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年11月9日－1974年10月4日）是一位美国诗人，以其高度个人化的自白诗知名。

1967年获普利策诗歌奖。她诗歌的主题包括她的自杀倾向、与抑郁间长期的搏斗以及其他许多与其私生活相联系的内容，包括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美国著名女诗人。1928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做过时装模特，二十岁时和Alfred Muller Sexton私奔，到北卡罗纳州去结婚，因为那儿的结婚年龄是18岁。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于1973年离婚。1954年她第一次精神崩溃，1955年二度发作，遇到了Martin Orne医生，从此他成为她的终生治疗师。她出版于1960年的首部诗集《去精神病院半途而返》的第一首诗就是《你，马丁医生》（You, Dr Martin）。她对马丁医生完全信任，在第一次的心理治疗中，她对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唯一的才分是做妓女。而马丁医生后来对她说，根据自己的分析，他觉得塞克斯顿具有创造性，于是鼓励她写作。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作班，写作成为她日常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没有受到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她，作品还被发表在《纽约客》等著名杂志上。后来所谓的自白派的最经典的意义，也就显示在自白和心理治疗具有一致性。在所谓的“自白派”中，塞克斯顿是惟一承认这个命名的，而且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个流派的诗人。1957年她在一个作家研讨会上遇到了斯诺德格拉斯（W. D. Snodgrass），得到他的鼓励，并成为好友，他的《心头的针》给她很大的影响。同年，她参加了几个写作小组，结识了玛克辛·库明（Maxine Kumin），并在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的写作班里遇到希尔薇娅·普拉斯，成为好友，经常一起喝酒（还有一个总是一起的男生叫乔治·斯达巴克 George Starbuck）。玛克辛·库明成为塞克斯顿的终生好友，她们俩经常彼此写诗论诗，塞克斯顿也最信任她的意见。1974年10月4日，她和库明一起午餐，回家后，她躲进车库，发动汽车，用一氧化碳自杀。死时，她是波斯顿大学的创作教授。

她的一生大部分生活在Boston附近。1967年因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奖。被誉为“用她伟大的深刻的思想完成她的诗作，至今仍然鼓励着我们……她在美国诗坛留下了独特的声音。”主要诗集有：《去精神病院半途而归》（1960）；《生或死》；《变形》（1971，对若干格林童话的改写）和《死亡笔记》（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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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塞克斯顿（1928-1974）可能是与精神病关系最密切的诗人，诗歌是她用来抗衡自杀念头的武器，是她在精神崩溃的绝境中求得生存的寄托。实际上，她的诗歌才华也是在病中得来的。

她的医生马丁·奥尼一直鼓励她用诗歌来调整崩溃的精神，“他说我的诗棒极了，于是我不停地写啊写啊然后全部交给他……我坚持写作就是为了让他满意”。1960年塞克斯顿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了，标题就是《去疯人院路上半途返回》。塞克斯顿比普拉斯稍长，两人都是来自波士顿的大才女，同样的美貌、敏感、文笔精湛，同样的受到精神病的折磨并试图从中挖掘创作灵感。她们曾结伴参加洛厄尔的诗歌研修班，一起在旅馆喝得大醉，她们甚至互相讨论过自杀的方式。她们之间有惺惺相惜的情谊，也有微妙的竞争关系。1963年，普拉斯自杀后，塞克斯顿在悼诗《西尔维娅之死》中写道：

小偷啊！

你凭什么爬进去，

自个儿爬进

我盼得那么苦又盼了那么久的死亡。

作为洛厄尔的学生，导师的经历在塞克斯顿心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959年春，洛厄尔在课堂上发病被送进麦克林医院，后来塞克斯顿在《教室哀歌》一诗中写道：手脚笨拙的洛厄尔“像一只大青蛙”——

尽管如此，我必须称颂你的技艺。

你的疯癫是如此优雅。

我们在平板座椅上烦躁不安

并假装着整理

我们对你的魁梧妖术的记录，

或者忽略你浮肿无光的眼睛

或者忽略你昨天吃掉的那个王子

不管他多么明智、明知、明指。

多年来她一直对麦克林医院抱有一种好奇心，她也想进麦克林医院，因为洛厄尔和普拉斯都到过这里，她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她曾对好友洛伊丝·阿姆斯说：“我真想获得麦克林医院的奖金”，那种口气就像她是在谈论美国文学院的大奖。但奥尼医生不让她去麦克林医院，因为那里的费用太高了。直到1966年，塞克斯顿以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已经算是功成名就，但她还是没能如愿正式住进麦克林医院。

1968年，塞克斯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接受麦克林医院图书馆的邀请，为该院患者开办一系列的诗歌讲座和学习班。诗歌曾经让塞克斯顿绝境逢生，她也希望其他病友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尽管塞克斯顿并无教学经验，而且面对满屋子情绪失控的疯男疯女，她一点把握也没有。

学习班每星期二晚在医院图书馆上课，通常，塞克斯顿会先让大家阅读讨论几首当代诗歌，然后布置作业。课程比较随意，堂上气氛跟病人的情绪一样，有时热烈有时平淡。馆长玛格丽特·鲍尔负责把每周的习作收上来，交给塞克斯顿。学习班一直持续到1969年6月，当年的具体课程内容已无从查考，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让我们可以想见这个特殊课堂的情景。

病友埃莉诺·莫里斯说：“在我印象中，塞克斯顿靠着一架钢琴，我们则围坐在椅子上。她给我们布置了习题，然后你必须得朗诵自己的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最记得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她的双眼对我来说是每个星期的希望，它们让我有信心去做些事情。”

尽管塞克斯顿深得病友们的喜爱，但她对自己并不满意。1973年12月，她把有关麦克林医院讲座的一些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封口处写着：“我的第一次写作教学——1969年，非常艰难，因为我对控制人群的经验不足，以及学员变动频繁和护士干扰授课——我需要更多实践才能教得好”。但另一方面，塞克斯顿的精神状况却在急剧恶化，她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讲台。

埃莉诺·莫里斯还记得，1974年10月5日清晨，她被闹钟收音机上的一条新闻惊醒，播音员宣告了安妮·塞克斯顿的死讯。莫里斯说：“收音机只说她死了，但我知道她是自杀的，我哭了整个早上。”她珍藏着塞克斯顿在一次讲座后送给她的诗集，一本1966年版的获奖诗集《生或死》，塞克斯顿在扉页上写着：“我的决定是‘生’——赠埃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