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的“少作” ｜ 蘇煒

原創 蘇煒 地球是透明的 昨天

由中大學弟協助成書的" 少作"，此為PDF版封面。

小按：為這本“出土文物”樣的“少作”——個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成書出版，我的中山大學學弟學妹們沒少費心力心血（深謝！）。本來連排版、封面、版式都已成型，時勢所囿，最終也避免不了夭折的命運。此文寫成後因此也從未“出街”，還是“是騾是馬，牽出來遛遛”吧。

迷途者歸來

——《渡口，又一個早晨》成書有感（代後記）

作者： 煒

偉大的迷途者，决定終於做出：徵途纔是歸途，徵途就是歸途。

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

——孟浪《偉大的迷途者》                           

執筆此時，恰值一位熟悉的流浪詩人盛年驟逝。我在朋友們的哀悼聲中反復誦念着他的這首《偉大的迷途者》，恍然一驚：眼前此書——剛剛校正修訂完畢的《渡口，又一個早晨》單行本，這個“你的失散了三十七年的老兒子”（劉中國學弟語），可不正是一名“迷途者”麽？書中的主人公盧公——盧子昆，匿居渡口席棚水樓二十餘年的留蘇橋梁博士，不也是一位“迷途者”麽？你自己——浪跡天涯數十載，熟友眼裏“永遠長不大”的布衣遊子、癡頑文呆，可不也恰恰正是——這麽一位如假包換的“迷途者”麽！ 此一刻，耶魯校園沐浴在鼕日的初陽中。我的被自己稱作“澄齋”（有張充和先生題署的額匾）的耶魯辦公室書案上，《渡口》的初始樣書，就那樣靜靜地躺臥在斑駁晨光裏。她，是一個久違的雅馴暖心的寧馨兒麽？還是一個陌路相失的刺頭頑童？在文路上流浪、遺失了三十七年的時光並不算短，當今時世，“網紅”“流量”喧天，金玉繁花炫目，她，還值得穿越網書網讀的迷障，破費紙張油墨付梓麽？！又或是——在“新時期文學”藝海拾貝的斑斕海灘上，她，還算是一枚色澤尚存的蠃貝、還能找到自己一席微末的位置麽？！

 ——先從《渡口》此書的“迷途”說起。

三十七、八年前，我尚是中山大學中文係七七級（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的一位高齡老童生——25歲做“大一”新生，29歲方“本科”畢業，卻頂着“大學不準談戀愛”的超強壓力，公然和公開追求低班女生，陷入了此生最為激情澎湃卻又最為受挫受傷、不是初戀卻遠勝初戀的一場感情漩渦之中（真正的初戀屬於知青時代的“革命愛情”，卻完全不在“愛情”狀態）。一九八一年夏天，我隨着剛剛確定關係的女友探訪她的室友閨蜜在粵西鄉鎮的家乡，自廣州出發，踏上了一段鄉野採風又體味着戀愛甜蜜的旅程。那時候，我懷裏揣着一本封底印着“內部文學參考資料”的白皮書——瀋從文的《湘行散記》和《邊城》，從書頁裏的“湘西”，走進眼下的“粵西”。與女友及她的女伴一起，穿粵西古城，汲西江泉浪，吃不盡卻帶不走的農傢糍粑與荷葉飯，品不完卻買不起的老坑紫石端硯。那一路的明媚風光和愉悅心情，最終就都化到了《渡口》的筆端下——一旅途結束，我忽然接到《花城》雜志社的一個“筆會”通知：邀約我幾天後到廣州市郊一個名叫“筲箕灣”的休養勝地報到，參與到《花城》召集的“全國長篇小說寫作筆會”中去。

——“全國長篇小說寫作筆會”？我聞之大驚。當其時，雖然我已有四五年的“知青作傢”經歷（這是筆會選擇我的原因，我是當時廣東唯一到會的人選），但畢竟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名新兵。我註意到，出席這個全國性筆會的已有衆多當時名重一時的人物——如寫《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的張一弓、寫《楓》的鄭義等等，他們的作品都曾轟動一時。而我，因為趕上了高等教育的末班車而忙於學業，反而錯過了在“傷痕文學”階段大展拳腳的機會。在當時，我的短篇小說雖已發表過若幹，卻尚是一文不名，更沒想過這麽快就要“染指”長篇小說的陌生領域——《花城》筆會這道門檻，於我，實在是太高太高了！沒想到，我的這種誠惶誠恐的心情，反倒正中主辦方的“下懷”。他們告訴我：《花城》確是在辦全國第一個長篇筆會。當其時，剛剛走過“傷痕文學”大潮的新進作傢們，確還在中、短篇的門檻邊徘徊，作為號稱文學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其餘三位是——《收穫》、《當代》、《十月》），就是想開風氣之先——用粵語說，叫“飲‘長篇小說’組稿的頭啖湯（第一口湯）！”“你的緊張感反而是對路的，”筆會主持者之一——後來成為《渡口》的責任編輯、日後更成文壇一支健筆的林賢治大哥對我說:“正是因為寫長篇的門檻高，纔形成了你們創新與突破的最大張力，纔需要調度起你們的最高能量！” 

果然是風雲際會。筲箕灣大水庫邊的《花城》筆會，一時間不但集聚了如上述河南張一弓、山西鄭義、湖北祖慰、北京甘鐵生、安徽高爾品等一大群在當時全國文壇早已顯露頭角的人物，還有在各種政治風潮中遭難的老一輩作傢——如受到鬍風事件牽連的武漢老詩人曾卓等，甚至還有既是作傢、也是氣功大師的奇人江波等等，一時可謂群賢聚首，文情激蕩，日夜奇談怪論不已、奇聞軼事不斷。我們大傢很快就混熟了，並且按性情趣味組成了若幹個小圈圈。我和鄭義、祖慰、趙大年等幾位天天傍晚在大水庫的碧波間暢遊橫渡，入黑了就聚到江波的屋子裏聽他講述各種與特異功能有關的靈異故事（期間還真發生過幾樁奇事，這裏衹能略過），其實玩鬧歸玩鬧，大傢當時心裏都各自砰砰地敲着小鼓：長篇寫什麽？怎麽寫？！

頭些天，我像無頭蒼蠅一樣瞎碰瞎撞，瞎讀海聊，一籌莫展。這時候，點醒我、煥發我的，恰恰正是——當時尚是文壇禁忌的瀋從文的《湘行散記》和《邊城》。這本不敢印上出版單位的“內部文學參考資料”，重新成為我在“筲箕灣”招待所的案頭書和枕邊書。瀋從文的從細微處透視世態、自超越點俯瞰時代的非凡筆力，一下子把我懾住了。從“湘西”邊城到“粵西”邊城——我剛剛結束的“愛之旅”，忽然閃出電光火石般的靈感之光！記得，從廣州出發坐長途車往粵西走的時候，車子走走停停，非常艱難纔走出水網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幾乎每過一道水就要耽擱在等候渡船的渡口碼頭，甚至有過等候一兩個小時而無船可渡、在烈日下無所事事幹耗時光的尷尬時刻。——“渡口”，於是成了跳進我長篇構思群裏的第一個酵母；隨即，粵西之行的許多細節——西江邊雜沓凌亂的船傢水樓，古城墻下高聲調笑賣糍粑的紅臉阿嫂，元宵節全城老少出動走老街“行運”的當地舊俗，等等，一時間全發酵了——呼啦啦活現眼前，嗤溜溜長出了想象的翅膀！

我在日後的多種文字與訪談中，都曾言及寫作《渡口》時，瀋從文對我的巨大影響——《渡口》的整個寫作過程（1981年前後），可以說都是在亦步亦趨模仿瀋從文。——瀋從文寫湘西，《渡口》寫粵西；《邊城》寫渡口與吊腳樓，《渡口》也寫西江渡口與船傢的水樓；甚至《邊城》寫賽竜舟，《渡口》也寫賽竜舟。是瀋從文喚醒了我對底層民俗的重視，以及啓迪了我獲得那麽一種參與、進入而又凌虛、超越的閱世角度。這就開啓了我日後寫作《迷𠔌》、《米調》時的全新出發點了。李陀說他完全看不出《迷𠔌》裏受的瀋從文影響，我欣慰於自己寫《迷𠔌》此時（1995前後）其實已經“走出瀋從文”了；而海外卻有評論說，《迷𠔌》是“知青小說裏的《邊城》”，我則又暗暗竊喜——這倒是點破了《迷𠔌》寫作構思中的某個奧秘了。（參見邦文《遙碧天邊一綫蒼——耶魯蘇煒老師訪談錄》）

完全沒有構思腹稿，甚至也沒有列出人物譜係以及任何寫作提綱，《渡口》的開篇卻異常順利。串連在“渡口”這一意象之下，一個個人物——盧公、吳瓊、昌叔、金水、董瑩子、曹老師等等等等躍然而出，如有神助般一一“擠眉弄眼”跳脫到筆底下。有些確有人物原型（如吳瓊），更多的，卻是從自己經歷文革血火、知青下鄉和回城風潮等等的人生歷練中，感悟出來、想象出來、而自然而然行雲流水般涌動過來的人物形貌和故事走嚮。從此，二十多天的埋頭寫作可謂沒日沒夜，寫得昏天黑地卻也笑樂在其中，歌哭在其中（好幾個段落確實寫得我涕淚橫流）。八月底，大概“筲箕灣”招待所原定的“筆會”日期很快完結，部分長篇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傢已陸續離去。“筆會”後來移師到廣州黃花崗附近的一個好像是部隊招待所，繼續讓剩餘各人埋頭寫作。此時《渡口》已大致完成長篇的主體文字（記得好像尚餘結尾收篇和尾聲未寫），我也正面臨大學的八一年秋季開學，便衹好留下大部分手稿給《花城》編輯部，匆匆趕回學校上課。

《渡口》插圖之一: 失敗的竜舟賽後的盧公，吳瓊與曹老師。

好消息很快傳來：看過《渡口》初稿的《花城》編輯（我記得我在開學一周後就補寫完了結尾高潮和尾聲）——從當時的老總李是非到責編林賢治，以及編輯部的幾位編輯，都用各種激賞或耳語的方式告訴我：這是《花城》夏天筆會最早完成的長篇，也是筆會最佳的收穫。同時馬上敲定：《渡口》全文將在1982年春天在《花城》連載發表，已經在尋找合適的插圖畫傢，等等。長篇的大題，當時我在初稿的封面寫下了兩個——《官洲渡》與《藕菱渡》，請編輯部作選擇。但“官洲渡”是小說裏的渡口舊稱，而現在的名稱“藕菱渡”，編輯們又認為作書題顯得太“文藝腔”和纖弱，建議我另選大題。當時坊間已開始流行以長句子作小說題目，所以，我便在尾聲題目“又一個早晨”裏，加上“渡口”二字，成了今天的《渡口，又一個早晨》。對了，還有一個關節點需要言及——我的母校中山大學中文係，大概是當年（1978-1982）全國各大中文係中少數幾個為77級設寫作專業的院係，指導老師是六十年代曾出版過轟動一時的第一部描寫新中國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的作者劉孟宇教授。1981年秋季開學，我本來衹是想把《渡口》的完成初稿請一嚮關心、鼓勵我的劉老師幫我看看，加以具體指點。不料劉老師讀完，馬上對我說：你這個長篇，可以直接作為你的中文係本科畢業論文，你再好好打磨潤色一下，就可以交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開了這個頭，日後中大中文係七七級有好幾位同學（如蔡東士、駱炬等），都是以自己新創作的文學作品，作為畢業論文呈交的。

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當“《渡口》是廣東的《芙蓉鎮》”、“廣東的《天雲山傳奇》”等等的私下贊語陸續傳到我耳裏的時候，卻引發了我內心另一場巨大的風暴。當其時，行將大學本科畢業的我，正面臨一場命運倏關的人生選擇：赴美留學，是命運之神此時突然扔給我的人生選項（具體說來，是得自兩位造訪中大的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的極力建議和推薦），一時甚至被許多人視為“天上突然掉下來的餡餅”。可是，與此同時，“你老兄是新時期知青作傢中第一個發表長篇的人，衹要《渡口》問世，你就可以趁熱打鐵一舉成名，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呀！”“犯傻吧，這種時候，你怎麽可以丟下現成的成名良機，轉身離去？！”又曰：“人一走，茶就涼呀！你這個學中文、寫中文的人，自己的新長篇馬上要發表，這種關鍵時刻，出國留學個什麽勁呀？！”質疑與勸阻，惶恐與徘徊，一時間遮天蔽地的淹沒了我，也噬咬着我、煎熬着我。“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哈姆雷特之問，好幾個月弄得我心神不定，寢食不安。——走？還是不走？況且，更不必說，還有一位熱戀中、卻比我低年級不可能同行的女友依戀不捨的目光呢？……

最終，我還是走了。說不上義無反顧，卻是破釜沉舟——同是在《渡口》刊發於《花城》雜志的1982年春天，當時神州大地的出國留學大潮尚在引而未發的萌芽狀態，我卻一咬牙捨棄了小說“走紅”的機緣，告別親人和熱戀中的女友，踏上了前路漫漫的去國長程。

外部世界——那個未知的廣大無垠的全新世界，是那樣吸引了我也魅惑了我。

 “為什麽要走？”“為什麽？！”質疑聲聲。

我答曰：“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拼接回來。”

 “如果打碎了再也拼接不回來呢？”

 “那——也活該。”

1982年春，《渡口》在《花城》連載時，我已經抵達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

當《渡口，又一個早晨》在1982年二、三期《花城》雜志連載刊發時，我已經負笈西行。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出洋的自費留學生，此時正在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的窮學生公寓裏洗盤子以降低房費，甚至不得不到美國人傢當減免食宿的“住傢男傭”以維持學業。——生存第一，學業第一，應付語言障礙及其文化衝擊後的危機感、孤獨感第一，至於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好像也是廣東新時期文學的第一部長篇）《渡口》刊發後的反應如何，如何保持與編輯、作協及評論傢的聯繫，還有後續的獨立成書運作等等，都全然顧不上了。果不其然，“人一走，茶就涼”。文學自然也是一個名利場。哪怕在社風文風相對敦樸的當時，除了文本質地，也是需要人際機遇和各種包裝、運作的。——《渡口》，果真就此成為了我的文學長程中的“迷途者”——因為從未成書， 似乎問世降生後也一直無波無瀾，於是躺在塵封的歲月塵埃中默默消隱。

人生跌宕，幾經漂泊顛連。如今連我自己，都難找到當年完整的《花城》刊發原刊了。多少年後，確曾有日後以我為對象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研究生，在寫作論文時設法找出《渡口》來讀，連連表示驚詫：為什麽當年這樣一部“有特色、有分量的作品”（一位論者曾把《渡口》與賈平凹的《浮躁》作專章的對比之論），發表後卻一直無人談論也無人關註？我衹能苦笑着答曰：或許，是作者的人生迷途，造成作品的文學迷途吧！

——是的，人生之迷途，與迷途之人生，或許，這正是《渡口》裏的“盧公”與塑造“盧公”的作者，具有某種神秘聯繫的共同宿命？“盧公”，當年也是一位海歸“留學生”——留蘇歸來的“橋梁博士”，卻因1956年反對蘇聯專傢大而無當的建橋方案而無端罹罪，先後被命運放逐到粵北、粵西，在“官洲渡口”邊守望着無望的未來。終於，守望到讓他與“曹老師”重逢、與建橋夢想相遇、與新舊情愫了結的作者的那一支拙筆。而作者呢，這位出洋-海歸-再出洋，兩度背井離鄉踏入兩洋煙波的“遠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碎人生，遠離“主流”而自甘“邊緣化”，滄桑歷盡亦峰回路轉，終於，又隔着幾十年的煙山雲壑，在漫漫人生迷途中，與他“少作”中的迷途主人公“盧公”，重新相遇了！

寫作《渡口》時的作者。

《渡口》當年成稿時，我年方二十七、八，今天，卻是“年過甲子”之人了！記得當時，編輯和最早的讀者師友曾問過我：按年歲，“盧公”屬於你的上一輩人，可小說文本中，其人物塑造卻是可觸可感的；你寫作時，可曾有真實的人物原型麽？我答曰：沒有。——若有，也是由自己人生歷練中見聞過的各種人物斷片融合而成的。我當時沒有明言：《渡口》中所引用的“盧公”與他摯愛的“吳瓊”在其“中年之戀”中互贈的兩首詩，其實，是藉用的當時參加《花城》筲箕灣筆會的老詩人曾卓手書贈予我的詩句（我在篇末作了說明，但沒有道出姓名）。為人行事低調謙和、內在裏卻乾坤浩蕩、有着某種熾熱堅韌的聖徒式品格的老詩人曾卓，按年齡，其實算是我的父輩，年輕時因捲入鬍風案而半生坎坷。我們卻在筲箕灣的碧水藍天間乍一相遇，便頓成忘年莫逆，貼心親近，每每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曾卓老一再說：他從當時傻頭傻腦單純如白紙的我身上，看見了年青時代他自己的身影（當時我既沒稱他“老”，也沒喊“老師”的習慣，他一概要我們以“曾卓”直呼他）。今天回頭看去，我得承認，《渡口》“盧公”身上那種特立獨行卻視界高遠、執着執拗卻不失仁厚陽光的個性，也許確有着老詩人曾卓隱約的“原型”身影？但至少在寫作的當時，這種“原型”的模擬是不自覺的。然而今天，在暌違幾十年後重讀《渡口》，我在幾次伏案欲淚的閱讀震撼中，更驚怵地發現：“盧公”、曾卓與作者“我”之間，怎麽竟似有隱隱的一脈相連？！——“盧公”乃“曾卓”麽？！或者，“盧公”裏有“我”麽？！我既震驚於自己“少作”的幼稚和下筆粗疏——盧公、吳瓊的苦澀浪漫和藕菱渡口蕓蕓衆生的淳樸民風，寫來都太理想化、田園化和粗綫條式的簡單化了（幸好，落筆還算質樸、流暢、自然）！又震驚於這一切——懷一腔報國熱情如若一張白紙傻頭傻腦闖入詭譎世道的盧公，一若當初滿腔左翼熱血投身革命卻糊裏糊塗落入“鬍風集團”陷阱的曾卓，年輕輕就飽嘗苦澀的世態炎涼與血火俱全的人生百味，卻又始終不改初衷地散髪禦風、千山獨行，一仍獨自面對人生渡口邊的逝水如斯，也堅守如斯——這，難道不恰恰成了自己人生的隱喻、人生的映照以至人生的摩寫麽？！或許今天，完全可以這麽說——“盧公”文學形象的淺陋處，正來自作者個體生命的淺陋處；“盧公”的“傻頭傻腦一張白紙”，也恰如曾卓老師當年昵稱我的“傻頭傻腦一張白紙”；但“盧公”形象及《渡口》衆生相，今天仍能讓作者自己讀之每每伏案欲淚之處，包括，或許還能有打動讀者、甚至令讀者有所動容的“藝術打擊力”之處（恐怕這是我的熱心的中大學弟妹們始終惦記着她的出版成書的原因），恐怕，恰恰正來自於——凝聚在“渡口”諸般人物身上的那種來自土地與底層民衆的素樸良知，因而超越功利、不折不從、有守有為的人生底氣；那種關懷廣大、面對真實、解决問題的使命感和行動力；以及，那種由真誠的理想、信仰和德性鑄造的風骨與力量。——是的，風骨。這是當今時世知識者讀書人群體（自然也包括鄙人在內）最欠缺的某種物件。堅守在粵西僻壤渡口邊的“盧公”們“吳瓊”們，雖經命運挫折而始終不肯屈折，雖處俗世卻不肯被俗化，就是憑着這一身凜凜的風骨。近日讀到老經典——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一語：“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麽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裏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此洪鐘大呂之問，在《渡口》裏，或許可以化作“盧公”對“曹老師”（曹淵）的那段質詢：“——為什麽不把着眼點，首先放在發掘我們民族自身的潛力上呢？……‘民族潛力’是什麽？難道不是組成整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嚮社會‘表現自己’的認識能力和創造力麽？”

 

《渡口》的開頭和結尾(選錄)

——歲月蒼蒼。如果按俗說，以三十年為一個世代的話，將近四十年前所寫的《渡口》今天能以單行本的形式重新面世（首先要感謝為此殫精竭思操勞奔走的老師弟劉中國兄！），真的是讓“恍若隔世”這一成語，鐵板釘釘地落到了“隔一個世代”的實處了。今天回頭看去，用劉中國兄的話說，鄙人是“為老兒子理胎毛”，我是欣悅有之，感懷有之，赧愧亦有之。作為“少作”的《渡口》，從文體構思到文字敘述，其稚嫩處、淺顯處，都是顯而易見的。這裏不妨擇其要者，略作剖示，比如，受當時整個文壇所籠罩的“宏大敘事”流風的影響——構思立意的“渡口建橋”，本身即是一個“宏大敘事”的象徵，籠罩其中的“時代”、“社會”、“人生”大話題， 就難免使得人物塑造時時處處非帶“時代代碼”特質不可，言談與細節幾乎無處不在“緊扣時代”的拙陋處與說教處，今天看來真是“觸目驚心”也！如果當時的作者自己，有以“個人敘事”深化“宏大敘事”的自覺，《渡口》的面貌就一定會判然有別。——這，也是日後許多論者談到我在九十年代後寫作的中長篇《米調》和《迷𠔌》，感覺到“很不像從前的你”的地方。——唉，同時，也“蒼蒼者天”啊！三、四十年的歲月流逝，確在作者身上留下了各種異質性的創痕斑跡。可以說，從外在到內裏，這個一再打碎又一再重組的“我”，早已不復當年的“我”了！從價值取嚮到審美趣味，從人生軌跡到精神訴求，方方面面，確實都着有許多“霄壤之別”的部分了！更具體地說，對許多歷史真實、歷史敘事的把握角度和言說章法，自己都有了許多大別於從前的視角。今天回頭細看，我會既為自己當時環境所能獲得的精神文化與歷史資源非常有限、因而多處對歷史現象的敘述及其觀點視角都是有瑕疵的，同時也為自己曾留下的這些天真而真實的足跡，感到一絲“理胎毛”時窺見“開襠褲”奧秘的尷尬。（因為是“出土文本”，為了尊重自己也尊重歷史，具體校訂時，我都刻意保留了“少作”的原樣。）然而，正如《渡口》裏的“盧公”“雖九死其猶未悔”一樣，塑造“盧公”的作者——我自己，其“不悔少作”，對《渡口》仍存一分敝帚自珍的寶愛之心，則也是顯而易見，“欲蓋彌彰”的。

 “歸來還是少年”。——如果選擇2018年漢語的“流量網紅”句式，一定少不了這個“熱詞”。這，也恰恰是我校訂完《渡口，又一個早晨》——這個“失散了三十七年的兒子”的單行本之後，躍然跳進我腦海裏的句子。“奇怪！人們研究材料力學時做金屬疲勞實驗，多麽特殊的材料，它的強度與韌性都有個限度；可經過了這些年世事的磨難，多少久經沙場的人都感到疲倦了，在責任面前退卻了，——而他，怎麽還能保留這麽一股‘少年盛氣’，依舊一古腦兒地把自己推到前面？” “老師，最近我常想，整個世代都在變革，今天，我們不光要忍辱負重，有時也需要拍案而起，才能真正成為中國的脊梁！”——我得坦白承認，上引的這些《渡口》裏的人物對話與感懷，及其所附麗的渡口人生故事——盧公、吳瓊、曹老師、尹金水、昌叔、董瑩子……等等，在這次校訂文本的重讀中，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觸動了我也感動了我，好幾回都讓我伏案欲淚，掩捲沉思；由此遙念起筲箕灣那個炎炎的夏日和那池碧透的流水，懷想起那個年代和那些神思、那些人物和那些感悟。——此時刻，恰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1978-2018）的日子，《渡口》，恰恰記錄的是“改開元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粵西山城渡口的衆生相，堪稱一幅近似“清明上河圖”式的“改開元年”浮世繪圖捲，留下了衆多特定地屬於那個時代的、也屬於作者個人的生澀而鮮活的痕跡。我忽然又想起啓迪了、“點醒”了《渡口》構思立意的瀋從文了。幾十年過去，冥冥中的命運之手，曾把我一次又一次地帶到瀋老先生身邊。——“不折不從，亦慈亦讓，赤子其人，星鬥其文。”這是瀋從文的內妹、定居耶魯多年而成為我的忘年師友的張充和先生所書，如今縷刻在瀋墓碑石上的十六字誺文。懷土，厚德，堅持，守恆——瀋從文，不也正是這麽一位“歸來還是少年”、始終秉持赤子之心的“迷途者”麽？或許，在瀋從文—曾卓—“盧公”與“我”之間，“迷途者”，正是中國知識人的某種千古宿命吧？——歷世變坎坷而不改初衷初心，從曠野裏取暖，在逆風中釋放，於黑夜裏燃燒，待黎明時再重新上路……於是，在這個《渡口》後記文字的末篇，請讓我再一次吟誦——

偉大的迷途者，决定終於做出：徵途纔是歸途，徵途就是歸途。

2019年2月14日，於耶魯澄齋

若幹年後，我和鄭義相聚於普林斯頓。

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