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立独行之姿态关照百态俗世

——北野诗歌印象

当下诗坛有一种现象级的不良表现：诗人本应有的精神担当意识日渐弱化，而即景式虚蹈，跟风式的命题狂欢，对流行概念的浅层语境解构，对国内外名作的仿写等“大作”充斥大报小刊、横尸杂陈于自媒体，这样的诗歌相对于这样的诗人而言，不过是他们或附庸风雅、或追逐功利的点缀而已，如此，诗歌的思想属性和审美功能急遽萎缩、钝化，令人忧心。

在这一背景之上，北野诗歌以其恒之不变的对现实生活和时代政治社会高锐度介入及锋芒十足抵近真相的特立独行之姿态，巍然突起，兀自成峰。

强烈且鲜明的批判与反思意识是北野精神人格和诗歌风格最显著的特质，且这种特质没有随其声名的远播和生活场域的迁徙、岁月的磨砺而消减，反而以淬火锻打之韧度和硬度愈发彰显。诗人曾在其2001年出版的随笔集《南门随笔·<最好的墨水>》中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天职，既不是替国王牵马，也不是替骗子传话，而是把自己的思想用黑墨写在白纸上。”由此我们可以窥晓，其精神人格及诗歌的这种特质形成，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诗人精神使命感的高度自觉。

北野早期诗歌似乎涉嫌比较重视技艺层面的表达，因此诗中更多显现着“象征”的流行的含蓄与婉转；意象化较强的作品，固然会使作品在阅读端以多元解释获得外延的拉伸和丰富，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样多元的暧昧的解释同时也会扭曲作者的创作原旨和破坏作品明确的审美标的。譬如那首属于诗人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的《马嚼夜草的声音》：

马嚼夜草的声音

和远处火车隐隐的轰鸣

使我的水缸和诗行微微颤抖

这正是我渴望已久的生活啊

葵花包围的庄园里夜夜都有

狗看星星的宁静

我还需要什么

假如我的爱人就在身旁

孩子们在梦里睡得正香

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邮局

隔三差五送来一两个

手写的邮包

我所搜集到的众多评论，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和解释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说这首诗是诗人对“理想生活的渴望”，有的说这首诗是诗人“生命状态的感受”，还有的说这首诗是诗人“温馨往事的回忆”，等等，基本是在黏连喻体概念之上做以喻象的图解式发挥。

唯诗评家霍俊明先生的解读在我看来更能契合该诗的精神核心，趋近作者的创作原旨：“北野的《马嚼夜草的声音》看似是一首宁静的诗，但实际上却充满了紧张的相互纠结力量的辩驳与盘诘，甚至带有着不可调和的悖论性的反讽质地。”——当乡村田园式生活被时代之手无情摧毁而消逝到只能“渴望”的遥远的时间尘埃里，诗人对“理想国”刻骨铭心的追忆，其实是对“某些进步”的严厉谴责与痛批，但作者创作原旨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此，他同时也在文化伦理的向度上提出了发展与保留、破坏与继承的哲学思考。

当然，在时代社会生活以加速度前进的今天，生存的压力已将疲于奔命的时间挤成碎片状的情形下，对于阅读的严苛要求业已成为奢侈的企图，诗歌的表现形式亦应与时俱进地进行符合当下快餐式大众阅读需求的改良。正因如此，我相对地更喜欢现在北野诗歌的表现。如：“除了骄傲与谦卑/我们没有别的值得嫉妒//谁也休想破门而入进入我们内心/洗劫这些长在岩洞里的宝藏……除了骄傲与谦卑/我们没有别的不动产可向世俗纳税//它们的价值难以估量/没有一座监狱可以囚禁钻石的光芒”（《除了骄傲与谦卑》）；如“除了大自然，很少有人为的东西/令我心动。整过容的美女/我尤其敬而远之//我的狗和我一样，每年刮一次光板/我们环海转山/看花开花落，听海浪翻卷//……母乳养大的孩子们/绝不羡慕硅胶填充的乳房及其虚假文明/不惧怕黑夜，不亵渎神圣的子宫。也不畏惧/人世间的一切流氓恶棍”（《黄昏令人伤感》）等等。这些闪耀着批判锋芒和爆燃着哲理思辨的诗，剔肉露骨，深入浅出，意晰旨明，既可供给多数阅读者蜻蜓点水的浅层分享，亦能满足少数阅读者细嚼慢品的深度探索。

浓烈的诗性塑造了北野诗歌棱角分明的雄性面孔，深层次强化着其诗歌风格的独异性。构成诗歌的两大审美要素无疑就是诗性与诗意。我浅薄的理解，诗意是点缀诗境的花草，诗性是神的告喻。逐追于诗意的是写诗的人，而展示诗性的方为诗人。写诗的人欢喜于扎堆在诗神的仆人们之间自娱自乐，逍遥自得；诗人才能与神品茗、对弈。诗意属于技术层面，诗性涉及诗的本质；诗意改善的是诗的外显性生态，诗性关乎诗的纵深和高度。

北野好像不大看重诗意对诗歌的介入（尤其大量的近作），因此他的诗歌语言愈显干净利落，极少叠杂扰目乱心的修饰赘附，他曾不无幽默地写道：“我为什么写诗？/因为写诗节约笔墨和纸张。/如果我消耗了地球资源，我希望消耗得少一点。/如果我占用了人们的时间，我希望占用得少一点。/如果我制造了垃圾和噪音，我希望它们微不足道。”（《我的简单诗观》原载《诗刊》2003.11下半月刊），但他不懈地着力于对诗性的发现和调度，将风雷电闪置纳于词语的核宫孕育，继而通过其不乏趣味的个性语言激活，产生裂变效应，使得其诗歌具备着强大的爆发力和震撼力。我随手拣出这首《我的思想的边界》为例：

我的思想的边界，远远大于

我的语言的边界

我的思想到过一些不该到达的地方

我的毛驴子也一样

它们谁也管不住谁

谁也顾不上管谁

当我累了，躺在沙丘上吹响一只解乏的芦笛

我的心脏为那笛声敲鼓

我的心脏是个职业鼓手

它只管敲鼓，无论我在思考，还是在撒尿

如果说“思想”与语言、“心脏”与“职业鼓手”存在以喻可以勾连的共性化特征，但是“思想”与“驴子”、“思考”与“撒尿”则是界门纲目科属种根本不搭界的东西，而诗人却能如获神授般将它们集合到一起，平等地赋予人格化，如此，诡异的通灵般的诗性效果便在讽刺与调侃的喜剧情境中发挥出极大拓展了作品内在张力的魔力，并驱动诗歌整体的内在表达不断从语言原意概念突围，跃升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化之境，像北野本人所言：“墨水只有在被有灵魂的思想者带到纸上时，才被注入灵魂”（《最好的墨水》） 。

北野属于那种用脑袋和激情行走着的诗人。套改鲁迅的一句话：真正的诗人不惧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尽管“人世间的一切/只向我们显露一小段细节。”（《张锋来了又走了》），但是“记不清哪位哲人说过：没有思与诗的生活算不上人的生活”（《写诗需要原因吗？》）。是的，在显露一小段细节的人世间，北野却也步履坚定前行着：现实中，思与诗既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他直面生活的一种姿态；他以不苟合、不妥协的特立独行保持着对百态俗世清醒而警慎的审视，保持着属于诗人的孤傲、高贵与尊严，保持着独立思想者的洁癖与操守。

北野诗歌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确实更注重于生活中的细节发现，并以此为标本进行精神病理学意义的解剖。在大地高原与阡陌之间的灵魂游走，哪怕《夜半三更突然响起了知了的叫声》，哪怕《枯木和青草》，哪怕《鱼缸里的死苍蝇》，哪怕《其貌不扬的两个女人》，哪怕《被风吹歪的人》，哪怕《张锋来了又走了》……大地尘世的一切人事物都足以触动他敏感的精神神经，赐予他思考与批判的能量，即使写给至亲的亲人的诗，在令人动容的柔软字里行间，他同样掺进粗粝的盐粒：“母亲啊！就算你的儿戴上了诗人的桂冠/对你来说，还不如线板上的一根针，罐子里的一勺盐！”（《致长眠地下的母亲》）；“如果父亲活着/穿着他的粗布衣衫/举着煤油灯，翻阅他的古旧经卷//我就立即回到童年/牵着我的羊，拿起我的镰刀/走向我的蒿草//从那里遥望今天/只能看见南飞的大雁留在麦田上的/隔夜的粪便”（《纪念父亲去世十八周年》）；“从前我的心硬得像石头/如今我的心软得像柿子//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上个星期你戴上了红领巾/你说谁戴上红领巾谁就可以向国旗敬礼//我们更愿意向你敬礼”（《女儿》）。

有人说北野诗歌有着越来越散文化的趋势，其实这种所谓的发现是对北野诗歌缺失性的了解。北野诗歌外在表现形式的自由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已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你循着他的作品探查，可以看到他的散文随笔在格式上倒也披着诗的袍衣呢！我以为这是一种欲罢不能的创作状态下的正常所为，而且，由严谨到浪漫的“跨界”的文本外在表现，恰恰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作者创作的内在精神状态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基本事实。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厚，思与诗的积淀也会随之不断在灵魂的胸腹堆积、发酵，于此而酿造的奔突的地火岂是中规中矩的口径可以释放的？简而言之：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宾关系；无可疑问的是形式一定要宾从于内容需要；当形式拘囿了内容的抒泄时，打碎枷锁，抛弃固有的形式则是唯一的智慧的选择，——戴着镣铐的奔跑不仅愚昧，甚至可耻。

我从不避讳我对北野及北野诗歌的喜爱与敬重，这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有着在西域荒漠戈壁和青藏高原神山圣湖之间游历的一段记忆，更因为我对人格中的“真”有着偏执的计较；我不揣浅薄地评说北野诗歌，也缘于此。著名诗评家燎原先生对作品与阅读的关系有过精彩的论述，归纳起来的大意是：经典作品也在检验着它的阅读者。对于北野诗歌，我自知难以达到与之相匹配的阅读资质，但是我冒昧地以为，一份敬重或可从某种程度部分消解资质成色不足的惴惴然。

  钟岩松，1967年7月生于山东荣成。1984年开始在《中学时代》《青年一代》《山东文学》《复旦》校报、《绿风》《时代文学》《诗刊》等报刊发表作品，作品被收入《中国新诗年鉴•1992》《新世纪十年诗歌精选》《《山东诗人六十家》等选本；散文诗《柳笛》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群文阅读。已出版散文诗集《晨露集》（作家出版社2002年8月版）、诗集《爱情季节》（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威海市音乐家协会会员、环翠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