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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再被免职。于是，公孙弘便称病辞官，在家赋闲。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便推举年已七十岁的公孙弘应诏，他一再推辞，不肯前去应诏。他说：“我出使匈奴，因没有才干被罢归，请大家另举贤者。”但最后，他还是应选。
公孙弘到了太常，所征百名儒士各写对策，公孙弘处为下策。后来，上奏天子，天子却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待入见天子是，公孙弘丰仪魄伟，深得天子喜爱，又被拜为博士。
当时，朝廷注重与西南夷的沟通，并在巴蜀设立了郡县，由于赋役酷虐，百姓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可是，时过事转，皇帝并未深究其事。
公孙弘长相恢弘奇伟，美姿容。由于晚年力学，所以广见博识。平时，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积阐述，汉武帝非常赏识他。公孙弘常说：“人主的毛病，一般在于器量不够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于生活不够节俭。”于是，他在家中，能身体力行，“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后母去世，他视为亲生，服丧三年。在朝廷议事，他常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和违逆圣意，汉武帝非常喜欢他这种驯良守礼之德，其认为他口行敦厚，善于言词，有文彩，熟悉法令与各种公务，便升任他为左内史（京畿地方长官，掌治京师）。
公孙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是他巧用“心计”。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皇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官，皇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当时，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在今朝鲜），北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公孙弘认为，这样做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柬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砭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经营西南夷与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郡”。皇帝恩准了他的请示。
历史记载，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当时，不可能一条理由也没有。他之所以这样做，恐违皇命与己不利，顺应皇主才是上策。
公孙弘矫饰善变，朝廷上下，众所周知。有一次，汲黯实在看不惯他的矫情做作，直言对皇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很高，却盖一床布被，这不明摆着在骗人吗”？皇上就以此事问公孙弘，弘说：“实有此事，不过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我记得管仲做齐国之相，有三归之台，奢侈豪华超出了一般国君；齐桓公做霸主，也僭越了礼数。晏婴为齐国之相，一顿饭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妻妾也不穿丝织品，齐国不也治理的很好吗？我身为三公，而盖布被，实在是有损汉官威仪。汲黯对我的忠告很对，他真是个大忠臣，要是没有汲黯对皇帝的忠诚，陛下您哪能听到这样的真话呢？”
经过这件事，皇帝愈发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对他更为厚待，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泽免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寿（潍城区望留镇）侯。历史上丞相封侯者是从公孙弘开始。
公孙弘为人，表面十分宽和。他位高禄重，节俭律己，不奢华，以人为先，所以时时被人称道。他的故旧，宾客，亲朋挚友生活困难，公孙弘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他贤明。但公孙弘内心并非如此，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表面伪善，暗中报复。阴谋“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就是他这种伪善心理的写照。
公孙弘与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主父偃又常常当天子面与其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使他难以下台。于是，公孙弘表面上与主父偃往来，暗地里寻机报复。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为齐相，有人上书告发他受诸侯重金，因此，诸侯子弟多以得封。后来，齐王刘次昌自杀，汉武帝认为是主父偃索金所逼，大怒，严予审治。主父偃承认受过诸侯贿赂，但不承认齐王自杀与己有关。公孙弘乘机进言，说齐王自杀的首恶是主父偃，如不处死，将无以服天下。汉武帝本想不杀他，给与其免职归里的处罚，但听了公孙弘的进言后，信以为真，便下令灭了主父偃的全族。
公孙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仲舒为人廉直，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曾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的思想，排斥以外。汉武帝便大力推行儒教，在长安兴办太学（当时，是西汉最高学府）。同时，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统。在仲舒的辅佐下，汉武帝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尤其公孙弘在研治《春秋》方面，其成就远逊于董仲舒。公孙弘平素，两面三刀，见风使舵，仲舒对此十分痛绝。公孙弘心明如镜，深恨董仲舒。正巧，胶西王刘端矫纵无赖，数害官吏，肆行不法。公孙弘便向皇帝谏言：“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汉武帝便把仲舒徙到胶西。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严察两王党徒。公孙弘认识到自己在相位，未能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现在有王造反，自己难脱不称职之责。当时公孙弘正染病在身，于是上书皇帝，请求辞掉丞相，归还侯印，以避位让贤，汉武帝没有应允。
过了一段时日，公孙弘病渐好转，便再度入廷办理政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龄卒于相位。卒后，青铜铸棺，葬于麓台，至今，墓址尚存。
公孙弘为相数年，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著作《公孙弘》十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已失）。他起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已成为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