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對話奈保爾：寫作如同抱負被賦予我 是唯一高尚的職業
文藝圈
2018年08月12日 10:00
奈保爾從孩提時代起便堅信“自己帶有特殊的標記”，但這並沒有讓他的寫作之路從一開始起就一帆風順。
印度裔英國作傢V.S·奈保爾
按：當地時間8月11日，印度裔英國作傢V.S·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在倫敦傢中逝世，享年85歲。奈保爾在五十年間創作了30多本著作，包括回憶錄、小說和旅行寫作，其中許多涉及殖民主義及其遺産。
1932年8月17日，奈保爾降生於特立尼達的查瓜納斯，他的外祖父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作為一名契約傭工從印度遷居至此。在收於《尋找中心》的《自傳前言》中，奈保爾寫道：“一位作傢的半生工作……就是發現他的主題。而我的問題在於我的一生有太多變遷，充滿了動蕩和遷徙。從外祖母位於印度鄉間的宅邸，那裏的儀式與社會生活仍然接近印度鄉村；到黑人的西班牙港和它的街道生活，還有與前兩者形成強烈反差的殖民地英文學校（女王皇傢學院）的有序生活；再到牛津、倫敦和BBC的自由撰稿人寫作室。若要談及我試圖踏上作傢徵程的努力，我不知道該把目光投嚮何處。”
可以確定的是，奈保爾討厭牛津，他在牛津讀英語專業，衹是為了逃離他更討厭的特立尼達的農業殖民社會。在1990年代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奈保爾直言不諱：“我討厭牛津。我討厭那些學位，我討厭所有關於大學的觀念。我的準備過於充分了。我比我們學院和我們課程中的絶大多數人都聰明得多。”
即便他準備充分、超常聰慧，但在寫作道路的初期依然磕磕絆絆。他兩度嘗試寫作小說都慘遭失敗，給人寄去自己的手稿卻被告知那是完完全全的垃圾，他說自己恨不得去殺了那個人，心裏卻知道他是對的。奈保爾燃燒着寫作的欲望，卻在最開始的五年裏一事無成。他“絶望地四處尋找主題”，等來了最後的靈感爆發，寫出來了《畢沃斯先生的房子》，可“這本書走過的路和前幾本同樣坎坷，過了好一段時間纔收穫它應有的褒奬”。“我從不曾抱怨；我衹能繼續前行。”奈保爾說：“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感到自己帶有特殊的標記。”
《巴黎評論》兩度與他對話，訪談者在事後回憶道：“在與奈保爾的對話中，所有的問題和觀念都會變得非常微妙和復雜（除非你衹用單一視角看待事物，不然他就會自始至終都讓你體驗到這種感受），而他的語言卻能避免含混和黑話。奈保爾確實不易相處。他出身卑微、常年奮鬥，光是他藝術生涯發端時的遭遇就已然促成了他嚴重的神經官能癥——即便他已年高六十六，他的神經回路依然十分活躍。”
經99讀書人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巴黎評論·作傢訪談3》中文版中節選了部分內容，除了他逃離特立尼達的經歷、早期寫作過程中的挫折，奈保爾還談到了他的寫作習慣、對於作傢這一職業的看法，以及對於英語和印度文學發展態勢的觀察和態度。
《巴黎評論·作傢訪談3》
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 編 楊嚮榮 等譯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1
1、世界變了，人們從前認為很多地方不值得書寫
《巴黎評論》：你的自傳與西方宏大的歷史進程有着很多吻合之處，這令我十分訝異。在你書寫自己的時候，你有感到過自己是在書寫那個更為廣阔的世界嗎？你是否刻意去達成這種聯繫，抑或這在你不過是一種自然的成長。
奈保爾：它會自然而然地成長起來，因為這是一種學習，不是嗎？你無法否認你已然習得的事物；你無法否認你的旅途；你無法否認你生命的本質。我在一個小地方長大，年紀輕輕就離開了那裏，進入到那個更為廣阔的世界中。你必然要把這些囊括進你的寫作中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巴黎評論》：在我的想象中，你人生伊始的地方是一個你熱切地想要離開的地方，可是隨着你愈發深入的研究和愈發頻繁的回歸，它實則成為了問題的核心，對西方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你把特立尼達喚作是一個小地方，但從你的寫作中可以看出，哥倫布渴求它，雷利也渴求它……你是什麽時候開始意識到，特立尼達已然成為西方欲望的聚焦，已然成為一個宏大的主題？
奈保爾：我已經寫作了很長時間。而在其中絶大部分時間裏，人們對我的作品並不感興趣，所以我的發現都傾嚮於私人化。如果你所說的情況確實發生了，那麽它衹是一個巧合，而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此外有個非常重要的點需要註意，我的作品不以政治為主題，也不意圖與他人論戰。這樣的作品如若誕生在20世紀50年代，現在衹怕已然壽終，無人問津。人必須去發現一種情況的真相，正是這種真相使得事物具有普適性。
《巴黎評論》：你提及你的讀者群很晚纔到來：你覺得世界現在正在趕上你的步伐嗎？是讀者變了還是世界變了？
奈保爾：是世界變了。在我開始寫作的那個年代，人們認為世上有很多地區根本就不值得書寫。你讀過我的《黃金國的沒落》嗎？裏面囊括了所有對雷利和米蘭達的研究。當它出版的時候，倫敦一傢大報社的文學編輯跟我說，我寫篇短文就足夠了，這個主題根本就不值得小題大做。他自然是個蠢貨。但這讓你察覺到這個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1968年的奈保爾
《巴黎評論》：你認為現在的世界，能夠更好地理解你一直在談論的心理移位嗎？
奈保爾：如今它已經是一個廣泛的處境了。可人們仍然持有單一文化的觀念，即便它從未存在過。所有文化已然永恆地混雜在一起。比方說羅馬，那裏曾是古國伊特魯利亞，而羅馬的周邊也曾有過其他城邦。再比方說東印度群島，印度的人民走出了自己的國土，又再度發現了新印度，而那裏也受過穆斯林的影響……人們總是來來往往，世界始終處於運動之中。
《巴黎評論》：你認為自己是這個混雜世界的典範嗎？
奈保爾：我不這麽認為。我考慮的始終是書。寫作是為了寫就一本書：為了滿足需求，為了謀生，為自己留下光輝的一筆，為了填補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我不為任何人代言。我也不認為會有任何人希望我來為其代言。
2、討厭牛津，在此讀書衹因想逃離特立尼達
《巴黎評論》：你於1950年離開特立尼達，前往牛津深造，遠渡重洋來到異國他鄉實現抱負。你想要追求些什麽呢？
奈保爾：我想要成名。我也想成為一名作傢——通過寫作成名。而這一抱負的荒謬之處在於，彼時我對於自己將要寫些什麽幾乎毫無頭緒。抱負在寫作材料之前便來到了。電影人山亞姆·班尼戈爾曾對我說，他在六歲的時候就明白他想要拍電影了。我沒他那麽早熟，但我在十歲的時候就想當一名作傢了。
我依靠一份殖民政府的奬學金去牛津求學，它保證我完成任何我想讀的專業。我本可以成為一名醫生或者工程師，但我依然想要在牛津修習英語，這無論是跟牛津還是英語本身都沒有關係，而衹是因為它遠離特立尼達。當時的我認為，在遠離故土的這三四年間，我便能夠瞭解我自己。我認為我將會找到自己的寫作材料，然後奇跡般地變成一名作傢。我沒有學習任何專業技能，我選擇了英語這一庸常的專業，這個學位簡直一點價值都沒有。
可是我想逃離特立尼達。殖民地生活的瑣碎和激烈的家庭爭端（人們以道德為準繩相互評判、譴責，這與我印度的家庭背景關係更緊密。）令我感到壓抑。無論是印度世界還是殖民地世界，都不是寬容的社會。我預感到，在更廣阔的世界中，人們會因為他們自身而得到欣賞，人們自身就足以引起他人的興趣。
《巴黎評論》：而與他們出身的家庭無關？
奈保爾：是的。我想象着以後人們不必總是受製於那種道德評判。人們會對你的言論感興趣，或者他們會對你不感興趣。這確實是英國的實際情況，我確實找到了一種更加寬容地看待人們的方式。而我現在更是覺得它寬容了。
《巴黎評論》：你享受在牛津的時光嗎？
奈保爾：事實上，我討厭牛津。我討厭那些學位，我討厭所有關於大學的觀念。我的準備過於充分了。我比我們學院和我們課程中的絶大多數人都聰明得多。我可沒在吹牛，你很清楚，時間已經證明了所有這些事情。某種程度上，我為這個外部世界所做的準備充分得過頭了；牛津給我帶來了某種孤獨與絶望。我不希望任何人去經歷這種東西。
《巴黎評論》：你是否曾經想過，如果你留在了特立尼達，你的人生將會是什麽樣子？
奈保爾：我可能會自殺吧。我的一個朋友就這麽做了，我想大概是出於焦慮吧。這個男孩是個混血兒。他非常可愛，非常聰明。太可惜了。
《巴黎評論》：你現在還能感受到早年生活的傷口嗎？
奈保爾：想到我得以逃離那種生活，我就感到非常幸運。我會思及那段歲月是多麽糟糕和壓抑。站在現在的角度我更能看清它的實質：那是一個種植園，也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但卻完全自治。毫無疑問我已經治愈了這些傷口，因為我對其思考良多。我想到，我沒有被徹底摧毀是有多麽幸運。從那時起，便是勤勉工作的一生。
《巴黎評論》：你生活的核心需求為什麽總是寫作呢？為什麽它是走出一切事物的路徑？
奈保爾：寫作如同抱負被賦予我。或者說，我遵循着父親的榜樣；他雖然是一名記者，卻是一名作傢，因為他還會寫故事。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的父親在他的故事中探究了我們的印度背景。他發現這是個非常殘酷的背景，而我通過他的故事也發現了這是個非常殘酷的世界。所以我在成長過程中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內省非常重要，且不應該總是去確立外在的敵人。我們必須探究自身，探究我們自身的弱點。我到現在仍然如此相信着。
《巴黎評論》：你曾經說過，你把寫作看作是唯一真正高尚的職業。
奈保爾：是的，對我來說它就是唯一高尚的職業。它之所以高尚，是因為它關涉真理。你必須尋找不同的方法來處理你的經驗。你必須理解它，你也必須去理解世界。寫作常常是追尋深刻理解的鬥爭。這非常高尚。
1992年的奈保爾
3、我的人生非常艱辛，但我從來不曾抱怨
《巴黎評論》：你什麽時候開始寫作？
奈保爾：我在1949年開始寫小說。那是個非常滑稽、非常有趣的主題：一個特立尼達的黑人男子給自己取了非洲國王的名字。這是我當時試圖探索的主題。整個寫作過程艱難地持續了兩年，因為當時的我太過年輕，不知道它需要花去多少時間。它始於我離傢前不久，最終在牛津一次長假期間得以結束。我很高興我能夠完成它，因為至少它給予我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經驗。當然它最後什麽聲響也沒有。
之後我離開了牛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睏境，我開始寫作一些非常嚴肅的作品。我試圖找尋自己的聲音，自己的口吻——真正屬於我的筆觸，不用藉用任何人，也不用去裝腔作勢。這個嚴肅的聲音將我引入了抑鬱的淺灘，糾纏了我一段時間，直到我給某人寄去了手稿，他讓我放棄這種聲音，我纔從抑鬱中走了出來。他告訴我那完全是垃圾；我簡直想殺了他，但內心深處我知道他絶對是正確的。我有好幾個禮拜都鬱鬱寡歡，因為五年已經過去了，我還一事無成。你也看到了，我身上有着旺盛的寫作欲望。我已然决定這將是我謀生的職業——我已然把一生都奉獻給它。
然後好事就突然發生了：我突然跳出了那片陰鬱，突然撞見了自己的聲音。我找到了那屬於我的聲音的材料；它受到兩個文學源頭的啓發：我父親寫下的故事和一部西班牙流浪漢小說，那是在1554年出版的第一部流浪漢小說，《托爾梅斯河邊的小癩子》。這本小書講述的是一名在西班牙帝國長大的可憐男孩，而我則非常喜愛這部小說的語調。我把這兩個源頭結合在一起，發現它非常契合我的人格：正是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源頭哺育出了我的作品，最終發展成真正屬於我的原創風格。
《巴黎評論》：這正是你開始寫作《米格爾大街》的時候？
奈保爾：是的。想要在任何寫作題材上做第一人都異常睏難。之後的模仿總是相對容易。所以我寫的書混雜了觀察、民間傳說、新聞剪報，以及個人回憶，很多人都可以寫得出這樣的東西，但在當時它是那部呼之欲出的作品。
《米格爾街》
V.S.奈保爾 (V.S.Naipaul) 著 張琪 譯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3-7
想象一下在1955年寫本像《米格爾大街》那樣的書。今天的人們會對來自印度和其他前殖民地的作品感興趣，可在1955年人們可不認為這算得上是作品。這本書我揣了四年纔最終得以出版，這真是一段難過的經歷。它真的很令我沮喪，它帶來的巨大陰影留存至今。
《巴黎評論》：1955年時，你已經寫完了兩本書，分別是《神秘的按摩師》和《米格爾大街》，前面那本書直到1957年纔得以出版，而後面那本故事集則要等到1959年。
奈保爾：我的人生非常艱辛。當你年紀輕輕、一身赤貧，當你想讓世界知道你的存在時，兩年是一段漫長的等待。我被迫承受這種痛苦。當《神秘的按摩師》最終付梓出版，我就職的那傢報紙（當時我在《新政治傢》工作）就發表了負面的評論，文章的作者是一名後來非常出名的牛津教授，他把我的小說評作是來自一座殖民島嶼的一道稍有風味的小吃。一道稍微風味的小吃，也就是說花不了多少力氣。
現在再回頭看看那些當時書評人眼裏真正的書籍，就變得饒有趣味了。當然你不必跟我說，儘管它們已經出版了四十多年，依然在重印。但當時的我卻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我被忽視傷害了。現在的人們能更容易地接受它，這也是他們抱怨的原因。我從不曾抱怨；我衹能繼續前行。
《巴黎評論》：想必你曾依賴自我信念維係生活吧？
奈保爾：是的。我從未懷疑過。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感到自己帶有特殊的標記。
《巴黎評論》：當你的第一部小說出版時，你開始寫作《畢沃斯先生的房子》。
奈保爾：是的。當時的我正絶望地四處尋找主題。當時的絶望情緒如此之盛，我都開始用鉛筆寫作了，因為我感受不到充分的安全感。我的構思囊括一個類似我父親的人，他走到生命的末尾，會開始考慮他周身的事物，並考慮它們是如何進入自己的生活。我胸無靈感地辛勤寫作了許久，大約有九個月的時間。
《巴黎評論》：你當時每天都寫作嗎？
奈保爾：嚴格來說不會每天都寫，因為一旦你缺乏靈感，你所做的事情就難以維係。不過同時我還試着當一名書評人。某人把我推介給《新政治傢》，他們給我派了一本又一本書，可是我用心過度，沒能成功。然後他們給我派了本牙買加的書，我終於把握到了自己書評的口吻。所以當時我取得了一些成就，學會了如何寫簡短有趣的書評，使得一本書在讀者眼前栩栩如生。後來我的小說終於靈感爆發，然後一切都非常順利。我每個月都會花三周來寫作。我很快就明白，這會是部偉大的作品。我很高興，儘管我纔這麽年輕，我就開始從事一部偉大作品的寫作，而我的起點並不高，你要知道衹有當你接受了足夠的訓練，你才能嘗試去寫出偉大的作品。如果當時有人在街上把我攔住，告訴我說他可以給我一百萬英鎊，而條件衹有一個，那就是不要完成這部小說，我會讓他滾開。我明白我必須完成這部作品。
《巴黎評論》：這本書反響如何？
奈保爾：從出版商開始讀手稿起，這本書的反響就非常好。我想說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大賣，可實際情況當然沒有。我也想說這本書一經出版就令世界矚目，可這個世界並未青眼有加。這本書走過的路和前幾本同樣坎坷，過了好一段時間纔收穫它應有的褒奬。
《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英] V. S. 奈保爾 著 餘珺珉 譯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5-4
4、詞語非常珍貴，我想用一種珍貴的方式使用它們
《巴黎評論》：你能形容下你的寫作方式嗎？
奈保爾：我寫得很慢。
《巴黎評論》：總是很慢？
奈保爾：我年輕時曾寫得更快，當我狀態好的時候大約每天可以寫一千個詞。我現在做不到了。現在即便是狀態好，我每天也衹能寫三百個詞，真的很少。
《巴黎評論》：你有寫不出的時候嗎？
奈保爾：常常有。大部分日子裏我都寫不出。
《巴黎評論》：海明威把他寫不出文字的日子稱作離死亡更近的一天。
奈保爾：我不像他那麽浪漫。我衹會覺得很惱怒。但我的年齡沒有虛長，我已經足夠明智，足夠有經驗，知道一切都會過去。如果我腦海中已經形成了那部小說，那麽它總歸會出來。問題不過是尋找正確的途徑。
《巴黎評論》：約翰·厄普代剋認為語言衹應傳達，而不應翩翩起舞、令人炫目，你會這麽認為嗎？
奈保爾：如果人們有什麽想做的事情，他們就必須去做。我也希望我的行文能通俗易懂，我可不想讀者在我的文字上犯難；我希望讀者能通過我描述的內容，讀懂我想要說的意思。我可不想他說：噢，天哪，這文章文筆倒是不錯。這樣的文章就寫糟了。
《巴黎評論》：所以即便構思復雜，行文也必須簡潔。
奈保爾：是的，要簡單。我絶不用術語。生活中處處都是術語，無論是報紙上，還是朋友之間的對話中，而當你作為一名作者時，你有可能會變得非常懶惰。你可能會開始在用詞方面犯懶。我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詞語都非常珍貴。我想用一種珍貴的方式使用它們。
奈保爾
《巴黎評論》：你對英語文學感到絶望嗎？
奈保爾：我並不對其感到絶望。因為如今它並不存在，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如今再要完成曾經有過的一切無比睏難。至少在英國它的狀況非常糟糕。英語文學不再存在了，但是它的過去如此豐富，也許如今也沒必要為其扼腕。
《巴黎評論》：那些印度作傢呢？你是否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
奈保爾：我還沒考察過印度文學，但我認為印度將會出很多作品。印度曾有幾個世紀都完全沒有知識生活。那曾是個儀式化的社會，並不需要寫作。可是當社會走出原先純粹的儀式化生活，開始在工業、經濟、教育方面進行擴張時，人們就開始産生了理解現狀的需求。人們轉嚮作傢，而作傢則需要引導人們、鼓舞人們。我認為今天的印度會出很多作品。印度的發展會證明這一切。
《巴黎評論》：你常常去印度旅行。你在三十五年前首度拜訪，並為了寫作和度假經常回去。你對印度持續地着迷，它的源頭是什麽。
奈保爾：畢竟那是我的故土，我天生就對過去有所知覺，此外我過去曾經和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沒法超越他們的認知，超出的那部分都不過是絶對的空白。我真的是在探索那片我所說的黑暗區域。
《巴黎評論》：你認為知曉你的故鄉，以及塑造你的一切，對你作為一名作傢所起的功能和所用的材料是否至關重要？
奈保爾：如果你跟我一樣，並不瞭解你出生地的歷史，也沒人告訴你這段實際上並不存在，或者衹存在於檔案中的歷史，當你這樣來到世界上，你就必須瞭解你的故鄉。這要花去很多時間。你也沒法直接去書寫世界，仿佛一切都渾然天成，一切都已然給予你。如果你是一位法國作傢或者英國作傢，你會對你的故鄉和文化都了如指掌。可要是你像我一樣，來自一片偏遠的農業殖民地，你就什麽都得學習。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探究和學習的過程。
書摘部分節選自《巴黎評論·作傢訪談3》，譯者：陶澤慧，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