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
——长诗《大红勾》创作谈
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与时代的肉搏。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与“虚构”对立的，我更愿意把“虚构”称为“构造”，接近于艺术中的“造型”，是对真实经验的一种组织、塑形。“真实”与现代诗歌虚伪的、个人的玄学化对立。这种虚伪的玄学化，使当代汉语失去了统摄本土经验的根基，使心性的圆融、完整变得破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本土诗兴起的时候，曾极力反对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看来我们还得把类似的事情再做一遍。现代主义诗学，或者说现代诗的语言法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它看起来是那么纯粹，从一个当下或长期的感受出发，在时间的压力之下进入一种语感，通过一系列意象的链条，造成一个具有玄学意味的词的抽象。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也与现代艺术中反深度的平面化方法、排它的媒介性自治相呼应。它错就错在排斥了那一部分非个人的、或者说还没有成为个人感受的历史情景，把社会性、伦理性的环节虚化。现代诗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克服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从一切地方性经验中提炼一种普世性，以到达“远方”，也就是非地点性。个人化的玄学范型，或者说风格的典范，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主要来自现代主义阶段的西方经典之作，集中在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国家的十几个大师身上。在这种影响之下的当代汉语诗，既偏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也与当代史的实际经验脱节。当代汉语诗的这种抽象化趋势事实上已成为正统。我个人的写作，就是大致在这个正统的范畴内，思考：在译诗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当代诗损失了什么，还能够做什么。我认为完全脱离现代诗的语言范式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既内化上述西方大师的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心性上修复被虚伪的个人化玄学前提、思想基础所击碎、替代的一个朴素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完整感，使那些被个人主义屏蔽的本土经验和社会情景重新进入诗歌。
我生活在一个记忆世界，我能够运用的也是我的记忆。我运用我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和全部人文的、世故的积累重新打量它们。我相信自己，一个接近天命之年的相当勤奋的诗人，在长期的抒情、表达中形成的语感，足以对付那些从未进入过词语的本土事物。关于生命、记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解不开的心结，我已足够开阔。因此，与其说是在记忆的驱动下写作，不如说是通过打捞记忆的碎片，使之成为当代诗的文化重建。一年前，诗人张维在当代中国艺术上提出“新人文”的概念。我近期的长诗计划，可以说也是“新人文”思路的一种延续。《大红勾》第一折中写到：“我必须与革命的后果/相濡以沫，我必须过可笑的生活，在废墟之上/重建我的新人文，这已说到现在，我的过去/就是我的现在，就是我的中国制造”。我所写的诗，就是我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它仍然处于争议之中，也在内外的各种压力之下“合规”。那么汉语诗的“中国制造”是什么？它必然是当代史经验、中国文化记忆、当代现实、个人心性综合作用的产物。
我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通过综合观照的语言“理解”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因此，它必然是在各种观念之间的穿越，时而这种，时而那种，我用心性的“一”统合观念的“二”。由此，观念成为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带动词语、照亮事物的方法，而不再是主义。在主义上我是含糊的、相对的。这得益于我在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经典中长期阅读、修身所养成的道气。我尽力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我的语感贯通的程度是浩然之气充塞的幅度决定的，因此我适合写长诗。
由于我在文化和经验上的中国坚持，我对现代诗的传统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又不能从语言、技术上直接吸收古典诗词。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试图把现代诗的异化、张力、意象与细节的迷恋等，与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失败的。特别是，如果受到词的过深影响，几乎没有不写坏的。现代诗有它自己的语言法则和形式逻辑，我的方案是：在现代诗的写作中，进入中国的道。从读经入手，而不是从诗词文学入手。简而言之，观照中国经验需要有一颗中国心。我是一个对来自左右、官民的各种观念有高度警觉性的人。因我本人也从事艺术批评工作，能够把观念落实到经验之中，不执于一端。这需要空性、道性。具体到《大红勾》，我是在写完另一首长诗《幼年文献》之后接着写的。我的童年主要是在公社时代，求学的时间是从1977年到1992年，毕业于小平南巡之际。在当代艺术中，我知道那个传统的时代，只要能够端出来一点、捞出来一点，本身就是极好的装置艺术。我通过重塑那段历史的个人记忆，做了两个语言装置。由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幼年文献》以一个村庄的全景。《大红勾》的主题是：“读书生活，一种抽象的生活”，整体上虽然沿着时间的直线，但是随时与当下切换。长诗是通过偶然性达到一种必然。我切身体会到曼德尔斯塔姆认为但丁的《神曲》是从一个词开始、自然生成的著名论断。《幼年文献》和《大红勾》都是构思远大于实践，写到1000行左右自然气尽。我是如戏曲中一折、一折地向前推进。折与折之间空二行。没有用数字诗节，那与我诗的特质不同。每一折必须是一首好诗，但又不能真的脱离语境独立。长诗在细节上必须过硬。经常有写歪的情况（未必是写差了）。一旦确认，就无情地废弃。光《大红勾》废弃了200多行。我的中文系同学、诗人刘晖在读完《大红勾》后微信我：“恣肆，壮阔，精微，有如巨石森森，又如经卷漫长。”“一波三折，越读越激动，犹如被波浪拍打。”特此收藏。
2018.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