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知识界的公开信
张羿
张羿：致中国知识界的公开信
张羿后现代管理 2018-02-27
各位知识界人士：
在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文化的标准、文学的标准、艺术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人的标准。
五四以来，中国历次启蒙运动，都以“救亡”或社会进步为己任，却忽视了对人本身生存意义的追问。
虽然，鲁迅等人也致力于构筑新的“人学”，但人的意义始终处于遮蔽之中。
因此，百年来的中国启蒙，都是一种“鸵鸟式”启蒙。这样的启蒙，自然缺乏稳固的根基。建立在此种启蒙之上的文化、文学和艺术，难免存在根本的缺陷。
在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奖之际，我如此评价中国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似乎有些大煞风景。但我绝非有意哗众取宠，在这封公开信中也不会论及莫言本人的作品。
启蒙原本是我长期思考的课题，此前，在《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中，我也论及过启蒙破产的命题。这封公开信只是我对该文所作的进一步补充。巧合的是，本公开信的写作恰恰是在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
本公开信将与知识界人士围绕启蒙破产问题展开探讨，当然也必然涉及到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我所提出的是中国知识界早已面临的重大课题，我的阐述包括对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重新审视，但并非对莫言获诺贝尔奖意义的否定。
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自然有其价值，但我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对文化本体的反思，并不涉及到具体的文学作品，更非文学批评，因此，与莫言获奖事件以及莫言本人毫无关系。本公开信以下也将完全回避与此事有关的一切字眼。
在本公开信中，我提出的观点是，在西方启蒙破产的背景下，中国也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启蒙运动。从五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数次“启蒙”和“新启蒙”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果效，甚至逐渐走向衰颓，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在国人价值迷茫的当代，期待一次新的“启蒙”或“文艺复兴”，以重建中国文化，树立中国文化大国地位的想法，在中国知识界却相当普遍。
之所以会发生此种现象，在于中国知识界很多人对启蒙的本质，以及启蒙破产的必然性还缺少深刻的洞悉。希望通过本公开信的阐述，能够抛砖引玉，使更多学者参与讨论，以彻底澄清相关问题，推动中国知识界早日克服“新启蒙”情结，而通往实际的真理与自由之路。
一、启蒙的本质及其破产的必然性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启蒙运动？这首先需要了解启蒙的本质及其破产的必然性。
中国知识界对启蒙通常只是泛泛地理解为“走出蒙昧”，而对于启蒙是走出何种蒙昧，以及走进何种光明与智慧却从来没有深究过。
同时，二十世纪中国的数次启蒙，均以“救亡”或社会发展为主旨，与西方启蒙以人的意义和人的自由为宗旨大异其趣。
另外，中国知识界在借鉴西方启蒙成果时，有一个极大的认识偏差，以为西方的现代化完全是启蒙运动的结果。
而事实上，与启蒙并驾齐驱的宗教改革，同样是西方现代化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甚至，没有宗教改革，西方现代化很可能早已偏离理性的轨道。
可以说，西方现代化是理性与信仰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信仰本身就包含理性的维度。
启蒙是走出何种愚昧呢？自然是天主教的宗教黑暗。这不仅是启蒙思想家所反对的，更是宗教改革所反对的。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但并没有弃绝基督信仰，而是使基督信仰回归圣经，回归真正的理性。
因为在天主教的宗教专制中，不仅遮蔽了圣经真理，也产生了严重的宗教迫害和人的奴役。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恢复到应有的状态，祛除了天主教会的种种黑暗统治，使正常的信仰得以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但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完全背道而驰，启蒙运动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由于过度张扬人的理性，最终导致了理性至上，而信仰却被渐渐遗弃的后果。
在启蒙运动中，只有霍尔巴赫等少数人明确反对基督教，大多数思想家并没有完全放弃信仰，如笛卡尔、洛克、伏尔泰、卢梭等。但是，信仰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却最终走向了名存实亡。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理性置于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人与上帝的分庭抗礼。
伏尔泰虽然承认旧约中的上帝，却不相信耶稣的神性。整本圣经讲的都是基督，否认基督的神性事实上就是否认上帝、否认圣经。因此，伏尔泰的信仰已经颠覆了基督教。
卢梭作为启蒙阵营中的另类，是以批判启蒙的姿态而出现的。但卢梭所追求的浪漫与基督教毫无关系，而只是一种自然神论。
还是康德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启蒙的实质，他在《什么是启蒙》一文开篇就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由此看来，启蒙的实质就是人类自己做主，以自己的理性决定一切，而弃绝启示的过程。历史则印证了启蒙弃绝信仰的本质。
虽然康德区分了理性与信仰，但他同样认为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神成肉身。因此，康德的信仰状况与伏尔泰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学者论及启蒙，通常忽略启蒙与信仰的关系，仅把启蒙看作一种赤裸裸的人类理性，也就是简单的科学与民主。少数中国学者论及启蒙与信仰的关系，却往往又夸大了启蒙与信仰的关联性。
事实上，启蒙运动是一个极其狡黠的过程。启蒙思想家是因着反对天主教会，而脱离了教会，并最终成为有名无实之信徒的。
早期启蒙思想家虽承认自己信仰上帝，但这种信仰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后期的启蒙思想家，则基本上沦为自然神论者。而自然神论的本质是无神论。
这与宗教改革中的新教徒完全不同，宗教改革不是废弃教会，而是对教会进行革新，使之成为充满生命、充满释放与自由的全新教会，信徒在这样的教会中可以得到灵性的复兴。
而启蒙思想家在远离教会的过程中，却走向了黑暗的深渊。启蒙思想家发现大自然按照完美的规律运行，体现了最高的理性，大自然堪称上帝的杰作。但是，他们的思想却逐渐走偏，认为大自然这件上帝的杰作离开上帝也完全可以自己运行，以至于最后认为自然就是上帝，而上帝就是理性。
把理性当作上帝，这正是自然神论的最终结局，也是启蒙沦为一种理性宗教，使理性彻底崩溃的原因。
启蒙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直至二十世纪，多数西方人仍然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然而，他们之中却有相当多的人有名无实。
有些西方人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同时，却又宣称自己是无神论，甚至宣称自己是佛教徒。这样的信仰有何等混乱，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2004年7月，在瑞典出席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期间，我曾经问一个芬兰人，你信上帝吗？她说，信。我又问，那为什么北欧有50%以上的离婚率？她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也曾问一个瑞典人，你信上帝吗？他说，信。但还没等我再问什么，他就紧接着说，不过我对佛教也很感兴趣。可以说，这都是启蒙的结果。
启蒙所导致的自由，就是让西方人不顾圣经的教训，把离婚当儿戏；同时丧失信仰的原则，去拥抱那令他们灵性死亡的自由。
所以，虽然很多西方人仍然去教堂，但这不过是一种习俗。他们根本不是去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仅仅是当作一种心理疗伤或暂时躲避尘世的喧嚣罢了。
固然，启蒙思想家中，只有霍尔巴赫等少数是极端的反宗教者。霍尔巴赫认为宗教是一种蒙昧，是野蛮人杜撰出来的文化，因此需要彻底铲除宗教。
象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宗教，他认为如果启蒙理性在宗教面前大叫欺骗，那么应该受到指责的恰恰是理性自身。然而，虽然黑格尔没有否定基督教，认可基督教的深刻性，却同时指出耶稣基督只是绝对理性不清晰的表达。
黑格尔哲学堪称启蒙理性的最高阶段，他所推崇的自然还是理性宗教。虽然启蒙运动中也有对人的经验、情感和良知的重视，但无论启蒙理性与基督教有多少千丝万缕的关系，启蒙的本质都是与基督教势不两立的，启蒙终究是一种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
起初的启蒙思想家只是抨击天主教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却逐渐远离信仰，最终成为无神论了。
我们不是否定启蒙运动的积极一面，毫无疑问，启蒙所推动的科学革命、技术进步和民主革命等，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启蒙运动总体上仍然是失败的。因为启蒙逐渐分割了信仰与理性，并使理性成为主导的圭臬。
法国大革命的疯狂后果，二十世纪的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核武器和环境破环的威胁，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自由的泛滥、婚姻的危机等，无不与启蒙有着深刻的关联。
在启蒙的轨道上，也许科学可以更发达，民主可以更完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可以不断提高。但是与信仰隔绝的理性，必然导致种种非理性，从而使人的存在成为一个悬疑。
无论社会如何向更高阶段发展，人也无法承受生命本身的重负。甚至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灵魂越空虚。
人的意义问题，是社会进步、法制健全、民主自由所无法解决的。社会进步最多实现人外在的自由，而外在的自由无法克服人内在的奴役。
当人的内在奴役达到一个地步，灵魂的痛苦与空虚又会反过来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甚至产生法西斯式的铁血政治，使人类再度陷入外在的癫狂和奴役。
因此，启蒙的破产是必然的。西方自启蒙诞生伊始，就开始了启蒙批判的历程，这绝非偶然，而是启蒙自身存在无法克服之弊端的有力说明。
二、启蒙批判的局限性
正由于启蒙本身固有的致命偏差，从启蒙诞生的那一刻，对启蒙的批判就开始了。不过，从卢梭、维科，到尼采、福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局限性。
确切地说，启蒙批判思想家虽然从各自的角度对启蒙进行了颠覆，但他们都缺乏成熟的建构思路。启蒙批判所存在的局限性，使后来者仍然期待新启蒙的发生，这已经成为现代思想史的一个普遍现象，从西方到中国概莫能外。
卢梭的启蒙批判严格来说属于启蒙内部的一种平衡的声音，他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启蒙，而是启蒙思想家的一份子。
卢梭只是否定单纯的理性崇拜，而倡导从自然中寻找浪漫的因子。同时，卢梭并没有否定启蒙主导思想中对人自我的信赖。
卢梭与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虽然还承认基督教信仰，但却否定基督教核心的原罪说。否认原罪事实上就是否认基督的救赎，也就是否定整本圣经的核心思想。这并不是一件小可之事。
卢梭相信人之初的天真与善良，因此，他认为人虽有严重的缺陷，仍然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或环境加以塑造，而达到极大的改善。可见，卢梭并非真正的启蒙批判者，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
如果人类能够自我完善，而不需要拯救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人把自己当作神话。此种思想即使不是癫狂，最起码也是一种幼稚的乌托邦。
维科以诗性智慧对抗启蒙理性，但他的诗性智慧并非基于确定的信仰，而是基于他对原始民族文化的考量。维科认为科学可以探测外部世界的规律，但关于世界的目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不过，承认上帝的存在，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原本就是普遍的。因此，维科的诗性智慧，与卢梭的回到自然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对启蒙的批判，同样缺少颠覆性力量。
就本质而言，尼采对启蒙的批判是深入骨髓的。尼采的“上帝之死”，正是对以黑格尔为顶峰的启蒙理性最深刻的终结。
尼采所说的上帝，并非圣经中有人格的上帝，而恰恰是形而上学中的上帝—即绝对理性。这是对启蒙理性本体的颠覆。
不过，虽然尼采没有否定圣经中的上帝，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幻想自己就是拯救人类的耶稣基督，但他对圣经中的上帝实际上完全陌生。
根据尼采的思想可以判断，他缺少实际的信仰经历。因此，圣经中的上帝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个符号。否则，尼采绝不会提出“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
“超人”的本质是人自我的高扬，是以自我意志为上帝。由于自我的非理性本质，必然导致尼采呼唤酒神精神，寄望于通过艺术来完成审美救赎。这本质上无非是人的自我救赎。
倡导非理性哲学的尼采，最终还是与启蒙理性殊途同归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尼采不仅无法解放被理性欺压的人类，反而在非理性中走向了迷狂。
在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过程中，福柯比尼采走得更远，他走向了彻底的非理性。如果说，尼采是通过非理性实现审美，福柯则是在非理性中糜烂。
福柯对启蒙理性的颠覆固然是深刻的，但他心目中的非理性，与超越性的救赎大相径庭。福柯所关注的癫狂、同性恋和各类“性反常”，绝不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由。
对于福柯而言，理性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但非理性难道不是自由的更大敌人吗？理性至少还可以建立相对的道德与秩序，而福柯式的非理性能建立什么呢？
通过对同性恋和精神病这些边缘问题的关注，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因为这些现象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而是伴随人类堕落之后的普遍存在。
福柯深知对启蒙理性的过度批判，会陷入“法西斯主义”陷阱，这里的法西斯是指尼采的“权力意志”。然而，这种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却是福柯无法逃避的魔咒。
福柯自己沉迷于同性恋，并因此罹患艾滋病而死，这能为我们提供何种教化？这究竟是自由还是奴役，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福柯对启蒙的批判，也缺少真正的建树。
事实上，福柯与后期世俗化的启蒙思想家，具有完全一致的世界观。他们都不相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福柯的思想，与其说是对启蒙的批判，还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新启蒙”。因此，本质上是启蒙深陷绝境的表征而已。
迄今为止，对启蒙的批判仍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最为深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批判之独到，并非在于他们对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霸权的揭露，而在于对启蒙理性根基的挖掘，以及他人所不具备的犹太教视角。
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和现代战争等，是显而易见的启蒙灾难，并非只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才能看到。但关于启蒙的根基以及绝对真理的缺失，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得那么深远。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并非专指发生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所推崇的那种精神，而是浸透在人类文化中的根本精神。
启蒙与神话具有同源性，在神话中包含着启蒙。因为，神话是人类自我幻想的产物，其中张扬着人类的自大和荒谬的乌托邦。但现在启蒙成了新的神话，人类把理性当成了上帝，使启蒙理性以非理性而告终。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非否定启蒙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批判启蒙理性所带来的，以征服自然、科学万能和技术至上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呼唤真理，即犹太--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
应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启蒙理性的根基，也几乎找到了真正的建构之道。但由于他们同样存在着自身固有的局限，因此最终落入了悲观的渊薮。
首先，他们仍然未能触及启蒙精神真正的根基。其次，犹太教视角使他们不具备穿透奥斯维辛的智慧，并限制了他们认识超越启蒙的根本之道。
事实上，启蒙精神不是源自神话，而是源自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而亚当与夏娃的启蒙唆使者，是那条被审判的古蛇。
也就是说，启蒙的真正根源是作为撒旦化身的古蛇。在那条古蛇的引诱下，夏娃首先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亚当也吃了。从此，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能够分辨是非、羞耻和善恶了。这是人类启蒙精神的真正滥觞。
上帝并非不允许人类分辨是非和善恶，也非不允许人类拥有自己的理性。事实上，理性本身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智慧光辉。上帝只是不希望人离开祂，去建立自己的是非善恶标准，建立自己的理性。
人与上帝同在，就是以上帝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和理性的标准。这是真正的理性，这样的理性不是与信仰分离的，而是与信仰合一的。但人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离弃了信仰而建立自己的理性。
毫无疑问，启蒙精神开始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而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不过是把亚当夏娃所开创的启蒙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已。
自此，人类可以大张旗鼓地与上帝分庭抗礼了。这正是启蒙和现代性的本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看到启蒙的这一真正根基，因此也未能坚定地指出超越启蒙的现实之路。事实上，他们两位对上帝救赎之道的认识是模糊的。
霍克海默既承认上帝，又对希腊哲学寄予期待，这与舍斯托夫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毫不相干”具有根本的差距。阿多诺则最终寄望于现代艺术的审美救赎。他所期待的是蒙克式的反艺术，在黑暗中以死亡的姿态持续地呐喊。难怪阿多诺要陷入绝望！一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就足以暴露阿多诺信仰的荒芜。
事实上，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犹太教视角，是不可能真正超越启蒙的。启蒙建立在对天主教的反拨之上，只有比天主教更为先进的新教信仰可以矫正启蒙的偏至。而希望比天主教还要落伍的犹太教去矫正启蒙的偏至，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两千年前已经完成，仍然在期待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基督）。而当奥斯维辛悲剧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对弥赛亚的期待变成了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陷入悲观就成为必然。
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站在基督教超越的视角下观察奥斯维辛，或许他们就能够洞悉，这不过是上帝借着对邪淫背道之以色列的惩治，使他们悔改，以带进以色列复国和基督第二次降临所施行的重要步骤。
三、新启蒙在西方的困境
由于启蒙批判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西方思想家在揭露启蒙破产的同时，并没有提供超越启蒙的现实路径。这促使另外一些思想家，试图通过对启蒙的完善来达到克服启蒙弊端的目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可视为“新启蒙”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不同彰显。
哈贝马斯深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理论所面临的窘境，他认为启蒙尚未完成，但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颇具乌托邦色彩。
事实上，对于启蒙本质的认识，哈贝马斯的思想深度远不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资源并没有枯竭，一切理性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神话，使人从启蒙与神话的纠缠中脱离出来。
为此他提出交往理性以取代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并不是先验的。然而，这种仍然把理性作为拯救之道的“新启蒙”，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它不能解释理性的来源，无法为理性自身的合理化提供终极的依据。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主体间性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通过对话来实现理性。
但对话双方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价值观和世界观又是什么？主体作为自我，其本身的焦虑和困惑如何解决？
在一个丹尼尔·贝尔所说信仰危机的社会中，所谓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即人与人理性对话的真正实现无疑令人绝望！
人们崇拜理性的结果是丧失了理性，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观和终极的理性依据，对话往往无果而终，而冲突却愈演愈烈。
当今世界，小到爱情和婚姻中的两性个体对话，社会组织内部的对话以及组织与组织的对话，大到国家与国家的对话，国家集群与国家集群的对话，都充满了艰难。其根本困境不是没有交往行为，而是缺乏交往理性的标准。
这个理性必须有终极的来源和终极的依据，而不是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非先验”理性。若理性没有终极的来源和依据，那么理性就绝不能成其为理性，而只能是非理性。
相对于哈贝马斯的本体论“新启蒙”，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更为现实。
但正因为吉登斯关注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他在以社会学家身份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的同时，却深深地陷入自我认同的焦虑。这是现实给予吉登斯的重击，也是给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重击。
对吉登斯而言，启蒙是现代性的根源，而现代性是源自后封建的欧洲并逐渐扩展至全球的社会运动。
启蒙肇始于寻求确定性和个体的自由，经由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人们确实获得了更好的保障和解放，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我的焦虑。
相反，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以及科技的突飞猛进，自我的焦虑却日甚一日，人越来越被生命的无意义感所困扰。
现代性所带来的核威胁、全球生态灾难、全球金融危机等等，使原本稳定的安全基础被瓦解，人们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被无力感和剥夺感所包围。
甚至科学也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科学缺少权威的标准，不断的专业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壁垒；科学本身处于不断的革新之中，而这种革新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危机，正是启蒙自身演绎的结果。启蒙肇始于自我的解放，却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奴役和人生的荒诞。
值得深思的是，吉登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毕生致力于现代社会的改良，原本是“新启蒙”的践行者，但他却为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所深深折磨。可见，无论人类的理性如何强大，终究还要面临深渊般的命运。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正暴露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乌托邦性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而吉登斯的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危机，则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启蒙破产的必然性和“新启蒙”的不可能性。
四、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启蒙运动？
1、二十世纪的中国式启蒙
当五四启蒙运动降临中国之际，西方的启蒙已经破产。西方破产的虽然不是启蒙所带来的科学与民主，却是启蒙的根基，也就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破产。
西方的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首先，西方的启蒙最初是对天主教会黑暗统治所带来的宗教蒙昧的批判，但不是对宗教本身的反对；
其次，西方的启蒙并非着眼于社会进步或革命，而是对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追求。科学进步和民主革命，则是西方启蒙的间接后果。而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是一场纯世俗的文化运动。
另外，由于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始终以“救亡图存”或“赶超欧美”为主要目标，人的价值和自由的问题反而被搁置了。
虽然五四时也有鲁迅改造国民性之呼吁，但“救亡“大于一切的现实最终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一场革命。中国社会特定的现实和文化传统中对人的价值在学理方面的忽视，使得五四以来的启蒙始终是一种残缺的启蒙，或是一种“鸵鸟式”启蒙。
五四以来的中国式启蒙之所以聚焦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忽视西方人学的基础部分，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思辨精神不无关系。
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式启蒙，在无视西方启蒙批判和启蒙根基破产的情况下，成了一场以社会变革为先导的不完全的启蒙运动。
由于中国原本就缺少宗教传统的束缚，在高扬人的主体性方面较之西方就更加肆无忌惮，故而与西方启蒙中的个人主义一拍即合，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踏上了纯世俗的现代化之路。
这与西方具有极大的差异，西方在启蒙之后的历史中，一直同时伴随着宗教改革或信仰复兴，而后者对平衡启蒙偏至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是西方现代化虽充满诸多消极但仍能维持相对平衡的根本原因。
五四以后，二十世纪中国又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和启蒙后思想余波，分别是三四十年代的“新启蒙”、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和九十年代的“新启蒙”余波。
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反复进行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启蒙仍然未能真正完成。
除了启蒙的根基--严格意义上的人学始终未能建立外，即使启蒙外在的科学与民主，也未能达到西方的高度。其中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中国式启蒙的固有缺陷也难辞其咎。
如果说，三四十年代的启蒙是对五四运动之延续，八十年代的启蒙则是又一次五四运动；而九十年代的启蒙余波，则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延续。
不过，三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这两次启蒙延续，某种意义上都是之前启蒙运动的回光返照。特别是九十年代的启蒙，已经不能视为新的启蒙，而只能说是启蒙之余烬了。
因为在九十年代的启蒙余波中，原来的思想阵营发生了巨大的思想分化，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此走向了解散。
由于忽视了西方启蒙根基崩溃和启蒙破产的事实，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根基，因此一直跛脚前行。这种理性至上的启蒙，使原本就匮乏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始终无法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学。
中国知识界并非对人本身的问题完全漠不关心，从五四到八十年代，对人的改造从来没有放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学东渐中，中国知识分子也接触了大量西方现代哲学、人文思潮，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受到热捧，他们的人学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这些思想家皆为启蒙破产之后的思想者，他们自身的人学已经瓦解，带给中国学人的，也大多是消极的东西。中国学人虽不能真正领悟尼采的“上帝之死”，却能接受他那种癫狂的酒神精神。
原本就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对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之自我中心主义哲学，自然也很容易产生共鸣。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学，由于满足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受追捧也是必然的。
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老庄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了虚幻的精神慰藉，“诗意的栖居”一度成为知识界尽人皆知的时髦概念。
海德格尔的“存在”近似于老子的“道”，是一个虚空的概念。海德格尔并没有找到人学的根基，他的存在哲学无疑带有太多幻想和逃避的色彩。
“诗意的栖居”并不能使我们脱离沉重的肉身，天才的中国诗人海子正由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而在1989年卧轨自杀，海子之死从某种角度无疑是八十年代中国启蒙失败的标志。
而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福柯、德里达等西方消极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陆续译介到中国，中国思想界就更加混乱了。
作为启蒙破产后西方思想的代表，消极后现代思想家解构一切的精神，使原本就缺少完整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失去了标准，人的概念也就彻底支离破碎了。
九十年代，启蒙思想阵营在中国逐渐分化，启蒙运动遂在某种多元主义之下无果而终了。
2、启蒙突围在中国的困境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没有再发生大的思想运动。但由于二十世纪的历次启蒙运动，都未能达到理想的果效，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寻找突围的路径。
与二十世纪历次启蒙运动不同的是，九十年代末之后中国学人的启蒙思考开始比较重视人学的建设。这一方面是中国知识界逐渐看到了现代化的弊端，厌倦了消极后现代思想的片面解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关注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人本身。
可以说，中国的启蒙经历了一个与西方启蒙完全相反的过程。西方的启蒙一开始就以人的自由为主要目标，而科学和民主反而是副产品。中国的启蒙则一开始注重科学与民主，当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意义之间的平衡问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启蒙突围或启蒙反思中，国学和西方建设性后现代思潮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两大热点，而海外华裔知识分子对国学的热衷程度似乎远在国内知识分子之上。
事实上，除第一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是在中国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杜维明、余英时等，都是在大陆之外的学者。
相比海外学者对国学的热衷，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反倒显得有几分叶公好龙的色彩。各名牌大学纷纷开设的“国学班”恐怕更多不是出于对国学的热爱，而是由于金钱的吸引。
这无非是一种时髦的商业行为，是大学掏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钱包的新手段罢了。而商人更不可能真的对国学发烧，而大多只是填补心灵空虚并顺便扩展一下自己的人脉罢了。
事实上，国学并没有扎实的人学传统。儒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虽有诸多人伦之道，但缺少对人本身的定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根本不去探讨人的终极意义，因为那样太劳心费神，也非孔子智慧所能及。
至于建设性后现代思潮，本身还处于幼儿期，尚无真正成熟的思想，且国内知识分子对大卫·格里芬等后现代思想家并不十分熟悉，他们在西方的影响也极其有限。
建设性后现代思潮虽开始规避消极后现代的破坏性后果，也就是启蒙破产后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层面。关于人的定义，建设性后现代也还没有答案。
他们充其量只是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返魅”的概念，试图恢复被启蒙所祛除的自然的神秘性，调整启蒙世界观把自然当作纯粹客体的偏执。
因此，我们虽然看到杜维明等海外学人倡导以儒家思想完善启蒙，汤一介等国内学人试图在西方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国学之间寻找可以融合的地带，但他们的反思绝非实质性突围。
由于儒家真正意义上人学的缺席，杜维明的启蒙反思终究还是落入了实用主义的老套。无论杜维明如何强调儒家的“仁”，但还是无法确定“仁”的源头为何。因此，他只能摈弃意义、摈弃人的生存之本，也就是摈弃真理的根基。
如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杜维明的启蒙反思也只能算作一种鸵鸟政策。杜维明认为，儒家的入世具有超越基督教的价值，但是，如果不明白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一切的启蒙、一切的民主和自由都毫无价值。
这不是入世和出世的问题，如果没有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无论入世抑或出世都不过是虚空。如果人生注定是无意义的，那么，民主与科学又有何用处？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这样崇高的理想，却从来没有指出天人合一的实际道路。
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是神人合一，对于孔子而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使神人合一注定无路可走；对于董仲舒而言，他虽然追求“天人感应”之境界，但由于缺少圣经这样的特殊启示，因此终究难以实际地摸到神。固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但基督教不仅为宇宙人生提供了终极解释，也提供了“天人合一”的具体道路。相当多的世俗学者甚至很多神学家都把圣经看作一部道德之书，但实际上圣经是一部生命之书。
圣经不仅启示了人类的被造，也启示了神造人的最高目的，乃是要把祂自己的生命赐给人，使神与人、人与神达到完全的合一。因此，基督徒的成圣不是依靠修行与克制，而是凭着基督的内住达到神圣生命的自然彰显。
杜维明在反思西方启蒙历史时指出，基督教是禁欲主义的，而儒家则释放人性。事实上，杜维明根本不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基督教绝非禁欲主义，更不是儒家那样的世俗伦理体系，而是既出世又入世的神圣价值体系，并且是能够给人真正自由的生命之道。
基督教的出世不是佛教的消极避世，而是借着基督超越的生命对肉体之罪和世俗鄙利的超越；基督教的入世不是参与政治，而是通过恢复人性与神性的合一使信徒成为堕落世代的盐与光。
在汤一介看来，国学和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合流，有可能使中国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这只能代表部分中国学人对“第二次启蒙”的热切期待，却未必具有实际的操作性。
汤一介认为，国学与建构性后现代的合流有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和“天人合一”理论；
第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第二次启蒙”与儒家的仁学理论；
第三，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以及“礼”中的人权观。
汤一介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固然有表面的一致性，似乎有合流的可能，不过一旦涉及到深层价值观，就绝非简单的合流问题，而必然会出现文化的冲突。因此对话的结果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合一，而最多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
汤一介可能忽视了，在西方建构性后现代思潮回归的过程中，正在渐渐地靠拢曾经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基督教传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基督教并非简单的和谐观，而是包含着神赐予人的对宇宙的管理权，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并不完全相同。
儒家的仁学理论和人权观，与基督教中的爱和人权观也不完全相同。相对而言，基督教的爱和人权概念，更加超越、也更加博大。
但无论如何，汤一介所期待的国学与建构性后现代的合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再度产生文化冲突的问题。这必然也会涉及到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挑战与解构。
3、中国不可能再出现新启蒙
二十世纪中国历经了三次启蒙运动，最终，在世纪之末，启蒙还是走向了解体。这意味着在西方启蒙破产的背景下，所谓的新启蒙在中国也已经不再可能了。
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始终踯躅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也暴露了中国启蒙突围无门的现实困境。
五四是以“打到孔家店”为旗号的，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又提倡尊孔读经；随后的新启蒙运动则再度“打到孔家店”，反对传统文化的封闭和僵化。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西化的浪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九十年代，却又出现了从大陆到海外华人的国学热。
此种罕见的反复，实际上说明，中国一次次的“新启蒙”根本无新可言，无非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徘徊而已。这意味着启蒙在中国已是强弩之末，在西方现代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出路。
虽然从鲁迅开始，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致力于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忘记建构自己的人学，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一直在改造人。
但直到今天，中国的人学仍然未能建立。包括杜维明和汤一介在内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超越存在根本缺陷的启蒙情结。
由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未能找到人的定义、意义和价值，未能超越欧洲启蒙和二十世纪中国数次启蒙的思想局限，因此，事实上，中国的启蒙在九十年代就已经终结了。
杜维明和汤一介等学者的启蒙反思，只能说是启蒙的回光返照，而不具备任何新启蒙的意义。无论是杜维明的新儒家思想，还是汤一介的儒家与建构性后现代合流的设想，都存在着根本的困境，并不能真正完成启蒙的推进和新人学的建构。
如前所言，儒学和后现代的对接，存在诸多矛盾。建构性后现代思想，从马克思·韦伯的“返魅”，到大卫·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最终仍将回到基督教传统的轨道上来。
基督教与儒家只存在伦理体系的相似性，而不存在价值观的同构性，因此，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如果建构性后现代停留在泛泛的“返魅”，那只是一种虚空的神秘主义，与儒家的合流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就儒家文化本身而言，虽然具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仅仅是一套伦理体系。这套伦理很好，但并不优于西方现代民主体系，更不优于圣经价值体系。
儒家思想含有普世的部分，却不具备普世的征服力。因为儒家没有解答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而圣经完整地解答了人生终极意义问题。
因此儒家与圣经对抗必定处于下风，而儒家与圣经融合，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圣经所取代，因为圣经的价值体系高于儒家的价值体系。
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这一事实，而不能盲目自大，当然亦不可妄自菲薄。圣经的普世价值观，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价值体系，我们理应以宽大的心胸对待圣经价值观，基督教只能使中国人更加博大、宽广，更加仁爱和智慧。
这并非否定儒家文化的伟大价值，而是在认可儒家价值前提下的更进一步。走出这一步，意味着中国从五四到九十年代一直未能完成的“启蒙”和“新启蒙”的真正完成。
但这一过程本身不能称为“启蒙”的过程，而只能称为“启示”的过程。因为接受西方现代价值观，是以人为主体的过程，而接受圣经价值观，却是从上而下领受神圣启示的过程。
这一过程并没有消除人的主体性，但其核心却是上帝的启示，而非人的理性。在这样的世界观预设下，再也不可能出现“新启蒙”了。
一旦突破此种世界观预设，中国所出现的思想复兴，将不再是启蒙，而只能是启示。因为除了回归启示之外，人类再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的思想。
回归启示意味着理性的真正复兴，只有回归信仰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就此而言，我们绝非反对启蒙的民主与科学，而只是反对民主与科学脱离信仰的轨道。
五、从启蒙到启示
1、哲学终结与新启蒙的虚妄
从西方到中国，新启蒙都无果而终，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哲学终结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知识分子大都知晓哲学终结之概念，但对哲学终结的本质及其现实性往往认识不足。
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哲学终结不过意味着新哲学的诞生，而没有意识到哲学终结实际上宣告了哲学的死亡。
人们通常都会想当然地以为，只要人类历史继续，哲学也必然会继续。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无疑会使人们陷入对哲学的盲目乐观。关于启蒙之后需要新启蒙的观点，与此完全出于同一逻辑。
人类哲学只有一个恒久的问题，就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就必须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不管人类哲学史出现了多少艰深庞杂的哲学著作，也无非都围绕着这一个问题。
事实上，哲学从未找到人的答案，因此才导致了最后的终结。因为，哲学是人类智力的推演，而人类通过自我反思是永远无法认识自己的。最起码，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永远无法解释自己的生命是如何产生的。
在所有的物种中，只有人类会思索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人类对死亡怀有恐惧并寻求永恒。
人类哲学的诞生，正是为了寻求有关人的一切奥秘。而要揭开人的奥秘，首先必须探明人和宇宙的源头问题。因为人生活在宇宙中，人和其生活的宇宙必须有一个终极的本源。否则，一切困惑都无从解答。
那么，关于这个终极的本源，人类哲学是如何解答的呢？西方哲学，特别是从柏拉图到康德、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都把这个终极本源归于一个抽象的概念。
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论有多少差别，但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无生命的抽象概念。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这个源于赫拉克利特的希腊哲学概念，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世界的本源、原型或模型；其二，它是这个本源或原型的解释、说明和彰显。人和宇宙万物，总有一个本源。
但如果说，宇宙的本源只是一个毫无生命的抽象概念，那么，一个抽象概念怎么能够产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宇宙、如此鲜活的生命，特别是人这种高度智慧的生命呢？
所以，西方哲学虽然晦涩艰深，大师辈出，终究还是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中国哲学关于人和宇宙的本源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道家的观点，认为终极本源是不可言说的道，这个道和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不同的是，它无法言说，因此比逻各斯更加神秘，也因此而陷入虚空。但人和宇宙如果是从虚空中产生的，这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中国哲学关于人和宇宙本源的另一代表性观点源自孔孟，确切地说源自孔孟之前的上古先贤，而最后在董仲舒那里达到巅峰。
按照董仲舒的观点，人是源自神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种观点与圣经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虽然人源自神似乎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但这能解释宇宙的和谐、奇妙、丰富和多彩，也能解释人类智慧的高超。
不过，由于儒家缺少圣经这样的特殊启示，缺少天人合一的实际路径，于是孔子遂秉持“敬鬼神而远之”的精神，去构筑世俗伦理道德去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也因难以真正实现而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最终，儒家的终极思考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历史淹没了。
中国哲学有光辉的天人合一思想，但这种天人合一更多不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而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天人合一正因高超而无路可走，道家的天人合一，却因带有一定的幻想和浪漫色彩，而对文化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使中国文化特别是诗歌和绘画平添了某种飘逸、虚静和浪漫。
虽然宋明理学，也曾将宇宙的本源归于某种类似于西方逻各斯的“理”，但与西方发达的形而上学相比，无疑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形而上学的发达并没有使西方哲学找到宇宙和人的奥秘，反而导致了哲学的终结。
两千年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史，穷尽了人类的智慧，却未能抵达真理的殿堂。这不是说，西方哲学没有丝毫有价值的东西，但所谓的价值却与真理无关。
真理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终极的本源。它是一切事物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个源头，所有的现象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如果这个本源是虚假的，则意味着一切都是虚假的。
由于西方形而上学之逻各斯的虚假性，建立在这样一种本源基础之上的一切思考也都是虚假的，这表明西方哲学的全然失败。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家自然不相信自己的失败，是尼采率先揭露了形而上学的欺骗性，而维特根斯坦则彻底拆毁了形而上学大厦。
维特根斯坦的振聋发聩在于，他指出了整个形而上学的虚谎性。他说“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直接颠覆了西方哲学，揭穿了逻各斯这个抽象的概念，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这就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全然虚谎，因此，建立在逻各斯基础之上的意义就全部倒塌了，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有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是基督徒，但从他的世界观中似乎看不出基督教的痕迹。即使他仅仅如启蒙思想家一样，把上帝等同于理性，也不至于颠覆形而上学，因为正是形而上学把理性等同于上帝。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还保留着基督徒身份的话，那么他可能仅仅是把耶稣当作道德楷模的那一类西方人。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事实上是对启蒙理性最致命的一击。
经过维特根斯坦的致命一击，不仅西方哲学被终结了，连中国古典哲学也被终结了。因为，维特根斯坦所终结的不仅仅是逻各斯，而是终结了所有的意义，终结了所有对终极本源的思考。
那么，老子的道哲学和庄子式的冥想自然也都不能抵达真理。庄子梦想中的神人和真人，充满了神奇和瑰丽的色彩，其超凡的境界恐怕只有圣经中的耶稣基督能够达到。但对于庄子来说，这只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浪漫。
道家虚无缥缈的世界观，使之成为一种诗学，这是中国式的形而上学。既然维特根斯坦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根基，那么这种中国式形而上学必然也要终结。
因此，哲学的终结和启蒙的终结具有直接的关联，并封锁了任何新启蒙的可能性。本来，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还期待通过更完善的理性来达到更新的启蒙，但维特根斯坦颠覆了理性的源头，也就是那最高的理性—逻各斯。
如此一来，所谓更完善的理性就必然成为虚空。难怪吉登斯这样致力于通过理性改良社会的社会学家，却最终深困于自我认同的危机而不知所措。二十世纪中国的数次“启蒙”和“新启蒙”都虎头蛇尾，甚至无果而终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直到今天，中国知识界仍然对所谓的“新启蒙”心存幻想。象杜维明和汤一介等学者的努力，显然都缺乏对启蒙破产的清晰认知。
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哲学终结的彻底性，以及新哲学诞生的不可能性。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终结后，曾出现过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试图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在场性，而推出“不在场”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看似艰深的哲学其实并不高明，所谓的不在场，即存在---终极本源的虚空性，这不过是有些类似于道家的神秘主义。
而在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结构中，同样未能揭开宇宙的奥秘。海德格尔心目中的神，只能与希腊神话对接。
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中，神话就是最初的启蒙，因此海德格尔难免又落入启蒙的神话。
而今天西方哲学界形而上学的某种回流迹象，并不表明哲学又有了新的希望。
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当代哲学即使回到柏拉图，也不可能超越柏拉图。
维特根斯坦在宣布形而上学终结后原本应该终止哲学创作，他后期的哲学创作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败笔，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中国学者黎鸣认为，哲学死了，人类唯一的希望在于重建全新意义的人学，黎鸣的设想又回到了苏格拉底。但我们还能承受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人类哲学重演吗？
在人类理性的范畴内，所谓的人学也将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哲学罢了。哲学已死，我们需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创造新的哲学，而是需要回归启示，以使我们拥有真正的理性，如此才能参透宇宙、人类和上帝的奥秘。
数千来来，哲学家没有解释清楚存在的问题，而是令存在问题变得复杂和扑朔迷离。
就此而言，哲学虽然是爱智慧，但哲学家却未能抵达智慧的殿堂。哲学甚至成了某种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吊诡的游戏，对于人类的生存缺少实际意义。
哲学家成了徒有虚名的人，甚至是沽名钓誉的人。今天各大学哲学院系里，大量的专业研究者已经不再是哲学家，而只是研究以往人类哲学的学者。
西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新哲学，而且以后也不会出现了。哲学的终结必然导致文学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因为文学和艺术本质上都是人学，而哲学终结意味着一切人学的失败。
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原本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几千年的文明证明他们自己也是灵魂漂泊者，在此种背景下，谁能够主动走下神坛，谁就是真正的智慧。
2、从启蒙到启示的超越之路
启蒙的破产绝非科学与民主的破产，而是启蒙世界观的破产。启蒙世界观的破产，使人类生存在无根的世界上，因为科学与民主并不能解决人的终极价值问题。
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便存在着根本的缺陷。这种缺陷使现代人在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中，被无力感和剥夺感所包围。
事实上，西方现代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启蒙的历史，而是启蒙与宗教改革并行的历史。其中，宗教改革对启蒙偏至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宗教改革的平衡，单纯的启蒙可能早已令现代社会因理性至上而走向失控。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就已经看到了人本主义的末路，因此，最终转回了信仰。
而随后的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既有以笛卡尔、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也有帕斯卡尔这样的詹森派和反启蒙运动。
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毫不含糊地反对笛卡尔以人类理性为中心的怀疑主义，坚信基督的救赎是唯一真实的道路。
在英国，约翰·卫斯理的福音觉醒运动，与培根、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相对抗。
在德国，伊曼努尔·康德将启蒙运动推向顶峰，而以菲利普·雅各布·施本尔，奥古斯都·赫尔曼·弗兰克为代表的虔敬派与之针锋相对。
在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是托马斯·潘恩，与之对抗的则是以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为代表的大觉醒运动。到了20世纪，更有弗兰西斯·薛华等基督教思想家，公开向启蒙理性宣战。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具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也与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基督徒的广大农民、部分贵族和教士，是反对革命的。而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则是强调理性至上的启蒙思想信奉者。1792年，革命领袖们下令关闭教堂，废除基督教历法，在巴黎圣母院中供奉“理性女神”，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理性神殿”，还宣布神殿开张之日为大肆庆祝的节日。这正是法国大革命最后所以走向极端专制的根本原因。
而美国的历史表明，清教对美国的影响，远比启蒙运动对美国的影响更早和更深。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可臻至善的观念，并没有取代清教徒强调的人皆具有罪性的观念。正因如此，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才会建立健全的民主与法制。
整个美国的历史表明，美国虽然接受了启蒙理性，但始终没有脱离新教精神。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且基督教精神渗透到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科学与民主的发达绝不是简单的启蒙理性的结果，而是理性与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基督教的本质来看，信仰从未排斥理性，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根据丹尼尔·贝尔的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堕落成享乐主义社会，并非因启蒙不够彻底，而是由于新教伦理的逐渐丧失。
历史上因基督教而产生的冲突，以及因教派分裂而引起的纷争，都不是基督教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人借用了基督教名号或曲解了圣经。
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失败，是人自身的失败，而不是基督教经典圣经不够完善。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象圣经这样屹立，为人类提供超越一切哲学的整全真理体系。
真正的基督教反对暴力革命，强调政府是神的允许，执政者是代表神行使管治权，主张信仰和政治分开。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明确指出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虽相互交叉，却互不干涉。基督教关心的是人的灵魂得救，因此，基督教救人不救世，它解决的是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
在基督教看来，社会的进步与人的灵魂没有关系。但基督教并不反对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是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基督徒都应该以感恩和知足常乐的心态，做恪守职责和遵守社会秩序的公民。
事实上，在哲学终结的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并非全然荒芜。与维特根斯坦截然不同，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并没有因形而上学的虚谎拥抱虚无主义，而是走向了救赎之路。
舍斯托夫毕生致力于抨击形而上学，并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舍斯托夫认为，人的生存是一个深渊，要么求助于理性及形而上学，要么求助于圣经中的上帝。
上帝是真实的，形而上学是虚谎的，上帝关心人的苦难和眼泪；爱是生活的法则，而上帝就是生命和爱的源头。哲学未能解答的问题，在圣经中全部解答了，圣经中的真理似乎荒谬其实最为可信。
舍斯托夫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哲学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上帝并非形而上学中理性的上帝，而是圣经中那个自我启示的鲜活的上帝。
舍斯托夫是真正摸到上帝存在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要真实得多。在舍斯托夫看来，生命比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普遍真理重要的多，信仰比哲学重要的多。与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求，理性无法解决人的恐惧、绝望与堕落。
人要获得拯救必须依赖信仰，“信仰就是战胜自明性，也只有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重负，让我们重新挺直腰‘站起来’”。也就是说，只有信仰能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沿着舍斯托夫所指出的道路转向圣经中的上帝，毫无疑问意味着哲学的彻底终结。舍斯托夫等宗教思想家则因尚未摆脱思辨哲学的束缚，而仍然被人勉强地称为哲学家。
事实上，对舍斯托夫这样的人，不应该再定义为哲学家，而最多只能称其为思想家。舍斯托夫宣布了哲学的死刑，却并没有象维特根斯坦和福柯那样，坠入虚无主义或非理性的深渊，而是给了我们拯救的希望。
启蒙理性依托理性解决一切，但理性绝不能解决罪孽的问题。无论人类如何自我完善，与生俱来的罪性都无法祛除。
因此，舍斯托夫指出，与罪孽相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信仰是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于上帝没有不可能。
别尔嘉耶夫终生所思考的问题是，人类何以陷入如此悲惨的、不自由的境地，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自由的丧失。
别尔嘉耶夫心目中的自由不是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外在自由，那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更深的奴役。
别尔嘉耶夫认为，是“客体化”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导致了人自由的丧失，使人陷入完全异己的世界。这种异化不会因为科学和民主而得到消除。
别尔嘉耶夫认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类摆脱奴役，走向光明和自由的现实道路。但在精神已经被歪曲的情况下下，人们歪曲了耶稣基督，两千年的基督教会史就是对耶稣精神歪曲的历史。
别尔嘉耶夫对基督教会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属实的，只是他没有看到基督教会在被异化的同时，也一直在复兴。
但别尔嘉耶夫试图纠正历史上基督教会的道路，抛弃现世法则，建立真正天国的想法也是符合圣经的。
正是这种对基督教本真地位的恢复，才能使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与科学、民主并行不悖，并成为平衡启蒙偏至的重要力量。
最关键是，如舍斯托夫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是克服启蒙破产后虚无主义的真正道路。在这个新启蒙已断然不可能发生的世界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也唯有启示之路能够超越启蒙了。
张羿
2012年10月15日于上海
张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