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特別令人懷想

錢理群 作傢聯盟 Yesterday

來源：冰點周刊

今天，我是來和大傢一起讀這本書的。

最近出版的《民國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來是北大中文係的研究生，畢業以後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當編輯，他寫這本書，是因感覺到自己，以及周圍年輕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麽東西，主要是一種精神的缺失。於是，就想去看看“民國那些人”，當年那些大學裏的老師、學生，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是怎麽生活，怎麽求學、教書、治學，怎麽工作，怎麽為人、處世；他們追求什麽，有什麽理想，有着怎樣的精神、風範；對我們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麽啓示——我想，這些問題，也是在座的諸位想過，並且感興趣的。

而“我”今天來領着“大傢”一起讀這本書，和“民國那些人”相會，這本身就有一個時空的交錯，是很有意思的。“民國那些人”是上一世紀初，即“1900年後”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後”一代人；而諸位則大多數是“1980年後”一代人。這三代人相遇會出現什麽情況呢？

1. 為什麽“並不遙遠”又“相距甚遠”？

我們先來讀這段話，它是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的：“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着，那樣地活着。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距甚遠。讀着他們，我們感到恍然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我的問題是，為什麽“時間上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而我們又覺得他們“與我們相去甚遠”呢？——然而，真的很遠嗎？我們能不能拉近這樣的距離，由“遠”而“近”？

我們面對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當代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和歷史上的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的關係。講到這裏，我突然想到，假設“民國那些人”，今天真的來這裏參加聚會，在座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和這些前輩有共同的話題嗎？這共同話題又是什麽呢？

這就是今天我要和諸位討論的問題。

2. “我們”的問題在哪裏？

我註意到書中提到的一位當代大學生的反應，他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不會感應那些老先生的。”

這話說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我對當代大學生，也即所謂“80後一代人”的看法。我總是強調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要靠自己解决。但也總有學生對我說，我們也很想聽聽你作為一個年長者對這一代人存在的問題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們來思考吧。

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你們這一代有，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年紀已經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不能這樣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

我讀過一位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許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裏，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或許這裏說得有些誇張，但沒有信仰，沒有目標，什麽都不在意，都無所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生活中沒有了依賴，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來了。

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如何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問題。或許我們正可以帶着這個問題，去請教我們的前輩，和他們進行心的交流。

3. “生活裏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篇：《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從表面上看，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傳聞：“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綫桿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一次他帶着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着傘走路；在傢裏吃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鏟到鍋裏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裏有煤渣；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傢，有一次回到傢裏，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覺得奇怪極了；而他所穿的鞋，聯大學生幾乎都知道，是後見天的；他平日裏走路，總是低着頭，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見。”

且莫把這些都看成逸聞趣事僅作談資——我知道，做學生的，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晚上熄燈以後，躺在床上，回味、談論某位教授的逸聞趣事。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我深信諸位現在也是如此，這也是學生的“傳統”。但我們又不能僅止於此，還要想一想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說：“在他心裏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裏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裏總要有個着落，有個寄托。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裏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裏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裏拼命了，他並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麽，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還重要。”——“生活裏邊”有沒有“比其他東西都重要的東西”，有沒有“不奪”之“志”，這是一個關鍵、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就總要有所“在意”，有所“守護”；沒有，心無所係，精神無所寄托，你就沒着沒落，既無法“安身”，也無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麽，一切都“無所謂”，也就自然談不上要“守護”什麽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曾昭掄這樣的學者，學術就是他的“比什麽都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不可奪”之“志”。他對化學學科，有一種使命感，有一種生命的承擔，因此他願意為之拼命、獻身。前面說到的他的那些逸聞趣事，正是這樣的拼命、獻身，以至達到忘我境地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學術、學科，對於他，就不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謀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東西。這就是這一代學者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學者”根本不同之處。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也是講這一代學者、知識分子，題目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擔的。我還談到這樣的承擔，是有三個層面的：對國傢、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

我讀這本《民國那些人》，感觸最深的，也就是這“三承擔”——讓我們一一道來。

4. “鐵肩擔道義”：對社會、歷史、民族的承擔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三十萬元“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傢、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鬥”的北大歷史係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裏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對象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托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着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裏，我可以嚮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着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纔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傢、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啓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於右任的輓聯中贊譽他“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着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範，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裏。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裏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蒙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裏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頽廢、絶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裏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裏有一方心靈的淨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麽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把它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佈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象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傢端坐其間，當着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裏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絶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裏，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這樣的課，絶就絶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衹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這樣的課堂裏，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最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最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係主任嚴傢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係同學開講座。林先生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復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最後那天上課了，先生穿着整潔而大方，一站在那裏，就把大傢震住了。然後，他緩緩地朗聲說道：“什麽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傢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徵博引，任意發揮，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癡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傢裏，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這最後一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絶唱”。

我們現在再來仔細體會林庚先生的這段話，這是他一生做人、治學、寫詩經驗的凝結，是道出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科學、教育、學習，以至人生的秘密與真諦的。這裏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傾聽、閱讀、思考，去上你已經上了無數次的課，去寫已經成為你職業任務的文章，你就會不斷産生發現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你果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這樣，你就會有古人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也就是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進入生命的新生狀態。長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顆“赤子之心”。你們看，我們前面說到的老人，無論是曾昭掄，還是劉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國那些人”，哪一個不是終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狀態？我曾經說過：北大“大”在哪裏？就“大”在有一批大學者。大學者“大”在哪裏？就“大”在他們始終保有赤子般的純真、無邪，對世界、社會、學術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這就是瀋從文說的“星鬥其文，赤子其心”！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啓示的：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嶽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麽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大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着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衆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本書特地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對他的老師潘光旦的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麽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麽看待自己。”——這話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麽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麽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我們一再說，對自我生命要有承擔，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的問題，也恰恰在這裏：許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都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民國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纔是真正的大問題。

6. “捨我其誰”：對學術的承擔

關於學術的承擔，前面在講曾昭掄先生時，已有論及，這裏再作一點發揮。

又是劉文典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飛機空襲昆明，教授與學生都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連忙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着陳先生往城外跑去，一邊高喊：“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這時衹見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學作傢瀋從文也在人流中，便轉身怒斥：“你跑什麽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這大概有演義的成分，但劉文典的“狂”卻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這種“捨我其誰”的狂傲氣概，其實是顯示了學術的使命感、責任感，自覺的學術承擔意識的。所謂“天生我纔必有用”，天生下我來就是做學問的；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些學者就是為某個學科而生的，如曾昭掄為化學而生，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為唐詩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們眼裏，學術就是自己的生命，學術之外無其他。哲學家金嶽霖如是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這裏還有一個例子。具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經典著作翻譯傢羅念生，人們說他的一生，衹有一個單純的主題：古希臘。他自己也說：“每天早上，我展開希臘文學書捲，別的事全都置諸腦後，我感到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臘，用古希臘著作的精神來對待世界。兒子小時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臘的；和友人聚會，他講的笑話全部不出古希臘；好友失戀要自殺，他勸好友：“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你會明白人的意志多麽寶貴。”他兒子回憶說，當年自己勸說父親不妨去爭取一些頭銜和榮譽，父親湊近他，帶着一種混合着頑皮、滿足和欣喜的神態，輕聲說：“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臘，就足夠了。18世紀，德國藝術史大師溫剋爾曼稱，古希臘藝術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羅念生的一生浸泡其間，他的生命也獲得這樣的“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

什麽叫“學院派”？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什麽叫“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自足存在”，纔是真正的“為學術而學術”！沒有生命承擔的學術，談不上真正的學術！

對這樣的把握了學術真諦的學者，學術是無所不在的，他們無時無刻不處在學術狀態中。這裏又有一個“建築史上應該記錄的有趣的飯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建築師楊廷寶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學生輩，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傢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後從懷中掏出捲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原來他發現，這套桌椅衹占了極小的空間，而坐着甚為舒服，這在餐廳建築設計上是有參考價值的，而他總是隨身帶着量尺與小本子，以便隨時記錄的。

我們在前面談到過的著名記者邵飄萍也有這樣的經驗：記者要時刻生活在角色中。閑談中，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新聞腦”始終緊張活動；一旦提筆行文，則又“狀若木雞，靜穆如處子”，傾註整個身心。

這時時刻刻“傾註整個身心”，其實就是一種對學術、對自己的工作的癡迷。癡迷到了極點，就有了一股呆勁、傻氣。人們通常把這樣的學者稱為“書呆子”，在我看來，在善意的調侃中，是懷有一種敬意的：沒有這樣的“書呆子”氣，是不可能進入學術，升堂入室的。

這樣的有承擔的學者、教授、知識分子，就自有一種精神。在我看來，主要是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

7. 獨立精神：“匹夫不可奪志”

1944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嚮行政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絶對信任。”蔣介石於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有人說，這樣的對話，“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還是那位劉文典教授。1928年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絶其到校“訓話”。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是他在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希望的那樣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一切皆因劉文典冷冷擲出的一句話：“大學不是衙門！”後來安徽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進而兩人衝突升級，劉文典指着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由，將劉當場羈押，說要槍斃。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纔獲釋——後人嘆曰：“今天，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無處尋覓，所謂‘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名士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不僅“笑傲王侯”，對“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現代英美詩的葉公超教授在出任“駐美大使”時，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威爾（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開而已。”

小故事裏有精神。什麽精神？孔夫子說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人格、氣節和風骨也。

我還要嚮諸位鄭重介紹一篇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視、卻長期淹沒的雄文，我也是在讀本書時纔知道的。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全國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等——這樣的在當今中國教育中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政幹預，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絶，並公推馮友蘭教授起草《抗辯書》。其文寫得不卑不亢，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後又歸結為一點：“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自有其傳統，“似不必輕易更張”。

作者說：“今人讀之，拍案稱絶，繼而嘆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註意，我們不敢苟同更拒絶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統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我們已經有了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為學人立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讓我們永遠懷想；而現在，面對馮友蘭這篇“抗辯”雄文，所立起的“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製”的標桿，不禁發出感嘆：魂兮鬍不歸，大學之獨立精神！

8. “還是文人最自由”

這是葉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當教授，後又去從政；但終因“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而棄官，回來當教授，於是，就有了“還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嘆——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幹預，嚮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

但說“還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們在包括葉公超先生在內的這一代學人身上，還是可以看到一種自由精神：所謂身子被捆着，心靈是自由的。

這樣的自由精神，在我看來，不僅表現在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傳統“名士”的真性情、真風流，更是一種“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們談到了這一代的“大承擔”，其實，“大承擔”的背後，是一個“大生命”的觀念。如魯迅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所謂“心事浩茫連廣宇”，在他們的心目中，整個民族、整個人類、整個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衹要國傢、民族、人類、宇宙有一個生命是不自由的，他們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說，真正的詩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歡樂和地獄的痛苦的，看到別人被殺，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的。因此，他們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愛精神，佛教所說的大慈悲情懷的。這是一種“天馬行空”的境界，獨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時又可以自由出入於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狀態，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們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顯得太萎瑣了。

9. 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

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民國那些人”的創造力，實在驚人。

請看這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二戰”後，他到巴黎車站，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巴黎窮了。”後來他又去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趙元任的絶活，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名勝古跡和土貨特産。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三十三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人們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說過，文藝復興是一個出“巨人”的時代，而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巨人，是不受學科分工的限製的，是多方面發展的通纔；而未來學術的發展，將越來越趨嚮綜合，所呼喚的正是新一代的通纔。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語係的吳興華教授也是這樣多才多藝的通纔、全纔。別的不說，他打橋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裏的美談，十足“談笑風生，睥睨一切”：他一邊出牌，一邊講笑話，手裏還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詩集，乘別人苦思對策的間隙，扭過頭去看他的書。你可以說這是“逞纔”，但卻不能不嘆服其過人的才氣，而才氣的背後，是充沛的創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創造力，人活到這個份兒上，就夠了。

面對這一代思想學術上的創造，我常想：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無窮無盡，無窮無盡！在前輩面前，我們也不必自慚形穢，因為就人本來的資質而言，我們並不缺乏創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年輕人應該有這樣的志氣。

10. 把“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

這就是“民國那些人”：這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這是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因此而成為民族的脊梁，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學術的頂天大柱，並且如魯迅的那樣，為我們“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作為後人，得以得到這一代人精神的守護與滋養，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遠去，黑暗依在，衹有我們自己來肩住閘門，自己來承擔，自己來堅守前輩留下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是你們這一代，“80後”這一代的歷史使命，也是你們“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一個關鍵。

我最後要說的是，體現在這一代身上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要追尋的大學精神，所要傾聽的知識分子的真聲音。

追隨這樣的精神，傾聽這樣的真聲音，將把我們帶入人生的大視野、大境界、大氣概——如果我們衹是咀嚼一己的悲歡，並且視其為整個世界，我們就太卑瑣、太可憐了。但我們還要自覺於、善於把這樣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北大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生活實踐中，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今天的中國大學生，應該繼承這樣的大學精神、知識分子精神，發揚光大，使自己成為既目光遠大，又腳踏實地的更為健全的新一代大學生：這都是“後死者”應有的歷史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