔乃新批评的发难者，从理论的建设与实际的应用双管齐下，是「少数具有创构理论雄心的批评家之一」一四，诗坛上新批评评论手法的广被使用，与颜氏方大力倡导不无关系，惜颜氏不以诗论和诗评见长，和诗坛的渊源亦不深；叶维廉对中国传统美学在诗中的呈现及与西洋现代诗融汇的问题所下功夫甚深，成绩亦有目共睹，他的立论结构严谨，引证翔实，自成体系，相当宏远，是典型的学院派评论家，不过他的评论种类较为驳杂，不限于新诗一隅，也因而减低了他在新诗评论上的影响力。这四位评论家虽然有其理论上的建树，目成体系，成绩亦可观，然而始终也未能「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事实上他们的论点也遭受不少质疑与抨击，真正附从者相当有限。

参
　　大体而言，台湾新诗批评史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约在七○年代末到八○年代初之间。前期的发展，如上所述，主要是以印象式批评和新批评为主轴，这期间又可约略分为两期，在六○年代末期新批评尚未被颜元叔诸人大力提倡之前，亦即新诗在台发展的初期，印象式批评为「诗人评论家」的最爱，如张默对林亨泰颇为脍炙人口的那首〈风景其二〉的诠释，曰：「这首诗诉诸于读者的直接的印象是如何新锐、如何高超，尤其是前后句之『反复』与『重迭』，顿使全篇意趣盎然。」即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一五，较诸后来江萌氏对林亨泰同一首诗的诠释手法，可谓完全不同。事实上，印象式批评是一种主体性的批评，与八○年代初兴的现象学批评，在光谱分析上的排列，是靠在近旁的孪生兄弟，差别的是后者走的是意识取向的批评理路，并有完整且自成一格的理论体系为依据。印象式批评的主张，可以法朗士（A.France）的一句名言做代表：「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早期张默的评论集《现代诗的投影》一书堪称此类批评的佳例。
　　早期的印象式批评其实混有西洋现代主义的文学概念，评论者常援引它们做为评诗的依据，其中一些新批评的术语已呼之欲出了，如上所举张默的《现代诗的投影》一书，即常引艾略特（T.S.Eliot）、瑞恰兹（I.A.Richards）、庞德（Ezra Pound）等新批评派健将的观点立论，一些新批评的术语（如texture）亦可见之。当中影日较深远者厥为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不过，要等到六○年代末颜元叔等人的大力倡导，新批评的批评手法才大为流行，例如张力、意象、反讽、明喻、暗喻、字质（或肌理）、歧义、语境……等术语，在新诗的批评中已经耳熟能详，演变至今，甚且成为诗评的最基本共同「认识」，一首诗除非是完全用外在研究的态度来解读（如宋冬阳〈台湾诗的一个疑点──试论刘克襄的诗〉一文，即完全用外在角度来诠释刘克襄的诗，文中连一点新批评的残渣也未见），否则难免不涉及新批评的一些用语。
　第二个阶段的发展，时间约在七○年代末，按游唤的分析，分水岭是张汉良和萧萧合编的《现代诗导读》（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书的出版，盖张汉良在该书的序文里首先揭示法国托铎洛夫（T.Todorov）的阅读理论，认为此文可看做是当时批评意识的觉醒，「也是台湾现代诗批评自颜元叔『新批评』以后的分水岭」，而新手法、新策略的百家杂陈现象，要等到跨过八○年代之后，才能比较明显地看得出来一六，以笔者所编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卷》一书所选辑的论文为例，书中除了少数几篇外，多在八○年代以后发表，即可见一斑。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涌现，有其「批评焦虑」的心理背景，游氏即指出：「约略检视以美国为主的新批评，既然在七○年代初期由颜元叔引介到台湾现代诗批评，形成批评的强势主导之后，一股反新批评，扩充批评手法的新声，是否也能像美国一样产生『新批评』之后的其它批评，便是做为七○年代末期，跨越八○年代之初的批评家们所焦虑的问题。」一七
　　术语的使用情形，最能反映批评方法的转变，评论家吴潜诚即认火：「大约就在一九八五年以后，曾经风行一时的新批评和传统批评词汇，诸如细读、本身俱足、内在价值、字质、有机结构、（和谐）统一、张力、歧义、暧昧、反讽、美感距离等等，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另一批批评术语是：书写、文本、言谈／论述（discoures）、意符、意指、示意作用（signification）、解构、解读、解碼、颠覆、去中心、间？、漏洞、盲点／不见、不确（indeter-minacy）、互动、辩证、二元对立、对话、诠释循环、期望视域（horizons of expectation）、文本互涉／秘响旁通（intertexuality）、众声喧哗等等。」一八吴氏上面这段话指的虽是整个文学批评界的情形，事实上亦涵括了诗评，八○年代中期以后，类如上述吴氏所指出的那些术语，已大量地涌现在诗坛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本文」（text）一词的广被使用。本文一词虽也是新批评的术语之一，但在八○年代以前，一来少被使用，二来即使用之，其意义亦不同于后来者，后来的「本文」一词已经附上后结构主义的色彩，罗兰 ‧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从作品到本文〉（From Work to Text）一文中所揭猪的关于本文的新观念，八○年代中叶以后，已陆续渗入诗评家的语汇中，并用为解诗的利器。从诗（诗作、作品）到本文称词的演变，本身已标示出两个不同的批评史的阶段。
　　检视这两个阶段新诗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可以发现大体上新的批评手法的登场，多在八○年代以后，如东文刚开头所说，这几十年来诗论评所缴出的成绩单，确是不如人意，特别是在早期，批评手法几乎清一色集中在印象式批评和新批评上──当然，这两种批评手法在后期仍未哀弱，事实上也未被其它任何一种批评手法给取代（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及此，则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解析诗作（如《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书中，编者对诗作的分析），用的还是新批评的手法？从这里裳可显示新批评在诗坛上影响力之强大，的确令人侧目。诗论评的成绩尽管不如人意，但仍可看到一些人的努力，尝试运用不同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诗作，甚或树立理论，纵观这四十几年诗论评展现的成果，除了印象式批评外，大致可找得到如下几类批评手法（兼指理论与方法）：
　　(一)新批评──摒除外在探索、专研诗本文的新批评，长久以来仍为诗评家、诗论家的最爱，所得成果也最丰，如李英豪的〈论现代诗之张力〉，即典型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对所谓「张力」（tension）一词予以长论的力作；援用新批评手法创建理论或应用于实际批评的文章，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颜元叔的〈梅新的风景〉一文倒可做为此类批评手法的代表。
　　(二)电影诗学批评─将电影的理论及拍摄手法，引用到新诗的批评上，温任平的〈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里的运用〉一文，可谓首开先例，继之有罗青的〈《录像诗学》的理论基础？、林耀德的〈前卫海域的旗舰 ──有关罗青及其「录像诗学」〉等文，罗文旨在澄清几个有关摄影的观点（包括思考模式与镜头语言），林文则是将摄影机的镜头运用于诗作的最佳实例。惜续往这类批评方向开拓者不多。
　　(三)文类批评──文类批评（generic criticism）是指对某一形式类型的作品的共同性质所做的研究（如张汉良的〈史诗的文类研究〉），有关这类诗学的研究成绩较艳诸如张汉良的〈论台湾的具体诗〉、，都市诗言谈──台湾的例子〉、〈从戏剧的诗到诗的戏剧──兼论台湾的诗剧创作〉、王颢的〈不只是乡音──试论向阳的方言诗〉、王建元的〈战胜隔绝──马博良与叶维廉的放逐诗〉、殷建波的〈论罗青的武侠诗：内涵与形式〉等，分别对所谓「具体诗」、「都市诗」、「诗剧」、「方言诗」、「放逐诗」、「武侠诗」等「诗类」一一论列，其中有理论的铺陈，也有实际诗例的考察与运用。
　　(四)神话暨原型批评──神舌批评与原型批评原为两种不同的批评方法，但诚如古尔灵（Wilfred L. Guerin）等人所说：「尽管每个民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神话……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神舌具有普遍性。此外，我们在许多不同的神话中可以找到相似的主题，而且尽管有些民族在时空上相距甚远，但在他们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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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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