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少作” ｜ 苏炜

原创 苏炜 地球是透明的 昨天

由中大学弟协助成书的" 少作"，此为PDF版封面。

小按：为这本“出土文物”样的“少作”——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成书出版，我的中山大学学弟学妹们没少费心力心血（深谢！）。本来连排版、封面、版式都已成型，时势所囿，最终也避免不了夭折的命运。此文写成后因此也从未“出街”，还是“是骡是马，牵出来遛遛”吧。

迷途者归来

——《渡口，又一个早晨》成书有感（代后记）

作者：苏 炜

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做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

——孟浪《伟大的迷途者》                           

执笔此时，恰值一位熟悉的流浪诗人盛年骤逝。我在朋友们的哀悼声中反复诵念着他的这首《伟大的迷途者》，恍然一惊：眼前此书——刚刚校正修订完毕的《渡口，又一个早晨》单行本，这个“你的失散了三十七年的老儿子”（刘中国学弟语），可不正是一名“迷途者”么？书中的主人公卢公——卢子昆，匿居渡口席棚水楼二十余年的留苏桥梁博士，不也是一位“迷途者”么？你自己——浪迹天涯数十载，熟友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布衣游子、痴顽文呆，可不也恰恰正是——这么一位如假包换的“迷途者”么！ 此一刻，耶鲁校园沐浴在冬日的初阳中。我的被自己称作“澄斋”（有张充和先生题署的额匾）的耶鲁办公室书案上，《渡口》的初始样书，就那样静静地躺卧在斑驳晨光里。她，是一个久违的雅驯暖心的宁馨儿么？还是一个陌路相失的刺头顽童？在文路上流浪、遗失了三十七年的时光并不算短，当今时世，“网红”“流量”喧天，金玉繁花炫目，她，还值得穿越网书网读的迷障，破费纸张油墨付梓么？！又或是——在“新时期文学”艺海拾贝的斑斓海滩上，她，还算是一枚色泽尚存的螺贝、还能找到自己一席微末的位置么？！

 ——先从《渡口》此书的“迷途”说起。

三十七、八年前，我尚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一位高龄老童生——25岁做“大一”新生，29岁方“本科”毕业，却顶着“大学不准谈恋爱”的超强压力，公然和公开追求低班女生，陷入了此生最为激情澎湃却又最为受挫受伤、不是初恋却远胜初恋的一场感情漩涡之中（真正的初恋属于知青时代的“革命爱情”，却完全不在“爱情”状态）。一九八一年夏天，我随着刚刚确定关系的女友探访她的室友闺蜜在粤西乡镇的家乡，自广州出发，踏上了一段乡野采风又体味着恋爱甜蜜的旅程。那时候，我怀里揣着一本封底印着“内部文学参考资料”的白皮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从书页里的“湘西”，走进眼下的“粤西”。与女友及她的女伴一起，穿粤西古城，汲西江泉浪，吃不尽却带不走的农家糍粑与荷叶饭，品不完却买不起的老坑紫石端砚。那一路的明媚风光和愉悦心情，最终就都化到了《渡口》的笔端下——一旅途结束，我忽然接到《花城》杂志社的一个“笔会”通知：邀约我几天后到广州市郊一个名叫“筲箕湾”的休养胜地报到，参与到《花城》召集的“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中去。

——“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我闻之大惊。当其时，虽然我已有四五年的“知青作家”经历（这是笔会选择我的原因，我是当时广东唯一到会的人选），但毕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名新兵。我注意到，出席这个全国性笔会的已有众多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写《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张一弓、写《枫》的郑义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曾轰动一时。而我，因为赶上了高等教育的末班车而忙于学业，反而错过了在“伤痕文学”阶段大展拳脚的机会。在当时，我的短篇小说虽已发表过若干，却尚是一文不名，更没想过这么快就要“染指”长篇小说的陌生领域——《花城》笔会这道门槛，于我，实在是太高太高了！没想到，我的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反倒正中主办方的“下怀”。他们告诉我：《花城》确是在办全国第一个长篇笔会。当其时，刚刚走过“伤痕文学”大潮的新进作家们，确还在中、短篇的门槛边徘徊，作为号称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其余三位是——《收获》、《当代》、《十月》），就是想开风气之先——用粤语说，叫“饮‘长篇小说’组稿的头啖汤（第一口汤）！”“你的紧张感反而是对路的，”笔会主持者之一——后来成为《渡口》的责任编辑、日后更成文坛一支健笔的林贤治大哥对我说:“正是因为写长篇的门槛高，才形成了你们创新与突破的最大张力，才需要调度起你们的最高能量！” 

果然是风云际会。筲箕湾大水库边的《花城》笔会，一时间不但集聚了如上述河南张一弓、山西郑义、湖北祖慰、北京甘铁生、安徽高尔品等一大群在当时全国文坛早已显露头角的人物，还有在各种政治风潮中遭难的老一辈作家——如受到胡风事件牵连的武汉老诗人曾卓等，甚至还有既是作家、也是气功大师的奇人江波等等，一时可谓群贤聚首，文情激荡，日夜奇谈怪论不已、奇闻轶事不断。我们大家很快就混熟了，并且按性情趣味组成了若干个小圈圈。我和郑义、祖慰、赵大年等几位天天傍晚在大水库的碧波间畅游横渡，入黑了就聚到江波的屋子里听他讲述各种与特异功能有关的灵异故事（期间还真发生过几桩奇事，这里只能略过），其实玩闹归玩闹，大家当时心里都各自砰砰地敲着小鼓：长篇写什么？怎么写？！

头些天，我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瞎撞，瞎读海聊，一筹莫展。这时候，点醒我、焕发我的，恰恰正是——当时尚是文坛禁忌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这本不敢印上出版单位的“内部文学参考资料”，重新成为我在“筲箕湾”招待所的案头书和枕边书。沈从文的从细微处透视世态、自超越点俯瞰时代的非凡笔力，一下子把我慑住了。从“湘西”边城到“粤西”边城——我刚刚结束的“爱之旅”，忽然闪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之光！记得，从广州出发坐长途车往粤西走的时候，车子走走停停，非常艰难才走出水网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几乎每过一道水就要耽搁在等候渡船的渡口码头，甚至有过等候一两个小时而无船可渡、在烈日下无所事事干耗时光的尴尬时刻。——“渡口”，于是成了跳进我长篇构思群里的第一个酵母；随即，粤西之行的许多细节——西江边杂沓凌乱的船家水楼，古城墙下高声调笑卖糍粑的红脸阿嫂，元宵节全城老少出动走老街“行运”的当地旧俗，等等，一时间全发酵了——呼啦啦活现眼前，嗤溜溜长出了想象的翅膀！

我在日后的多种文字与访谈中，都曾言及写作《渡口》时，沈从文对我的巨大影响——《渡口》的整个写作过程（1981年前后），可以说都是在亦步亦趋模仿沈从文。——沈从文写湘西，《渡口》写粤西；《边城》写渡口与吊脚楼，《渡口》也写西江渡口与船家的水楼；甚至《边城》写赛龙舟，《渡口》也写赛龙舟。是沈从文唤醒了我对底层民俗的重视，以及启迪了我获得那么一种参与、进入而又凌虚、超越的阅世角度。这就开启了我日后写作《迷谷》、《米调》时的全新出发点了。李陀说他完全看不出《迷谷》里受的沈从文影响，我欣慰于自己写《迷谷》此时（1995前后）其实已经“走出沈从文”了；而海外却有评论说，《迷谷》是“知青小说里的《边城》”，我则又暗暗窃喜——这倒是点破了《迷谷》写作构思中的某个奥秘了。（参见邦文《遥碧天边一线苍——耶鲁苏炜老师访谈录》）

完全没有构思腹稿，甚至也没有列出人物谱系以及任何写作提纲，《渡口》的开篇却异常顺利。串连在“渡口”这一意象之下，一个个人物——卢公、吴琼、昌叔、金水、董莹子、曹老师等等等等跃然而出，如有神助般一一“挤眉弄眼”跳脱到笔底下。有些确有人物原型（如吴琼），更多的，却是从自己经历文革血火、知青下乡和回城风潮等等的人生历练中，感悟出来、想象出来、而自然而然行云流水般涌动过来的人物形貌和故事走向。从此，二十多天的埋头写作可谓没日没夜，写得昏天黑地却也笑乐在其中，歌哭在其中（好几个段落确实写得我涕泪横流）。八月底，大概“筲箕湾”招待所原定的“笔会”日期很快完结，部分长篇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家已陆续离去。“笔会”后来移师到广州黄花岗附近的一个好像是部队招待所，继续让剩余各人埋头写作。此时《渡口》已大致完成长篇的主体文字（记得好像尚余结尾收篇和尾声未写），我也正面临大学的八一年秋季开学，便只好留下大部分手稿给《花城》编辑部，匆匆赶回学校上课。

《渡口》插图之一: 失败的龙舟赛后的卢公，吴琼与曹老师。

好消息很快传来：看过《渡口》初稿的《花城》编辑（我记得我在开学一周后就补写完了结尾高潮和尾声）——从当时的老总李是非到责编林贤治，以及编辑部的几位编辑，都用各种激赏或耳语的方式告诉我：这是《花城》夏天笔会最早完成的长篇，也是笔会最佳的收获。同时马上敲定：《渡口》全文将在1982年春天在《花城》连载发表，已经在寻找合适的插图画家，等等。长篇的大题，当时我在初稿的封面写下了两个——《官洲渡》与《藕菱渡》，请编辑部作选择。但“官洲渡”是小说里的渡口旧称，而现在的名称“藕菱渡”，编辑们又认为作书题显得太“文艺腔”和纤弱，建议我另选大题。当时坊间已开始流行以长句子作小说题目，所以，我便在尾声题目“又一个早晨”里，加上“渡口”二字，成了今天的《渡口，又一个早晨》。对了，还有一个关节点需要言及——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大概是当年（1978-1982）全国各大中文系中少数几个为77级设写作专业的院系，指导老师是六十年代曾出版过轰动一时的第一部描写新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的作者刘孟宇教授。1981年秋季开学，我本来只是想把《渡口》的完成初稿请一向关心、鼓励我的刘老师帮我看看，加以具体指点。不料刘老师读完，马上对我说：你这个长篇，可以直接作为你的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你再好好打磨润色一下，就可以交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开了这个头，日后中大中文系七七级有好几位同学（如蔡东士、骆炬等），都是以自己新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毕业论文呈交的。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当“《渡口》是广东的《芙蓉镇》”、“广东的《天云山传奇》”等等的私下赞语陆续传到我耳里的时候，却引发了我内心另一场巨大的风暴。当其时，行将大学本科毕业的我，正面临一场命运倏关的人生选择：赴美留学，是命运之神此时突然扔给我的人生选项（具体说来，是得自两位造访中大的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的极力建议和推荐），一时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可是，与此同时，“你老兄是新时期知青作家中第一个发表长篇的人，只要《渡口》问世，你就可以趁热打铁一举成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犯傻吧，这种时候，你怎么可以丢下现成的成名良机，转身离去？！”又曰：“人一走，茶就凉呀！你这个学中文、写中文的人，自己的新长篇马上要发表，这种关键时刻，出国留学个什么劲呀？！”质疑与劝阻，惶恐与徘徊，一时间遮天蔽地的淹没了我，也噬咬着我、煎熬着我。“To be?  Or not to be?”这个哈姆雷特之问，好几个月弄得我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走？还是不走？况且，更不必说，还有一位热恋中、却比我低年级不可能同行的女友依恋不舍的目光呢？……

最终，我还是走了。说不上义无反顾，却是破釜沉舟——同是在《渡口》刊发于《花城》杂志的1982年春天，当时神州大地的出国留学大潮尚在引而未发的萌芽状态，我却一咬牙舍弃了小说“走红”的机缘，告别亲人和热恋中的女友，踏上了前路漫漫的去国长程。

外部世界——那个未知的广大无垠的全新世界，是那样吸引了我也魅惑了我。

 “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质疑声声。

我答曰：“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拼接回来。”

 “如果打碎了再也拼接不回来呢？”

 “那——也活该。”

1982年春，《渡口》在《花城》连载时，我已经抵达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

当《渡口，又一个早晨》在1982年二、三期《花城》杂志连载刊发时，我已经负笈西行。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出洋的自费留学生，此时正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穷学生公寓里洗盘子以降低房费，甚至不得不到美国人家当减免食宿的“住家男佣”以维持学业。——生存第一，学业第一，应付语言障碍及其文化冲击后的危机感、孤独感第一，至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好像也是广东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部长篇）《渡口》刊发后的反应如何，如何保持与编辑、作协及评论家的联系，还有后续的独立成书运作等等，都全然顾不上了。果不其然，“人一走，茶就凉”。文学自然也是一个名利场。哪怕在社风文风相对敦朴的当时，除了文本质地，也是需要人际机遇和各种包装、运作的。——《渡口》，果真就此成为了我的文学长程中的“迷途者”——因为从未成书， 似乎问世降生后也一直无波无澜，于是躺在尘封的岁月尘埃中默默消隐。

人生跌宕，几经漂泊颠连。如今连我自己，都难找到当年完整的《花城》刊发原刊了。多少年后，确曾有日后以我为对象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研究生，在写作论文时设法找出《渡口》来读，连连表示惊诧：为什么当年这样一部“有特色、有分量的作品”（一位论者曾把《渡口》与贾平凹的《浮躁》作专章的对比之论），发表后却一直无人谈论也无人关注？我只能苦笑着答曰：或许，是作者的人生迷途，造成作品的文学迷途吧！

——是的，人生之迷途，与迷途之人生，或许，这正是《渡口》里的“卢公”与塑造“卢公”的作者，具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共同宿命？“卢公”，当年也是一位海归“留学生”——留苏归来的“桥梁博士”，却因1956年反对苏联专家大而无当的建桥方案而无端罹罪，先后被命运放逐到粤北、粤西，在“官洲渡口”边守望着无望的未来。终于，守望到让他与“曹老师”重逢、与建桥梦想相遇、与新旧情愫了结的作者的那一支拙笔。而作者呢，这位出洋-海归-再出洋，两度背井离乡踏入两洋烟波的“远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碎人生，远离“主流”而自甘“边缘化”，沧桑历尽亦峰回路转，终于，又隔着几十年的烟山云壑，在漫漫人生迷途中，与他“少作”中的迷途主人公“卢公”，重新相遇了！

写作《渡口》时的作者。

《渡口》当年成稿时，我年方二十七、八，今天，却是“年过甲子”之人了！记得当时，编辑和最早的读者师友曾问过我：按年岁，“卢公”属于你的上一辈人，可小说文本中，其人物塑造却是可触可感的；你写作时，可曾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么？我答曰：没有。——若有，也是由自己人生历练中见闻过的各种人物断片融合而成的。我当时没有明言：《渡口》中所引用的“卢公”与他挚爱的“吴琼”在其“中年之恋”中互赠的两首诗，其实，是借用的当时参加《花城》筲箕湾笔会的老诗人曾卓手书赠予我的诗句（我在篇末作了说明，但没有道出姓名）。为人行事低调谦和、内在里却乾坤浩荡、有着某种炽热坚韧的圣徒式品格的老诗人曾卓，按年龄，其实算是我的父辈，年轻时因卷入胡风案而半生坎坷。我们却在筲箕湾的碧水蓝天间乍一相遇，便顿成忘年莫逆，贴心亲近，每每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曾卓老一再说：他从当时傻头傻脑单纯如白纸的我身上，看见了年青时代他自己的身影（当时我既没称他“老”，也没喊“老师”的习惯，他一概要我们以“曾卓”直呼他）。今天回头看去，我得承认，《渡口》“卢公”身上那种特立独行却视界高远、执着执拗却不失仁厚阳光的个性，也许确有着老诗人曾卓隐约的“原型”身影？但至少在写作的当时，这种“原型”的模拟是不自觉的。然而今天，在暌违几十年后重读《渡口》，我在几次伏案欲泪的阅读震撼中，更惊怵地发现：“卢公”、曾卓与作者“我”之间，怎么竟似有隐隐的一脉相连？！——“卢公”乃“曾卓”么？！或者，“卢公”里有“我”么？！我既震惊于自己“少作”的幼稚和下笔粗疏——卢公、吴琼的苦涩浪漫和藕菱渡口芸芸众生的淳朴民风，写来都太理想化、田园化和粗线条式的简单化了（幸好，落笔还算质朴、流畅、自然）！又震惊于这一切——怀一腔报国热情如若一张白纸傻头傻脑闯入诡谲世道的卢公，一若当初满腔左翼热血投身革命却糊里糊涂落入“胡风集团”陷阱的曾卓，年轻轻就饱尝苦涩的世态炎凉与血火俱全的人生百味，却又始终不改初衷地散髪御风、千山独行，一仍独自面对人生渡口边的逝水如斯，也坚守如斯——这，难道不恰恰成了自己人生的隐喻、人生的映照以至人生的摩写么？！或许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卢公”文学形象的浅陋处，正来自作者个体生命的浅陋处；“卢公”的“傻头傻脑一张白纸”，也恰如曾卓老师当年昵称我的“傻头傻脑一张白纸”；但“卢公”形象及《渡口》众生相，今天仍能让作者自己读之每每伏案欲泪之处，包括，或许还能有打动读者、甚至令读者有所动容的“艺术打击力”之处（恐怕这是我的热心的中大学弟妹们始终惦记着她的出版成书的原因），恐怕，恰恰正来自于——凝聚在“渡口”诸般人物身上的那种来自土地与底层民众的素朴良知，因而超越功利、不折不从、有守有为的人生底气；那种关怀广大、面对真实、解决问题的使命感和行动力；以及，那种由真诚的理想、信仰和德性铸造的风骨与力量。——是的，风骨。这是当今时世知识者读书人群体（自然也包括鄙人在内）最欠缺的某种物件。坚守在粤西僻壤渡口边的“卢公”们“吴琼”们，虽经命运挫折而始终不肯屈折，虽处俗世却不肯被俗化，就是凭着这一身凛凛的风骨。近日读到老经典——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一语：“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此洪钟大吕之问，在《渡口》里，或许可以化作“卢公”对“曹老师”（曹渊）的那段质询：“——为什么不把着眼点，首先放在发掘我们民族自身的潜力上呢？……‘民族潜力’是什么？难道不是组成整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表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创造力么？”

 

《渡口》的开头和结尾(选录)

——岁月苍苍。如果按俗说，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的话，将近四十年前所写的《渡口》今天能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面世（首先要感谢为此殚精竭思操劳奔走的老师弟刘中国兄！），真的是让“恍若隔世”这一成语，铁板钉钉地落到了“隔一个世代”的实处了。今天回头看去，用刘中国兄的话说，鄙人是“为老儿子理胎毛”，我是欣悦有之，感怀有之，赧愧亦有之。作为“少作”的《渡口》，从文体构思到文字叙述，其稚嫩处、浅显处，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妨择其要者，略作剖示，比如，受当时整个文坛所笼罩的“宏大叙事”流风的影响——构思立意的“渡口建桥”，本身即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象征，笼罩其中的“时代”、“社会”、“人生”大话题， 就难免使得人物塑造时时处处非带“时代代码”特质不可，言谈与细节几乎无处不在“紧扣时代”的拙陋处与说教处，今天看来真是“触目惊心”也！如果当时的作者自己，有以“个人叙事”深化“宏大叙事”的自觉，《渡口》的面貌就一定会判然有别。——这，也是日后许多论者谈到我在九十年代后写作的中长篇《米调》和《迷谷》，感觉到“很不像从前的你”的地方。——唉，同时，也“苍苍者天”啊！三、四十年的岁月流逝，确在作者身上留下了各种异质性的创痕斑迹。可以说，从外在到内里，这个一再打碎又一再重组的“我”，早已不复当年的“我”了！从价值取向到审美趣味，从人生轨迹到精神诉求，方方面面，确实都着有许多“霄壤之别”的部分了！更具体地说，对许多历史真实、历史叙事的把握角度和言说章法，自己都有了许多大别于从前的视角。今天回头细看，我会既为自己当时环境所能获得的精神文化与历史资源非常有限、因而多处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及其观点视角都是有瑕疵的，同时也为自己曾留下的这些天真而真实的足迹，感到一丝“理胎毛”时窥见“开裆裤”奥秘的尴尬。（因为是“出土文本”，为了尊重自己也尊重历史，具体校订时，我都刻意保留了“少作”的原样。）然而，正如《渡口》里的“卢公”“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样，塑造“卢公”的作者——我自己，其“不悔少作”，对《渡口》仍存一分敝帚自珍的宝爱之心，则也是显而易见，“欲盖弥彰”的。

 “归来还是少年”。——如果选择2018年汉语的“流量网红”句式，一定少不了这个“热词”。这，也恰恰是我校订完《渡口，又一个早晨》——这个“失散了三十七年的儿子”的单行本之后，跃然跳进我脑海里的句子。“奇怪！人们研究材料力学时做金属疲劳实验，多么特殊的材料，它的强度与韧性都有个限度；可经过了这些年世事的磨难，多少久经沙场的人都感到疲倦了，在责任面前退却了，——而他，怎么还能保留这么一股‘少年盛气’，依旧一古脑儿地把自己推到前面？” “老师，最近我常想，整个世代都在变革，今天，我们不光要忍辱负重，有时也需要拍案而起，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脊梁！”——我得坦白承认，上引的这些《渡口》里的人物对话与感怀，及其所附丽的渡口人生故事——卢公、吴琼、曹老师、尹金水、昌叔、董莹子……等等，在这次校订文本的重读中，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动了我也感动了我，好几回都让我伏案欲泪，掩卷沉思；由此遥念起筲箕湾那个炎炎的夏日和那池碧透的流水，怀想起那个年代和那些神思、那些人物和那些感悟。——此时刻，恰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978-2018）的日子，《渡口》，恰恰记录的是“改开元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粤西山城渡口的众生相，堪称一幅近似“清明上河图”式的“改开元年”浮世绘图卷，留下了众多特定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也属于作者个人的生涩而鲜活的痕迹。我忽然又想起启迪了、“点醒”了《渡口》构思立意的沈从文了。几十年过去，冥冥中的命运之手，曾把我一次又一次地带到沈老先生身边。——“不折不从，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星斗其文。”这是沈从文的内妹、定居耶鲁多年而成为我的忘年师友的张充和先生所书，如今缕刻在沈墓碑石上的十六字誺文。怀土，厚德，坚持，守恒——沈从文，不也正是这么一位“归来还是少年”、始终秉持赤子之心的“迷途者”么？或许，在沈从文—曾卓—“卢公”与“我”之间，“迷途者”，正是中国知识人的某种千古宿命吧？——历世变坎坷而不改初衷初心，从旷野里取暖，在逆风中释放，于黑夜里燃烧，待黎明时再重新上路……于是，在这个《渡口》后记文字的末篇，请让我再一次吟诵——

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做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

2019年2月14日，于耶鲁澄斋

若干年后，我和郑义相聚于普林斯顿。

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