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Yang Biwei(1988年4月10日——)，中国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和批评家之一，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作品：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曾获《十月》诗歌奖、胡适青年诗集奖、北京诗歌节银向日葵奖、紫蓬新锐诗歌奖。现居北京，任教于鲁迅文学院。

诗观

蓝色星球上的山与海

我的故乡是中国滇东北一个名叫大关的小城。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这样的地方很多，历史上的惊心动魄，已在今日的安适中洇散；面对外界，这些无名之地如山中百合，神秘而悠远。至今我仍记得，有一天，祖父来幼儿园接我放学。回家路上，夕阳将小城镀得金光灿闪，街道在往前伸展，楼房随之变换，唯远处的青山岿然不动。我举目四望，小小的城外，到处都是山。

我问祖父：“爷爷，山的外边是什么？”

“也是山呢！”

“再往外呢？”

“还是山。”

“全世界都是山吗？”我有些灰心，又很不甘。

“不是噢！再翻过几层山，别的地方也有城市，许多城市比大关大得多。我们住在高原上，外面还有平原、丘陵、沙漠、大海。”

“那爷爷，您明天带我去翻山吧！”

“明天不行。以后你长大了，就能翻过山，去很多很多地方。”

“您要和我一起去。”

祖父把我那蜷在他手心里的小手攥紧了些，他笑着说：“等你长大了，爷爷就死啰！”

这是我对山最初的印象。如今，祖父已归卧于故乡的山林，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仍会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我生命里翻腾。如祖父所言，我离开了云南，开始在外面东游西荡。我还拿起了笔，用写作来创造另外的故乡。

对我来说，海是一种宽度，山是一种尺度。宽度，是可以用文字去建构的；而尺度，它一直在那儿，并不需要我特别地强调或证明。所以，当地域书写经前辈们的努力，成为了一种风向，并且能够为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提供无数便捷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沉默地凝视自己的云南身份。

我从小就很清楚：我还有一个故乡，那就是广阔的世界。广阔的世界是不能靠捷径去占有的，我必须要走最难走的路。

某个夏天，我沉浸于奈保尔《大河湾》的情绪里。比起他另一本广受赞誉的《米格尔大街》来说，我本能地偏爱《大河湾》：在轻伤细惘的笔墨下，二十世纪的非洲带着激情与惶然，匆忙地应对着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而从世界各地赶来非洲寻梦的人，和本地居民一样，早就丧失了故乡。奈保尔是善感的，从一个边缘的视角去张望整个世界，他清楚地知道在现代社会里，无根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我们摆脱不了的命运。无独有偶，鲁迅、昆德拉、辛格等，也都在这条无根的谱系里。无根，就像上帝给现代人打上的烙印。既然无根，我们的故乡在何处，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杰出公民》讲的也是一个无根的故事。影片中，定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阿根廷作家丹尼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的几年里，他拒绝了世界各国的表彰，唯独接受了故乡小镇萨拉斯的邀请，重返萨拉斯去领取当地为他授予的杰出公民奖。回到故乡后，他发现一切比自己想象的更糟，到处是盲目崇拜、商品消费、道德绑架、平庸浮躁。萨拉斯不是天堂，它和其他地方一样，充满疾病和难题。作家的使命，正是要对这些疾难发声。而小镇居民根本理解不了丹尼尔的思想高度，在他离去时，一枚致命的子弹从身后向他射来。

还好，剧情反转，返乡之旅只是丹尼尔新书《杰出公民》里的情节。他并没有死于那枚子弹，依然在用笔问询着这个世界。

我在云南、广西、海南、陕西、北京等地都生活过，这些地方带给我无限的素材与思考。此外，我还喜欢旅行。2016年，我去了印尼一座名为Lembongan的小岛。一路上，我和华人老水手坐在甲板上聊天。天和海都蓝得无边无际，而我们总也望不到岸。在巨大的孤独和充实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地球馈赠给人类的浩瀚，它壮阔的海、雄伟的山，都被人类的争竞、矛盾、局限与短视极大地遮蔽了。当完整、缓慢、宁静的古典性被后工业时代彻底瓦解，破碎、急促与漂泊就成为我们直面的事实。

所幸的是，生活在逃避不了的现代性之中，我乐于接受它的考验，并朝着完整与秩序努力。在写作中，我希望自己能保持更加宽广的目光，无论是诗歌、散文、批评还是其他文体。我相信，只有广阔才能安慰无根的失落。这颗蓝色星球，一定也期冀着我们能用一种全人类的、发展的眼光去善待它。

2020-8-24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