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碧薇Yang Biwei(1988年4月10日——)，中國雲南昭通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後。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青年詩人和批評傢之一，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搖滾、民謠、電影、攝影、裝置等領域。出版作品：詩集《坐在對面的愛情》，散文集《華服》，學術批評集《碧漪或南紅：詩與藝術的互闡》。曾獲《十月》詩歌奬、鬍適青年詩集奬、北京詩歌節銀嚮日葵奬、紫蓬新銳詩歌奬。現居北京，任教於魯迅文學院。

詩觀

藍色星球上的山與海

我的故鄉是中國滇東北一個名叫大關的小城。在雲南的高山峽𠔌間，這樣的地方很多，歷史上的驚心動魄，已在今日的安適中洇散；面對外界，這些無名之地如山中百合，神秘而悠遠。至今我仍記得，有一天，祖父來幼兒園接我放學。回傢路上，夕陽將小城鍍得金光燦閃，街道在往前伸展，樓房隨之變換，唯遠處的青山巋然不動。我舉目四望，小小的城外，到處都是山。

我問祖父：“爺爺，山的外邊是什麽？”

“也是山呢！”

“再往外呢？”

“還是山。”

“全世界都是山嗎？”我有些灰心，又很不甘。

“不是噢！再翻過幾層山，別的地方也有城市，許多城市比大關大得多。我們住在高原上，外面還有平原、丘陵、沙漠、大海。”

“那爺爺，您明天帶我去翻山吧！”

“明天不行。以後你長大了，就能翻過山，去很多很多地方。”

“您要和我一起去。”

祖父把我那蜷在他手心裏的小手攥緊了些，他笑着說：“等你長大了，爺爺就死囉！”

這是我對山最初的印象。如今，祖父已歸臥於故鄉的山林，每每回想起這一幕，我仍會感覺到，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我生命裏翻騰。如祖父所言，我離開了雲南，開始在外面東遊西蕩。我還拿起了筆，用寫作來創造另外的故鄉。

對我來說，海是一種寬度，山是一種尺度。寬度，是可以用文字去建構的；而尺度，它一直在那兒，並不需要我特別地強調或證明。所以，當地域書寫經前輩們的努力，成為了一種風嚮，並且能夠為年輕一代的寫作者提供無數便捷的時候，我卻選擇了沉默地凝視自己的雲南身份。

我從小就很清楚：我還有一個故鄉，那就是廣阔的世界。廣阔的世界是不能靠捷徑去占有的，我必須要走最難走的路。

某個夏天，我沉浸於奈保爾《大河灣》的情緒裏。比起他另一本廣受贊譽的《米格爾大街》來說，我本能地偏愛《大河灣》：在輕傷細惘的筆墨下，二十世紀的非洲帶着激情與惶然，匆忙地應對着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而從世界各地趕來非洲尋夢的人，和本地居民一樣，早就喪失了故鄉。奈保爾是善感的，從一個邊緣的視角去張望整個世界，他清楚地知道在現代社會裏，無根性就是人的本質屬性，是我們擺脫不了的命運。無獨有偶，魯迅、昆德拉、辛格等，也都在這條無根的譜係裏。無根，就像上帝給現代人打上的烙印。既然無根，我們的故鄉在何處，寫作的意義又是什麽？

電影《傑出公民》講的也是一個無根的故事。影片中，定居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阿根廷作傢丹尼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奬，此後的幾年裏，他拒絶了世界各國的表彰，唯獨接受了故鄉小鎮薩拉斯的邀請，重返薩拉斯去領取當地為他授予的傑出公民奬。回到故鄉後，他發現一切比自己想象的更糟，到處是盲目崇拜、商品消費、道德綁架、平庸浮躁。薩拉斯不是天堂，它和其他地方一樣，充滿疾病和難題。作傢的使命，正是要對這些疾難發聲。而小鎮居民根本理解不了丹尼爾的思想高度，在他離去時，一枚致命的子彈從身後嚮他射來。

還好，劇情反轉，返鄉之旅衹是丹尼爾新書《傑出公民》裏的情節。他並沒有死於那枚子彈，依然在用筆問詢着這個世界。

我在雲南、廣西、海南、陝西、北京等地都生活過，這些地方帶給我無限的素材與思考。此外，我還喜歡旅行。2016年，我去了印尼一座名為Lembongan的小島。一路上，我和華人老水手坐在甲板上聊天。天和海都藍得無邊無際，而我們總也望不到岸。在巨大的孤獨和充實中，我深深地感覺到：地球饋贈給人類的浩瀚，它壯闊的海、雄偉的山，都被人類的爭競、矛盾、局限與短視極大地遮蔽了。當完整、緩慢、寧靜的古典性被後工業時代徹底瓦解，破碎、急促與漂泊就成為我們直面的事實。

所幸的是，生活在逃避不了的現代性之中，我樂於接受它的考驗，並朝着完整與秩序努力。在寫作中，我希望自己能保持更加寬廣的目光，無論是詩歌、散文、批評還是其他文體。我相信，衹有廣阔才能安慰無根的失落。這顆藍色星球，一定也期冀着我們能用一種全人類的、發展的眼光去善待它。

2020-8-24 陝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