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朋霍费尔的心灵……

——读池凌云《给大雁唱一支歌》

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不肯带着苦涩睡去。

而道路已经模糊，隐退的田园牧歌

滑过一声声哀鸣。

在黑暗里，一颗星星就要结束。

我不知道是谁越过榉树

长出蓬松长翼的手摸到一段陡岸。

在黑暗里。在黑暗里。

有人已经进入睡梦，我不知道

将发生什么，是谁又长出长翼。

但我梦见，我们集体

给岛上的大雁唱一支圣歌。

——池凌云《给大雁唱一支歌》

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不肯带着苦涩睡去。

首先请这两行诗替我说出第一句话。面对一首诗或一个诗人，除了心心相映的那一部分，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这行诗帮我打开了缄默之唇，让我有了一种对话和倾诉的欲望。“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除了我之外”，这首诗的开头同样是一个缄默已久的嘴唇，在试着嗫喏着说出，“我不知道”，但说给谁听？更像是一种自言自语，或者在请求一个倾听者。“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这个意境太过辽阔，“在黑暗里”，是如同黑夜一般普遍的黑暗，也是一种时刻，在此时刻，一种命运般的东西已经降临，但那如启示录般的新的元素也在孕育之中。在此时刻，面临着种种选择，是做一个时代的守夜人，守候黎明的到来，还是沉沉睡去，在梦中迎接光明的到来？在诸种选择之中，我们还无法分辨孰对孰错。“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不肯”，“还有谁”，这种带有“同时代人”印记的呼唤太过凄厉，不仅仅是一种命运共同体般的吁求，还带有一种春秋责备的意味。“还有谁”！不是这种口气，而是满怀谦卑与悲剧感的，“还有谁不肯”，这种句式的推演，是逐渐降调的，近似一种哀叹，“不肯——带着——苦涩——睡去”，重音落在“苦涩”上。音调定下来之后（它的确是一种“在黑暗里”应有的音调），悲剧的氛围就越来越浓了。“不肯带着苦涩睡去”，仅仅一个“不肯”，已经说明一切。“不肯”是一个暧昧的词汇，本身就带有犹豫和彷徨的味道，它首先标明了态度，但也预示了结果，悲壮的意味自在其中。我对这个“不肯”真是心有戚戚。不肯，说明作为同时代人的知识-诗人共同体虽未必坚固，却也没有烟消云散；不肯，又带有不甘和无奈，妥协的意味也很明显。这种妥协源于“在黑暗里”的无边虚妄感，看不到出路，无法作出选择，每一种选择都让人觉得徒劳无益，唯有带着苦涩沉沉睡去，虽然心有不甘。这也让我想起朋霍费尔在纳粹的监狱里所发出的慨叹，“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没有根基，也就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经验的贫乏”，这种无根基感，是所有“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几代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让我们重新再读几遍这句诗：“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不肯带着苦涩睡去。”请求的意味愈发浓重。“除了我之外”，包含着一个“请求你”的意味，这种请求或吁求，是对同代人的声气相求。为什么是“除了我”？“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在“我”之外，还有谁？在做怎样的选择？再看第二句诗：

而道路已经模糊，隐退的田园牧歌

滑过一声声哀鸣。

“而道路已经模糊”，我们曾选择过什么样的道路？无非是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虚妄的田园牧歌式的道路之间来回转。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总缺乏那么一点现实感，以为自己的一腔热情足以拯救世界，因此道德狂热者最容易崩溃，当他遭遇现实的公牛有力的犄角时，最容易陷入沮丧与虚无，并轻易向现实胜利的一方投降；自由主义者渴望世界建基于自己的根基之上，他会现实地在规则和良心之间做出选择，以求两害相较取其轻，但往往在取舍之间已颠倒了利害关系。“隐退的田园牧歌”式的道路选择是失败者的共同归宿，对于心怀理想的自由人而言，这种归宿绝非美妙，而是充满了痛苦和妥协。“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善的人。”朋霍费尔的这番话有如隐退者内心的“一声声哀鸣”，宣告所有的道路都不过是失败者的道路。

如此，我们终于遭遇到，“在黑暗里，一颗星星就要结束”。这并非悲剧的终点，确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一个严重事件。不是吗？在黑暗里，一颗星结束了，死亡来临。在这样的雾霾时代，我们的天空早已不再是灿若繁星，而是寥若晨星，每一颗星的结束，都应该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然而这些年里，我们遭遇了太多的死亡，就如朋霍费尔所言，我们已经非常切近地认识了死亡，死亡已不能让我们感到震惊。“从根本上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隶属于死亡，于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要说我们欢迎死亡，那是假话。” 生的意义依然存在，对生的眷恋才能凸显死的价值。“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是我认为，现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们惊慌失措。”句号。（此处不宜久留）当那些上升为星辰般的英雄人物悲剧般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我们在等待着什么？等待一个时刻吗？等待奇迹的发生吗？必须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可兹等待的时刻，没有可兹期待的奇迹，黑暗便无法度过，我们也无法继续生（而非仅仅“活着”）。这个无法预料的时刻，以及必定会发生的奇迹，其实是“我不知道”的。这便近似于一种祈求，“我不知道是谁越过榉树/长出蓬松长翼的手摸到一段陡岸”。不知道，是谁。但又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种祈求近似于一种神启，无论是谁，越过榉树——一种确然的人物和事件，然后是“长出蓬松长翼的手”，一个童话——这近似于上帝重临般的神迹。“长出蓬松长翼的手”，值得在此停留片刻。诗人发明这一意象时，大概也近似于神启，是天使们送来的礼物，而非诗人预先的准备，他/她只是接受这份恩典。这便是双重的神启——诗人得之，诗人说之。然后是“摸到一段陡岸”，一个具体的事件。而这一切的发生，依然是“在黑暗里。在黑暗里。”

让我们略作喘息，看看朋霍费尔会如何教导我们对待“在黑暗里。在黑暗里”这个严重的时刻。朋霍费尔认为，在此时刻，选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比较谨慎的选择，因为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落空，但又太过不负责任。他鼓励我们去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担心现在，而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处境中，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使人昂首向前，去争取自己的未来，而绝不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这有些难，是一条充满信仰与辉煌的窄路，仿如当圣城即将被毁灭时，先知耶利米的呼告：“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来到。”当绝望来临时，必须克服这绝望，肩扛责任，将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度过，直到希望的重临。“这是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也是神圣者预言并明证光辉美好的事物将要来临的时候。为了未来的人们而思索、行动，毫不畏惧、无忧无悔地承负起每一天——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在实际生活之中。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非常不容易，但这又是绝对必要的。”

重新回到这首诗，看看这首诗最终将我们带向何处，是否正如朋霍费尔所言，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期待“光的重临”。

有人已经进入睡梦，我不知道

将发生什么，是谁又长出长翼。

“有人已经进入睡梦”，这再正常不过，多数人会选择最舒适的姿势度过暗夜，守夜人永远是少数/异数。“平庸之恶”也多由那些装睡的人扮演。朋霍费尔在论述善与恶时说过，善的最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恶，而是愚蠢。因为恶尚可辨认和抵抗，而愚蠢根本无法防卫，因为“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也就是说，愚蠢是一种特定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形成的，而非天生的；愚蠢的人也可能是智力超群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群“装睡的人”。仅仅是“装睡”，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他们的人性会被利用，被收编，“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有人已经进入睡梦”，我们必须确认，人有进入睡梦的权利，即便“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人进入睡梦。同时，在辨认善与恶、善与愚蠢的同时，切忌不可陷入对人性的轻蔑。一旦陷入对人性的轻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窒息和干瘪，“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在此一人性的陷阱面前，朋霍费尔呼唤一种宽容与信任的高贵品质，因为只有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学会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是谁又长出长翼”，这是一种规避了人性风险的高贵的期颐，高贵是因为在黑暗中依然充满了期颐，相信天使会来临，但又不一厢情愿地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做天使；高贵是因为“有人已经进入睡梦”，而“我”依然“不肯带着苦涩睡去”，甘愿做一个充满期颐的守夜人；“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的尊重，不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高是低。”一句“我不知道”，似乎带来了我们寻常所见的虚妄与迷惘，但接下来——

但我梦见，我们集体

给岛上的大雁唱一支圣歌。

这首诗一开始就写了，“而道路已经模糊”，我们也解释了诸种道路确已陷入困境的现状，但依然心有不甘，依然期待着这首诗能在最后给我们揭示一条道路。我很兴奋地在这首诗的最后读到了“我们集体”这个词，“我们”尚不足够，需要通过爱的关系组成一个相互团结的“集体”。唯有“集体”的力量尚可组成一个精神之链，带“我们”穿越黑暗。在黑暗中，“我们集体”能做什么？“给岛上的大雁唱一支圣歌”，啊圣歌！这是最好的选择吗？是我们可以立足的根基吗？“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透过朋霍费尔的心灵，我们确信，“我们集体”所唱的那首“圣歌”，也许就是“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条上升的道路，一条免于虚妄的道路，一条接近神性与终极信仰的道路。

池凌云并非一开始就确信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条进路，事实上她的内心也是充满惶惑的，只是这惶惑中又有一根乐观的、倔强的、努力朝向光的脊柱。我们在她的一些诗里也能时常听到这种颤栗与不安，比如仅仅几声蛙鸣：

好像在告诉我：

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

但我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

它们遭受了什么。

是什么正在降临，

会有什么要降临。

（《泽雅山上的蛙鸣》）

她预感到了某种时刻的降临，关键是，她依然相信要降临的不仅仅是灾难和末日，也许还有光明和希望。为此，她会不停地为自己打气，对每件事、每个人都充满信任和希望，努力赞颂这“残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

我的黑房间，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声音

提醒我老了，我已失去力量。

每一天我都对自己说，我要勇敢些！

遇到任何事都别惊慌，

爱人离开，也别惊慌。

         （《黑房间》）

……伤害依然存在。而仅仅一阵微风，

让我们重返梦中，那一刻

我几乎原谅了这世界所有的不堪！

（《我几乎原谅了这世界所有的不堪》）

在这严重的时刻，诗人能为我们带来什么？除了预报灾难的来临，诗人还能为我们带来希望吗？诗人不仅仅是预报灾难的孩子，她/他应该还是召唤天使重临的光明的使者。他应该有爱与美的能力，有宽恕和确信的能力，能够带给人们信心，能够“原谅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堪”。在处处皆是深渊、随时会遭临虚无的时代，朋霍费尔也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他在《我们仍然有用吗?》一文中说：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率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吗？

朋霍费尔的用意似乎在于，不必纠缠于“我们是否仍然有用”，关键是“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只要我们还能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就还能够有救。重新回到有希望的道路上来，“生活在细节中”，不要失去生活和爱的能力，不要被深渊所吸引。唯有爱和信心，能够带我们走出“在黑暗里，在黑暗里”的时代雾障。池凌云的大部分诗作，仿佛她尘世的祈祷词，她依然拥有爱与回忆的能力，美与善的祈望，就像她回忆“1986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时那样：

我的红色连衣裙在自行车轮子上飞舞

一度像黑夜里的霓虹。

我偶尔用手压一压飞得过高的

裙角，暗叹一路的流水

把我引向不可知的命运。

（《1986年夏天的某个夜晚》）

                                                2017·7 社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