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时代警示图（两篇）

诗人王子俊的坦率，来自于其诗歌语言的言白特征，即是一种去技术化的“白描式”的诗意表达策略。语言符号与背后世界的夹角空间被具体化的语言表述压缩得十分狭窄，具体的细节描述和宏观的现实指认，都在其语言规范中准确地抵达了文本意义的预设地。

诗歌《事物已起了变化》无论在语言上、结构上，还是在文本的组织逻辑上，都是易于理解的。诗人指出了他对某种时代气候变化的敏锐体验，这种体验经由个人接触的事物开始。“事物已起了变化”，无疑是诗人体悟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本诗的写作即是在这一先验（先于文本）结论下展开的。诗歌以省略号开头，试图展现得出这一结论之前的观察思考过程。信号灯在江边随风晃动，以“国王”作为修辞后缀，进一步增加了时代隐喻的特征，我们的时代是否到了一个集体迷茫、不知所措的阶段呢？“山高水陡”，人的一生漫长艰难而又充满歧途诱惑。由信号灯引出的事物与人生路关于“方向”的隐喻合二为一，或这种灯能照亮人生路上的迷雾和歧途，自然之物似乎比我们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而“说一说”在本诗中的作用，类似于话本小说中说话人的开场词功用。“山高水陡”“风景纷乱”是说话人对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宏观指认，其语气中透露出的果断敏智仿佛不容分说。同时，其在结构上也具有一种强烈的塑形意志，使“山高水陡”与“风景纷乱”此类诗意表达具有了坚实的质地。很显然，本诗的第二节与第三节良好地构成了本诗的肌质，且充满了相互验证的互动作用（详见沃伦、布鲁克斯的《理解诗歌》）。可以假设，若移动其先后顺序或取消其中一部分，都会不可避免地损坏或是改变本诗的整体意味。“马桑树和灰鹤正被江水慢工磨破”与前一节“事物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构成了一种小小的对立，诸事物或个体终究是势单力薄的，而在此种对立中似乎又隐藏着内在的统一性，像被集合在一个有机的场域中。诸事物的群雕被分布在这首诗的视觉奇点上，占据了合理的位置，使词的分布均衡。

就这样，诗行过渡到最后一节，个体的精神心理颓迹便引起了宏观变化——“山体坍塌”“人类有了新危局”。我们可以观察到，诗中描述的诸多物象在诗人强硬劝警的语气下，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感，这是否预示着当今市场经济盛行的后工业时代人心浮动的整体现象呢？
 

                                                                                         自我经验在语言规范中低空飞行

读王子俊的诗，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也无关于现代诗所谓的“晦涩”。这种意图明确的诗歌表达是出于诗人语言的坦率，或是说一种去技术化的“白描式”的语言表达方式。意指明确是王子俊诗的一大特点，语言符号与背后世界的夹角空间被具体化的语言表述压缩得十分狭窄，字句所承担的力量感均衡，像是诗人的自我经验在语言规范中实施的一次低空飞行。

从王子俊《中年在大峡谷》这一组诗歌来看，对“地理景观”的细致察觉与心理感受是诗人创作的主要方式，并成为这组诗歌的一种写作范式。通常的“地理景观”诗，要么只见“地理”，充满了对空间现象的表述，要么只见“文化”，充分贴近于特定的地理文化意象。而诗歌的任务不是再现一个地理文化意象，而是在特殊的空间中释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思考。在王子俊的诗歌中，“地理景观”成为他展现思考的一个“触点”，从“等觉寺”“白马林场”“川滇山界”“大峡谷”“金沙江”到“麂子岗”，都可见一斑。诗人对地理景致的描写更多是出于一种生活视角的考量，在游历经验中，展示对文化、人生、个体存在的感悟。

而对“地理景观”的迷恋会产生另一种倾向，学者赵思运指出，“不要把诗人自己的价值寄托在地理文化意象上，去做那个文化意象符号的附庸”。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彰显自己的诗人价值取决于对诗学的贡献，而不在于依附于某个地理文化符号，或是单向地叠加这种符号的蕴含。我想描述“地理景观”的诗歌需要展开更多的可能，还是现代性的，使诗歌有做出一种“拯救性”探索的可能，以对抗罗兰·罗伯森所谓的“现代性乡愁”。不是地理文化符号上的“还乡”，而是精神上的“还乡”，找回这个后工业时代越来越缺失的传统价值认同感，并企图弥补快速发展时代的历史失落感。

（陈辉，90后，现居成都，在读博士，写诗，写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