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

[时东兵]

诗意的栖居

今天是个好日子，正月初八又逢西方的情人节。一连十数天的雨雪天气，今天却是阳光普照，大地回春一片生机盎然。中外散文诗学会上海分会，假座上海闸北区文化馆举行《散文诗世界》主编宓月的作品研讨会，这也预示着散文诗的春天就要来临，这是值得期待的。我此时的心情既兴奋又惊讶，兴奋的是在人们沉浮于名利场的市场大潮中，竟然还有这么多与会的同仁执着于文学创作，而无悔无怨；惊讶的是坐在我身边的，也就是今天的主角——《散文诗世界》主编宓月小姐这么年轻，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坛不会沉寂，更不会消亡，因为，经过市场的大浪淘沙，沉淀下来一大批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还在坚守着这块精神的家园，如同我们心中的恋人，是那样的不离不弃。我一直坚信，人类的精神家园，经历了严冬的磨砺，会越来越枝繁叶茂。
宓月小姐介绍了《散文诗世界》的创办与发展的过程，虽然时间不长，却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体，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各地的大量稿件，这是可喜可贺的。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诸如，人们对散文诗的了解还不够等，甚至在文学圈内也存在对散文诗的偏见，就拿各类文学评奖来说，散文诗作品被人们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搞散文的人把它当诗歌，而搞诗歌的人又把它当散文。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同人们对散文诗的认识不够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有那么一些人，写出的诗歌像散文，或者把散文分行来写，混迹于散文诗圈内，引起了人们的误读。我非常赞同著名诗人桂兴华先生的意见，散文诗绝对不是既写不出诗歌、又写不好散文的四不像作者把玩的。我的看法，散文诗应该是既有散文内质的睿智和行云流水的外形，又有诗歌想象的极致发挥和内敛有度的表达，汲取了诗与散文的精华而培育出的优良文学体裁的新品种，具备更强的生长力。打个比方说，就像美国竞选总统奥巴马，他集黑人的顽强生命力和白人的聪慧睿智于一身，博得了美国不少白人与黑人的支持。当然竞选结果还未可预知，但奥巴马和希拉里无论谁当选下一轮美国总统，都将创造一项美国历史。
我也十分赞同潘颂德教授的意见，散文诗更接近诗歌。我的看法，散文诗与诗歌，就像是两个同胞兄弟有着血缘关系，下一届的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在诗歌奖项中单列散文诗，我是很赞同的。虽然是同胞兄弟，但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样。就像两片树叶，没有完全相同的，更何况是两种体裁的文学样式。虽然如此，但要对文本做一个界定，也并非易事。就拿散文来讲，著名作家贾平凹提出“大散文”的口号，就立即遭到散文史学家刘锡庆先生的严厉批评：大散文是“复古”，主张回到散文乃是一切文章的古典之路“是没有前途的”，范畴过宽过大，放松了“文学”的标尺。但是不是窄一点好呢，也未必，如果仅仅认为散文是“一种抒情艺术的美文”，那么，就会把余秋雨、韩少功等人的“时代文体”拒之门外，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散文的美学要求。所以，我认为对散文的界定，应该是宽窄有度，孔夫子早就阐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实际上对诗歌的界定，也有类似的情况。《辞海》虽然对诗歌有所界定，但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若对诗歌界定得过窄，无异于作茧自缚；但若过宽，可能把带有诗意的其它文学样式统统收入囊中，又无异于眉毛胡子一把抓。
诗歌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为活跃的文本，尤其是诗歌语言，它是民族语言中最鲜活的部分，是民族语言流变的潮头，普希金就被誉为是俄罗斯语言的奠基者。诗歌创作的生命就是创新，诗歌作品彰显了诗人的个性，真是千人千面，绝不雷同。这样的突破时时在发生，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诗经》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屈原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人。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元曲，先哲文人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瑰丽多姿的文学宝库。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发端于“五四”文化运动，郭沫若提倡诗歌创作要“自由地表现我自己”，这符合了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对诗人的个性张扬、现代生活情感的抒发、自由精神的表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新的诗学观念能不能建立的关键。而中国新诗最早的尝试者胡适：“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放’” （《谈新诗》），所谓诗体大解放，指的是新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性。在汹涌的诗体大解放的潮头中，难免鱼目混珠，许多诗歌显出猥琐疲沓、毫无韵律且诗意荡然无存的顽疾。随后，戴望舒、徐志摩等一批诗人呼吁诗歌创作要“回归传统”，所谓“戴着镣铐跳舞”。类似这样的争论一直在延续，关照当今诗坛，许多争论就是从“五四”诗体大解放、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散文诗园地也有许多争论，其中就有“风花雪月”和“走近生活”的两种声音。其实，这两种声音并无矛盾，因为人的生活包含许多方面，油盐柴米的日常生活、如火如荼的大众生活、风花雪月的个人情感生活等侧面，每个作家由于生活阅历以及关注角度的不同、创作手法以及艺术风格的差异等，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创作倾向各异，这是无可厚非的。“风花雪月”就是小我的情感体验，虽也能写的楚楚动人，但毕竟缺乏引起大众共鸣的震撼力。只有那些情感升华为理性、把经验提纯为思想的作品，表达的既包括作家个人的生活，也包括和个人相关的大众生活的实践；既包括物质上的生活实践，也包括精神上的生活实践，才有可能是传世之作。任何文学艺术创作都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生活本身不是诗，如果没有诗人情感、审美和个性的参与，就不会有诗美的产生。文学创作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诗中所说：“为伊消得人憔悴”，才能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就如同沙里淘金，要从成吨的岩石中，经过筛选、提炼、成型等工序，才能炼出几克的黄金，才能放出久远的光辉而不磨灭。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把持政权，诗歌大多产生于“宫廷和高级士族的两个圈子”，文字不可谓不精致，意境不可谓不优美，但那仅仅是小圈子把玩的东西而已。而在唐代，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形成了写诗和诵诗的风气，诗歌欣赏与创作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唐代诗歌发展到顶峰的重要原因。
说到散文诗有一个作家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纪伯伦。早在1923年，纪伯伦的散文诗，就由茅盾先生介绍到中国。1931冰心先生又翻译了《先知》，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纪伯伦，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扉。近十多年来，我国又陆续推出了一些纪伯伦的作品。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独树一帜，他善于在平易中挖掘隽永，在生动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他的作品既有严肃与冷峻的理性思考，又有浪漫与抒情的咏叹，而且，他的语言极有个性：“用一千只眼睛注视着人生深处，用一千只耳朵静听着孤独和死亡的叹息” ，美国人称誉纪伯伦“从东方吹来横扫西方的风暴”。他主张诗人的职责是唱出“母亲心里的歌”，和艾青的中心论点：“我生活着，故我歌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我想以一首读余秋雨先生散文有感的诗作为结束语：“一种高度并不陡峭/人类探索脚步的叠加/一种淡泊如一汪湖水/涓涓溪流浇灌荒芜的心灵//美妙的音阶/缓缓地流向高潮/清亮的长笛飘逸着灵动/有力的鼓点振聋发聩的节拍/深沉的大提琴悲壮地感叹/一首绕粱回旋的交响乐//在你从容的微笑中/包容了人类悲怆的哭泣/在你神采奕奕的眼神中/穿透了愚昧无知的荒凉/在你从不停息的脚步中/积淀了文明的铿锵之声//天空在聆听/大海在汇集/厚德船上载满的钻石/高山上一棵不老的松” （《散文诗世界》主编宓月作品研讨会上即兴发言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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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子]

诗歌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为活跃的文本，尤其是诗歌语言，它是民族语言中最鲜活的部分，是民族语言流变的潮头，普希金就被誉为是俄罗斯语言的奠基者。诗歌创作的生命就是创新，诗歌作品彰显了诗人的个性，真是千人千面，绝不雷同。这样的突破时时在发生，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诗经》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屈原使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诗人。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元曲，先哲文人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瑰丽多姿的文学宝库。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发端于“五四”文化运动，郭沫若提倡诗歌创作要“自由地表现我自己”，这符合了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对诗人的个性张扬、现代生活情感的抒发、自由精神的表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新的诗学观念能不能建立的关键。而中国新诗最早的尝试者胡适：“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放’” （《谈新诗》），所谓诗体大解放，指的是新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性。在汹涌的诗体大解放的潮头中，难免鱼目混珠，许多诗歌显出猥琐疲沓、毫无韵律且诗意荡然无存的顽疾。随后，戴望舒、徐志摩等一批诗人呼吁诗歌创作要“回归传统”，所谓“戴着镣铐跳舞”。类似这样的争论一直在延续，关照当今诗坛，许多争论就是从“五四”诗体大解放、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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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人生的雅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