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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长安的天空越来越像
唐代的天空啦
从形式到内容
从细节到精神
从大唐芙蓉园里的歌舞升平
到华清池边丰腴少女们大胆自信之笑脸
从大唐西市的热闹喧哗
到波司胡人行礼中的惊喜
从开元通宝的硬度
到富贵长命的铜镜
从李白伟大的诗行
到大雁塔依旧高入云端
从章台灿烂忧伤的菊花
到沉香亭边疯癫的情侣
从香积寺的余香了了
到草堂寺之阿弥陀佛
从阿倍仲麻侣的虔诚
到颜体欧字的美感
一切一切梦回长安
回到大气之长安
啊 啊
那浐河的鱼
那灞桥的柳
在风中
在天子丽人们之心中
幸福呢
[10 24 2009 于西安菊花园]
我是老陕，十几年来一直“在路上”长亭更短亭的飘泊着，从南海之滨到北国边城，从西域大漠到东海荒岛，都留下了行走的脚印。但自从千囍之年因缘来到巴蜀之后就被其壮丽之山川，人文环境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就喜欢上了这激情麻辣之天府之国了。我喜欢巴蜀的几大理由如次：
第一个理由是，巴蜀之东--激情如诗的三峡重庆。重庆自古乃码头文化之圣地。这个地方的人胆子大，人多讲义气。近几十年深受抗战文化的熏淘，山地人文环境就是敢想敢干的。重庆人是鼓励去折腾的，在这里，只要有好的概念，就可以折腾就可能找得到资源的。特别是重庆直辖之后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经济区，加之薄熙来主政重庆，铁宛治渝，人文政治环境必将越来越好，是个激情创业的好地方。
第二个理由是，巴蜀之西-伟大温暖的成都平原。川西文化底蕴厚实，人杰地灵，地方文化人多，天府之国让啥文化都有可以去发展包容。成都人爱“摆龙门阵”，大街小巷茶馆林立，成都人极喜欢在茶馆泡着，泡粉子，泡生意，泡心情。往往在此可能泡出一个好概念，可以泡出商业计划，可以泡出合作方案，可以泡出一个又一个的希望集团或者成都娇子，当然还可以泡出自己喜欢的粉子当老婆。成都就如同我老乡张艺谋说的“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啊！
第三个理由是，无论你在巴蜀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大城小镇都可以找到安居之地。无论是蜀南之竹海还是巴东之巫溪，处处麻辣味，每个女人勤。武陵源有之，五粮液也有，便宜的火锅茶馆更随处可见。加之物价和房价不贵，你可以很幸福地安居乐业的。
第四个理由是，巴蜀之国江河纵横，沃野千里，鱼多茶好米香，所以人很聪明灵气，比如苏东坡张大千郭沫若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巴蜀大地是一个各类机会主义者集中的地方。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想做事情、愿意追寻目标，你愿意干一番事情就去重庆出夔门人人可以变成一条龙，你如果累了，你婆娘喊你回家了，就可以随时回成都过简单安逸日子。所以巴蜀是个战略的缓冲之地，近则天下，退亦山林啊！
第五个理由是，巴蜀是个比较自然舒缓的地方。我说的自然，是说这里的人不是很讲究，不是很装，但又能容得下各种人包括装的人。如此这般，大家就比较本色，不是很紧张，发挥就比较正常，三六九等的不是分得那么清，分得太清的人不是那么被人家所喜欢，所以巴蜀之地让草根与一般人有出头的机会，如果你真的很努力上进的话。在巴蜀，我甚至不需要装所谓的新成都或者重庆人，因为作为外地人也不会觉得在异乡了。
“自由”在政治上说是人民对于自己合法的生存权力的要求。自古以来，一般老百姓都这样认为只要没有违犯“朝廷”的王法，官府就奈何不得。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专制政治下有那一种客观的保障能使人民可以得到自由呢？一部【二十四史】有那几部历史没有酷吏列传？那一个酷吏后面不是搭上千万的冤魂？由史乘奏诏中所暴露出来的各时代官吏鱼肉百姓细民的情形真是数不胜数矣！到宋而成熟，在胥吏政治下的暗无天日，宋明满清民国乃至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年浩劫”1966--1976】相当多的史料文字【在此不一一罗列】留下有多少血泪冤鬼？但【乾嘉大师】们的文字著作中却很少有这些悲怆的记录，是因为他们的心中不敢或者不屑记录这些现实问题和矛盾以歌颂权贵们的太平盛景以求其虚伪的高洁。明清的颜语说”灭门知县“这里是说知县可以随便灭人一家的。而”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里所谓的“斗”不是斗争的斗，而是百姓争论是非的意思。如果老百姓要和他们斗，必定要吃大亏的。
因此，从历史的材料上看，从生活的经验上看，中国人民是在历朝历代是没有自由可言的。试问我们生活在神州大地上之人民数千年以来何时有自由民主的一天呢？陆放翁的“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之理想可能现实吗？也许涛哥平哥[“王储”习近平]可以领导我们实现吗？
附：胥吏政治--
胥吏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承办各项具体事务。他们既受制于官,又佐官治民,是官对民实施专制统治的助手和直接参与者。从这个层面上讲,胥吏又是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或主行文书、或供役驱使,曾在封建政治中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各项法律条文的日趋繁密,以及国家对官员管理力度的增强,使官府中处理文书和奔走驱使的胥吏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自由”一词，始见于汉朝郑玄《礼少仪》中“请见不请退”一语的注解：“去止不敢自由”。郑玄的解释是：“请见不请退”这句话就是去留不敢自作主张之意。佛经言更多言自由，至南宋，自由更是社会日常流行之关键词之一。
然而，古人所言之自由，于今日之自由无直接渊源。周初开始发生之吉凶成败，非决定于天命而决定于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自由精神之最初觉醒。为中国文化奠定基础的伟大英明之孔子，他删诗书，订礼乐，并作【春秋】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所根据的当然是自己的良心而非权威。否则，他不敢删不敢订，更不敢以匹夫之责而招惹到当权者也。当时列国诸侯的政治权威，在孔圣人眼里皆觉无物矣。他教人的最高目的是求“仁”，但他也说“为仁由己”，“当仁不让于师”，云云，这些都是要人自作主宰的英明启迪。他认为只有自作主宰的人才可以求仁。从个人的气质上说，他指出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因为巧言令色是供奉权威的妾妇奴才相。他指出“刚毅木衲近仁”，“匹夫不可夺志”。刚，毅，勇，这是承载自由精神所必须具有之气质，也是自由精神在一个人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而匹夫不可夺其志，正是反抗权威以求理性良心自由的具体证明。同样，到了亦伟大英明的孟子那里，亚圣人特别指出了“至大至刚”是自由精神的最高境界，所以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才配称“大丈夫”。
故此，可以说儒家是从德行上来建立积极人生态度的，因而自由精神便成为高贵之品格。道家则从情意上去解脱人生的牵绊，因而自由精神成为消极的自由精神。儒道两家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想，如果不能领悟其充沛之自由精神，便不可能接触到其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夫人一降生，就糊里糊涂的会被卷入政治的关系之中。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鲁宾逊漂流记】其动机窃以为作者是想在逃避政治。然而，他为了说明孤岛上的生存，便不能不假设一位“星期五”的伙伴。他和“星期五”的关系，依然可以称之为政治关系。因此，“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政治之动物”。一般说来，无论哪个时代，许多人其实都想远离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之时代耶。如一个人下意识的想离开政治，这也是一个人不幸之人生矣。“时日曷丧，余及汝皆亡”，其简直是想和政治叫劲，这固然是一个政治时代的悲剧；而“寻得桃源好避秦”的心情，也正好说明秦之不可不避矣；又终于说明无从避秦的心情啊。一般的所谓高人逸士多半是出于对政治的一种厌恶避忌之心；在厌恶避忌的后面，总藏着一幅苍凉悲怆的情绪。庄子要算是最旷达之高人吧，但庄老先生也教导我们说“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这里的“喜”无凝是由逃空虚者的一片悲怀而已。相反，如是大多数人都直接卷入政治之中，这也是一种不幸之人生，如一个人把其全部的生命都投入政治之中，也是一种不幸之人生吧。
人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人的生存需要，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皆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资源。自由无政治之天堂是没有的，人间更是无法逃避政治的。我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爱情而爱情，为宗教而宗教，为科学而科学，为财富而财富，但绝不可为政治而政治，“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食贫自以官为乐”之思想，是封信的腐朽的是及其错误的，如果这样就会淹没整个人生之乐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样的政治境界是人生的理想之政治境界。可这样的理想境界在历史上乏陈可见。则退一步说，人人可以问政治，也可以不问政治，自由选择，可以放下，可以提起。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生才更有意义。这样的政治观念，才是中国理想之人文主义和民主政治之形态也。
清河张曰：吾非斯人与谁与，人间何来有桃隅？应学巢许志【见附注】烟霞，何须食贫为官家。日出日息帝奈何，不问且问最畅遐。丈夫无权勤遁耕，不必侍权亦天下！
附：巢父、许由--
中国历史上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即当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 继访许由，许由也不接受禅让，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再次寻见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你许由不接受王位，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原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的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正是这清澈的文明之风，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这两面远年的标帜，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在人们把权力的鸩酒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的谑浪笑傲中，是无法体会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
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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