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西楼的花花公子

[李盈枝]

基辛格，犹太人，1923年生于德国。1938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举家移居美国。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5~1968年，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总统的政府各种机构中担任安全事务顾问。所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树立了他作为美国战略政策主要权威的地位。1968年11月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尼克松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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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美国最大报社的一号评论员赖斯顿也到了广州。基辛格要求不惜寻找任何借口，“使赖斯顿远离北京”。周总理提出让赖斯顿乘火车到北京，于是赖斯顿被告知，未来三天飞机的座位全都没有了。当他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基辛格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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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0月16日，基辛格又离开华盛顿直奔北京来了。他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要与中国搞个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好等总统来时签字发表。于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两位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便开始了谈判艺术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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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联合公报草案时，弄不好就成了“两个中国”，双方争论相当激烈。草案几经修改，基辛格突然想出了一句妙语：“我们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绽开了笑容，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第二天，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周总理也在座，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你们的架吵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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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7日凌晨一点，美苏签订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基辛格随后在一家旅馆向随行的记者团介绍情况。当他说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是大约每年250枚”时，一名记者插话问：“我们的情况呢？”
基辛格说：“数目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
另一名记者赶忙说：“不是保密的。”
基辛格笑了，反问道：“不保密妈？那你说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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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基辛格应邀去母校哈佛大学演讲，主持人介绍之后，听众起立，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最后掌声终于停歇了，听众坐了下来。
基辛格开口说道：“我要感谢你们停止鼓掌，因为要我长时间作出一副谦虚的表情是很困难的。”

[李盈枝]

1973年，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的第二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记者提了个问题：“您喜欢人们称呼您国务卿先生，还是国务卿博士？”
会场气氛立时活跃起来。
基辛格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讲究外交礼节，即使你叫我‘殿下’也行。”
殿下，是对亲王或太子的尊称，一句话把在场的都逗乐了。

[李盈枝]

基辛格名声显赫，作为总统的权威顾问，明星外交家，却也有“白宫西楼的花花公子”的称号。他的服饰，着装打扮，他与好莱坞女明星及其他女人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交往，更是小报记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李盈枝]

他在巴黎与越方谈判数月之久，1973年1月23日，他代表美国草签了《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因而与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共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而蜚声于世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了这位“花花公子”。

[李盈枝]

43岁的法拉奇问50岁的基辛格：“基辛格博士，您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同您所享有的风流名声，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您不为此感到窘迫吗？”
已是多年单身汉的基辛格，不但不回避，反而乐于直面问题，他非常从容地回答说：“不，一点也不。我同黎德寿谈判，为什么要感到窘迫呢？在同他谈判时，我知道应当跟他谈些什么。在同姑娘们交往时，我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她们。而黎德寿同意与我谈判，并不是因为我是品德纯正的典范。他接受与我谈判，是因为有求于我，正如我有求于他一样。我和姑娘们之间也是如此。无论过去和现在，我觉得花花公子的名声对我都有用。因为，它可以使人放心，可以向人们表明我不是“老古董”。总而言之，风流的名声使我感到有趣。”

[李盈枝]

现如今，不知八十四岁的基辛格“殿下”在忙些什么，在展望什么，在回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