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几个问题——胡济卫答尹聿问

[胡济卫]

关于诗歌的几个问题

——胡济卫答尹聿问


尹聿：每个诗人对自己的创作要有一种自觉地警醒意识，明白自己的方向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谈谈对自己诗歌的评价或者看法（包括对自己诗歌的期望）：

胡济卫：一个诗人“自觉地警醒意识”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诗歌创作的“实践”和“积累” 中逐步产生的。当一个诗人的创作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那种“忧患、悲悯、担当”就会自然而然的流于笔端，并贯穿一个诗人的一生。方向即出路。要明白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也就是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只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在创作当中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不要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切忌跟风和盲从。比如马新朝的《幻河》，就写黄河而言是迄今为止我们无法逾越的丰碑。自新诗诞生百年以来，可以说写黄河的诗人不计其数，然而能够达到像《幻河》这种海拔高度且具有史诗性的几乎没有。这就是诗人“自觉地警醒意识”的突出表现。《幻河》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马新朝在写《幻河》时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马新朝在《时代青年》当编辑，我到郑州去找他玩，没有见到他，高旭旺告诉我马新朝随郎保洛、雷建生的黄河漂流队采访去了。后来看到了他发自黄河漂流队第一线的许多真实而感人的文字。他亲身经历了许多生与死的考验，并亲自目睹了那些漂流队员葬身黄河的死亡过程。因此，《幻河》作为一部史诗性的长诗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我的诗歌应该算是口语诗，我不会故弄玄虚，只是尽量能够让读者明白，也想尽量让我的口语诗做到极致，但至今也没能做到。

尹聿：任何诗人都是有诗歌背景的，谈谈你的诗歌背景或者说影响你的诗人和诗歌：

胡济卫：对“任何诗人都是有诗歌背景的”这句话我不持异议。但是，我所理解的诗歌背景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一个诗人的家庭及其成长环境；2、一个诗人的阅历、学识、境界和他对事物（时代）的洞察力；3、一个诗人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上述三点是决定一个诗人能否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60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与70后、80后诗人的成长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度过的，小学时期赶上了“批林批孔”，中学时期赶上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所处的中学有一个“万园农场”，是当时部队撤走后留下来的，每一个班级都种的有几亩地，那时叫“勤工俭学”，按照毛泽东的话叫“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由于我上中学时还不足12岁，干不动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干的体力劳动，因此，每到劳动时，我就一个人偷偷躲到我们学校东北角的一个破窑洞里看书。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室，三间房子里装的满满的都是书，开始是借书看，看《高玉宝》、《大刀记》、《矿山风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后来就偷书看，偷《苦菜花》、《家》、《红楼梦》等，因为当时这些书是禁书，不让学生看。四大名著就是我在那个时期读完的。那个时候接触到的所谓的诗歌都是口号诗，比如：“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等。我接触到真正的诗歌是后来高中时看的《雪莱诗选》、《拜伦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但都没有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朦胧诗，比如于坚的尚义街系列、李亚伟的《中文系》、周伦佑的《圆桌会议》、范源的诗小说等。

尹聿：政治与诗歌似乎水火不相容。在当下，诗歌写作者大都表示诗歌要远离政治，认为诗歌一旦和政治搭上边，诗歌就走上了歧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胡济卫：我以为，政治就是时代，时代即政治。诗人和他的诗歌既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很难逃出政治的窠臼。比如我们诗中的批判、悲悯、忧患或多或少的都与时代和政治有关。

尹聿：理论是灰色的。但是，诗歌界又往往不厌其烦地不断冒出很多很个性的理论（不乏偏激之词），举出名目繁多的主义大旗。那么你认为自己是在践行着某种主义还是在自由写作；或者说，你是在主义指导下写作吗？（或者谈谈你对诗歌“主义”的看法）

胡济卫：当下比较引起诗坛注意的主义或曰“流派”可谓旗帜林立，诸如：【朦胧派】【新现实主义】【大学生派】【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撒娇派】【非非主义】【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中间代】【网络诗歌】【70后】【下半身写作】【荒诞主义】【垃圾派】【80后】【性感写作】等不一而足。诗歌理论这一提法有点欠妥，严格的说，应该是诗歌批评。理论应该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再反过来去指导实践。所谓的“主义”，仅仅只是一个口号。我一向对“主义”持旁观者的态度。就以上主义看来，能够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还不是很多，朦胧诗是先有诗后有理论的，许多主义（流派），光有口号，缺乏实践（诗歌）来支撑，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只是一个断代和写作群体的划分而已，比如70、80后等。我的写作从来不在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爱好而已。至于写得如何或是什么主义，那是理论家的事情，与本人毫无关系。

尹聿：现在仍然是诗歌的战国时代。泥沙俱下的诗歌充斥着诗界。在诗人都在玩个性的年代，你认为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胡济卫：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新诗发展到今天虽然已近百年的历史，但它仍然属于初级阶段。称其为“仍然是诗歌的战国时代”并不为过，泥沙俱下在所难免。要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唯如此，才能显露出闪闪发光的金子！真正的艺术是有标准的，是深藏于艺术家内心的——良知。好诗的标准首先是真诚，其次是技巧（亦即技术层面的）。

尹聿：诗人写诗痴迷执着，理由各不相同。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诗歌无法使自己生活（指物质生活）得很富裕，甚至可以说靠诗歌无法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是为了可笑的精神追求？）

胡济卫：这是当下长期困扰并令诗人们无比尴尬的事情。据我所知，中国的诗人，就算是那些很有名的诗人，靠写诗也不能生存，更不能养家糊口。因此，诗人们首先得有一份职业，有个固定的收入，然后再想着去写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先拯救肉体还是先拯救灵魂”的问题。前些年伊沙提出的“解散中国作家协会”招来一片挞伐声就是一个明证，因为中国作协的官员们还要靠国家养着，仅凭他们的稿费也无法生存和养家糊口。1993年10月，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杀妻自尽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应该说顾城不可谓没有名气，著名诗人顾城靠写诗也无法生存，他还要靠妻子谢烨和那个叫英儿的女人在激流岛上摆地摊卖小吃来贴补家用。在最近公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没有一位诗人榜上有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我写诗的动机，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就是为了娶上个好老婆和摆脱农民的命运。到后来写作就纯属业余爱好了，就像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嫖娼，有人喜欢洗脚按摩一样。

尹聿：关于代际问题。比如70后80后90后写作，你认为这种划分对诗歌写作有意义吗？目前在小说写作上，70后的作家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并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在诗歌写作上，80后写作叫的更响，你认为80后形成了共性的诗学观念了吗？如果形成了，都有哪些？

胡济卫：“用70后80后90后写作”来划分诗歌（或文学）写作，没有实际意义，关键还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目前在小说写作上，70后的作家虽然已经形成一定影响，但是仍然缺乏振聋发聩的作品，普遍存在着浮躁和急功近利。我认为：70后和80后就目前来看还只是停留在口号式的概念和年代的划分上，至于是否形成何时形成“共性的诗学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尹聿：身处河南，对地域之内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关心。官方诗界对河南诗歌的认识还始终停留在河南几个中老诗人层面，也许这和国内官方诗歌界还是由一批老诗人把持着有关。你怎么看河南诗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你的建议。

胡济卫：当代诗界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狂妄自大、相互吹捧、排他性、小圈子和小团体、缺乏包容，以及狭隘的地域性。河南诗歌也概莫能外。对于老一代诗人我一向都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是当代中国诗歌的先驱，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至于他们的诗歌写得好与坏那是另外一回事。目前“国内官方诗歌界还是由一批老诗人把持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原《诗刊》社主编叶延滨最有体会。记得前些年在安阳黄河诗会上叶延滨就曾说过，那时他还在《星星》诗刊当主编，当然那时的《星星》诗刊要比《诗刊》办的好，《诗刊》的发行量每况愈下，几乎濒临关门的危险，中国作协没办法才把叶延滨从《星星》调到了《诗刊》。叶延滨为了能把《诗刊》办好，他几乎不发老诗人的诗作，这才挽救了《诗刊》面临关门的命运。但是好景不长，那一帮子发不出作品的老诗人们不愿意了，打电话把状告到中国作协书记处，甚至跑到叶延滨办公室拍着桌子指着他的鼻子骂娘，骂得叶延滨泪流满面。为此，叶延滨几次向中国作协书记处写辞职报告，要求回四川还办他的《星星诗刊》。好在书记处的领导们英明，硬是把叶延滨留了下来，还把他爱人杨泥从四川调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为了照顾老诗人们的情绪，避免再惹不必要的麻烦，叶延滨把《诗刊》分成了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上半月刊发老诗人的诗歌，下半月刊发青年人的诗歌。最终这个矛盾才得以解决。

2011.1.13日于闲居斋

[博弈]

來讀過,來了解.

中國要經過再一輪的.轟轟烈烈的,翻底的反省批評, 詩歌才能有起色.
自海外看, 中國已經沒有詩人.

反省什麼呢? 找自己文化的根.
批評呢? 建立適合批評漢語詩的當代方法論.
寫詩的人要重新學漢字, 正體, 即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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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的審醜裡終將建立起新的審美）

[胡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