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江蘇高郵城鎮 | ||
閱讀汪增祺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 |||
汪增祺生於1920年，阿城生於1949年，不是一代人，但他們不約而同在同一個年代，寫一種文字意境上相對講究的小說。
汪增祺畢業於西南聯大，寫作初始受歐美現代主義小說以及瀋從文的雙重影響。但由於天性溫和，以及一生屢屢遭逢社會的劇變，汪的小說並沒有承襲瀋從文作品中反抗性的一面，而是更多地放大了對和諧一面的追求，可視為廢名、瀋從文等人開創的現代鄉俗小說傳統在當代的最新發展，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等。由於創作巔峰橫亙1980年代，汪增祺往往被視為“1980年代的小說傢”。
也許是因為晚年纔進入寫作的成熟、收穫期，汪增祺的小說不像一般的中青年作傢，在面對社會、理想這類話題，甚至對文體的變革上表現得那麽急切；同時，他也不像那些少年成名，現在“歸來”的老作傢，對許多事物懷了滿腔控訴的怨氣。汪增祺寫的大多是與世無爭的小人物，他們在大時代面前的懵懂，和逆來順受時的小哀怨、小婉約。這樣的作品，起初衹會因為它們異於文壇“主潮”之外的特點而小獲關註；可一旦當那些“主潮”作品由於歲月和時代的飛速變幻，時效價值開始衰褪，並紛紛顯露其文字上的簡陋和思想上的幼稚時，汪的小說便會因其工於意境的營造，和對簡約敘事風格的追求，顯示出其在語言上藝術、高級的一面，從而獲得讀者更廣泛的認同。所以汪增祺雖然從未像王蒙、劉心武、張賢亮，甚至高曉聲、陸文夫那樣，憑一兩篇作品大紅大紫，卻終於在十多年間，成為一位聲譽日隆的小說傢。
相對於汪增祺的文名，1984年纔開始寫作的阿城則顯得要更勝一籌。以“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係列中篇崛起於文壇的阿城，出道不久，便已被海峽兩岸儼然共視為未來的小說大傢。與汪的選材趣味相近，阿城在小說中也着力去寫那些動蕩時代中的普通人，他們卑微、浮萍般的命運，以及這生存中悄然存在的瀟灑或個性，這使他的小說與那些同齡新銳作傢的作品相比，要更加老道，暗合於人生的復雜與復調。
阿城的小說重練句，這一點和汪增祺近似。不過阿城的故事背後，往往存了一定成分的“道傢情結”，這又跟更重“舊文人情結”的汪增祺相異了。兩人筆下的主人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都不是特主動，卻又各有其“癡”。相對而言，阿城的人物在“無為”的表象背後，倒好像更“貪”些。這大約也正是兩個作傢在“出世者的隱忍”(阿城)和“入世者的隱忍”(汪增祺)美學趣味上的不同吧。阿城的小說創作在氣象上更大，卻終未能走得像汪增祺那樣持久，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衹是當時的人們看不出這層分別。一些評論傢因為小說背後的藴含與傳統文化都頗接近，把他們視為了更廣義的“尋根文學”。
漢語小說傢立足於傳統平臺，註重對字句在敘事功能上的錘煉，在汪增祺、阿城這裏達到了一個極緻，鼎盛時期的賈平凹、山西的李銳，大抵也屬於這一脈。小說在汪增祺和阿城手裏，語言上的美學意義，要大於所謂“社會意義”。“文學家的創作應該作用於社會”這句話，對於汪增祺和阿城的作品，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失效的。從本質上講，他們衹是語言藝術傢、文體傢，而不是那種在文體建樹外，尚追求作品社會或終極追問功能的文學家。這對漢語小說多元化的發展並沒什麽不好。但對他們的才華和閱歷，有一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