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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现实中徜徉（随笔）
胡济卫
文人相轻与圣人之过
“文人相轻”是说文人之间互相轻视和瞧不起。最早发现并指出文人相轻这一毛病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了“文人相亲，自古而然”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了造成文人相轻的根源：“夫人善于自见•••••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正是因为中国的文人始终固守着“孩子都是自家的好，老婆都是人家的好”的观念，喜欢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造成了“文人相轻”的恶习。曹丕虽然发现了文人相轻的通病，却没有对“文人相轻”始于何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仅仅只是点出了傅毅之于班固的例子，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自古而然”的空白和悬念。
其实“文人相轻”的始作俑者应该始于孔子。孔子和少正卯都是当时鲁国名噪一时的大夫，他和少正卯的争斗，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最早、最典型的“文人相轻”的范例。据汉代王充《论衡•讲瑞》中记载：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多次把孔子的门徒引到自己门下，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少正卯究竟采用了什么手段和方法让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能把别人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门下，确实得有一套独特而过人的本领。比如：要么你的教学设施齐全，办学条件好；要么你的收费标准低；要么你的教学质量高。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条件选择老师和学校，这也符合公平竞争的现代教育理念，本无可厚非。但是，孔子并不这样认为。同行是冤家。你把我的学生挖走，等于砸了我的饭碗。于是，孔子和少正卯之间从此就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和矛盾。
孔子的学校招不到学生，自然就办不下去了，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就叫“倒闭”。孔子的学校倒闭后他就想着另谋职业，于是在孔子快五十岁的时候作了鲁国中都的县令。一年之后被提升为司空，接着又升为司寇（管司法），后来还代理过短时间的宰相。就在孔子刚当上司寇不久（鲁定公十四年），他就对少正卯实施了报复。给少正卯罗列了五条乱政的罪名把他诛杀在宫门外的华表台下。
说孔子有意报复少正卯并非无中生有和空穴来风，其实他是早有预谋的，只是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孔子家语•始诛》就有过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只是敷衍搪塞仲由说：“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孔子之所以得位“有喜色”，是因为鲁国的司寇掌握着鲁国的刑律和生杀大权，给孔子排除异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就在孔子决定诛杀少正卯之前，心直口快的子路曾经提醒过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诛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子却坚持说：“人有五种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而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道；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好处。这五种恶行沾染了一种，就不能避免被君子所诸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兼而有之的。他是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杀他。”（即“心达而险，行避而坚，言伪而辨，证丑而博，顺非而泽”）。少正卯——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就这样惨死在孔子嫉妒的刀下。
自从孔子杀了少正卯后，“文人相轻”的恶习就一发而不可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李斯与韩非。李斯和韩非同是荀子的学生，但是李斯在学业上不及韩非。韩非有一整套治国的理论和方略，有《韩非子》一书为证，而李斯没有。秦始皇看到韩非的富国强兵之术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说“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来韩非也到了秦国，李斯忌其才，建议秦王杀掉他，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把韩非关进大牢，并迫害致死。韩非死后，李斯用韩非的治国方略帮助秦王统一了中国。孙膑和庞涓也是如此。孙膑和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而庞涓自知不如孙膑。庞涓为魏将后，嫉恨孙膑的军事才能，把孙膑骗到魏国，施以刖刑 。后孙膑设计逃往齐国，齐王拜他为军师。魏国攻打赵国，孙膑使出围魏救赵的计谋，大败魏军，后来击杀庞涓于马陵道旁。这些都是“文人相轻”的最典型的例子。
直到现在文人相轻的恶习仍沿袭不衰。最近文坛上刮起的一股声讨和清算之风，就是明显的事例。有位写过几部长篇小说的三流作家，就曾经撰文指责鲁迅先生一生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对鲁迅的文学大师地位公然提出挑战和质疑。无独有偶，这篇指责鲁迅先生的文章刚出笼不久，美术界也有人跟着站出来指责齐白石先生，说齐白石一生就没有画过人物，甚至说不会画人物的画家根本称不上画家，更不能算是大画家。这与曹丕先生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何其相似乃尔。
自从孔子开了“文人相轻”的先河以来，这种恶习与流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危害之大，影响之深远令人触目惊心，恐怕连孔子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孔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连孔子这样的圣贤之人也难免会犯文人相轻的错误，更不用说李斯、庞涓之流了。问题是有些错误可以原谅，有些错误是永远也不能原谅的。在此，我不是故意要去揭古人的短和丑，而是想借此告诫人们“文人相轻”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恶劣后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正确善意的文艺批评有利于繁荣和推动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以宽广和包容的胸襟化“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断不可把正常的文艺批评演变成对作家人身的攻击和人格的污辱。若此，势必会重蹈孔子、李斯的覆辙。
贡院与妓院
贡院是旧时朝廷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地方。那个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是士人们报效国家和走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有点近似于现在的高考，但又与现在的高考有所不同。科举考试分院试、乡试、会试（或称殿试）三种。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殿试）考进士。每一个州府都建有贡院，也就是现在的考场。院试一般在州府考试，乡试在京城和各省省城考试，会试（殿试）则在京城考试。院试第一名叫解元，乡试第一名叫会元，会试（殿试）第一名叫状元。殿试的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三场考试连续得第一名者称连中三元。但不论是那一种考试，都有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或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主持考试，此外还有负责监考、巡察及各种事物的官员。
科举考试对考生的年龄是不受限制的。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弱冠少年，都能参加考试。中国古代年龄最大的考生就是宋朝时期的梁颢，他一生追求科举，直到八十二岁那年才中上状元，许多人考到老死也没有取得过功名。科举考试是十分严格的，贡院四周都有官兵把守，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可谓戒备森严。考场内有主考官、监考官和巡察官员不停地在考场内来回巡视，以防止考生作弊。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仍十分猖獗，防不胜防。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唐伯虎就是因为牵涉到考场弊案而终身不仕的。
中国古代有句俗话叫做贡院门前对着妓院。贡院与妓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即对立又统一，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个时代妓院的发展与贡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举考试不像现在高考那样，考试一结束考生们就各自回到家乡，等待考试结果和录取通知。那个时代信息不通畅，交通又不发达，考生们不可能回到原籍等待通知，只有在京城或州府等待发榜。有时朝廷在一年之内要举行两次考试，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春天的考试叫春闱，秋天的考试叫秋闱。许多考生春闱不中考秋闱，一考就是半年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每考完一次，考生们就只有住在贡院附近的妓院或客栈等待考试结果。那时的妓院相当于现在的星级宾馆，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只有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才能住得起，一般贫民百姓的子弟就只能住在客栈。那时能够不远万里到京城参加会试的，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因此，妓院（宾馆）这个产业就随之而兴旺发达。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时期东京汴梁贡院街十分繁华，每到大比之年，天下的举子们就都云集到这里，参加朝廷三年一次的会试（殿试）。考试一结束，同场的举子们就相约一起到妓院吃花酒，以此来放松一下考试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情绪。那个时代，狭妓、宿妓、吃花酒，是官员和士人们的一种时尚，就像现代人到酒吧、歌舞厅、洗浴中心一样，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许多官宦和有钱人家还养有家妓。喝酒的时候，有女人陪席叫吃花酒，这在明清话本小说中多有记载。西门庆就经常带着他热结的十兄弟到妓院吃花酒，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里就有过这样的记载。
妓女也分几个层次，有卖艺不卖身的，有卖身不卖艺的，有卖艺也卖身的。高级妓女琴棋书画无所不会，培养出一个色艺双全的高级妓女所花费的代价，绝不亚于现在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如唐代的薛涛，其五言、七言均堪称一绝，她与元稹等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有过交往。宋代的李师师、明代的柳如是、清代的董小宛、民国时期的小凤仙等均堪称一代名妓。她们或以其奇妙的诗文，或以其婀娜的舞姿，或以其动人的歌喉，或以其美妙的琴声倾倒了无数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考生们天天和妓女们厮混在一起，日久便会生情，演绎出了许多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的就是杜十娘和李甲这种悲剧式的爱情故事。
妓院是旧时科举时代衍生出来的畸形产物，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今人在对其进行研究时，要用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它。虽然它的生存和发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弊端，但它毕竟为促进科举文化和科举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相应的贡献。
著书与焚书
著书是为了立言，立言是为了传世。
著书立说古已有之，如果真要追溯的话，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那个时期的人们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受任何羁绊和约束，著书立说之风便由此盛行。
当然，著书立说也有优劣和高下之分，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等，流传了几千年仍盛行不衰。后来，这些作品便成了道家和儒家的经典，成了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典范。《道德经》是一部帝王之术，“无为而治”是其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坊间流传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则更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肯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让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在汉代就达到了巅峰。
先秦诸子百家著书，讲究的是书籍的质量而非数量。老子的《道德经》也只有区区五千余言，却让后人研究了几千年至今也没能研究透。当代人就不是这样了，当代人出书讲究的是数量而非质量。有一个词语叫“著作等身”，说某某人著作等身等于说这个人的学问大。古人就不同了。古人的学问不是以著作的多寡来论，而是以知识的多少来论。古人说一个人的学问大用“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形容这个人的学问大得相当于用五辆马车拉的书那么多。用“五车”来比喻一个人的知识渊博最早始于庄子，而真正使用和推广这个词语的人，应该是清朝时期的小说家李汝珍。当然，现在看来，古人的五车书并不算多，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写书出书都是在竹简上，然后再用麻绳穿起来阅读。一部书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用五辆马车拉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古人写书惜墨如金，一个字当几个字来用，甚至当十几个字来用。假如古人都像今人这样，一提笔就是几十万言上百万言，别说用五辆马车，就是用五十辆马车也不一定能装得下。
有著书也就有焚书。一提起焚书，人们立即就会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人对此也多有臧否。对此，毛润之并不这么认为。毛润之在读了这段历史后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我也认同毛润之的这一观点。其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和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斯大林的肃反、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XX党人和毛润之的镇压反革命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我们无可厚非。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焚书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操。曹操的焚书与秦始皇的焚书有所不同，秦始皇焚的是别人的书，而曹操焚的则是自己的书。这件事被罗贯中记录在《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上：益州别驾张松怀揣西蜀地图前往许都，求曹操解益州之危。但曹操一见张松其貌不扬便顿生恶意，根本没有把张松放在眼里。对此张松十分生气。主簿杨修就把张松请到自己家里。席间，张松说曹操“文不及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把曹操奚落了一番。当然，张松说这话带有个人偏见，缺乏客观公允。杨修就拿出了曹操撰写的一本兵书《孟德新书》来反驳张松。张松接过兵书一看，是仿照孙子十三篇而写的。仿照也只能说是借鉴孙子的写作方法而已，内容肯定都是曹操自己的。但张松看毕却说，这是曹孟德剽窃战国时期无名氏的作品，便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了一遍。杨修知道张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绝非等闲之辈，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曹操。曹操听后大惊，把书稿撕碎后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杨修上前劝阻时，曹操就告诉他说：“与其耻笑于后人，何不碎而焚之？”
我想，以曹操的才能，绝非是那种剽窃他人成果的人。因为张松一句带有成见的气话，就把自己半生征战总结出来的兵书付之一炬，实不足取。曹操的这一把火，虽然给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也给后来的文人树立了榜样。无论当时曹操焚书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我们仍然对他这种敢于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治学态度十分钦佩。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当下某些喜欢写书出书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乾隆皇帝一生写下了四万多首诗，比全唐诗的总和还要多，但没有流传下来一首。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不会因为你生前的地位高和你的作品多而对你更加眷顾。建议那些热衷于著书出书的人，在出书之前三思而行，要敢于把那些“耻笑于后人”的垃圾作品，像曹操那样碎而焚之。
文人的三种类型
做文要先学会做人。做人要讲良心。良心就是是非、公平和正义之心。良心是作为一个文人应具备的基本品德之一。文人无行，是说文人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拘小节。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文人还是有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直言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德。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尤其是对那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说不的人，才配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文人。
中国的文人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型：敢于诤言，为真理宁死不屈的是第一等文人，即上等文人；认识到错误，并悬崖勒马，勇于改正的是第二等文人，即中等文人；助纣为虐，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的是第三等文人，即下等文人。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文人的代表人物。他在任太史令负责撰写《史记》时，凭的就是一个文人的良心与良知。只因为战败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一句公道话，司马迁便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据说，当时朝廷内很多大臣都想在司马迁的笔下青史留名，特别是一些在历史上有过污点，想让司马迁对自己的劣迹进行粉饰的人。这些人纷纷找上门来，对司马迁极尽拉拢、利诱、威胁之能事，但都被司马迁一一拒绝。他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秉笔直书，终于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记录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年历史的《史记》。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就是后世文人的楷模，这样的文人是值得我们去敬重的。
陈布雷是中国历史上第二等文人的代表。他早在20世纪初，就任过上海《天铎日报》、《商报》和《时事新闻》的主笔，后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他曾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亲自起草、撰写过许多讨伐、屠杀共产党人的密电和指令。据说，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指令就是他亲自草拟下达的。他目睹过无数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惨遭杀害的过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想陈布雷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后来，他通过长期与蒋介石交往，逐渐认识到蒋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和言而无信的人。但文人陈布雷并不知道这就是政治啊！政治就是杀戮和血腥。再后来陈布雷突然良心发现，他的这种行为是对历史的犯罪，是对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犯罪。于是，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扣动扳机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8年11月的那天夜晚，南京总统府这一声凄厉的枪声，才使我们认识到陈布雷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尽管此前他做过许多有悖于文人所做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原谅他的。
让我们不齿和不能原谅的是第三种文人，也就是那种长期助纣为虐而又执迷不悟的文人。姚文元就是这样的一种文人。姚文元早期曾经执掌过上海市委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大权，后因炮制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一跃成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对于姚文元的文笔与才能，任何人都是不会否认的，我们从他的那篇《论无产阶级专政》中就可窥见一斑。红极一时的姚文元可以随意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昧着良心一口气把几十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打成牛鬼蛇神。凡是被他点过名的文人，先后一一被打倒、抄家、批斗，甚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其中被逼投湖自尽的老舍先生，就在其所列的名单之中。这给当时的中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直至许多年之后，人们一提起那段历史仍不寒而栗。历史是最为公平的。姚文元没有逃脱掉历史对他的审判，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然，文人的类型还是有很多的，远不止以上三种。比如伪文人和假文人等一些投机钻营之流。我之所以把这种人排除在文人的三种类型之外，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文人根本就不值一提。这类人或打着文人的旗号，或披着文人的外衣，虽然写不出什么狗屁文章，却挖空心思、削尖了脑袋硬是往文人圈里挤。一旦他们利用文人这块招牌（或曰跳板），达到了其个人的政治目的，他就会调过头来咒骂文人，诋毁文人，对文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甚至打击迫害文人。这样的伪文人、假文人才是我们要小心提防和警惕的呀！
沉鱼落雁与闭月羞花
人们比喻女子的美貌常常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来形容。“沉鱼”是讲吴越时西施之美。相传，西施在苎萝山下蒲阳江边浣沙，江中的鱼儿看见她的天香国色，自感丑陋，便霎时沉到江底。“落雁”是讲汉元帝时昭君之美。王昭君出塞和亲，天上的大雁从空中俯视马上怀抱琵琶的昭君，艳美照人，忘记了扇动翅膀，以至从云端跌落下来。“闭月”是讲三国时貂婵之美。貂婵拜月，月宫的嫦娥见了月光溶漾中的貂婵妩媚无比，自愧不如，便悄悄躲进了云层。“羞花”是讲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之美。杨贵妃梳妆打扮后走过御花园，花中之王的牡丹见了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代佳人，顿时羞涩地低垂了花冠。
以上只是文人雅士对古代四大美人之高雅的比喻。但是还有一种流行于市井民间的对四大美人的俗的比喻。说一个女子美到极至的时候，就说她长得“人见不走，鸟见不飞，狗见不咬，驴见不踢”。这种比喻在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及民间口头传唱文学里经常能够看到听到。其实这四句话也是比喻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美的。“人见不走”是说杨玉环之美。杨玉环与唐玄宗一起出宫游乐，老百姓从没有见过这么雍容华贵的女子，于是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把出行的车队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直到护驾的卫兵驱赶也不愿离开。“鸟见不飞”是说昭君之美。昭君出塞和亲，百鸟看到昭君美若天仙，于是云集在送亲的队伍上空盘旋，久久不忍离去。“狗见不咬”是说貂婵之美。董卓害怕有人暗害他，就在卧室里养了一只恶犬。这只恶犬除了董卓以外见谁咬谁，连董卓的家人及侍卫都不能幸免。但是自从貂婵来了后恶犬被貂婵之美所打动，不但不咬她还主动与她嬉戏亲昵。“驴见不踢”是说西施之美。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美女西施就嫁给了范大夫，对此越王就十分恼怒，但又说不出口。越王就当着满朝文武和西施的面想戏弄一下范大夫，把一头性格暴烈无人敢近前的公驴赏赐给了范蠡。看到书生范蠡面有难色越王很是得意。西施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丈夫被人捉弄，就挺身而出替范蠡接受了越王的赏赐。没想到这头驴一见到美丽的西施，立即温驯得像一头绵羊。后来夫妻二人就是骑着这头毛驴逃往齐国的，靠做买卖成了天下首富。
日前，在《大河报》上看到了一篇《“四大美人”再嫁》的文章。如果这也算得上是缺点的话，也只是她们众多缺点的一部分。其实真要找她们身上的缺点还是能够找到许多的。比如西施生了一双男人一般的大脚，为了掩盖这些缺陷，所以她平时喜欢穿拖地长裙，着木屐。昭君生得双肩仄削，她平时最爱披着一件有垫肩的披氅。貂婵因双耳的耳垂肉偏小，因此她不得不垂挂偏大的碧玉耳环来抵消这个缺陷。杨贵妃有狐臭小疾，她常常在华清池用香汤沐浴，同时，她穿戴的衣冠，都要和香妃草一块存放。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楚王喜爱细腰的女人，于是宫中及天下女人就争相效仿。到了唐玄宗年代又盛行女子的丰满。而当代人对于美女的要求就近于苛刻了。人们普遍认为，相貌、姿态、教养和体型，是判断一个女人能否称得上漂亮的四个重要条件。上述四个方面除了体型外，其它都较为抽象。女性的体型美主要在于三个部分，即胸、腰、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围”。为此，人们还根据人体结构总结出了一套计算“三围”的公式：胸围=身高×0.51；腰围=身高×0.34；臀围=身高×0.542。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美女中还没有人达到这个标准。据说美国红极一时的女歌星麦当娜是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女性。如果她的身材再高2厘米，胸围再大2厘米，腹部在减2厘米，臀围再大3厘米，大腿再小1厘米的话，她的体型可以算是完美无缺了。
由此可见，追求纯粹的完美是多么的困难啊。人无完人。对于人才的要求也同样如此，不可求全责备。如果带着既定的公式硬要去套的话，别说找不到真正的美女，同样也很难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连历代举世公认的美女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何况凡人呢？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这些缺点，认识这些缺点，正视这些缺点，像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那样，在认识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克服和弥补。
孔子生前的一次艳遇
艳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束小小的浪花，艳遇也是两情相悦时的一次短暂的邂逅。艳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是每一个生理正常的人所梦寐以求的。艳遇并非当代人的专利，古人也会经历艳遇。孔子生前就曾经历过一次艳遇，也是历史上记载他的唯一的一次艳遇。
据《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孔子去拜见了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并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孔子当着子路的面对天起誓说：“我要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老天爷就会讨厌我！老天爷就会讨厌我！”原文虽然只有短短的23个字，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窥出一些端倪的。孔子见南子的事，除了《论语》上有记载外，《左传》、《史记》、《列女传》上均有记载。可见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因为见了一个女人就弄得学生和老师几乎要翻脸，就闹得满城风雨，以至于发展到老师不得不当着学生的面对天起誓，那么，南子这个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史书记载，南子为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宋女。与宋国公子朝私通。太子蕢聩发现后十分讨厌她的这种淫乱行为，想杀掉她没有成功，便先后逃到了卫国、晋国。由此可知，南子是一个乱伦而又淫荡的女人。南子淫荡到何种程度，史书上也有记载，说她淫荡起来像发情的母猪一样。
寡妇门前是非多。按说孔子是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孔子私会新寡的南子，难免会招来瓜田李下的嫌疑。按照儒家的思想，像南子这样的女人，人们是不应该随便接近她的。而孔子恰恰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和诺言，突破儒家的道德底线，必然会招致子路的反对。
孔子见了南子究竟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史书上鲜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据我推测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孔子见南子淫荡乱政，前去劝其改邪归正；二是孔子和南子果真做了“予所否”的事情。若是第一种可能，倒也符合孔子一贯的言行和身份。但从孔子指天发誓的轻重程度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上看，更像是第二种可能。以孔子的身份，既然自己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有必要去和自己的学生争执，更没有必要当着学生的面对天发誓。既然发誓就应该有发誓的样子。而孔子是怎样发誓的呢？他只用了一个天厌我的一个“厌”字，而不用天诛我的“诛”字。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孔子的诚信。人们很容易想到孔子在这件事上，有意回避事情的真象，是在向子路撒谎。其次，孔子见南子时，正是孔子在鲁国呆不下去的时候。堕三都之后，季氏便逐渐冷落了孔子，使孔子有职无权。特别是季氏和鲁定公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和文马后，子路认为鲁国是再也不会重用孔子了，因此，劝孔子离开鲁国，但孔子仍心存幻想。直到最后，幻想破灭，才被迫不得不离开鲁国到了卫国，才有了后来的孔子见南子。自从孔子和南子建立了某种特殊的关系后，在南子的关照下，师生二人在卫国的生活也还算过得安稳。子路还在南子的亲自关照下做了卫国的蒲邑宰。
由此可知，如果孔子真的是到卫国劝南子改邪归正，那么，以南子的脾气和为人，师生二人根本在卫国呆不下去。如果孔子与南子没有特殊的关系，子路在卫国也根本做不了卫国执正孔文子的家臣，更做不了卫国的蒲邑宰。据《孔子家语•辩政》载：“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三称其善。”从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上看，我们知道子路并非完全是那种“性鄙好勇”的人，他还是有能力做好一个地方官员的。
假如孔子不去卫国，假如孔子不见南子，也就没有子路在卫国做官的可能；假如子路不在卫国做官，当然也就没有后来子路在蕢聩之乱的“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孔子听说子路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因为他知道子路的死与他有关，是他一手造成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孔子思想，弘扬儒家文化，还原历史真相，让后人认识一个真实的孔子是每一个研究孔子思想和文化的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人无完人。孔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其思想和行为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在《论语》及《孔子家语》上也多有记载，并非本人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杜撰。
胸罩•丰乳器及其他
缚胸和裹足是中国古代禁锢妇女的两种最为常见的形式。这种夫权专制下的畸形产物，极大地戕害了妇女们的身心。裹足之风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那个时代，士人们对于女士金莲的把玩和喜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冯骥才先生在其小说《三寸金莲》里曾经对此作过详尽的考证，鲁迅先生也曾在《宣传与做戏》里，对此做过无情的批判。而缚胸则极少见诸文字。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标准，对此我们无需多加评论。楚王好细腰，才有后来的宫中多饿死。《韩非子•二柄》里只留下了这么简单的一句。但据我们推测，宫人们为了博取楚王的喜爱，不仅仅是节食，还应该辅之以束腰，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细腰”的目的，而到了唐代，则又崇尚女子的丰腴和肥美。
裹足的历史只有中国古代才有，而缚胸则中外略同。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也和中国一样，妇女们流行束胸，女子的乳房丰满不仅有碍观瞻，而且还会使男人们想人非非。于是便人工地束缚它，不让乳房随便颤动，影响女子的端庄。1892年，法国巴黎一个名叫嘉杜纳的妇女内衣店老板，以棉布和丝绸为原料，发明了接近现代胸罩的胸衣，并取得了发明专利。当时，嘉杜纳给它取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叫“乳房支撑物”。嘉杜纳的胸衣一问世，马上引起了法国上流社会的一片哗然。直到1904年，这一名称才被收入法国词典的词条中。可以说嘉杜纳为妇女的缚胸解放功不可没。
相对而言，中国女性放胸的历史要比欧洲晚半个多世纪。胸罩之流进中国当始于清末民初，且仅只局限于宫中、王府或达官贵人及士大夫家小姐的闺中。胸罩的普及确切地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最初的兴起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的女士们中，而真正流行起来当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
从“束胸”到“放胸”，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凝聚了历代中外妇女们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中国女性的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古训已不适合于现代女性了。袒胸露背和穿比基尼的女子已是司空见惯。
当前，西方人在选美的同时又别出心裁，把选美具体划分到了具体不同的部位。比如美乳、美发、美腰、美臀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后来世人崇尚豪乳，以乳大为美。豪乳之风当然也无例外地波及到中国的女性，许多到了那个年龄而胸脯仍然平平的女孩子，便开始感到焦虑和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丰乳器、丰乳膏之类的辅助器材和药品便随之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女士不惜忍受着皮肉之苦去做隆胸手术，以致许多女性因此而患上乳房疾病，有的因手术失败而痛苦、懊悔终生。这实在有些近乎荒唐和残酷。
永恒而伟大的美是自然的美。外貌形体的美是暂时的，而内在心灵的美才是永恒的。与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隆那本来就没隆起的胸脯，何不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去充实、丰富自己。
【作者简介】 胡济卫，笔名野村，生于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正阳县人。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汉诗学会河南分会常务理事，河南省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驻马店市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先后在《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河南作家》、《延河》、《星星》诗刊、《诗歌报》月刊、《绿风》诗刊、《诗人》、《大河》诗刊、《中原诗刊》、《岁月》、《躬耕》、《江南》、《东京文学》、《郑州日报》、《作家报》、《河南日报》、《大河报》、《南湖晚报》，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300余篇（首）。着有长篇小说《野草莓》、诗集《你的美丽使我忧伤》。主编《天中诗集》、《长鸣集》、《乐山文化与传说》，现担任《天中诗刊》编委。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委文化旅游局 邮编：463000 邮箱：hjw826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