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多多
回想起来,结识诗人多多,不仅是80年代后期,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987年冬才认识多多的。那时我家刚搬入西单白庙胡同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多多住在新街口柳巷胡同,他经常到苜蓿地看完他母亲后一个人骑车到我家来,而且往往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我们一谈就谈到很晚,然后我推开门目送他推上停靠在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下的自行车,像个地下党人似的离去。在那时北京的诗歌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人们已有所认识,也不能不服,然而对于他的那种傲气、“不讲情理”和“偏激”,许多人都受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然而很怪,对于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那时我和莫非来往也很多,一次我们去莫非位于双秀公园家的一个聚会,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来了一段多明戈,然后还意犹未尽地念了一句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接着又对满屋子正要鼓掌的人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可以说这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虽然我亮不起他那样的歌喉。我们在一起时也只谈诗,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诗的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爱和动物般的敏锐直觉,也一次次使我受到触动。多多还有个习惯,那就是遇到好诗必抄在他的本子里,光看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抄下来。那时我和沈睿正在组织编译《当代欧美诗选》,许多诗未出版前就给他看了。他也一再催着我们多译诗(1991年秋冬我开始译策兰,我想就是为我自己和多多这样的读者译的,后来一到伦敦,我就把译稿寄给他看了)。当然,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语言天赋,是他那神秘而强劲的创造力,1992年初到伦敦后我读到他的新作《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我惊叹我们的汉语诗歌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可是有人却不,在伦敦时我对赵毅衡和虹影谈起这首诗怎么好时,赵博士说他“看不出来”(虽然他和多多也是朋友),他找来《今天》上发的这首诗要我一句一句对他解释。这样的诗能解释吗?算了吧。
本文选自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