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 在 收 藏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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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誰最中國」

在国外，看到中国的艺术藏品，有时会有一种错位之感。
 

 

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有一对半米多高的元代青花龙纹瓶。多亏了这对瓶子，我们才能够认定，元代就有了青花瓷。六百多年前，它们属于江西玉山县的张姓人家，如今却有一个异域风情的名字：“大维德瓶”。

 

同样在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是最著名的中国艺术品之一。提起这幅图，就常常引人叹息，因为它被按照西方人的理解，用日本折屏手法装裱了起来，永远无法恢复到原先卷轴画的样子。

 

一件艺术品，也好像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刻下了异乡的痕迹，甚至还随了别人家的姓氏，看上去很熟悉，却又多少有些生分。

 

百多年前，中国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大量文物和艺术品辗转流离，散落于海外。除了瓷器、书画，还有壁画、雕塑、青铜器、玉器，等等。在西方世界掀起的收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热潮，改写了中国的收藏史，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

1922年，精通中国文化的美国冒险家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一则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

 

短短一段话，足以表明那个时期的“中国通”和“收藏中国者”的普遍心态：为了丰富所谓全人类的知识，而进行跨国、跨文化冒险的文化帝国主义精神，还有取尽天下精华、为我所有的傲慢心态。

 

“备感耻辱”的美国人，很快也出手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一些外国人为了获取中国珍宝，与中国古玩商勾结，费尽了周折。

 

洛阳龙门石窟，被盗走了两件著名艺术品：宾阳中洞的一对“帝后礼佛”浮雕，如今被分别放置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

 

雕塑被盗走，与一个叫普爱伦的美国人有关。1928年，出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爱伦，把目光锁定在了龙门石窟那座精美石雕。他来到北京，指定琉璃厂最大的古玩店老板岳彬为他“抓货”。岳彬又到洛阳，找当地人实施了周密的盗凿计划。雕塑因为太大，最终被凿成碎片，运往美国。

普爱伦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爱”。

 

连他的中国同行都认为，普爱伦已经“完全被中国化”了。他本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国”。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甚至要求死后葬在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普爱伦的“爱”，看在中国人眼里，却是一种伪善。

 

他说：“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

 

话里话外，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的尊重，对自己的行为也毫无愧疚。
 

华尔纳，普爱伦，岳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的几个例子。探险家、古董商、偷盗者、博物馆……一起合谋窃走中国文物，或明目张胆，或蝇营狗苟，类似的事情，曾不间断地发生在中国与外国之间。

 

我们也很容易从那段历史里，得出一个结论：劫掠和盗抢曾是“收藏中国”的最大源泉。

 

但是，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单靠盗抢和劫掠，不可能长久地维系“收藏中国”的热情。从爱慕者，到追求者，再到居高临下的占有者与保护者，“收藏中国者”的心态，也贴合了外国与中国关系的若干情结。

如今，对于流失的中国文物，常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物作为全人类的遗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国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和研究。

 

从第二种观点里，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收藏状况的不满和反思。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收藏热。比如在北宋末年，士大夫喜欢“博古”，他们鉴赏文物古玩，考释古铜器。著名的金石学家，如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著有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收录了大量的金石器物、碑刻和书画。今天考古学界使用的许多青铜器古称，如钟、鼎、簋，都是宋人所定。

 

明代末年，文人的爱好与收藏更是包罗万象，他们关注书画、陈设、家具、园林，等等。文震亨的《长物志》，把文人的物质生活写得事无巨细，也为我们保留了一方精彩的精神世界。

 

以上这几次收藏热，都是由中国文人主导的，有着博古通今的浪漫。最后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离我们最近，却由外国人唱了主角，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凉。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当年西方的主要收藏，大多辗转流入各国的博物馆中。当年野蛮开启的中国收藏热，并没有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消退，反而在私人藏家那里，延续了下来。

已故的美国收藏家安思远，享有“中国古董教父”的美誉。他一生钟情于亚洲艺术的收藏，门类之丰，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

 

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一座由20多间房间连通起来的庞大寓所里，目之所及，无不是精彩绝伦的东方艺术品：

 

墙上挂着的，有文徵明的书法条幅、齐白石的李铁拐炼丹图、傅抱石的山水、石鲁的寒梅。几案上，摆放着商周的青铜器、唐代金银器和三彩陶。宝格中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和明清单色釉官窑错落有致。窗台上，几件宋、金时期的瓷枕随意摆放。你还大可选择一件明代红木椅坐下，而书桌上的十几件古玉也任人把玩……

 

这一私人的空间，犹如一部贯通千年的中华器物史。

安思远的收藏之富，离不开其独到的眼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具仅为生活用具，和书画、陶瓷等门类相比，难以成为收藏的目标。而在西方，对于家具工艺的推崇则已有相当历史。安思远敏锐地抓住这一文化差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研究明清硬木家具。

 

因为在明式家具收藏研究上的建树，安思远被人称为“明朝之王”。与“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一西一中，树立起了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两面旗帜。
 

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

热衷于中国收藏的安思远，不同于当年的强盗，他不仅与中国有不解之缘，更多了惺惺相惜的温情。

 

2000年，安思远将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将“最善本”的《淳化阁帖》四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此外，他还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民居基金会……

 

2014年，安思远去世。有人说，“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时代也宣告行将结束。”随着国外老一代收藏家的离去、国内经济实力与收藏热情的高涨，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收藏的主导力量，也将不可避免地对调过来。

在艺术品拍卖圈内，甚少有人不知“罗伯特·张”的大名。罗伯特，是张宗宪的英文名。
 

 

1994年3月，在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上，第一件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率先出价：“今天是嘉德首拍，我出一万八，一拍就发！”场内顿时活跃，张宗宪和场内买家竞相加价，最终加价至八万八，著名鉴定家徐邦达敲响中国拍卖第一槌，张宗宪博得头彩。

 

就在中国拍卖第一槌的现场，和张宗宪无意中“同框”的还有马未都，两人相隔不远。多年以后，二人都成为中国艺术品举足轻重的收藏家，也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推动者。

几十年来，张宗宪独领风骚。他在拍卖现场选择坐在第一排，举1号牌，爱买1号拍品，人送雅号“1号先生”。他是拍卖场上的大买家，也是华人拍卖行业的领路人。

 

马未都曾讲过张宗宪的一件趣事：1985年，有一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拍卖。事前，有一位台湾买家咨询张宗宪，说他有点喜欢，能不能买？

 

张先生说，这个碗是很不错，但是，碗心有一点点划痕。于是，这位买家放弃了购买的意愿。

 

最后，张宗宪用100万港币加佣金110万港币拍下了这个碗。台湾买家很不解：“你不建议我买，为什么你买？”张宗宪的回答，云淡风轻：“我不在乎那个划痕。”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大英博物馆那对青花龙纹瓶。当年几乎所有的民国古董商都认为这是赝品，拒之门外，因为它们有先天缺陷，烧得还有点歪。

 

但是，英国的收藏家大维德爵士选择了收藏，因为他觉得那些缺陷都无所谓，自己喜欢就好。

 

没想到，这对瓶子到了英国之后，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它们的断代研究，改写了中国瓷器的历史：在它们出现之前，青花瓷一直被认为是明初的发明；因为这对瓶子，人们才公认“元青花”的存在。

 

对于收藏者而言，金钱当然重要，但是永远不会辜负他们的，是喜好和热爱。

今天的中国收藏，随着市场的升温、媒体的普及，已经不限于阶层、行业和地域，收藏方式和偏好也不尽相同。收藏，不只是富贵的游戏，寻常百姓同样可以接触适合自己的品类。以往许多没有进入收藏家眼底的艺术品，也逐渐成为人们青睐的对象。

 

当主导者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时候，中国的藏家可以更多地遵循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传统。但是，或多或少，仍会存留着一些西方的价值取向。西方藏家向来重视中国的绘画、雕塑、家具，因为这些也是西方人熟知的艺术形式。相比于此，西方人喝茶不用紫砂、写字不用笔墨，对这类艺术品的研究和收藏，也一直被忽视和低估。

 

直到今年6月，拿到新问世的《文房》系列图书，在这部鸿篇巨制里，看着500多件文房用具全面、详尽而精美的图文介绍，着实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并深深感到中国民间收藏的能量，似乎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阶段。自王世襄先生以来，市面上各类家具书籍百花齐放，但是专注于“文房”的收藏和研究，尚十分罕见。《文房》系列，对中国传统文房体系进行了梳理考证，也填补了收藏领域文房版块的空白，为中国的收藏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自上而下：黄花梨双陆棋盘、黄花梨黄杨木双陆棋子龙柄如意云纹白玉匜形水注紫檀抱月式墩大理石砚屏

黄花梨剑腿独板翘头香案

（刘传俊 收藏）

《书房》系列是藏家刘传俊十多年来的心血之作。刘传俊投身古玩行业三十年，在各类收藏品中，尤其偏好文房，除了是对文人传统的敬重，同样也出于与之共度余生的热忱。

 

十多年来，刘传俊对文房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与论证从未间断。他对文房的分类不仅包括文具（笔墨纸砚），还有与文具有关的附属物品，以及家具，还有藏书、法帖、字画、清玩，等等。他对每一类器具的解析都到了可谓不厌其烦、锱铢必较的地步，用详实的细节，充分还原了古代文人富有情趣的书房。
 

 

在《文房》系列中，刘传俊既表现了他作为收藏家的职业特点，也展示了一种学者治学的态度。马未都在为《书房》系列作的序中说：“我想传俊先生真是深爱这一门类，又能耐住寂寞，不求功利，方可将理想变成现实。”

人们为什么爱收藏？投机者有之，附庸者有之，爱好者更有之。在安思远看来，收藏是一种喜好，也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永远不要收藏那些你不想与之朝夕相处的东西。”

 

收藏，本应是一件人生乐事、文明幸事。曾经的“收藏中国”，却是“中国的失去”。今天的“收藏中国”，终于可以听从中国人自己的心。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绪，任何占有欲都可以假以“热爱”之名。收藏，可以成就美名，也可以建立骂名，对此，世道终有公论。

 

人们收藏器物，也是搜集文明的证据。而人，终究是过客；文明，终究是无法被占有的。谁在收藏中国？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这注定是一场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一件文物，就像一个人，“回家”的路，可能比“离家”更难。只愿每一个物件，都能回到它的归属之地；也愿每一份收藏，都发生在一个心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