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語化寫作是荒謬的

         有一種相當廣泛接受的觀點主張：作傢尤其詩人，在其作品中應該采用街談巷語，應該采用群衆的語言。這種主張雖然有民主外表且明顯有利於作傢，但非常荒謬，代表了一種使藝術——在此為文學——從屬於歷史的企圖。所謂的“群衆語言”屬於國傢，屬於歷史，屬於昨天，屬於同義反復。除非我們已經决定，現代人類到了停止發展的時候，因此文學應該使用人民的語言，否則，正是人民應該使用文學的語言。因為藝術領先於“進步”，因為領先於歷史。

布羅茨基丨美學是倫理之母

對於一個相當私人化的人而言，對於一個偏愛自己的私事超過任何社會重要角色的人而言，對於一個在這種偏愛方面走得相當遠——至少遠離祖國的人而言，對於一個寧做民主國傢中徹底失敗者也不當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發現自己站在這個講臺上，這是多少有些令人尷尬不安的場面。

如果藝術傳授什麽（首先對藝術傢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藝術，作為私人事業最古老、最具字面意義的形式，在一個人心中，有意無意地培育一種獨特性、個人性、分離性的意識，使他從一個社會動物，轉變為獨立自主的“我”。很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張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個情婦，但决非一首詩，例如萊勒•瑪莉亞•理爾剋的詩。一件藝術品，尤其文學作品，特別一首詩，是嚮一人私語，將其帶入直接交談，沒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藝術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學，特別是詩歌，並非完全得寵於爭取大善的鬥士、教化群衆的導師、揭示歷史必然的預言傢。在藝術涉足之處，在朗誦詩歌的地方，他們發現：漠不關心和多重聲調，代替了事先應許和全無異議；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動决心。換句話說，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那些大善鬥士和群衆統領們傾嚮運作的地方，藝術引出了一串“句號、句號、逗號，以及一個負號”，使每個零都變成一張小小的有人性的儘管並非總是漂亮的臉。

偉大的巴拉亭斯基談到他的繆斯，將她的特徵歸結為擁有一張“超凡脫俗的面孔”。

正是在取得這“超凡脫俗的面孔”上，顯示了人的存在意義，因為我們正如這張面孔一樣，在遺傳上願意並且能夠超凡脫俗。一個人，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其首要任務就在於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來的強製或規範，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麽高貴。

因為我們每個人衹有一次人生，我們完全明白它將如何終結。把這個機會浪費在他人外表、他人經驗上，浪費在同義反復上，那將是令人遺憾的；而更令人遺憾的還在於，歷史必然的預言傢說服一個人，使他可能願意贊同這種同義反復，但既不會隨他去墳墓，也不會嚮他致谢意。

語言，大概也可以說文學，比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通常由文學對國傢表達的厭惡、嘲諷或冷淡，本質上是永久抗拒暫時，更確切地說，是無窮抗拒有限的一種反應。至少可以這麽說，衹要國傢允許自己幹預文學事務，文學就有權幹預國傢事務。一個政治制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正如一般的任何制度，在定義上就是一種具有過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將自己強加於現在（往往還有將來）。

一個以語言為職業的人，對此最無法忘卻。作傢的真實險境，主要並不在於國傢進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確定性），而更在於發現自己被國傢特色所催眠的可能性，這些特色無論是野蠻或正在改善的，總是暫時的。

國傢的哲學，它的倫理，更不必說它的美學，總是“昨天”。語言和文學，總是“今天”，而且往往構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為正統的情況下。文學的價值之一，正在於它幫助個人，使其存在的時代更特殊，使其區別於前人和同輩，避免同義反復——那被尊稱為“歷史犧牲”的命運。藝術尤其文學不同尋常之處、文藝區別於生活之處，正在於厭惡重複。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將同樣的笑話講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發笑可成為聚會的活力，然而，在藝術上，這種作法稱之為陳詞濫調。

藝術是一種無後座力的武器，其發展並非取决於藝術傢的個性，而取决於物質自身的運動和邏輯，取决於每次要求（或建議）一種新穎美學解答方式的以往結局。藝術具有自己的譜係、運動、邏輯和未來，與歷史並非同義，而至多平行；藝術存在的方式，在於其美學真實的不斷創新。這就是為什麽人們往往發現，藝術“領先於進步”，領先於歷史；如果我們不再一次在馬剋思的基礎上改善的話，那麽歷史的主要工具就是陳詞濫調。

如今，有一種相當廣泛接受的觀點主張：作傢尤其詩人，在其作品中應該采用街談巷語，應該采用群衆的語言。這種主張雖然有民主外表且明顯有利於作傢，但非常荒謬，代表了一種使藝術——在此為文學——從屬於歷史的企圖。除非我們已經决定，現代人類到了停止發展的時候，因此文學應該使用人民的語言，否則，正是人民應該使用文學的語言。

總之，每一新的美學真實，使人的倫理真實更精確。因為美學乃倫理之母。

“好壞”的範疇，首先是美學範疇，至少在詞源上先於“善惡”的範疇。如果在倫理上並非“容許一切”，那正是因為在美學上尚未“容許一切”，也正是因為光譜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嬰兒哭啼拒絶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出於本能，作出審美選擇，而非道德選擇。

審美選擇是高度個人化的事務，審美經驗總是私人經驗。每一新的美學真實，使人的經驗更為私人化，而這種私人性時常以文學（或其它）品位的面貌出現，能夠自身成為一種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為保證。一個有品位的人，尤其有文學品位的人，較少受惑於那些用作政治煽動的伴唱和有韻律的咒語。善，並不構成産生傑作的保證；這個觀點倒不如說，惡，尤其政治之惡，總是一個糟糕的文體傢。個人的審美經驗越豐富，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視點就越清晰，也就越自由，儘管不一定更幸福。

衹是在這種實用的而非柏拉圖哲學的意義上，我們應該理解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言：美將拯救世界；或者馬修斯•阿諾德的信念：我們將由詩獲救。這對於世界很可能太晚了，但對於個人總還有機會。人的審美本能發展很快，因為即使沒有完全認識到自己是什麽、實際上要什麽，一個人本能地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麽、不適合自己的是什麽。就人類學的觀點而言，讓我重申，一個人首先是美學人，然後纔是倫理人。

因此，藝術尤其文學並非我們人類發展的副産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言論使我們區別於動物王國的其它成員，那麽文學尤其詩作為言論的最高形式，明白地說，就是我們人類的目的。

我遠非提倡必修韻律作文的設想；儘管如此，將社會劃分為知識分子和“所有其他人”，在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就道德而言，這種情形可以比作將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不過，如果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存在，仍然可能找到一些純粹體力或物質的基礎，那麽對於智力不平等而言，這些基礎是不可思議的。並不像在其它方面，這方面的平等，已經由自然為我們提供了保證。我不是在講教育，而是講言論修養。言論上最輕微的不精確，都可能引發錯誤選擇，而侵入人的生活。文學的存在，預示著文學舞臺之上的相關存在，不僅是在道德的意義上，而且是在詞彙的意義上。如果一段音樂仍然允許一個人有選擇角色可能性，即選擇擔當被動的傾聽者或主動的演奏者，文學作品——用孟泰爾的話說，無可救藥地成為語義學的藝術品——註定使人衹選擇演奏者的角色。

在我看來，一個人正是應該以演奏者的角色，比以其他角色出現得更經常。此外，在我看來，作為人口爆炸及其伴隨的社會更加原子化（即個人更加孤立化）的結果，這個角色對一個人而言，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我並不認為，我比自己的同齡人對生活瞭解得更多；不過在我看來，就對話者的能力而言，書比朋友或愛人更可靠。一部小說或一首詩並非自言自語，而是一個作者與一個讀者之間的交談，我再重複一遍，這是非常私人的交談，把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如果你願意的話，彼此都是厭世的。而且，在這交談的時刻，作者與讀者是平等的，而無論作者是否偉大。這種平等是意識上的平等，它以記憶的形式留存，模糊或清晰，伴隨著一個人的餘生；而且，或早或晚，當或不當，它調整一個人的行動。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我講到演奏者的角色，對於一個人來說要自然的多，因為一部小說或一首詩，是一個作者和一個讀者彼此孤獨的産物。

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在現代人類的歷史上，書籍是人類學的發展，本質上類似於車輪的發明。一本書産生出來，是為了嚮我們提供某種觀念，較少涉及我們的本原，而更多涉及人類力所能及的一切，它構成一種運輸方式，以翻動書頁的速度通過經驗的空間。這個運動，像每個運動一樣，成為從公分母中逃亡，從企圖提升以前從未高於腰部的分母綫的嘗試中逃亡，逃嚮我們的心，逃嚮我們的意識，逃嚮我們的想象。這種逃亡，是嚮超凡脫俗的面孔逃亡，嚮分子逃亡，嚮自主性逃亡，嚮私人性逃亡。無論我們是按誰的相貌塑造的，我們已有五十億人，而對於一個人而言，除了藝術所勾畫的未來，我們沒有別的未來。否則，前途即過去——政治的過去，那首先是所有大衆警察的樂趣。

在任何情況下，就一般而言的藝術，尤其文學，作為少數人的財産或特權的社會狀態，在我看來是不健康並且危險的。我並非在呼籲以圖書館代替國傢，儘管這種想法不時走訪我；不過，我毫無疑問的想法是，如果我們選擇領導人，是根據他們的閱讀經歷，而非政治計劃，地球上的悲哀就會少得多。在我看來，我們命運的潛在主人應該被問到的問題，首先不是關於他如何設想其外交政策的過程，而是關於他對司湯達、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如果衹因文學的缺欠確實使人異樣反常，那麽文學就變成一種可靠的解毒劑，以對付無論是熟悉的還是有待發明的任何企圖——一攬子解决人的生存問題。至少作為一種道德保險形式，文學比信仰體係或哲學教義要可靠得多。

既然沒有法律能夠保護我們不受自己的傷害，因此也沒有刑法能防止對文學的真正犯罪；儘管我們能譴責對文學的物質壓迫——迫害作傢、審查行動、焚書，但是當它達到最糟的破壞——不讀書時，我們是無能為力的。對於這個罪過，一個人得付出一生的代價，一個民族得付出其歷史的代價。在我生活的國度裏，我本來最願意相信，在一個人的物質優越及其文學無知之間，存在一係列依賴關係。但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國傢的歷史，使我沒有這麽輕信。這是因為，根據一個最小的因果關係或粗糙的公式，俄羅斯的悲劇恰恰是社會悲劇，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文學變成了少數人的特權，即著名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特權。

我不希望詳談這個話題，我不希望使今天晚上那麽暗淡，去回想千百萬人的生命被其他數百萬人毀滅。二十世紀前半葉在俄國所發生的一切，在引進自動武器之前，是在一種政治學說勝利的名義下，實現那個學說需要人犧牲的事實，早已證明了它的不正常。我衹是要說，不是從經驗上，衹是從理論上說，一個讀過許多狄更斯作品的人，以某種理念的名義槍斃他的同類，比起沒有讀過狄更斯的人，問題要大得多。

我正在談的是關於閱讀狄更斯、斯特恩、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巴爾紮剋、麥爾維爾、普魯斯特、穆齊爾等，即關於文學，而非文化教育。一個受過教育的文人，在讀了這種那種政治論文或小册子以後，當然有足夠的能力去殺害他的同類，而且會充滿堅信的狂喜去做。……然而，這些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的打擊名單比書單長。

本文係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學院接受諾貝爾文學奬的演講，張裕譯。