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博导与武术“大师”

Original 长安易居主 雅风传习 5/22

“马大师”讲起“武外功”来头头是道，就是不经一打。如果书法博导们的“功夫”也能像武术击技一样，可以现场比武对决，那结果会……尽管这个设想不能在现实中成立，但脑补的画面，真的十分有趣

 

书法博导与武术“大师”

作者：长安居

 

有人总结，在武术、气功、书法、养生……等“国粹”领域中，是各类骗子的扎堆聚集之所，这种结论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比如，就在前几天，曾经牛x轰轰的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被退～伍老兵、业余击技爱好者王庆民在40秒内连续击倒三次，最后一击直接将其击倒在地不起。如再回顾业余拳手徐晓～东与各路武林“高手”比赛实战的既有经历，评价今之传统武术界假冒伪劣泛滥，实在不是一句空穴来风的妄评。

 

前贤有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人对决的高低胜负立判，比武倒地者就是技不如人，即便击技的外行，对双方武艺的高下也是一目了然。而“文”的项目则不同了，如具体到书法一艺，书法创作、审美就属于一种专业素养，没有经历过专门训练的人，往往始终难以窥得书法一艺中的各种门道，故在书法界，书法一艺是自有一道专业“门槛”的，而这道“门槛”又是捍卫书法学术尊严最忠诚的“守护神”。

 

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在全国各高校中已经办得“滥、乱”。但是，无论有何种理由，高等书法教育的最高学历教育———博士生教育不能乱，假如书法博士生教育也陷入“滥、乱”的泥沼中，未来的书法事业何以振兴、发展？国家教育经费的巨大投入和付出，岂不是也打了水漂？某些书法博士生毕业，在进入到社会之后，其人如在学术、艺术上表现出种种浅陋，进而贻笑大方，追根溯源自然要追及至各高校中的有关书法博导，盖“教不严，师之惰”也。当代某些书法博士生“滥、乱”的根源，很大原因是源自某些书法博导本身的教学、学术水准就“滥、乱”不堪，且他们的书法认知、创作水准之低下，更达到一种惊人的地步，这些“伪”书法博导们，足能与那位一向牛x轰轰的“马大师”归为一丘之貉。因之，世人评价当代书法界一如传统武术界，同是“骗子”云集之地，也诚非一句妄语。

 

秦永龙书作

 

北京师范大学书法博导秦永龙，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博导张开印，中国传媒大学书法博导刘守安三位教授，在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界均声名显赫，三人门下书法博士、硕士多多，然就三人的实际书法学术水准公允评论，三人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书法“白丁”。世间奇事多多，然而至今未闻某专业的“白丁”，竟可以指导某专业的博士、硕士，这样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恐怕只能发生于假冒伪劣盛行的当代书法界，而其三人名校教授、博导的身份、地位又深深巩固“保护”了他们在书法智识上的假冒伪劣，这已能称为旷古未见的一道“奇观”矣。当代书法博士生教育现状的危机与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三人的成长背景，学书经历等固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三人似存乎一种共性，即三人都是高校中文系毕业的背景，又是高校中文系教师或文科学报编辑出身（注：张同印简历未有其本科毕业于哪所院校的内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界这种出于名校文史专业的书法教授，通常会隐隐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许优越感，即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会自感个人的书法创作应高于专业书法家一头地，这缘于他们自以为在文化修养方面的造诣会胜出大多数专业书法家，他们更会自恋于个人“书外功”积累的“丰厚”，认为个人的“书外功”，如文字、文学之学等是专业书法家们不能比拟的，这一优越感从秦、张、刘三人在媒体发表的言论中就能一一窥得。

 

在书法的创作实践中，当然离不开“书外功”的有力支撑，没有“书外功”支撑的书法家，就是一个写字匠而已，肯定不足以称之为书法家。但是，书法实践的具体技法，包括书法审美能力等，又是书法家知识范围内一个不可或缺、不容剥离的组成，也就是说一位书法家假如没有“书内功”（毛笔书写功力）作为一张“皮”，那么“书外功”（文化修养）这些个“毛”的数量再多、再丰富，也没有可以立锥之“皮”，“书内功”和“书外功”的关系就好比“皮、毛”之间那种互为依存，无法割舍的关系。

 

如以“马大师”的笑料为例，“马大师”曾多次对外界海吹个人武艺击技之功世间罕有可匹，能在短时间内将体壮如牛的西人大力士打翻在地云云，世人闻此言，有不信服者，马上就能以实战与之验证，经过实战较量，“马大师”不经一打，他的谎言遂瞬间在大庭广众下被戳穿，而此际之“马大师”若再自吹“我的’武外功’比中外所有武术击技家都要高明很多很多……”，这已无异于“失心疯”犯病时发出的怪言狂语了，我想凡心智正常的人，恐怕没有一人会相信如此发噱的弥天大谎。同理，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头顶上都冠之以书法名家的光环，他们又是各名牌高校的书法博导，要求他们的“书内功”达到一个书法家、书法博导的基本学术水平，应该不算一件过份的事情吧？可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秦、张、刘三位书法博导的“书内功”水准，确实一如那位“马大师”，亦即三人“书内功”的贫弱，都弱到了不堪一击的惨境。

秦永龙书作

 

北师大历史上第一位书法博士   于乐书作
 

 

一位名校的书法博士，竟然能把字写成这等模样，还沾沾自喜，这就是“无脑儿”的表现，同时这还是当代书法博士生教育史上的一幕悲剧，难道不是吗？

 

秦永龙的“书内功”行书系列讲座视频，在网间随处可见，观看他的这类讲座视频，要捏着鼻子看，不然真的会引起嗅觉的不适。秦永龙的“书内功”就是学了一点启功老书法的皮相，他对启老以外的书法世界基本一无所知。秦若仅仅为一位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在舌耕之余以这种业余的书法心态来自娱自乐，本也无可厚非，偏偏他是北师大书法专业的主要开创者，又是北师大书法专业赫赫有名的博导，敢问以他的书法专业水准是否可以胜任高等书法教育的日常教学？从秦的履历看，他青年时代即从启老研习中文、书法，但就书法一艺论之，他与启老的书法主张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故而称秦永龙为启老书法观的“反动者”也不为过。启老论书尝云：
“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之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引自《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版）
由启老上述论书语乃知，对于学书，启老是坚决反对学生学时人名家书法的，而秦永龙的书法实践始终固步在启老法书的藩篱之内，学书“只知有’功’，不解其余”，并将自己这一狭隘、病态、反书法的书法观一以贯之地贯彻到北师大的专业书法教学中去，其最后的教学成果、绩效能达到什么水平？或早已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耶。比如，于乐是北师大首届本科生，本科毕业后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保送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又成为北师大历史上第一位书法博士，他的导师就是秦永龙。如观于乐的书法专业水准，他何尝不也是一如秦永龙，不过一只书法艺术上的井底之蛙，从书法专业化的立场衡度，他就是一个书法专业上的“门外汉”，北师大历史上第一位书法博士等同于一个书法专业化意义上的“门外汉“，四海之内还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吗？以于乐幼稚、肤浅化的书法学术表现，质之秦永龙，请问阁下是在育才，还是在毁人？秦永龙以个人的不学无术，偏狭低能，把堂堂北师大的书法专业办成了一个低端的“启体”书法复制作坊，启老如地下有知，心中必是一片无可奈何的悲凉！

 

 

张同印书作

 

张同印书作

 

张同印的书法，其行书也是出于欧阳中石的近亲繁殖，他对“欧阳体”书法模仿的敏感度要低于秦永龙，他笔下的“欧阳体”行书其俗在骨，直是把欧阳中石的行书彻底庸俗化了。张同印也写隶书，他的隶书技法讲座视频一样在网间随处可见，只是他对汉碑、汉简等的基础技法都没有最基本的掌握和理解，评张的这些讲座视频是在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当称恰如其分。张同印无论写行书，抑或写隶书、篆书、楷书等，尽皆点画僵死，异常板滞，了无半点活脱脱的意味。可见，爱好书法和写好书法是两回事，写好书法，写到大好需要大才气，写到小好也需要小才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关于毛笔的艺术化书写，张同印没有半点才气，纯属无知无畏的笨伯一个！学书的才气主要体现在观察力和表现力两个方面，如老一代书法大家朱复戡曾言“字能写得好的人，多是’眼根’发达的人”。“眼根”发达者，不外乎属于观察力强的人，当一个学书者的观察力能保证强盛，其人对古人法帖的细处自可体察入微。而稍晚于朱复戡的书画大家陆俨少又认为，欲想把字写好，全在指腕之间天生一副好“肌肉”，好“肌肉”者，无非是指表现力特强的人，下笔得气，如有神助，将各种点画赋予生命的意味。朱、陆两位前辈所主的学书妙旨加以结合，就是书法实践才气的两处关键质素。可惜的是，此两项学书的关键质素，都没有附着到张同印的身体里，他的字就算写到垂垂老矣，也一定原地踏步，与往昔一般的俗不可耐，此全怪“老天爷不赏饭”故也，只是这一大窘处张同印自己能解悟到一二吗？我常常想，当夜深人静时，无知无畏如张同印者，会扪心自问吗？会稍加自省吗？是否要省察一下，自己的学术能力能不能配得上“书法博导”这个崇高的学术荣誉？并由此而渐渐生出，哪怕一丝丝儿的惭愧之意？！

 

刘守安书作

 

刘守安书作

欣赏刘守安的书作，会生出一许惊悚感，当一个名校的书法博导把字写到这种恶俗的地步，他门下的博士生是否比此还要等而下之？确实越想越觉得惊悚……

 

相较于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的“来头”好像更大。刘守安曾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又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出任书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安何德何能？能先后主政于两所名牌大学的书法专业教研机构？并在这两所名校中都担任书法博导的学衔。客观说，在当代书坛能有这种“来头”的书法家少之又少，如只看刘的“来头”，决大数的书法人都会对之投以“肃然起敬”的目光。刘守安的“来头“既大，那么他的“实学”能否与其“来头”相符？刘守安显见又让我们大大失望了。秦永龙、张同印的书法（书内功）尽管已是大俗、大劣之书，但尚达不到恶俗，而刘守安的书法则直入“恶俗”之境，与潘家园地摊书法匠人的行活“书法”一无二致矣。以地摊级匠人的“恶俗”行活之书，能先后在两所名牌大学担任书法博导，实在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又无法理解，难道这世间人事真的是“人各有命”乎？在我看来，只能说刘守安属于一个命、运、气三者都超级绝佳的福将，若不从命运、运程、风水等“玄学”的角度去思考刘守安平生已有的书法生涯，又有谁可以解释他何能实现以最低劣的学术水准，却攫取到了最高端的尊贵学衔。刘守安就像那些打不了实战，但可以把牛皮吹破天的武术“大师”，比如他为了掩饰遮蔽自己“书内功”书写技能的的浅薄，张口谈到书法就会大言不惭地放言“书法要’文化自觉’云云……”，他的这类“豪语”在口气上似乎“高屋建瓴”，不同于凡人，实际上他说的这些话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真的能懂。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三位书法博导“书内功”的皆薄弱低能，可看作是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博士生教育乱象中的一个缩影，从本质而论，他们就是那个“吹牛不脸红”的“马大师”，今之各名校之书法博导们已堕落到与“马大师”一类的江湖人士作等齐观了，当代书坛又怎是一个“乱”字了得！哀哉！

 

随着毛笔的日常应用书写退出整个社会生活，毛笔文化在总体趋势上处于一种颓势，在此背景下，专业化、系统化的高等书法教育无疑更加需要强调书法一艺的精义所在，书法精义的组成首先是毛笔书写技法中各种带有难度，甚至带有高难度的用笔技巧，没有对毛笔书写技巧能力的深切把握和熟练运用，不过枉谈书法罢了。书法艺术之独特的特性还在于，个人书法实践能力与对古代书论之体认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一人在书法笔墨实践方面若没有相应的积累和经验，他根本无法真正读懂古人各种高妙的书论。我一点儿不怀疑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三位教授的古汉语能力要高于一般的学书者，他们从古汉语语法一类的角度向学生讲解古代书论，也许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无论他们讲的多么“头头是道”，他们就某一条古贤书论阐发、解析的意涵，只是究意于一种古书论字面上的“表意”，至于其文字背后蕴藏的“里意”，此三人因都缺乏“书内功”的基本修养，故此三人是无从体察更是无能向学生讲解透彻的。不难想见，假使此三人能从专业角度真正洞悉一点点儿古贤论书的精诣之言，他们的字又怎会流于到今天的大俗、恶俗之境？可见，三人对古贤书论都是从字面的“表意“方面去囫囵吞枣，对其间的深意则毫无理解，所以此三人才能成为今之书法博导中的“俗书”大王。没有“书内功”而奢谈“书外功”者，可毫不犹豫地判定其人就是如“马大师”一类的“骗子”，此可视作一条颠扑不破的的书法真理。宋宝罗是一代京剧艺术表演大师，他在京剧表演之余暇研习书画篆刻，他于舞台表演中可当场作书作画，这是他舞台生涯中最耀眼的一个表演特色，而书画篆刻之于宋宝罗则是货真价实的“戏外功”。试想，宋宝罗如没有京剧表演艺术中唱念做打的基本功素养，他送于观众耳际的唱腔做不到有如天籁之音，那他的书画篆刻创作水平即便达到了专业创作的高度，也无法许为他有深厚的“戏外功”，戏曲家的“戏外功”是专属于戏曲家，同样书法家的“书外功”也是专属于书法家。秦永龙、张同印、刘守安三位固有名校书法博导的学衔，究其本来面目，他们三人连书法艺术之门何在？至于今日都还没有摸索到。因之，他们自命有再多的“书外功”，也是“瞎子点灯”，他们的“书外功”除了用作欺世盗名，对稍解书法的人来说，就是一段茶余饭后的谈笑佐料，是不值一哂的。

 

刘守安书作

 

中国的书法博士生教育肇于上世纪90年代，从最早的书法博导，如章祖安、欧阳中石，再至于今时为我们景仰的书法博导如王镛、丛文俊、王冬龄、陈振濂、华人德、侯开嘉、徐利明、邱振中、黄敦、曹宝麟等，包括更年轻一代的书法博导如杨涛、陈胜凯、朱天曙等，从此中观察，以上所列老中青三代书法博导在书法创作、研究方面当然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但有一点则是这个群体所共有的，即上述诸书法博导都是先以书法创作立身，书法家是其本色、底色，是故“真”书法博导必先是一位书法家，也唯有经本色书法家研究得出的书法学术成果才真实可信，舍此全是各色忽悠的花招，万万不可轻信！曾几何时，我们忽然对民国时代表现出一种深切怀恋，坦白说，我并不觉得民国时代就是如各个“民国粉”们描述的那么好。可是，就“士风”，以及那个时代对高等学府的管理水平来说，民国胜于今时之处的确多多，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也许就是民国时代的学术界可以实现大师辈出的原因所在。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校务时曾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梅先生的这句话而今还能贯彻实施吗？众所周知，大学的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校长等各种“领导”都应是为“教”与“学”服务的“勤务员”，反观今时各高校的实况呢……哈哈，还是不说为妙吧！昔年与黄苗子老人当面请益、聊天儿时，随口谈起他所著之《画坛师友录》一书，苗子老人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与前辈大师如叶恭绰、邓尔雅、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等在学术、艺术上相去甚远，而此相距甚远又不止于学术、艺术的本身。苗子老人的这句谈话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的这句话不啻是在提示我们，吾国之学术、艺术的发展之路，如不能及时加以矫正、补救的话，或将“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苗子老人距他的前辈们相去甚远是一个事实，今之学界各大家与苗子老人的学识相较，何尝不也是相距甚远。苗子老人之可贵处在于，他毕竟领受过前辈大师们的言教、身教，谓之曾经沧海或称允当，他自评与诸前辈“相去甚远”，至少又反映出他老人家“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一种坚定理想，即：苗子老人至少明白“尚知何处以望之”。当代书法的存亡继绝，振兴发展依靠谁？依靠这一众滥竽充数的书法博导？还是依靠只会按照论文格式制造文字垃圾的考试机器？此中关节，盘根错节，倘深究其本，显然非本小文所能尽述，而读者诸君当深会我之不言者为何也。

 

存于全国各高等学府的书法教育领域，尤其是书法博士生教育领域，应是当代书法界的最后一片净土，假如连这一片净土都失守了，当代书法还能剩下什么？同时，书法界备有权威意义的思想型书法家要有所担当，承担起对书法青年们新一轮思想启蒙的责任，启蒙不是书法权威们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来指点江山。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西哲康德语）最后，我愿以此语与书法界的同好们共勉之。

 

长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