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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一） 》
"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
朱大可 Zhu Dake
由于余文里到处分布着的"人格"语词，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构筑着民族主义圣殿的话语基石作进行必要的审视。我已经说过，余文的煽情功能正是在道德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实现的。余文中通常出现的是两类语词：描述性语词和界定性语词。前者如"邪恶""高贵"（注意不是"高尚"）、"叹息"和"流泪"，后者如"人格""学问""民族""小人"和"文化良知"等等。这个语词谱系颇能显示余文的道德基调。 《山居笔记》中的《历史的暗角》一文，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篇谈论"小人"的文章，是随笔和学术论文的混合物，或者说，是一篇在形式上完全失控和失败的散文，但在用道德话语更替历史话语方面，却显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特点。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藉此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界定，这种道德语法的干涉是对历史纯粹性的最大瓦解，但它却营造出散文生长的美学气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才是道德力量的坚实容器。 由于道德话语的大肆介入，历史的真实面目变得可疑起来。从道德学的角度看，政治与"卑鄙""肮脏"与"厚黑"是天生的联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伟人"能够回避"阴谋运作"。只要查一下清史就会发现，就连作者竭力赞扬的康熙，其执政手段同样布满"小人"和"暴君"的印迹，他所开创的"文字狱"，成为满清国家最臭名昭著的劣行。幻想政治的"君子之治"，不过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在政治史的读解中引入"小人"概念，企图藉此阐释历史，或者借古讽今，抨击周遭人事，只能引发双重标准下的价值混乱。这最终导致了余文在历史学范畴内的挫败。 而越过"小人"的不道德的面容，那些有关"人格结构"和"文化良知"的道德语辞，在更为深切的层面操纵着言说的进行。 "人格结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理学"概念，它与心理学中的所谓"个性"毫无干系，而是直指历史人物的所谓道德主体，并试图藉此对历史景象进行全面阐释。而"文化良知"则是"人格结构"中最动人的一极，它显然指陈着传统知识份子进行自我内省和外在批判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余文中，"文化"只是作者的某种变通的用语，它不过是"政治"一词的某个意义更为暧昧的代词。"文化良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良知"，成为作者对苏轼（《苏东坡突围》）、朱熹（《千年庭院》）、黄宗羲（《乡关何处》）、阮籍和稽康（《遥远的绝响》）进行历史鉴定的基本尺度，并由此派生出了"高贵""可爱"之类的道德评语。 而在所谓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种"商业人格"（《报愧山西》）。如果说传统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它在商业领域便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作者盛赞晚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信义"和"道义"并把这一由山西商人"海内最富"的景象的消失，归咎于从太平天国到民国初年的系列战乱。在作者看来，山西商人的"商业信用"就是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的传统"道义"。但是，"道义"永远不是支持商业运作的主要动力，甚至连次要动力都不是。"信用"只是整个"道义"体系中最边缘和最细小的部份，它进入商业领域之后， 便转换成游戏规则的一部份。它与"道义"毫无干系，它只是一项"规则"而已。 这个例子也许能够表明道德话语在余文中被滥用的情形。 这种滥用有时会产生言说的逻辑紊乱。《西湖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者一方面企图赞美宋代名妓苏小小的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一方面又要急忙表白"妓女生涯"的"不值得赞颂"。这正是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矛盾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此类道德尺度的出现，却为历史进入文学开辟了昏暗的道路。正是这种对"小人"的怒气和对"高贵"的迷恋，点燃了人的道德情感，并把历史的理性回顾转换成了抒情式言说。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中介，历史的言说或许会变得异常困难。 道德话语在余文中的重要地位，取决于作者的"忧患意识"，也就是取决于作者的传统知识份子的基本话语立场。对此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我只想表明，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导引，历史阐释出现了被损害的迹象。 根据人们对这种话语立场的基本了解，它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和知识官僚的国家哲学，也就是熔铸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项基本语法的"人格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奠定了一个面容忧戚的旧式文人形像，而且为余文的所有言说描绘了坚硬的价值边限。作者在这个限度内写作，令大部份历史阐释丧失了"重写"的契机。在我看来，余文中的"历史"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它的改变只发生在言说方式的层面上：历史尸骸被浸泡在了柔软的情感甜汁之中。 余文对苏轼和稽康事迹的详尽回顾最能说明这点。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这两个人是如何因"小人"的攻击而落难或被杀的。这些在历史上被谈论了无数次的陈旧观点经过文学包装之后，现在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历史因忧患文人的道德阐释而遭到程式化和图解化的一个新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的忠诚、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了文人（文官）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 是的，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卓越的"文化"榜样。余文并未试图改变这点。恰恰相反，它以固有的激情投入到了对苏轼的道德风范的集体赞美行列。正是这一立场引发了我的关切。 我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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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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