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朋霍費爾的心靈……

——讀池凌雲《給大雁唱一支歌》

我不知道在黑暗裏除了我之外

還有誰不肯帶着苦澀睡去。

而道路已經模糊，隱退的田園牧歌

滑過一聲聲哀鳴。

在黑暗裏，一顆星星就要結束。

我不知道是誰越過櫸樹

長出蓬鬆長翼的手摸到一段陡岸。

在黑暗裏。在黑暗裏。

有人已經進入睡夢，我不知道

將發生什麽，是誰又長出長翼。

但我夢見，我們集體

給島上的大雁唱一支聖歌。

——池凌雲《給大雁唱一支歌》

我不知道在黑暗裏除了我之外

還有誰不肯帶着苦澀睡去。

首先請這兩行詩替我說出第一句話。面對一首詩或一個詩人，除了心心相映的那一部分，我常常不知道該說什麽。這行詩幫我打開了緘默之唇，讓我有了一種對話和傾訴的欲望。“我不知道在黑暗裏除了我之外”，這首詩的開頭同樣是一個緘默已久的嘴唇，在試着囁喏着說出，“我不知道”，但說給誰聽？更像是一種自言自語，或者在請求一個傾聽者。“我不知道在黑暗裏除了我之外/還有誰”，這個意境太過遼闊，“在黑暗裏”，是如同黑夜一般普遍的黑暗，也是一種時刻，在此時刻，一種命運般的東西已經降臨，但那如啓示錄般的新的元素也在孕育之中。在此時刻，面臨着種種選擇，是做一個時代的守夜人，守候黎明的到來，還是沉沉睡去，在夢中迎接光明的到來？在諸種選擇之中，我們還無法分辨孰對孰錯。“除了我之外/還有誰不肯”，“還有誰”，這種帶有“同時代人”印記的呼喚太過凄厲，不僅僅是一種命運共同體般的籲求，還帶有一種春秋責備的意味。“還有誰”！不是這種口氣，而是滿懷謙卑與悲劇感的，“還有誰不肯”，這種句式的推演，是逐漸降調的，近似一種哀嘆，“不肯——帶着——苦澀——睡去”，重音落在“苦澀”上。音調定下來之後（它的確是一種“在黑暗裏”應有的音調），悲劇的氛圍就越來越濃了。“不肯帶着苦澀睡去”，僅僅一個“不肯”，已經說明一切。“不肯”是一個曖昧的詞彙，本身就帶有猶豫和彷徨的味道，它首先標明了態度，但也預示了結果，悲壯的意味自在其中。我對這個“不肯”真是心有戚戚。不肯，說明作為同時代人的知識-詩人共同體雖未必堅固，卻也沒有煙消雲散；不肯，又帶有不甘和無奈，妥協的意味也很明顯。這種妥協源於“在黑暗裏”的無邊虛妄感，看不到出路，無法作出選擇，每一種選擇都讓人覺得徒勞無益，唯有帶着苦澀沉沉睡去，雖然心有不甘。這也讓我想起朋霍費爾在納粹的監獄裏所發出的慨嘆，“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確實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一代人這樣，腳下幾乎沒有根基。”沒有根基，也就是本雅明意義上的“經驗的貧乏”，這種無根基感，是所有“站在歷史轉折點上的、負責任而有思想的”幾代人都能夠感受得到的，是我們共同的命運。

讓我們重新再讀幾遍這句詩：“我不知道在黑暗裏除了我之外/還有誰不肯帶着苦澀睡去。”請求的意味愈發濃重。“除了我之外”，包含着一個“請求你”的意味，這種請求或籲求，是對同代人的聲氣相求。為什麽是“除了我”？“我”真的準備好了嗎？在“我”之外，還有誰？在做怎樣的選擇？再看第二句詩：

而道路已經模糊，隱退的田園牧歌

滑過一聲聲哀鳴。

“而道路已經模糊”，我們曾選擇過什麽樣的道路？無非是在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虛妄的田園牧歌式的道路之間來回轉。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總缺乏那麽一點現實感，以為自己的一腔熱情足以拯救世界，因此道德狂熱者最容易崩潰，當他遭遇現實的公牛有力的犄角時，最容易陷入沮喪與虛無，並輕易嚮現實勝利的一方投降；自由主義者渴望世界建基於自己的根基之上，他會現實地在規則和良心之間做出選擇，以求兩害相較取其輕，但往往在取捨之間已顛倒了利害關係。“隱退的田園牧歌”式的道路選擇是失敗者的共同歸宿，對於心懷理想的自由人而言，這種歸宿絶非美妙，而是充滿了痛苦和妥協。“有些人企圖躲進自己的個人美德的內殿，以逃避亂七八糟的公衆生活。然而，他們面對自己周圍的不義，不得不閉目塞聽。必須以自欺作為代價，他們才能保持自身的純潔，遠離承擔責任的行動所帶來的污垢。否則他們所獲得的一切，和他們棄之不為的一切，仍將擾亂他們內心的平靜。而面對這種紛擾，他們不是在精神上走嚮崩潰，就是發展成為一切法利賽人中最偽善的人。”朋霍費爾的這番話有如隱退者內心的“一聲聲哀鳴”，宣告所有的道路都不過是失敗者的道路。

如此，我們終於遭遇到，“在黑暗裏，一顆星星就要結束”。這並非悲劇的終點，確是我們現實中遇到的一個嚴重事件。不是嗎？在黑暗裏，一顆星結束了，死亡來臨。在這樣的霧霾時代，我們的天空早已不再是燦若繁星，而是寥若晨星，每一顆星的結束，都應該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事件。然而這些年裏，我們遭遇了太多的死亡，就如朋霍費爾所言，我們已經非常切近地認識了死亡，死亡已不能讓我們感到震驚。“從根本上說，我們感覺到，我們確實已經隸屬於死亡，於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一個奇跡。要說我們歡迎死亡，那是假話。” 生的意義依然存在，對生的眷戀才能凸顯死的價值。“我們仍然熱愛生命，但是我認為，現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們驚慌失措。”句號。（此處不宜久留）當那些上升為星辰般的英雄人物悲劇般地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後，接下來會是什麽？我們在等待着什麽？等待一個時刻嗎？等待奇跡的發生嗎？必須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個可茲等待的時刻，沒有可茲期待的奇跡，黑暗便無法度過，我們也無法繼續生（而非僅僅“活着”）。這個無法預料的時刻，以及必定會發生的奇跡，其實是“我不知道”的。這便近似於一種祈求，“我不知道是誰越過櫸樹/長出蓬鬆長翼的手摸到一段陡岸”。不知道，是誰。但又是確定無疑的，因為這種祈求近似於一種神啓，無論是誰，越過櫸樹——一種確然的人物和事件，然後是“長出蓬鬆長翼的手”，一個童話——這近似於上帝重臨般的神跡。“長出蓬鬆長翼的手”，值得在此停留片刻。詩人發明這一意象時，大概也近似於神啓，是天使們送來的禮物，而非詩人預先的準備，他/她衹是接受這份恩典。這便是雙重的神啓——詩人得之，詩人說之。然後是“摸到一段陡岸”，一個具體的事件。而這一切的發生，依然是“在黑暗裏。在黑暗裏。”

讓我們略作喘息，看看朋霍費爾會如何教導我們對待“在黑暗裏。在黑暗裏”這個嚴重的時刻。朋霍費爾認為，在此時刻，選擇做一個悲觀主義者是比較謹慎的選擇，因為這無論如何都不會落空，但又太過不負責任。他鼓勵我們去做一個樂觀主義者，或者說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樂觀主義的本質在於，它不擔心現在，而在別人都已心灰意懶的處境中，它卻是靈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使人昂首嚮前，去爭取自己的未來，而絶不把自己的未來交給自己的敵人。”這有些難，是一條充滿信仰與輝煌的窄路，仿如當聖城即將被毀滅時，先知耶利米的呼告：“在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園，還將可以再次來到。”當絶望來臨時，必須剋服這絶望，肩扛責任，將每一天當作最後一天來度過，直到希望的重臨。“這是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時候，這也是神聖者預言並明證光輝美好的事物將要來臨的時候。為了未來的人們而思索、行動，毫不畏懼、無憂無悔地承負起每一天——我們必須以這種精神在實際生活之中。勇敢而又堅持到底，這非常不容易，但這又是絶對必要的。”

重新回到這首詩，看看這首詩最終將我們帶嚮何處，是否正如朋霍費爾所言，以一種樂觀的態度，期待“光的重臨”。

有人已經進入睡夢，我不知道

將發生什麽，是誰又長出長翼。

“有人已經進入睡夢”，這再正常不過，多數人會選擇最舒適的姿勢度過暗夜，守夜人永遠是少數/異數。“平庸之惡”也多由那些裝睡的人扮演。朋霍費爾在論述善與惡時說過，善的最危險的敵人並非是惡，而是愚蠢。因為惡尚可辨認和抵抗，而愚蠢根本無法防衛，因為“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也就是說，愚蠢是一種特定環境的産物，是後天形成的，而非天生的；愚蠢的人也可能是智力超群的人，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一群“裝睡的人”。僅僅是“裝睡”，做一個“沉默的大多數”問題還不大，可怕的是他們的人性會被利用，被收編，“一旦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他們就能做出任何最為罪惡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瞭解這些事情是怎樣的罪惡。在此，存有人性被惡魔般地扭麯的危險，它會對人們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有人已經進入睡夢”，我們必須確認，人有進入睡夢的權利，即便“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麽”，也不能阻止他人進入睡夢。同時，在辨認善與惡、善與愚蠢的同時，切忌不可陷入對人性的輕衊。一旦陷入對人性的輕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窒息和幹癟，“一個人倘若輕視別人，他就不可能想與別人一起去做什麽事情。我們所輕衊的別人身上的缺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期望於別人的，比我們自己準備去做的要多，這是怎樣常見的事！為什麽我們直到現在還對人性抱有這類高傲的看法呢？”在此一人性的陷阱面前，朋霍費爾呼喚一種寬容與信任的高貴品質，因為衹有在我們確立了信任的地方，我們才能夠“學會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不知道/將發生什麽，是誰又長出長翼”，這是一種規避了人性風險的高貴的期頤，高貴是因為在黑暗中依然充滿了期頤，相信天使會來臨，但又不一廂情願地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做天使；高貴是因為“有人已經進入睡夢”，而“我”依然“不肯帶着苦澀睡去”，甘願做一個充滿期頤的守夜人；“高貴，是從自我犧牲、勇氣以及對自己、對社會的一種始終如一的責任感當中産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期待他人對自己的應有的尊重，也對他人表現出同樣的尊重，不論他們所處的社會階層是高是低。”一句“我不知道”，似乎帶來了我們尋常所見的虛妄與迷惘，但接下來——

但我夢見，我們集體

給島上的大雁唱一支聖歌。

這首詩一開始就寫了，“而道路已經模糊”，我們也解釋了諸種道路確已陷入睏境的現狀，但依然心有不甘，依然期待着這首詩能在最後給我們揭示一條道路。我很興奮地在這首詩的最後讀到了“我們集體”這個詞，“我們”尚不足夠，需要通過愛的關係組成一個相互團结的“集體”。唯有“集體”的力量尚可組成一個精神之鏈，帶“我們”穿越黑暗。在黑暗中，“我們集體”能做什麽？“給島上的大雁唱一支聖歌”，啊聖歌！這是最好的選擇嗎？是我們可以立足的根基嗎？“是誰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衹有這樣的人——他的終極標準，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則、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當他受到召喚，要憑着對上帝的信仰和絶對專一的忠誠，去采取順從和負責的行動時，他準備犧牲上面那一切。這樣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個生命，成為對上帝的問題和召喚的一個響應。”透過朋霍費爾的心靈，我們確信，“我們集體”所唱的那首“聖歌”，也許就是“對上帝的問題和召喚的一個響應”；我們終於找到了這樣一條道路——這是一條上升的道路，一條免於虛妄的道路，一條接近神性與終極信仰的道路。

池凌雲並非一開始就確信我們能夠找到這樣一條進路，事實上她的內心也是充滿惶惑的，衹是這惶惑中又有一根樂觀的、倔強的、努力朝嚮光的脊柱。我們在她的一些詩裏也能時常聽到這種顫慄與不安，比如僅僅幾聲蛙鳴：

好像在告訴我：

已經到了嚴重的時刻！

但我聽不懂它們在說什麽，

它們遭受了什麽。

是什麽正在降臨，

會有什麽要降臨。

（《澤雅山上的蛙鳴》）

她預感到了某種時刻的降臨，關鍵是，她依然相信要降臨的不僅僅是災難和末日，也許還有光明和希望。為此，她會不停地為自己打氣，對每件事、每個人都充滿信任和希望，努力贊頌這“殘缺的世界”：

我不知道還會遇到什麽？

我的黑房間，每天都有一個新的聲音

提醒我老了，我已失去力量。

每一天我都對自己說，我要勇敢些！

遇到任何事都別驚慌，

愛人離開，也別驚慌。

         （《黑房間》）

……傷害依然存在。而僅僅一陣微風，

讓我們重返夢中，那一刻

我幾乎原諒了這世界所有的不堪！

（《我幾乎原諒了這世界所有的不堪》）

在這嚴重的時刻，詩人能為我們帶來什麽？除了預報災難的來臨，詩人還能為我們帶來希望嗎？詩人不僅僅是預報災難的孩子，她/他應該還是召喚天使重臨的光明的使者。他應該有愛與美的能力，有寬恕和確信的能力，能夠帶給人們信心，能夠“原諒這個世界的所有不堪”。在處處皆是深淵、隨時會遭臨虛無的時代，朋霍費爾也發出過類似的疑問，他在《我們仍然有用嗎?》一文中說：

我們一直是種種罪惡行徑的沉默的見證人。我們的頭上已經滾過了許許多多的風暴。我們已經熟悉了欺詐和模棱兩可的講話技巧。經驗使我們懷疑他人，使我們喪失了開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鬥爭，已使我們睏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們仍然有用嗎？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憤世嫉俗者，不是機敏的策略傢，而是真摯的、坦率的人。要使我們能夠找到重返純樸與真誠的道路，我們的精神包容量足夠地充分，我們自身的正直足夠地問心無愧嗎？

朋霍費爾的用意似乎在於，不必糾纏於“我們是否仍然有用”，關鍵是“要使我們能夠找到重返純樸與真誠的道路”。衹要我們還能重返純樸與真誠的道路，我們就還能夠有救。重新回到有希望的道路上來，“生活在細節中”，不要失去生活和愛的能力，不要被深淵所吸引。唯有愛和信心，能夠帶我們走出“在黑暗裏，在黑暗裏”的時代霧障。池凌雲的大部分詩作，仿佛她塵世的祈禱詞，她依然擁有愛與回憶的能力，美與善的祈望，就像她回憶“1986年夏天的某個夜晚”時那樣：

我的紅色連衣裙在自行車輪子上飛舞

一度像黑夜裏的霓虹。

我偶爾用手壓一壓飛得過高的

裙角，暗嘆一路的流水

把我引嚮不可知的命運。

（《1986年夏天的某個夜晚》）

                                                2017·7 社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