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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Hu Shi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891年 12月17日～1962年 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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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简介

胡适[注 1]（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字希彊[注 2][1]，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臧晖、铁儿等[注 3][2]。中华民国作家，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张少谈主义，主张先疑后信，主张科学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他拥有三十六个博士，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博士学位的人之一。

生平

早年经历

胡适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经胡，自古传说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适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时，家业茶商，家道殷实。

1891年12月17日未时，胡适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适父亲胡传一生娶 3 位妻子。元配冯氏在太平天国之乱时罹难，胡传续娶曹氏，胡传在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人后，放弃科举之途，在中国东北宁古塔结识宁古塔边务钦差大臣吴大澂后，受吴大澂推荐走上仕途，后追随吴大澂，先后前往海南、协助治理黄河，及办理江苏税务。此一期间，胡传再娶胡适生母冯顺弟，所以胡适出生之时，父亲胡传已经 50 岁。

189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兼办安嘉总馆，办理台南盐务，此时 2 岁的胡适才随母亲去台湾胡传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父母亲前往台东。然而，因清廷甲午战争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年胡适随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父亲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人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江冬秀虽为乡村女子，但却是书香门第，虽不是博闻强识，也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之后，胡适跟随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的胡适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3]” (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中年经历

1921年的胡适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4]，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5]:40。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6]:128。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与当时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高调。

蒋介石于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5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由美国返回中国抵达上海[7]:8099。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8]:49，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8]:49宪法草案。同日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9]:156。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电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事法庭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7]:8256。1月6日，对北大今后学生运动，胡适称：不应以罢课为手段[7]:8258-8259。1月24日，蒋中正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58页）5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查教授待遇[7]:8349。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育、大众传播、图书馆及博物馆、艺术与文学6个专门委员会，并选出执行委员胡适、朱家骅、吴贻芳、朱经农、梅贻琦、杭立武、竺可桢、张道藩、萨本栋、瞿菊农等10人[7]:8403。9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向达、孙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该校校长胡适称：“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更谈不到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7]:8405

1948年4月3日，蒋中正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请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行政院阁揆，胡适也同意了，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选总统而变卦[10]:2024。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蒋派专机接运留在北平之学人胡适、陈寅恪、钱思亮、李济、劳干等到南京[8]:57。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3日时，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 [10]:2061-2063。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11]:166。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孤臣已无力可回天[10]:2083、2092、2097。4月，胡适在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12]:399，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略谓：“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仍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7]:8887-8888

6月19日，新任阁揆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10]:2095。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来源：唐德刚《胡适杂忆》45页）。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中正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当时美国对蒋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共产党扩张，因胡适无此兴趣而不了了之[13]。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曾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中正讨论后，遭到蒋中正的反对，以致组党的事胎死腹中[14]:74-75。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15]。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16]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信胡适[17]。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周鲠生所说的话，他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下面划线，并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18]。1957年11月，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晚年经历

1958年台北，胡适、蒋中正合照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鲁王墓“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4]。

1960年的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馆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逝世及后事

1962年2月24日，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湾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19]。蒋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20]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李氏望族后裔），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用主义（杜威式的pragmatism实用主义，胡适自译为实验主义）哲学。1914年，他关心中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21]他当时关心之问题，有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和天赋人权之改革。[22]1915年暑假，胡适对实用主义作有系统阅读和研究后，决定转向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23]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24]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政治系列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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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主题政治主题
查论编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25]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26]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缺乏朦胧的趣味。[27]

《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乘坐汽车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来源请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来源请求]。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28]。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证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29]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30]

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31]，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32]，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来源请求]，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33]。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34]；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35]。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注 4]，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36]。

孔子研究

胡适一生对孔子言行与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其关于孔子的论文最重要的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说儒”等，但胡适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国杂志”所写的“容忍与自由”里的一段文字应属其对孔子重要的最终评价之一：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故...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37]

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影响

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38]，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学者宣道华认为，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受到胡适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之处[39]，胡适在《每周评论》还专文称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40]。
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他在归国初期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见周质平─胡适丛论p21)
雷震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而遭到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41]
吴健雄为胡适的学生，对其影响其大，间接受教于胡适的著名物理学家包含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曾说“（培育出一系列物理学家）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42]

评价

胡适墓

胡适墓志铭

胡适公园的胡适胸像

位于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

胡适既首倡新文化运动，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实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一生推动白话文，是二十世纪之初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汉文思想家暨文学家。他积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1962年3月，蒋中正手书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8]:101。胡适一生受困于名教，但当别人有同样境遇，他会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为过继的哥哥被迫辍学且因此抑郁成疾时，他曾于报纸予以揭露。过去儒教国奉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陈”之忌），他亦有戏剧对其进行委婉的批判。胡适对蒋介石曾经说过，我希望你不要是因为我才肯开放党禁。一生宽以待人，生诞百年之际，少年时曾猛烈抨击他的后进红学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谦出生已逢五四，本不当臧否先生；回顾与胡适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余唯有自知，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胡适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43][44]

“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45]:214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请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

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

轶事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46]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的时期。时年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而替换教授，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47]。

胡适喜欢玩一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记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48]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49]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并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50]

胡适反对包办婚姻，并以婚姻自由为主题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影响甚广，但是他自己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厮守终身。

诺贝尔奖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51][52]

主要论著

著作书籍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远流出版社）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著《丁文江的传记》（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著《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远流出版社）

校对、编辑与翻译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编《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文章与期刊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发表《容忍与自由》（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日记

《胡适日记全集》 (全套十册)，（台北，联经出版社，POD版）

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详尽描写了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江冬秀，生于1890年12月19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1975年逝世。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当年拒绝上胡适联系的飞机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9月21日因受反右运动迫害而自缢身亡，但当时两岸消息不畅通，胡适至死未能确定其幼子之生死。

注释

^ 繁体作“胡適”，简体版著作一般简化为“胡适”，也有沿用繁体者。
^ “希彊”为胡适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的署名，当时胡适正读到《老子》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彊。”胡适觉得这“自胜者彊”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彊”；又称“期自胜生”。
^ 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胡适于1952年在台湾大学讲学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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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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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 〈胡适思想的力量——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作〉. 《明报月刊》2009年1月号 (香港: 明报报业有限公司): 123.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到瑞士出席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周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武汉大学校长，与胡适颇有个人交情。在瑞士会议结束后，周鲠生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的邀请赴伦敦访问。在伦敦，周鲠生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执掌武汉大学时的下属陈源（陈在武大英文系任教，长期任文学院院长）。周鲠生代表共产党上层人士周恩来等，劝陈源回大陆看看，同时通过陈源动员在美国的胡适也回大陆。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 〈胡适思想的力量——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作〉. 《明报月刊》2009年1月号 (香港: 明报报业有限公司): 123. 陈源依老友之托，于九月二十日致信胡适，将周鲠生原话转吿：我〔陈源〕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他〔周鲠生〕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胡适〕，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 闵良臣：胡适之死
^ 蒋介石：《挽胡适之院长联》，《先总统蒋公言论总集》第三十五卷，台北
^ 《胡适留学日记》，亚东图书馆，1947年
^ 陈铁健、黄道炫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35页
^ 《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第199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 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
^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
^ 余光中〈中国的良心——胡适〉，《左手的缪思》
^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沈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则无。”
^ 《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 见《胡适文存三·庐山游记》，第171页
^ 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47至第653页
^ 《神会和尚遗集》：“恰好民国十五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便带了一些参考材料，准备去看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发现了三种神会的语录，十一月中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此外还有一些极重要的禅宗史料。我假定的计划居然有这样大的灵验，已超过我出国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 印顺：〈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 江灿腾：〈从胡适博士到印顺导师──关于中国唐代禅宗史研究近七十年来的争辩与发展〉
^ 胡适早年向魏建功表示“东原是绝顶聪明人, 其治学成绩确有甚可佩服之处, 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人滥用其聪明, 取巧而讳其所自出, 以为天下后世. 皆可欺, 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 终不可欺于永久也”。（《胡适书信集》中, 第713—714 页。）
^ 吴天任表示，胡适“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说：“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 亦费词矣。”梁实秋曾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答：“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 参《胡适文存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第82页
^ 见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国杂志》
^ 余英时曾表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么“名家”，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即“为学的方法”。后来他更把这二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所以认为程、朱和陆、王的不同，分析到最后祇是方法的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法论的观点”）
^ “他（毛泽东）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p9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金的重要文字”，《每周评论》第36期，p4,1919.8.24
^ 陈之藩. 《《陈之藩文集1：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 台北: 天下文化. 2006-01-20. ISBN 9864176218 （中文（繁体）‎）.
^ 群学书院,《抵抗黑暗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光明──胡适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 毛泽东：到21世纪再替胡适恢复名誉. 网易. 2010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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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回忆录》山居一章
^ Nomination Database - Literature
^ 胡适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揭秘. 南方都市报. 2014-10-10 [2017-0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